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悲歌的主题曲_新浪财经

转自：邯郸晚报

李广

在煌煌五千年的华夏民族历史中，春秋战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不仅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变革，由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同时，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导致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显得五光十色，流光溢彩。周天子地位的日渐卑微和各路诸侯的崛起，把整个社会搅得动荡不安；而决定这种政治局面出现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的分崩离析和迅速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封建的土地制度。由此，导致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前后几百年争雄。

是时，名家辈出，诸说横陈；列国征战，干戈四起。燕赵两国作为这一时期的枭雄，都曾独领风骚于当世，建立了不世之功，轰然推动了历史滚动的车轮。以至于到今天，无论是在易水河边还是在滏阳河畔，仍然可以听到这种历史的回响。无疑，这是燕赵文化形成的标志性时期。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种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文化呢？

一

赵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属于燕赵文化中的主题文化。从它的产生、发展过程来看，既有中原农耕文化的传统，又有与北方少数民族交融撞击的印痕，无论在社会经济、思想观念还是政治制度上都有着自己的特征。在汇入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后，对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亘古以来，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早在八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地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磁山文化等，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祖先原始农耕生产的历史风貌，农耕文明在邯郸这块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土地上开始形成。“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包括邯郸这一区域内社会生产的主要内容。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即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形象写照。

然而，当黄河流域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依靠畜牧业、狩猎为生。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利则进，不利则退”，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种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激烈交汇碰撞的一个历史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内的一个显著特征。位于两种文化交汇点最前沿的赵国，自然是地处于经常的战火中。在战争的背后，是这两者之间的和亲、互市、聚合、迁徙等，通过这些活动，两个民族实现了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农耕经济向周边的扩展和多元交汇，农耕与游牧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历经长时期的相互融合，最终汇聚形成了一个明显带有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文化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表述的赵文化。

赵武灵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正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年代，赵国面临的周边环境日益险恶。史载，赵国居于“四战之地”，西邻韩、秦、林胡、楼烦，北与燕、东胡相连，东与齐国隔黄河为界，南连魏国，并有中山国在其腹心。这些毗邻的国家与部族，都对赵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赵武灵王即位的当年，齐魏战争爆发，而后燕国出兵伐赵，战争连绵不断，烽火不息。

为使赵国摆脱不利的局面走向强大，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胡服骑射”改革。变法实施后，赵国的实力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消灭中山国，去掉了心腹之患，使赵国南北连成一体。接着赵军西略胡地至榆中，打败林胡。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再次向胡地进攻，西至云中、九原，巩固了对阴山南麓的占领。公元前299年以后，赵武灵王又多次率兵入胡地，最终把林胡从榆中驱逐到今河北张北县以北，把东胡打得不敢西顾，把楼烦大部收编。一系列的胜利使赵国跻身于强国之林，出现了东方六国唯赵马首是瞻的局面。正如苏秦所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赵武灵王在改革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不仅使赵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吸引了胡人逐步加入了赵文化圈。它冲淡了当时盛行的华优夷劣观，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一般地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是赵文化形成的标志，并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大系中，就河北这块土地来讲，除了赵文化之外，还有与此并称的燕文化，统称为燕赵文化，并被人们看成是今天河北省的代名词。无疑，这既是对河北文化的高度概括，同时也说明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并非没有差异。

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以及文化源头的差异，燕文化与赵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不少学者指出，赵地文化源头之一为“三晋”，有晋文公长期以来争霸中原的陶冶，有繁荣的农工商业的支持，因此，赵地的文化是由经济的繁荣而导致的一种文化。而燕地正相反，山高水寒，承商朝灭亡之乱，又承西周初兴之弊，猥琐而局限，卞急而狷介，很明显，燕地的文化是一种苦寒文化，是由政治经济的相对落后而导致出激变，又由激变而导致出的一种文化。燕赵文化的这种差异性正是燕赵文化本身的可贵性，因为正是这种差异性，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为彼此间的互补剂，并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鲜明的差异性，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共性，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整体发展趋势。由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基础以及行政区划上的统一，使得二者之间的整体性也越来越明显，而慷慨悲歌、好气任侠也逐渐成了燕赵文化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从经济、政治等方面讲，燕赵文化互为渗透，长期融和，历史地成了这一更广区域内的文化精神，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慷慨悲歌、好气任侠之所以称为燕赵文化的精髓，是因为这里是这种文化生成的根基，燕赵地处中原与少数民族接壤地带，土地辽阔，南部以黄河为界，西、北以太行山和燕山为界，包括现在的河北全境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辽宁、内蒙的部分地区。在京津文化形成以前，京津地区也属于燕赵文化的范围。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生产方式，是其长期运动的结果。由于燕赵位于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属于华北平原，这里土地肥沃，季风气候带来夏季的充沛降雨和高温，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所以我们说，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或农耕文化。因此，这里是人类较早生存的地区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里的人们很早就脱离了单纯的狩猎和采集，转型为农耕和定居的生活。作为农耕文化的主体，由于区域的原因，这种文化又直接通向游牧文化的区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的前沿阵地。文化的交织碰撞是新思想、新观点、新文化产生的基础和土壤，一方面，它使中原文化融入了大量剽悍、刚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和烈烈大风；另一方面，它又使中原文化和农耕文明传播到北部的广大地区，带去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温文尔雅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促进了燕赵文化特征的形成。

就此而论，赵文化在燕赵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慷慨悲歌文化的主题曲，高扬着燕赵文化的主旋律。邈远悠久的赵氏起源不仅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而且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赵文化也以自己富足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政治文明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仅就时间来讲，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的形成看成是战国时期的话，那么直到东汉末年，这里一直是一个区域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是当时著名的五大经济都会之一。

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荀子的思想，聚铜铸釜，令人高山仰止。不仅如此，这里还有逻辑学的开山鼻祖公孙龙子，这位以“白马非马”之说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大思想家，也是赵国人。同样，赵国历史上的另一位大思想家慎子以“因循自然”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提出较系统的法、术、势理论，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注入了自己的新鲜血液。还有，这里还是中国纵横家的开山祖师鬼谷子诞生的故地，邺城的残垣至今还在述说着他和他的弟子苏秦、张仪纵横捭阖的故事。

就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精神而言，在赵文化当中表现的是一个群体优势，这里姑且不论“英雄莫过武灵王”的皇家气派，就是赵氏孤儿也会让人柔肠寸断，感天动地；就是将相和的博大情怀也会让人通晓大义，镜鉴千古；就是毛遂自荐的脱颖而出也会让人感到国事唯大，义气纵横。何况尚有比荆轲早260多年的豫让之举呢。如果我们再把公孙杵臼和程婴以及以死报主的董安于连在一起，就可以明显感到，古往今来，赵国大地不乏豪侠之士。这里充满着一种悲壮之美，演绎着一种侠义之气，秉性率真，性格倔强，言必信，行必果，生不苟合，死不苟且，一诺千金，充满了血性和骨气。他们用生命告诉世人什么是正义，以死去证明人生的价值，让正义战胜邪恶。尤其是在民族危亡、国破家亡、战争纷乱的时期，赵文化总能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风骨，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正像苏轼所说的那样：“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这正是“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真实写照。

人们对赵文化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绵延于中华文化的发展长河中。作为区域文化，这种文化还很多地反映到文学、艺术、思想等领域，形成“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风格，激荡在历史的层云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使得赵文化生生不息，显扬至今而不坠。显然，它对我们今天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时时回过头来再去拨弄那根古老琴弦的深刻原因。

（作者系邯郸学院党委宣传部原部长、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