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大情怀”|福建省_新浪财经

福建是革命老区，古田会议、松毛岭战役、才溪乡调查等重大党史事件都发生在这片红色沃土，因此有很多红色资源可供小说家挖掘。杨少衡作为闽南地下党的后代，对福建革命史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官场小说之后，又对革命题材小说进行多方有益的尝试。他的三部长篇《海峡之痛》《地下党》《新世界》分别以台海作战、闽台之间的地下情报线以及闽南剿匪为背景，通过小人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革命往事。

杨少衡的福建革命题材小说极具地方特色。他有意将地理、建筑、方言等本土意象融入文本，努力讲好福建故事。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来说，福建方言晦涩难懂，也曾是闽派小说走向全国的障碍。杨少衡并没有将方言作为叙述语言，而是在人物对话里引入方言中的一些词语，并加上“旁白式”注释，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海峡之痛》中，游击队员陈石港一口本地腔调的国语极具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地下党》中方言的妙处主要体现在人名上。为何让谢德灵化名陈永吉冒用陈英杰的毕业文凭？是因为在闽南语中“英杰”和“永吉”读音基本一样。闽南话里“亚清”“阿榕”语音也基本相同，吴春河据此断定阿榕伯就是他苦苦找寻的岳父钱亚清。这种嵌入方言的方式很巧妙，既不影响阅读又暗藏玄机。曾几何时，方言限制了闽派小说发展，如今杨少衡致力探索如何让方言促进闽派小说发展，这是闽派小说的一大进步。本土意象在杨少衡的福建革命题材小说里屡见不鲜。《海峡之痛》中，杨少衡借来自北方的解放军战士的视角描写福建的地理环境：夏季多雨而闷热，山间的马尾松和相思树郁郁葱葱，还时常有恶蛇和黑咬子出没。此外，竹排、木船等交通工具，土圆楼、五脚距等建筑，以及重汤水的饮食习惯都为文本增添了本土气息。

福建特色不仅外化于方言、建筑、民俗等方面，还内化于文本的思想内核中。五四运动之后，福建学子纷纷通过表演新剧传播爱国思想、反对封建压迫，被时人称作“学生戏”“文明戏”。作为出生漳州的作家，杨少衡显然不想让这段历史被湮没，他将此背景融入《地下党》的文本中：大姐钱金凤进入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在当时还是其老师的吴春河的动员下参加了由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剧社。后剧社被当局盯上，大姐的男友遭暗算而死。在杨少衡有关福建革命史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是贯穿此类作品的底色。作品中的人物正因为爱国，才不惜为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献出宝贵的生命。

自古以来，福建的女性习俗便与中原地区有较大差异。福建传统文化中有较强的女性崇拜意识，妈祖等女性神明产生了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影响，临水夫人、马仙姑、莘七娘也都是区域性的女神。女神信仰的本质是“母亲崇拜”，杨少衡也将此信仰融入其文本中，成为他作品中的福建特色。《地下党》塑造了英雄母亲钱周氏的形象。虽然儿女们从未对她透露半字，但她清楚孩子们都步父亲的后尘成为地下党。她恐惧、担忧、不舍，也深知自己阻挡不了子女们前进的脚步，她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撑起一个家。如果说父亲是家中的精神灯塔，母亲就是构筑这一灯塔的基石，没有她夜以继日的付出，钱家的精神信仰也就无所维系。

杨少衡的革命题材小说可称为“新历史小说”。他在文本中提到的厦漳战役、金门战役、解放军反特剿匪等都是宏大真实的历史背景，但小说的情节、主要人物则是虚构的。杨少衡在选取历史材料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福建是革命老区，许多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在这里发生，许多伟大的思想都在这里孕育。但是，他并没有将笔墨着力于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历史和大人物，在革命题材中聚焦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以及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其官场小说也是以基层官员为主角。闽台地下情报线这段历史少有人知，身为闽南地下党人后代的杨少衡辗转两岸、广觅资料，并把所得用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让更多的人知晓这段历史。《新世界》里提到的“王拓事件”“九二五惨案”和闽南剿匪的历史已逐渐被本地人所遗忘，杨少衡将这段历史作为小说的背景，用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其公之于众。《海峡之痛》里描述的“九弯之战”只是当地剿匪史上的一次战役，杨少衡让主人公参与其中，凸显过人胆识。牺牲于金门战役的杜荣林部士兵在历史上不可能留下姓名，正因如此，连长杜荣林执着地要为他们建纪念亭，希望更多人能铭记他们。《新世界》中地方志的记录漏洞百出，诸如侯春生这样的共产党员更是湮没于历史的尘埃。杨少衡为这些无名英雄树碑立传，因为他不想让这些革命先辈被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年代所遗忘。

如果要给杨少衡的福建革命题材小说列一个关键词，那一定是“信仰”。信仰是支撑小说中共产党员前赴后继的关键所在。《地下党》里的三哥称父亲为“使徒”并解释道：“世界上有一种人特别虔诚，他们有信仰，为了信仰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去。”对侯春生来说，“新世界”就是他的信仰，他坚信“新世界”是所有人的，其中也包括旧政府的军事科长连文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让梦想中的“新世界”成为现实，让孩子们都能在“新世界”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杨少衡曾谈道：“这种蓬勃与希望内涵非常丰富，显然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去追寻，从新的角度去再认识。”他认为信仰不只是革命年代的专属，希望通过作品赋予信仰以新的时代内涵，给当代读者以灵魂的洗涤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