转自：团结报
□董家宁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号召，激发了学界对中国历史进程宏大叙事的探讨，也为深入研究中国通史编撰的主旨主线、重大理论与整体框架、叙事体系等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通史重大理论问题的新探讨
学界对中国通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而展开。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从长时段的大历史观考察中国历史进程的新视角。
孙庆伟《〈史记·五帝本纪〉反映的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认为五帝时代的政治一统推动了文化一统，文化一统又巩固了政治一统，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晁福林《中华民族一体化过程中若干重要认识问题》指出，春秋时期的“王道”是周人强调的圣王之道，“王化”即以王道教化和治理天下，二者表现了周人的文化自信。称蛮夷诸国君主为“子”爵是春秋大一统观念的表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强调的是诸国“王化”先后的问题。罗新慧《华夏共同祖先意识的萌生发展——以“祝融八姓”为中心》提出，春秋时期兴起的局部共同祖先意识，开启了战国时期以黄帝为标识的华夏共同祖先形成的先河，是当时诸族大融汇的反映，为华夏同源共祖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王东洋《十六国“五胡”正统论建构与大一统思想的演进》指出，在天命与正统的获取上，夷夏平等，“五胡”君主也是大一统王朝的继承者与再造者，实现了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拓展，对于加速民族大融合、增强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缔造隋唐大一统王朝均产生了积极影响。于光建、万明《中华民族史观视野下古代北方民族华夷共祖与以夏自居思想述论》认为，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华夷共祖与以夏自居思想在客观上增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动力机制和重要路径之一，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根基。
以往一些研究中将“大一统”单纯地理解为疆域“统一”，成一农《王朝时期的“大一统”》指出这种认识忽略了对先秦秦汉“大一统”思想的研究，也缺乏对此后历代“大一统”思想的讨论；而且，某一地理空间范围内的“疆域统一”并不等于实现了“大一统”。
朱浒《从清史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指出，清朝皇帝具有深厚的中国认同，主动接续中国的治统，大力接受儒家思想。吕文利《中华文明的“ 统一性”：以清代“大一统”为中心的考察》指出，清朝力图实现政治一统、经济一统和文化一统，进而形成“大一统”格局。
古史重建、历史分期与通史编纂
2023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古史辨运动与古史研究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李禹阶《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提出，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各区域文化被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上古真实史迹。朱斌《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指出，胡厚宣利用新出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回应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诸多学术争议问题，贡献突出。王慧颖《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争论》提出，自郭沫若将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社会研究引入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后，古史分期争论受到启发，又反过来推动了凉山彝族社会研究的深入与扩大。
通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
我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具备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近代，面对西方的冲击，这一体系发生变易。
刘永祥、刘轶群《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变易与传承——兼论中西方历史编纂学体系的异同》提出，中国历史编纂学既吸收了西方经验又继承发扬了传统，经世目标的变化决定着历史编纂的面貌。不断完善的官方修史机制、历史书写的连续性、史书数量的宏富、体裁体例的多样性以及通史传统的形成等方面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优于西方之处。刘骏勃《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认为王夫之注重对古今之变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而鲍修哀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
时代需要会影响通史撰述与历史书写。章嵚《中华通史》是清末民初带有教科书性质的中国通史，体现了新史学发轫时期史书编撰重通史和民族主义的特征。何昱杰《晚清“新史学”思潮在民国学界的延续和批评——以章嵚〈中华通史〉为中心的考察》以《中华通史》的知识传播为例，发掘了其背后体现的“新史学”思潮在学界的延续。
中共在延安编纂和出版中国通史和国史读物，一方面可以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是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的需要。李孝迁《“行动的指针”：战时延安的历史书写》指出，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奠定了其方法论基础。董家宁《〈中国通史简编〉的早期传播及影响研究》认为，《中国通史简编》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思想与革命思想的宣传载体，在抗日战争中，它能够塑造民族性，凝聚人心，激发抵抗外敌的热情；在解放战争时期，它有效地使中共的革命思想向国统区广泛传播和渗透，与国民党形成舆论制衡。
近代以来，编纂一部中国通史是很多人不断努力但未及实现的心愿，梁启超和顾颉刚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黄雯鏸《梁启超中国通史撰述略考》指出，梁启超编纂中国通史的部分内容付梓于讲稿中，在架构上，从纵向分阶段叙述转变为“多线并行”；在内容上，从政治史为主转为文化史为主；在史观上，由早年的进化史观到晚年对其产生怀疑并探索更适合“社会变迁”的历史理论。王艳勤《顾颉刚通史编纂中的中华民族意识》指出，顾颉刚长期以“为全中华民族编一部通史”为目标，始终坚持统一国家立场，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为前提书写中国通史，虽未写成，但贯穿于阶段性成果中的中华民族意识可资借鉴。
历史教科书也可视作一种通史撰著，近代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教科书所具有的不同面相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李帆《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认为，清季历史教科书力求实现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尽力消解二者的内在张力，着力凸显共通的“大一统”理念，使之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郑大华《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指出，抗战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已自觉运用中华民族观念，且强调的是一种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各族所共同构成的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杨宁、管庆鹏《民族认同视域下的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以“明清易代史事”书写为中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从明朝衰落、清朝勃兴、清初内政、清初扩疆等方面阐释明清易代史事，具有构建民族认同的特定需求。焦润明、洪业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劳动理念书写》认为“劳动创造人”“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历史教科书核心的劳动理念书写范式。
《理论与史学》第9辑组织“通史编纂理论”专栏，针对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与体例等问题展开研究。
西方学界编纂的《中国通史》同样值得注意。孙越《略论20世纪法国汉学界中国通史撰写的范式》考察了20世纪法国汉学界的三部通史性著作，认为三部著作在范式上经历了“王朝史”“总体史”“王朝史-总体史”融合的演变历程。宋胤男《俄罗斯版〈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述评》以《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和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为参照，评述俄罗斯十卷本《中国通史》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方法、撰写范式。俄罗斯学者综合使用考古学与文献学方法，从整个东亚历史区域的维度考察中国上古史，描绘了东亚诸多文化类型，记述了上古时期不同文化载体间的交往过程，在双重文化空间中审视华夏文明有机统一体的形成。
《（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重要阶段性成果《（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出版，提纲挈领地理清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形态演变的主线，简明扼要地讲明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文明特质。
总体而言，2023年度的中国通史研究，以阐述中华文明五个特性为主旨，形成了一些亮点，但仍存在不足：一是对中国通史叙事体系、理论范式、方法体例的研究，落后于对中国通史编纂实践的研究；二是关于近代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史梳理仍较为薄弱；三是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未能持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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