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年饭琐忆|餐桌_新浪财经

坊间

□ 崔均鸣

　　我的老家胶东地区春节有吃隔年饭的习俗。

　　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迎春的对联已经贴好，大红灯笼也在院子里升起来了。挂起族谱，摆上贡品，点燃蜡烛。孩子们在家长的指挥下，一边在锅灶前跪拜灶王爷的灵牌，一边烧纸钱，嘴里虔诚地祷告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凡降吉祥”。之后，家里的一众男丁便擎着挂了招魂纸的秫秸，到村外的祖坟前放上一通鞭炮，恭请自家逝去的亲人们“回家过年”。上述仪式走完后，回到家里已近黄昏，此时，女眷们操持的隔年饭便摆上了炕桌。按照老幼尊卑的次序依次上桌，安然坐定后，最年长的人端起酒杯发话，一大家子人便操起筷子，其乐融融地吃了起来。

　　印象中，隔年饭是我们家一年里最丰盛的，最美味，最可口的一顿佳肴。一鸡、二鱼两个“硬菜”自不可少；寓意新年祈福的白菜豆腐炖猪肉也是一定要有的；其他的则由现成的蔬菜充数。当年，白菜、萝卜和土豆是春节期间的当然主角。经过母亲巧手掂对，似乎总能搞出“八菜一汤”的“豪华大席”来。当然了，我们也没少用“土豆丝、土豆块，外加土豆片”来拿她的“凑合劲儿”开玩笑。后来，日子好了许多，各种海鲜上桌，白菜、萝卜和土豆悄然退场。这个时候，我们的口味却是发生了变化，开始埋怨“大鱼大肉太腻了”，要求适当搭配一些蔬菜。显然，这个要求在母亲心里也不过分。因为，反季蔬菜已经充斥了市场的各个角落。韭菜、韭黄、蒜薹、芹菜、黄瓜、茭瓜、茄子等等各种细菜应有尽有，再也不用围绕土豆做文章了。

　　爷爷在世时，我们家一直恪守着“父子不同席，女人不上桌”的习俗。而吃隔年饭却是个例外，不仅女人、孩子们可以上桌享用美味，而且还可以与长辈一起嘻嘻哈哈地举杯共饮。有一次，隔年饭的餐桌上，除了高度地瓜烧白酒之外，还摆上了烟台张裕葡萄酒。父亲说，这款酒特别适合女人喝，果香浓郁，且酒精度数不高。女眷们一喝，果然甜丝丝的，不像白酒那样辣口。于是，便放松了警惕。一口接一口地品，一杯接一杯地喝。等酒足之后，外出抱柴准备煮饺子的时候，被凉风一吹，葡萄酒的劲儿便上了头。她们个个里倒歪斜，脚步不稳。特别是我嫂子，脚底发飘，“似踩在了棉花上”，只能“躺平”罢了工。无奈之下，只能由男人们下厨来煮除夕的饺子。

　　在吃隔年饭的餐桌上，“数说家史”一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保留环节，那一般是在“酒过三杯，菜品五味”之后开启的项目。起初由爷爷主讲，后来爷爷的年纪大了，记忆力开始下降，往往今年讲的与上一年讲的“对不上茬口儿”，甚至会发生严重的情节上的错乱。于是，主讲人后来便换上了父亲。关于我们家族的故事，一年一讲，在隔年饭的餐桌上绵延相传，在我很小的时候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光彩的创业史，尚在他懵懂的年纪便跟随大人闯关东，到海参崴去做生意，且正儿八经地发了财。后来，他携带着不菲的资产荣归故里，买地，建房，经商，成为镇上坐头把交椅的大财主，一时风光无限。好景不长，日本鬼子后来无耻地侵入了中国。一方面，国民政府的贪官污吏炮制出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对百姓进行盘剥；另一方面，日本鬼子蛮横地抢夺劫掠，甚至在投降前干脆来镇上放了一把大火。及至抗战胜利前夕，崔氏家族已经破落成十足的贫困户。但是，出生于1931年的父亲，毕竟在童年时代“曾经阔过”，这使得他得以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且练就了一手好书法。每到春节来临，父亲便成了乡党争相追捧的明星式人物，左邻右舍纷纷拿着红纸来求他写春联。作为回报，许多人一般会精心选些蔬果或食品相送。因此，我家的隔年饭也往往比别人家丰盛。小小年纪，我就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成为父亲那样受敬重的人。但是，我的学业生涯似乎并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原因是，我打小就有口吃的毛病。每每回答老师提问，总是磕磕巴巴，引来同学哄堂大笑。一来二去，我便对上学的事情发了愁，犯了难，最后干脆辍学在家。为此，家人们也感到无比头疼。母亲后来从一位过路客人的口中得知一个治疗口吃的民间偏方：吃隔年饭的时候，只要这个孩子开口说话，趁其不备，用捞饺子的笊篱猛磕其后脑勺一下，一招见效。为此，母亲决定试一试。本来，我们家平日里用的都是铁笊篱，为了安全起见，专门在集市上买了一把柳条笊篱。大姐、二姐和哥哥都举手要求充当笊篱治病的操盘手，最后还是让二姐抢到了这个任务。在隔年饭的餐桌上，我在浑然不知，猝不及防中遭遇了一把柳条笊篱的突然袭击。我本能地起身，哇哇大哭着夺过二姐手中的笊篱，疯狂地向二姐反击。无论家人们怎样笑着拉架，我还是坚持把笊篱打得稀烂才住手。

　　关于我的口吃问题，那顿隔年饭并没得到解决。我在磕磕绊绊中读完了小学，又读初中。直到高中阶段，才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得以纠正。但是，那次隔年饭饭桌上的意外遭遇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二姐也牢记着当年的情景，多年过后，她时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说：“你二舅的脾气太暴躁了，不好惹，实在是不好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