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奥拉夫松专访：一个人，一只行李箱，在全世界演96场《哥德堡变奏曲》|巴赫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40岁的维金居尔·奥拉夫松穿着白色帽衫和球鞋出现在眼前，黑框眼镜后，是一双清澈的、有些孩子气的蓝眼睛。他刚从阿布扎比飞抵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海交响音乐厅的乐器库房里，练了两小时琴。

奥拉夫松在冰岛雷克雅未克长大。冰岛靠近北极圈，人烟稀少，以神秘而壮美的火山、冰川、峡湾和极光闻名。就在奥拉夫松抵达上海前一天，冰岛格林达维克发生了火山爆发，红色岩浆喷薄而出，高达50米，白色浓烟在空中狂舞，那是自然势不可挡的伟力。

在奥拉夫松出生前，他的父母就做了一个疯狂而浪漫的决定——花光所有积蓄，加上银行贷款，购买了一架昂贵的施坦威三角钢琴，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从奥拉夫松记事起，在他们居住的小小的地下室公寓里，一架巨大的钢琴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那是他们家最珍贵的财产。

当年那笔看上去不太理性的投资，在今天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奥拉夫松成为在世界舞台声名鹊起的钢琴明星。他为德意志留声机录制了几张热门唱片，包含菲利普·格拉斯、巴赫、德彪西、拉莫、莫扎特的作品，他也获得了《留声机》杂志年度艺术家、BBC音乐杂志年度专辑等大奖。

奥拉夫松在上海交响音乐厅蔡磊磊摄

过去一整年，奥拉夫松在全球六大洲巡回演出巴赫《哥德堡变奏曲》。这是他远离交响乐团和指挥家的一年，与巴赫在一起的一年。一个人，一只旅行箱，一部作品，一场孤独而丰盛的旅程。原计划演88场，代表钢琴的88个琴键，但好几个城市售罄加演，如今增加到96场。

从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到维也纳音乐厅，从雷克雅未克哈帕音乐厅，到圣保罗音乐厅，奥拉夫松一次又一次在钢琴前奏响属于他自己的《哥德堡变奏曲》。5月31日晚，在这场不可思议的旅途的尾声，他来到上海，登上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的舞台。

《哥德堡变奏曲》是巴赫1741年出版的作品，时长75分钟，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键盘作品之一”。巴赫在一段简单、优雅的咏叹调基础上，发展出30段丰富多彩的变奏，最后再回到它开始的地方。据说这部作品是当时俄国驻德累斯顿大使冯·凯瑟林克伯爵委托巴赫创作的，伯爵想要一部作品，让琴师演奏，帮助他度过那些不眠之夜。

在奥拉夫松看来，这世上没有任何音乐比《哥德堡变奏曲》更适合抵御失眠，以及人类的孤独。它无法哄人入睡，但能让失眠者接受他的清醒，甚至珍惜它。

奥拉夫松曾把《哥德堡变奏曲》比喻为一座宏伟、威严的音乐大教堂，结构宏伟，装饰错综复杂。而如今，他发现另一个更贴切的比喻：它就像一棵巨大的橡树，壮丽而生机勃勃，它的枝叶不断展开，通过神秘的光合作用，提供源源不断的音乐氧气。

冰岛钢琴家奥拉夫松

记者：这应该是你第二次来上海，还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演出的情景吗？

奥拉夫松：第一次来是2008年，我那时候很年轻，第一次踏上国际巡演之旅，来了上海、北京等地方，演了九场音乐会。2008年的冰岛风雨交加，国家银行破产，经济一落千丈。在中国的机场和火车站，我看着电视机在播新闻，画面里是冰岛，主持人讲着我听不懂的话，那是很戏剧性的一幕，我至今记得。

记者：过去这一年你在全世界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同一部作品，演了那么多遍，怎么才能保持热情和敏感？

奥拉夫松：因为我弹的是世界上最棒的一部钢琴作品，是我非常热爱的一部作品。我从14岁起，就渴望录制《哥德堡变奏曲》的唱片。演了那么多遍，我对这部作品的感情越来越浓。它的每一个变奏都是从前一个变奏中发展出来的，就像秋天紧随夏天，冬天消失在春天里一样。

这也是一部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和可能性的作品，即便我演了88遍，96遍，每次我都会选择不同的速度，尝试不同的处理，没有两次的演奏是完全一样的。

记者：许多钢琴家都演过《哥德堡变奏曲》，你如何找到自己的声音？

奥拉夫松：格伦·古尔德有他的风格，安德拉斯·席夫有他的风格，郎朗也有他的风格。《哥德堡变奏曲》的深度和广度赋予了表演者表达的自由，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张开放的画布，你必须画出你的画。

找到自己的声音只有一条路，就是挥洒全部的汗水，听从自己的内心，愈发深入地挖掘音乐和自我。巴赫的音乐是一面镜子，它反射出这个世界的模样，也反射出我们自己。

有时，他的头埋得很低，像要把自己融化进钢琴里蔡磊磊摄

记者：对许多人来说，冰岛就像世界的尽头，那里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影响你的个性和音乐风格吗？

奥拉夫松：对于很多人来说，冰岛是世界的尽头，对我来说，它也是世界的开端。冰岛有着非常奇异的地貌，简直像月球。我在冰岛见过许多中国旅行者，他们去看火山，看冰川，看峡湾。

冰岛自然环境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也影响着我，比如，昨天那场火山爆发很壮美，但周边村镇的人们不得不被提前疏散，失去了他们的家园。这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演奏音乐的。

此外，冰岛人烟稀少，一共只有35万人，跟中国天差地别。古典音乐在冰岛的根基并不深，我是冰岛第一位有国际声誉的古典音乐家。如果你在巴黎或者莫斯科就不一样了，那里有根深蒂固的俄派、法派，但冰岛没有“冰派”。这有时候也是好事，因为没有历史包袱，我们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传统。

冰岛钢琴家奥拉夫松

记者：你的父母在年轻时花光所有积蓄买三角钢琴，听上去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他们对你的成长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奥拉夫松：我爷爷1980年突然逝世，留了点积蓄给我爸。我父母那时在柏林学习音乐，他们租了一间小小的房间，家徒四壁。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先买大房子，再买大钢琴。但我爸妈不是，他们深知什么对他们最重要，不是汽车或者房子，而是音乐。这深深地影响了我。

他们回到冰岛后才生下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住在一套小小的地下室公寓里。直到七岁之前，我都和我的两个姐妹挤在一间屋子里。那台三角钢琴，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家具。

记者：在冰岛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何时萌生成为钢琴家的愿望？

奥拉夫松：我两三岁已经开始摸着弹钢琴了，到了5岁开始正式学习。我从来没有立志成为钢琴家，从来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一个钢琴家，这听上去有点可笑，但也很美妙。

用音乐我们可以把冰岛人和中国人连接起来，把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把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把朝鲜人和韩国人连接起来，音乐有着不可言喻的力量。我一直觉得音乐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如果有比音乐更有意思，更美妙的事，那我说不定就不从事音乐了，但我还没找到。

奥拉夫松在上海交响音乐厅蔡磊磊摄

记者：小时候会为练琴苦恼吗？

奥拉夫松：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冰岛，犯罪率几乎为零。夏天，孩子们在户外踢足球，踢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才回家。从小和我一起踢球的几个朋友，后来成了冰岛国家队球员。我也很喜欢踢球，我的腿很长，哈哈。但到了十四、十五岁的时候，我必须做出选择，因为怕手指受伤，我就不再踢球了。

除了踢球，我也喜欢玩电子游戏。我爸妈几乎不管我，不逼我练琴，这是我的幸运。我练琴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自己想要练琴。我妈有时还会对我说：“别光练琴，出去和朋友们玩一会儿。”她希望我学会社交，和其他孩子们打成一片。她说得很对，弹钢琴需要的不仅仅是飞快的手指，还要有沟通的技巧和发光的内心。

记者：你现在有两个孩子，你会逼他们练琴吗？

奥拉夫松：哈哈，人和人真的不一样，他们现在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五岁的儿子不喜欢练琴，我常常跟他说：快去练琴！我希望他长大了，有一天会感激我的“逼迫”。

记者：两个孩子的出生如何改变了你？

奥拉夫松：孩子的出生让我不再那么自我，他们变成最重要的人。有了孩子之后，我才真正学会了去欣赏女性的美和力量。我的妻子、我的母亲、我的岳母、我的外婆，这些不同代际的女性，她们创造了世界，让世界不断运转。

我现在住在冰岛，我们有一座美丽的房子，目前正在扩建，因为我有五架钢琴，最老的一架诞生于1785年，莫扎特的时代。

记者：所以你的家就像一座钢琴博物馆。

奥拉夫松：对，我的假期不是去全世界旅行，我的假期是回家。

奥拉夫松在上海交响音乐厅董天晔摄

记者：少年时代，你离开冰岛，去纽约茱莉亚学院求学，在那里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奥拉夫松：我在那里遇见了很棒的老师，但最棒的老师在校园之外。我喜欢去卡内基音乐厅，去大都会歌剧院听音乐会，去见那些我钟爱的伟大音乐家：玛塔·阿格里奇、基顿·克莱默、内田光子等等。以前只在唱片里听到的名字，终于有机会听到现场，见到真人。能够跳入纽约这样什么都有的大池塘，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因为听现场和听唱片截然不同。

记者：年轻人在成长之初可能会模仿大师，但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必须从模仿中跳出来，你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过困难吗？

奥拉夫松：二十年前，我会模仿我崇拜的那些伟大音乐家的演奏。渐渐地，我从模仿中走出来，不再做一个学生，而是学会成为我自己的老师。大概三十岁时，我才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巴赫。

记者：找到自己的声音，不仅仅决定于如何演奏，也决定于演奏什么作品。你为DG灌录的第一张唱片就选择了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的作品，为什么？

奥拉夫松：菲利普是一位了不起的作曲家。有一次他听了我很早录制的唱片，便邀请我和他一起演奏，因为他也弹钢琴，有时会请年轻钢琴家和他同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会用和他不一样的风格演奏他的音乐。他很开放，鼓励我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他的音乐。

为了感谢他的厚爱，我便把为DG灌录的第一张唱片献给他，作为他的八十岁生日礼物。我觉得他的音乐经常被误解，希望用严肃的方式处理他的音乐，突出印象派的音色、节奏和结构。在处理简约派音乐一遍遍重复的段落时，让每次重复都带有新意，让同样的材料焕发出不同的光彩。这种理念也同样适用于我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

记者：可以分享一些你与菲利普·格拉斯交往的故事吗？

奥拉夫松：他无疑是一位工作狂。我曾经跟他一起巡演，演出结束，濒临午夜的时候，他点了香槟庆祝，令我惊讶的是，他还为自己点了一杯黑咖啡。我问他，这么晚了为何还要喝咖啡？他说：“奥拉夫松，我今天还没作曲，我每天都要作曲五个小时，回酒店后我得写点音乐，我在纽约当出租车司机时就保持着这个习惯。”第二天，大家各奔东西，钢琴家滑川真希在早上6点离开时敲他的门告别，那会儿他刚完成自己的工作。我想，这就是他如此多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