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 文 昌 往 事

转自:学习时报

  骑着一辆轮子嘎嘎响的自行车走村串户,是谷文昌在东山县14年里最广为人知的模样。

  他原本不会踩单车。为方便下乡调研工作,他开始用一辆旧“二八”自行车,晚饭后到县委门口的广场,由通信员当教练,学习骑车。经过几回练习,他终于掌握了基本要领,但毕竟年纪大了,手脚同身子配合不甚灵活,不免有时摔跌。

  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摔伤骨头,便给他置换了一辆车身矮小的旧自行车。此后,谷文昌就是骑着这辆车,在东山县的山山水水留下坚实的足迹,在田间地头闪动着辛勤的身影。

  县委办干部林泽传有次和谷文昌连骑两个多小时自行车,翻坡越坎来到目的地时已两腿酸软,谷文昌却抖擞着精神立即开始了工作。谷文昌担任行署副专员后,林泽传有次去漳州开会,在行署门口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回头看竟是谷文昌从自行车上下来。他便问:“您不是配小车了吗?”谷文昌笑着说:这不也是“专车”吗?自己骑车上下班,既省事又锻炼身体,还可以给公家省油钱。

  然而,就是这么辆自行车,他也是严格要求公车不能私用。有一次,儿女们趁他不在家,又忘了给自行车上锁,便骑出去玩了会儿。他知道后严肃批评了孩子们:“这是公家配给我工作用的‘专车’,你们怎能这样公私不分!”此后,哪怕“专车”又没及时上锁,孩子们也不敢再碰。

  1960年4月,谷文昌带着县委组织部干事林木喜和警卫员潘进福,深入条件极为艰苦的湖尾村蹲点。三人住在一间低矮昏暗的老屋,找来些杂草铺在潮湿地板上,盖上草席就成了床铺。他们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走访看望困难群众,接着还要在煤油灯下熬夜写调研材料。他们的三餐也都和社员一样,喝食堂的番薯丝煮青菜汤。公社书记不忍,悄悄煮了份稀粥送去,谷文昌坚决谢绝:“领导干部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维护党的威信。”

  由于长时间的劳累,谷文昌的肝、胃相继出现病症。在妻子的关切和地委领导的过问下,谷文昌不得已停下手头工作,到漳州检查。接待处按级别规定,给他安排了一个每天10元、有卫生间的套房。他却谈“价”色变,连连摆手:“我们东山是贫困县,住不起这么贵的房间。”不由分说就拉着通信员出门找便宜旅馆,住进了一天只要1.2元的普通客房,还是两人同挤一张床。

  花公家钱时精打细算的谷文昌,却不在乎自己的钱。

  县委办副主任宋秋涓要抚养膝下两子、赡养夫妻两边的老人,开销很大,生活过得不免拮据。一天,谷文昌看到他的衣服和裤子都打着补丁,当即掏出钱来,让他添置两件衣服。宋秋涓知道谷文昌的情况——谷文昌的子女以及岳母、侄女都挤住在两间低矮的小瓦房内;房里既无卫生间,也没饭桌。看到书记一家人多房少,县委办表示要多调一间房给谷文昌。谷文昌说,不行,不能特殊,人口多住不下是我的事,得由我来解决。

  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后,二女儿为婚事找父亲批点木材做家具。他不留情面地说:“我管林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女儿批木材,无异于监守自盗;我犯错误不说,下面就会有大小领导跟着这样做,那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当领导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才行啊!”被任命为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后,谷文昌的家中依然只有公家配给的床铺,和几张自己添置的藤椅。有来访者问:“怎么不买些木制家具?”谷文昌回答道:“我管林业,家里如果一下多了几件木家具,既怕别人说我揩公家油,更怕误导别人,助长乱砍滥伐之风。”

  1975年夏初,《福建文学》主编季仲赴东山采访,偶遇谷文昌。多年后,他在散文《绿色礼赞》中如是着墨:“(谷文昌)灰白平头短发,黧黑瘦削脸颊,额上皱纹很深,一双青筋暴突的手掌特大。他大概刚从野外归来,灰布衣泥痕斑斑,脚下一双当兵人穿的解放鞋,挽起的裤脚尚未放下。墙上挂着草帽、毛巾、水壶,墙角搁着柴刀、锄头……”

  (摘自2024年3月27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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