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制造”已是我国最靓丽的名片之一。当前，中国制造业具备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国际竞争力较强等优势，传统制造业由于带动效应强、产业关联度大、国际市场占有率高，一直是科技成果转化、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是吸纳就业、创造税收的重要渠道，也是开展国际贸易、有效应对外部打压的生力军。
过去几年里，尽管面临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以及需求偏弱等多重冲击，我国制造业近年来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202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高于总投资和GDP增速。这与2012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大部分时间低于总投资增速和GDP增速形成反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日前在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3年四季度）发布会上表示。
如何看待过去3年制造业投资的相对强势表现？未来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势头是否持续？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隐患？围绕制造业产业发展，上述问题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制造业“新三样”领跑出口
民营企业份额进一步扩大
经历了多年高速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优势愈发明显。但与此同时，在资源约束趋紧、要素成本上升等挑战下，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步消失，需要靠转型升级重塑新的竞争优势。然而，在路径不明朗、资金投入大、制约因素多等多重压力下，转型升级并不容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下，我国传统制造业必须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
令人惊喜的是，202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高于总投资和GDP增速，而且从投资主体看，民营企业在我国制造业投资中的份额进一步扩大，且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据张斌介绍，2021年至2023年，民营制造业投资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民营制造业投资在全部制造业投资中的占比从86%上升至93%。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民营企业在制造业企业数量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64.9%上升至2023年的70.2%，延续了过去20年来民营企业在全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的持续上升态势。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在制造业企业数量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24%下降到2023年的19.7%。
从投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两个子行业占据了过去3年制造业投资增量的三分之一。加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这4个子行业就占到过去3年50%以上的制造业投资增量。
《金融时报》记者也关注到，过去两年在媒体和产业报告中多次出现的“新三样”在制造业出口领域表现抢眼。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2023年1至11月，我国汽车企业共出口整车441万辆，其中，传统燃油车出口332万辆，同比增长51.5%；新能源汽车出口109万辆，同比增长83.5%。2023年1至11月，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蓄电池等合计出口增长59.3%，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约1个百分点。
“从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到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我国的贸易结构保持优化，出口新动能高速增长。”业内专家表示。
他山之石：制造业变化呈“驼峰”形轨迹
那么，这股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势头是否可持续呢？
实际上，纵观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进程，一些有意思的共性在于：从低收入水平到人均8000美元至9000美元（购买力平价），制造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具体表现为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制造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占比，以及制造业产品消费在全部消费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当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至9000美元（购买力平价）、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30%至40%的峰值以后，制造业活动在经济中的占比趋势性下降。
CF40执行院长郭凯将上述变化趋势概括为“驼峰”形变化。“两股力量驱动着制造业在经济活动中占比从上升到下降的“驼峰”形变化。”他总结说，一是需求方的力量，由穷到富的过程中，起步是满足温饱需求，接下来是家用电器、汽车等各种各样的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收入里面用于食品的支出比例会下降，制造业产品在经济中的占比会持续上升，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效应。随着对一般制造业产品的消费越来越饱和，会有更大的收入比例用于各种服务类支出，例如教育、个人健康和娱乐、更好的医疗保障等，这是更高收入水平上进一步改善生活品质的重点内容，也是推动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最核心的力量。另一股力量来自供给方。随着制造业技术更快进步，制造业用更少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就能生产或者从他国交换来足以满足本国需要的制造业产品，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就会越来越小。
对标国际，张斌分析称，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轨迹与高收入国家经验保持一致，都大致遵循着从食品、纺织，到钢铁、机械设备、汽车等，再到计算机和医药等行业的路线。“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也经历了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升级过程，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张斌认为，综合多重因素来看，近年来，我国的制造业投资增长快于总体投资增长、高于GDP增速的现象更多是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他根据国际经验等综合预判，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到正常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状态，现代服务业增速会超过制造业增速，对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会超过制造业投资增长。
“供给的尽头是需求”
抓住消费核心驱动力
“当前，制造业投资的大规模增长有力抵消了房地产下行对经济的压力。”郭凯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一趋势与我国强调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新产业的政策导向相契合，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但是，一些现象也值得关注。郭凯表示，尽管投资、销售和生产方面表现出色，但从效益角度来看，制造业当前仍面临一定困难。对此，他从两方面分析了为什么制造业在生产和出口方面表现出强劲态势，但效益还有待提高。“供给的尽头是需求。”他说：“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短期宏观角度来看，生产增加而需求不旺盛时，企业只能通过降价或促销方式来消化产能；二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产量大幅增加而居民消费增速缓慢，降价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另外，对于制造业潜在的产能过剩压力，在张斌看来，当前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如何激活内需。“消费升级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市场的核心驱动力。”他表示，某类产品的消费升级决定了产业升级的方向，产业升级如果成功，某类产品价格大幅下降，消费者真实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升级实现，与此同时，消费又会朝着新的某类产品增加需求，推动新的一轮产业升级。“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真实收入提升→消费升级”不断循环往复。
从这个角度看，张斌建议，应对制造业潜在的产能过剩风险，应由企业和居民自发决定是增加消费还是投资，决定具体增加哪些方面的消费和投资。“由企业和居民自发决定增加支出可能更有利于避免过度积累产能，且能更好地为自身行为负责。”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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