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乐哉此岸|孔子_新浪财经

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4年第1期

读《论语》，乐哉此岸

@讲述—鲍鹏山

整理—本刊记者韩冬伊

采访—本刊记者韩冬伊曹珊珊屈舒鹤

鲍鹏山

儒家是什么？

作为代表中国文化资源的支柱性文化体系，当我们讲中国文化的“儒释道”时，儒家总是首位。事实上，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凡是涉及公共生活的部分，都有儒家的支撑。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不同，不管在何种场域，它涉及我们的人格角色——哪怕在家中，当你面对父母或配偶时也是如此。甚至当你早起上班，出门前对镜梳头，这个瞬间也是“公共的”。

“儒”溯自周，但“儒家”二字是孔子开创。此前，“儒”只是一个社会角色，孔子则使儒家脱离某种社会身份的意涵，开始承担公共价值。因此，现在人们将“儒”天然地与孔子相关联，并无悖谬。

孔子以降，另有孟荀、董仲舒、程朱等不一而足，在这里，我们仅以《论语》为例，谈谈“儒家”。它首先是一种思维，然后是生活方式、审美方式和生命形态。

「思维：不着一“苦”，不改其乐」

儒家是一种思维方式，事实上，历代经学著作皆显于思维。

思维方式具体何解？在今天，我们大致将它解释为一种世界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相异，前者是对世界的整体认知和判断，后者则更强调生活态度及道德观。在这里，我们说儒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指世界观的层面。

《论语》五百余章，先读开篇。经典立著有其经纬，首章往往含提挈之意，如《周易》由乾坤二卦起，《诗经》则以《关雎》始，自男女情爱衍至人伦。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开篇是一则反问，值得玩味。

当然，这个反问的场景有上下文，大概只是在记著时佚失了。我们可以推测，或有弟子问，夫子何乐——理想未竟，生活也不如意，甚至被许多人误解，为什么还能保持快乐？

孔子以三个例子答，似是随手俯拾。实则不然，此句之中，关键词也颇多，我们在这里讲“乐”，“乐”的世界观。

《论语·述而》中有一个故事。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一时语塞。“女奚不曰”——孔子有点埋怨，“你怎么不这样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其时孔子已过了六十岁，却“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孔子对自己形象的确认，且乐不需要条件，哪怕瓢饮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他说学生颜回的。

不改其乐，是孔子的生命状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所食粗粝，所饮寒凉，枕肘合衣，也乐在其中。晚年壮志未酬，他也感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转过身又是快乐的。逝者如斯，何必沉溺苦恼。

事实上，翻尽《论语》15900多个字，遍寻不见一个“苦”字，却见许多“忧”。“苦”只堪“待受”，“忧”更具主动意味，担当自苦、忧国忧民。

与儒家的“乐”相比，佛教常“苦”。人世如何？生老病死如何？乃至佛教生发的原理，无一不“苦”。儒家认为，这世界、这生活本就是值得的，而在佛教那里，现实生活是不值得的。

释家谈“执”，是一种贬义，何必“执迷”这如幻如灭、如露如电的现世。儒家则不然，“执”也有褒义，执着追求，执着我们的现实世界。因此，儒家不讲“来世”，不构建“彼岸”，只言“慎终追远”。

卫灵公篇中，子路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当时，孔子与弟子们在周游中遭遇危机，饥绝病衰，子路也见愠色。对子路，孔子曾说，“从我者其由与”，认为他是最可信任的弟子。此时连子路也面露愤懑，孔子该如何作答？

按照常理，他该先安抚住子路，说好人就有好报。可到命悬时仍未见“好报”，如何？是否就要诉诸来世的彼岸？这正是宗教的发生学原理，现世行报难料，如何确立道德。那么，一个“彼岸”就会让人心存敬畏，也怀抱些希望。

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是一个不太动听的真相，但哪怕好人未有好报，仍然可以成为君子，靠的是自我的信念，纯粹、自信。选择让自己做一个好人，无谓回报。这取决于人的自主意识。

「生活：现世此岸，万物吾与」

儒家在“此岸”，在家人、同事，乃至街心擦肩的陌生人。

因此，儒家要建立的是现世的人伦关系，首先是“五常”（当然，其中的“君臣”在当下可以有更宽泛的所指，例如一件事的主导者与配合者）。再延伸一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推及远方，孟子说“推恩”，张载又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十字路口熙熙攘攘，世人皆手足，万物共伙伴。儒家讲爱护动物。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钓鱼不用钩绳去一网打尽，射鸟不伤夜宿的巢鸟。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并非“伪”，而恰是文明。

为什么人生值得？现世、当下、眼前人，这是儒家这一整套人伦关系及其推延至万物甚至器具的基础。而“修行”不需要一个专门设立的场所。儒家也有孔庙，在明太祖后改作文庙，是教育机构。宋代以后的儒家成为一套礼仪制度，也并非宗教。

儒家所讲的修身，不在庙宇教堂发生，正在日常之间。做好子女、父母、兄姊、朋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处世哲学。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家对父母孝顺，在外尊敬师长，谨慎有信誉，友爱博爱，亲近仁德之人。所以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交友之道，这是孔子讲的日常生活。

这段话的至妙之处在后八个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前面讲的是“行”，如果日常生活中做到了这些行为，还有余力，再学习文化。

孔子晚年的学生子夏有一段话：“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可认为是对上文孔子“则以学文”一段的注解。看重贤德而非容貌，全力孝敬父母，以生命事君，对朋友言而有信。如果做到了这些，即使从未学习过，也认为是学成了。

这就是“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在日常中修身、显现。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未谈他的学识、勤勉、功绩，只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匮乏中找到快乐的生活方式，这本就是一种境界。

“贤”常指道德境界，在这里却是一种对生活的认知。道德境界之上，是认知境界，对生活的判断，对世界的整体判断。“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是孔子的认知境界。

「审美：三月晚凉，咏而归」

道德与认知境界之上，还有审美境界。

前文说到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涉及了审美境界。“乐”的态度本就是一种审美。

因此，儒家是一种审美方式。

先秦诸子中，在我看来具诗人气质的唯二，一是孔子，二是庄子。老子讲大道，太冷峻而少诗意。《道德经》锋锐，而《论语》是温暖感性的。

比如孔子谈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治政应以道德教化，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紧接着是一个比喻，就像晚上抬头看天上的北极星，满天星斗围绕着它，璀璨、宁静、秩序俨然，表达变得感性了。又如孔子讲年华逝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讲富贵与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星斗、河川、浮云，都是具象、感性、诗意的。

海德格尔的名言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审美是一种哲学性的追溯与答案。

这样说来，苏格拉底太认真了。辩论一本正经、刨根问底，哲学家们擅长找抽象的定义。而“仁”的清晰定义，孔子没有讲过。孔子只是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回答，答案总不相同。

这也许是中西哲学思维的不同，西方哲学靠近科学，中国哲学趋近审美。苏格拉底讲定义，孔子谈感性。“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人类的生活应当怎样？在不圆满的世界里，怎样找到圆满的生命感觉？“乐”在其中，圆满也在其间。

海德格尔曾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叫《我为什么住在乡下？》。如果是今人来写，大概要写乡村如何田园牧歌，尽管那只是城市人的一种幻想。海德格尔则写道，在乡下体验“介入生活”的感觉。

“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撬拖上山坡，扶稳撬把，推上高高的山毛榉，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一无所思，漫长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屋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思想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创造性地介入生活，“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是诗意地栖居。

《论语》中有一段著名的故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与弟子们谈志向。子路率然道：“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是治国之志。冉有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意在富民。公西华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是安置礼乐。曾皙还在鼓瑟，夫子再问，曾皙回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段诗意的描述打动了孔子。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月晚凉，咏而归。

「生命：游寓活泼」

读《论语》，是获得一种生命形态。有了道德和认知，并感受到美，我们最终获得一种生命形态。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从《诗经》中初醒。一次，孔子的儿子孔鲤从庭中快步走过，夫子问：“学《诗》乎？”孔鲤说：“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不懂得怎样说话。于是孔鲤退而学《诗》。

关于《诗》，孔子对弟子们如此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为什么让生命觉醒？诗三百是人类情感的结晶，囊括喜怒哀乐，在《诗经》中，人的性情被唤醒。生活固然有诸多规矩。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之前即“从心所欲”，又见审美境界。

《论语》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段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托志于道，安命于德，寓心于仁，游身于艺。道是认知境界，安命于道德境界，最终依于审美境界。“游”，审美的核心要素是自由。只有一个自由活泼的心灵，才能觉察到生活中的美，这就是生命形态。

孔子的弟子中，曾参的道德境界应是最高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把生活看作磨刀石，生命则是刀锋，“君子人也”。因此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又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一个人若在道德上磨砺到如此崇高，事实上也让人看出另一番审美来。

《论语·学而篇》中写孔子：“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和谦让，即是圣人气质，气质就是生命本身所散发的感染力。《论语·述而篇》又有：“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即之也温，望之俨然，是君子风度。

孔子说“君子不器”，人并非工具性的，而是本体性的存在。当然，一个人总有其技能，但其生命价值是基于主体性的，对人的主体性的认知也是伦理学的前提。所以《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中的“身”，指的就是生命本身的主体性价值。

生命的理想状态有四境界：兴、观、群、怨。

有醒觉、有判断，即是审美与认知；有责任感，即道德境界；还要有批判精神。而至高的生命境界，其典型特征是什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狂妄、不自大，保持谦恭。

因此，读儒家即是获得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获得一种高尚生活的方式，获得一个活泼自由的生命。

「儒者古今：济世、苦乐及公义」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特邀鲍鹏山作讲座

《中国青年》：儒家讲“君子不器”，近日有热搜调侃说“文科都是服务业”，引发热议。当今的社会人文领域，一部分学科向量化的方式靠拢，人文学科更显得尤为“老派”。当下年轻人应如何看待人文教育的“经世致用”？

鲍鹏山：近些年我们流行自嘲式的思维方式。不过我想人活在世上总要服务大众。这样的“服务”也是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燕京大学从前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孔子也讲“君子不器”，但君子总有相应的社会功用，有一技之长，大概也以此谋生，就像孔子做老师，弟子三千。“服务”这个词，如果理解为大众创造价值，比如理工科如果是创造物质财富，人文学科则创造精神价值，我们借此认知世事，知人、知天下。此间也有道德境界的生发，乃至审美与诗意的一种契机。

《中国青年》：孔子的生活是诗意的、快乐的，很多古代文学表达的也是“忧”，不是苦，这和今天年轻人中流行的“发疯文学”形成鲜明对比。您如何看待年轻人的“发疯文学”？

鲍鹏山：与我们这一辈相比，今天年轻人所面对的压力的确有点“前无古人”的意思。似乎每个年轻人从小就忧心忡忡，担心不努力就会在竞争中落后。我们从前毕业时生活清苦，但心理压力没有这么大。在这样的情形下，年轻人的表达和自我纾解都是可以理解的。美学里有一个重要问题，讨论人们为什么去剧场看悲剧。就是宣泄，然后归于内心宁静。也许未来在年轻人的“发疯文学”中也能出现文学大家，我们乐见其成。

《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在中国落地生根、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契合？体现在哪些方面？

鲍鹏山：马克思主义最终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我觉得有几点他们是高度一致的。第一，二者都注重于对群体的关注、对集体的关怀。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强调个人主义，中国文化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来说，我们更注重集体，讲集体、讲道德。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一个集体，他在整体上去关心无产阶级，整体上去关心社会某些阶层的生活状况，比如马克思经常调查无产阶级的状况。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跟我们中国文化契合比较多一点的地方。第二，马克思主义更看重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也非常强调社会整体的公平和正义。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儒家文化是“天下主义”，两者非常契合。以上是我觉得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契合的方面。

监制：皮钧

终审：陈敏

审校：刘晓刘博文

编辑：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