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1939年，到云南与父亲团聚|北平_新浪财经

转自：紫牛新闻

从北平到安南

1939年夏，我父亲汤用彤由昆明经上海至天津，欲上北平接我母亲张敬平和我以及弟妹到昆明。但到天津由于发大水，不能上岸，只得返回昆明。这次他没有到北平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伯父汤用彬已任北平伪政权的秘书处主任，和日本人过往甚密。听母亲说，伯父与北平的政要和学界商量好要把我父亲留在北平，如果父亲到了北平，总会有不少麻烦。

父亲没能到北平接我们，于是我母亲决定带我们去昆明。邓以蛰先生听说我们要去昆明，就要求他的女儿邓仲先和儿子邓稼先（时年15岁）与我们同行，而且让邓稼先用我哥汤一雄的名字，认为这样麻烦会少一点。母亲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由于出身湖北黄冈大族，知书识礼，人也很能干。母亲带着我、妹妹、弟弟和邓家姐弟，由北平乘车到天津，由塘沽上船到上海。

我记得我们是住在跑马地附近的东方饭店，这是由于我们必须在上海办好到香港的各种手续。大概在10月初，我们到了香港，住在什么旅馆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母亲要在那里用黄金换钱，并且带我们坐爬山电车，上太平山看香港风景，接着我们又乘轮船到安南（现在的越南）的海防。这时日本军队已占领海防，我们上岸时还受到日本兵的检查，走过检查站就看到父亲在那里站着等我们，就这样我们全家团聚了。

母亲问父亲为什么我哥哥没有来，父亲说：“一雄要上课，不能来。”其实我哥哥已经病逝了。父亲怕母亲旅途劳累，再知道一雄哥哥去世，很难支持。我们在海防住了一两天，就转往河内。我记得我们住在一家很不错的旅馆内。旅馆有一大花园，树木扶疏，花草繁茂。在河内休息了约一周。白天我们常常和父亲坐在树荫下喝茶。他给我和妹妹买了各种糖果，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法国式的糖果。父亲常常抚摩着我和妹妹的头，吟诵着“山松野草带花挑”，陷入一片静寂之中。他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使我第一次感到了父亲对我们爱之深。

“这位端庄的夫人也很美”

我母亲的父亲是清朝的进士，但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只当过几年的翰林。她的哥哥张大昕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曾任国会议员，后在二三十年代还担任过汉阳兵工厂的总监之类。张家是黄冈大族，诗书之家，藏书很丰富，舅舅张大昕曾要把家藏的两本《永乐大典》送给我父亲，父亲没有接受，后来舅舅的房子失火，全部藏书都化为灰烬，真是可惜。

母亲是我外祖父最小的女儿，她除有哥哥张大昕外，还有一个姐姐（也可能母亲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但我都没见过），我们都叫她黎姨妈。她嫁了黎澍，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来做过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湖北银行行长。我的印象，黎姨妈家相当有钱，有一段时间她也住在北平，常常请我母亲带着我们到她家吃饭。黎姨妈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也特别喜欢我。

平日我母亲除了管理家务，照顾孩子们的衣食和上学外，还有一些亲朋要应酬，空下来的时间她就看看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她至少看了五遍。许多认识我母亲的人都说她很美，这话不假。有一次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聊天，说到某位朋友的夫人很有大家风度，很美，这时我父亲指着墙上挂着的我母亲的一张照片说：“这位端庄的夫人也很美呀。”大家哈哈大笑。

我父亲对我母亲非常好，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家里的事一概由我母亲做主，父亲从不干涉。我从来没有看他们吵过架，拌过嘴。有些事父亲不高兴，也不说，不表露，例如母亲的亲朋不少，应酬较多，有时她要在家里请客，还要打麻将，父亲总是借故外出，晚上回来就到南屋他书房中去看书。

宜良时光

由安南经滇越路到昆明，我们没住几天就搬到离昆明不太远的宜良县。

我们住在宜良时，西南联大不少教授也在这里，我记得有贺麟、郑昕、姚从吾、唐钺等，还有我一位堂姐汤伟华和她的丈夫王度（奎元）。姐夫王度是一位桥梁工程师，曾参与茅以升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工程，是时他任滇越铁路的工程师。他也是留美学生，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在当时已是很有名的桥梁工程师。他一直有心建武汉长江大桥（因为他是湖北黄梅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的桥梁建设，是一级工程师。我父亲去世后，他继我父亲当选为湖北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宜良有个很大的文庙，陆军后方医院就设于此。但医院只有一个医官和两三个医兵（大概是护士之类），可战争并没有打到云南，因此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有伤兵入住。医官姓杨，我们都叫他杨医官。他为人和气、热心，且好学，常找联大各教授聊天、请教。杨医官和我堂姐过往甚密，后来听说堂姐和堂姐夫王度离婚，而与杨医官结合了。

1942年夏，我们家由宜良搬到了昆明。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庆南开读书，1945年年初我又回到昆明，这时我家已由麦地村搬至昆明市内青山街居住。而我则无学可上，就在联大先修班旁听，父亲又请钱学熙教授教我英语。我在南开仅念完高一，先修班的课程我根本就跟不上，倒是和钱先生学英语颇有进步。

如果不是我哥哥于1939年在昆明病逝，我妹妹于1944年又在昆明病逝，我们一家在云南生活虽艰苦，但仍然是很值得回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