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联盟的基本范型及演进逻辑

转自：团结报

　　□李小宁

　　联盟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统一战线是一种特殊的联盟。研究中国和西方古代的各种联盟策略，有助于了解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历史渊源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文化基因。中西古代联盟的起源不同，历史演进也大相径庭，但基本范型却大致相通。“范型”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的样式。借助“范型”这个概念工具，可以分析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形态的联盟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加以比较。

　　中国古代联盟的基本范型

　　中国古代联盟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黄帝合符釜山”，另一个是“武王孟津之誓”。这两则记载都出自《史记》，蕴含着中国古代联盟基本范型的胚芽：黄帝合符釜山首开“共治联盟”的先河；武王孟津之誓是“征伐联盟”的滥觞。

　　有史可考的中国古代联盟的第一个基本范型是西周时期的“会盟”。周天子经由会盟，与诸侯结成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政治联合体，大小奴隶主共同治理天下，是为“天下共治联盟”。

　　春秋时，诸侯相互征伐，为了争霸而相互结盟。齐桓公和晋文公先后以“尊王攘夷” 相号召，经由会盟成就霸业。这种联盟仍然是维护奴隶主等级秩序的政治联合体，可以称为“霸伯（诸侯）共主（周王）联盟”，是共治联盟的变体，也是向下一个联盟形态的过渡。

　　战国时期周室衰落，诸侯不再打出“尊王”的旗号争霸，而是相互兼并。“共主联盟”演变为纵横捭阖的“伐交联盟”。所谓“伐交”，就是把联盟作为战争的另一种手段。这是中国古代联盟的第二个基本范型，可以称为“纵横伐交联盟”。

　　自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都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君道至尊，皇权至上，封建帝王是唯一的政治主体。大一统格局下的联盟策略主要用于处理中央王朝同边疆民族地区政权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形式主要有“缓辔羁縻”“和亲联姻”和“崇释兴教”。这三种联盟都是中央王朝统治者同边疆民族地区统治者建立的“共治联盟”，是封建帝王的统治策略，可以称为“帝王统治联盟”，是向“天下共治联盟”的复归。

　　西方古代联盟的基本范型

　　西方古代联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圣约共治联盟”和希腊神话中的“争霸攻守联盟”。

　　西方古代联盟的第一个基本范型是古希腊攻守同盟，其典型代表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这种同盟又称“攻守同盟”，服务于争霸的目的，是古希腊联盟的主要形式，可以称为“争霸攻守联盟”。

　　古罗马在征服意大利半岛的过程中施行同化策略，通过授予被征服者以罗马公民权，笼络被征服地的上层，同时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灌输到各地，加速了被征服地的罗马化。这种同化策略是西方古代联盟的过渡形态，可以称为“霸主同化联盟”。

　　西方古代联盟的第二个基本范型是王权与教权联盟。这种联盟始于罗马帝国，完成于中世纪日耳曼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王权和教权结盟，实现了基督教“人间神国”的理想——皇帝是世俗元首，教宗是宗教元首，双方合作，共同照顾人类的现世和来世，《圣经》隐喻的“圣约共治联盟”终于落地现形。

　　欧洲近代早期的联盟以意大利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战争联盟为代表。战争期间充斥着各种联盟、反联盟及频繁的背叛。这场战争是列强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这些联盟是在欧洲大分裂格局下向攻守同盟的复归，可以称为“列强争霸联盟”。

　　中西古代联盟的演进逻辑

　　中西古代联盟的基本范型相通，各有两种：中国是“天下共治联盟”和“纵横伐交联盟”，西方是“圣约共治联盟”和“攻守争霸联盟”。

　　中西古代联盟的演进逻辑相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历史走向，一个是文化特质。历史走向指的是统一和分裂的大趋势，文化特质指的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社会统一多于分裂，故中国从西周“天下共治联盟”始，经春秋“霸伯共主联盟”，演变为战国“纵横伐交联盟”，又演进至“帝王统治联盟”，复归“共治联盟”的本元。欧洲古代社会分裂多于统一，故西方从古希腊“争霸攻守联盟”始，经古罗马“争霸同化联盟”，到中世纪“圣约共治联盟”，随后又在意大利战争中演变为“列强争霸联盟”，回归“争霸联盟”的本元。不同的政治文化是影响古代社会走向统一或分裂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大一统”，有助于实现和维护统一；西方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激活并推动了独立和分裂的趋势。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统一战线学论坛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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