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境最深的真诗人徐志摩的海外友人|罗素_新浪财经

转自：嘉兴日报

　　徐志摩（右一）和泰戈尔（中）、林徽因

　　■沈怡

　　大战（一战）刚过后，有一位在中国已略有名气的诗人来到了剑桥。他似乎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个人就是徐志摩。

　　1940年，一位名叫亚瑟·韦利的英国人写了一篇《欠中国的一笔债》。这位用文章深情怀念诗人徐志摩的韦利（志摩称他魏雷），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也是一位诗人。

　　徐志摩与他相识于1921年，在伦敦和康桥（剑桥），正经历求学观和人生观巨大转变的志摩，广交英国文友。而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抱有一腔热忱的韦利，非常欣喜能得识有传统文化背景的志摩，两人一见如故。从未去过中国的韦利，积极向志摩请教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志摩则与他探讨唐诗翻译方面的问题。

　　1922年志摩回国后，两人仍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1924年2月，志摩从中国给韦利寄去了唐朝诗人温庭筠的诗集和鲁迅作品《中国小说史略》。1925年4月，第二次去英国的志摩，在韦利家睡了一晚，两位诗人彻夜长谈，互相吐露对对方文化的倾慕和爱好。

　　韦利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在当时正流传于英语文化圈。志摩译名为曼殊斐儿的作家曼斯菲尔德，在与志摩“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会面中，就告诉志摩，她最喜欢韦利翻译的中国古诗，读起来有一种“美妙的启示”。

　　志摩在1922年离开英国的前几天去拜访了曼殊斐儿，34岁的曼殊斐儿已是肺癌晚期，距离她去世还有半年时间。25岁的志摩与病中的女作家聊了二十分钟，曼殊斐儿气若游丝的嗓音和因病导致的两颊潮红，令青年志摩受到极大震撼。那种因病带来的古典又脆弱的“清极超俗的美”，他“生平所仅见”，“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蓝丝绒的榻上，幽静的灯光，轻笼住她美妙的全体，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一任她利剑似的光波，妙乐似的音浪，狂潮骤雨似的向我灵府泼淹。”

　　生命不幸诗家幸，回国后，志摩得知曼殊斐儿1923年死于肺癌，在悲痛中写下感情充沛的《哀曼殊斐儿》：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

　　在会面中，曼殊斐儿告诫志摩“不进政治”，这正是志摩想听的话。志摩1920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专业硕士毕业后，想明白了自己对政治、经济方向兴趣不大，果断放弃读博机会，转道英国，要追随罗素，“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20世纪的福禄泰尔（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

　　只是志摩到英国的时候，罗素恰好前往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持续了近一年时间，直到1921年7月，罗素才结束中国之行。

　　1921年10月18日，得知罗素回到英国的志摩，第一次去信罗素，表达希望拜访的意愿。11天之后志摩就得到邀请，做客罗素家。对中国充满好感的罗素，见面就喜欢上了志摩。之后两人开启了约茶、约书、约演讲的频繁互动模式。有心的志摩还用中国传统习俗“准备了红鸡蛋和寿面”，为罗素的新生儿办了一场满月酒。

　　1925年志摩第二次去英国，又专门去英国南部拜访了罗素。罗素也特地“赶了一个破汽车到潘让市（彭赞斯）车站上来接我”，“我差一点不认识他，简直是一个乡下人”。这一次志摩在罗素家过夜，两人重温了在伦敦时的默契，坦诚分享彼此对东西方文明、哲学的思考。

　　这次访问，志摩目睹了罗素夫妇与孩子互动的日常，令他忍不住著文批判中国的传统育儿，“中国传统的生养观以生儿子为第一要义，对孩子的期望，是他们将来有出息，能做官发财，争取功名利禄。父母对孩子的爱，主要是为了传种，完全不考虑孩子本身的利益”，每一句似乎都在反思自己与父亲的亲子关系。

　　志摩还给自己认了一位“老戈爹”——泰戈尔。

　　1924年4月，泰戈尔接受中国讲学社邀请，开始为期一个半月的首次中国行。访华期间，志摩执弟子礼，全程陪伴左右并担任翻译。泰戈尔给志摩取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SUSIMA），又送了志摩一顶印度帽，志摩戴了这顶帽子与“老戈爹”合影，还被鲁迅著文讽刺。5月8日泰戈尔生日这天，志摩、林徽因、张歆海等特地赶排了泰戈尔诗剧《齐德拉》，在当晚中国文坛名人聚集的北京协和礼堂，用英语演出为他祝寿，把泰戈尔这次访华之旅推向了高潮。

　　四年后的1928年，志摩再次游历欧洲，在归国途中绕道印度，“跟我们亲爱的老戈爹同住一段时间”。当年10月，志摩在加尔各答见到了“老头”，在与“老戈爹”共住的几天里，志摩形容自己“我的心真正是充满光明、钦仰和希望”。

　　临别之际，志摩邀请泰戈尔再次访华，泰戈尔欣然允诺：“一定！”

　　1929年，泰戈尔赴美国、日本讲学途中，特地赶到上海，在志摩与陆小曼家中小住。为此，志摩和小曼专门在三楼为他布置了一间印度风格的卧室，而泰戈尔更喜欢志摩夫妇古色古香的中国卧室。这次来华，泰戈尔并不接受公共邀请，只安静地住在志摩家里，与志摩谈诗，为小曼读诗，享受“天伦”。

　　泰戈尔访华获得成功，离不开秘书恩厚之的前期联络与沟通。1924年，恩厚之联系上志摩，并提前来到中国，安排泰戈尔访华事宜。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全程陪伴的志摩与恩厚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8月下旬，志摩去往英国德文郡，专为看望老友恩厚之。

　　而这一次的访欧之旅，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1928年9月，没在剑桥遇到狄更生的志摩，失望地离开英国，一路走过柏林、巴黎、佛罗伦萨，准备到马赛坐船。得知消息的狄更生，一站一站与志摩用电报联系，在最后一站马赛，两人终于见了面。这一路追赶，正是志摩和狄更生七年友情的绝佳写照。

　　志摩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而康桥的门，正是狄更生为志摩打开的。

　　1921年，由林长民牵线，志摩结识了狄更生。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令两人成为忘年交。当时在剑桥主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狄更生，为志摩争取了一个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志摩得以按自己的兴趣，在剑桥随意选课听讲。

　　正是这一年剑桥的经历，解锁了志摩的文艺灵感，造就了一位诗人徐志摩。

　　就像志摩给他另一位英国朋友，艺术评论家、画家傅来义（这个名字也是志摩取的）写信所说：

　　将来有一天我会回念这一段时光，会忆想到自己有幸结交了狄更生先生和您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接受了启迪性的影响。

　　同样是因为狄更生，志摩才成为中国文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与文坛巨人哈代见面的中国诗人。

　　1925年7月，志摩带着狄更生的介绍信，去拜访84岁高龄、已不再见客的哈代。志摩在他《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一文中，生动描绘了这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