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北京市的发展中，“科技创新”显然发挥着引领作用。比如，在2023年，北京市实现了中关村规模以上企业技术收入增长超过30%，创新型产业集群示范区承接三大科学城成果超过270个，新增5G基站3万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实现160平方公里连片运行，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2.9%；又如，2024年，北京市将聚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壮大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也将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更好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
不管是北京市的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关注，还是来自科技企业的代表委员们相关建言献策，都是共谋北京市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发展大计。那么，2024年，北京市科技行业的发展可以有哪些关注点？不妨来看看行业内的观点。
图片来源：新华社网络安全保障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数字技术时代的必然趋势。2024年，北京市将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积极布局数字经济关键赛道，以数字化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全面变革。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扎实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可以发现，智慧城市高度依赖网络和数字技术，城市规模越大，面临的安全威胁越严峻。
在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看来，新技术的确伴随着新的风险，但发展与进步不可阻挡，唯有不断完善安全措施去防范风险。
“北京作为超大型的、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了由网络塑造出来的‘新秩序’，对现代化治理水平的要求更高。”齐向东称。
这也成为行业内始终在探讨的课题——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载体，智慧城市承载海量数据信息，以城市为单位的网络安全应如何保障？
在实战攻防演练中可以发现，我国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防线相对脆弱。“近三年，奇安信参与及组织了上千场实战攻防演练，参演单位数万家，70%的单位被攻破。仅教育、物流和医疗这三大行业就有超一万家单位被攻破。”齐向东称。
放眼全球，因网络攻击导致的城市瘫痪、服务中断、生产停工等事件正愈演愈烈，因此补足安全短板、增强安全韧性势在必行。
对此，齐向东表示：“首先，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系统要实现市级指挥协调、区级应急响应、单位运营防护的三级联动；其次，主管部门应该督促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和服务单位，按照《信息安全技术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要求》建设纵深防御的网络内生安全系统，实现网络安全能力无死角；最后，智慧城市运营单位应加强与专业网络安全机构的深度合作，实现智慧城市安全能力持续升级。”
技术出海推动自立自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专家认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事关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系统工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自立自强。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技术，也成为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齐向东看来，自主研发和高质量科技成果的转化只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方面。“科技自立自强不能闭门造车，要国际国内双循环，鼓励数字技术创新企业‘走出去’。在与美欧发达国家的同行竞争中获得更强大的创新动力，在与国外客户的合作场景中汲取创新的营养，在获取国际市场份额中实现科技创新的经济价值。”齐向东表示。
事实上，中国数字技术走出国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助力。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11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4351.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3895亿元，增长10%。
而我国也不断在技术出海中获得经济价值。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发现，中国在出口方面如今更加注重5G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使得中国在数字产业和服务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前沿的地位，改变了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贸易出口的“世界工厂”形象，逐渐占据了创新冠军的新地位。
然而，齐向东认为，我国目前数字技术创新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依然面临“三高”困境，即市场费用高、融资成本高、经营风险高。
“建议像支持中国产品‘走出去’一样，支持中国数字技术创新企业‘走出去’。针对数字技术创新企业出海精准施策，给予必要的财税优惠、金融支持和系统服务，进一步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快建成北京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齐向东建议称。
青年就业关系长治久安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始终被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而青年等重点群体就业则被视为重中之重。“青年人是一个社会中人力资本最高、能力最强的一类群体，其就业问题关系着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国家长治久安。”58同城副总裁曲子恒表示。
因此，青年就业也成为今年北京市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重点。例如，北京市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不少于26万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促进12万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4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青年就业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却也长期存在着一定的难题。曲子恒认为，相较于其他群体，青年群体面临在劳动力市场脆弱性更强、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意愿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等问题。
“缓解这些结构性就业困难问题，一方面要继续落实好中央相关举措，针对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人才匮乏、技术联合攻关困难等发展瓶颈精准施策；另一方面，应加快‘十四五’规划中的‘数字新基建’项目，带动和创造新经济形态和新商业模式，创造更多适应青年就业期望的高质量就业载体；最后，也应该鼓励青年开展就业创业工作，特别是针对于新经济领域的创业产业，并由政府搭台促进校企合作，为新领域的发展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曲子恒表示。
可以看到，新时代以来，北京市数字社会全面发展，技术形态的快速迭代驱动了经济增长模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型，促使生产方式下的职业类型更加多样，青年就业的潜能也进一步得以释放。
因此，在曲子恒看来，促进青年高质量就业可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将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的优势，助力更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继而创造更多的适合青年人的就业岗位。二是充分挖掘就业大数据的价值，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劳动力市场与用人单位人才需求市场大数据平台，更加及时准确地反映就业市场的整体趋势，从而为国家政策提供更加坚实的数据支撑。三是打造灵活就业平台，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曲子恒称。
上门经济助力服务升级
“北京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优势明显，包括技术优势、人才优势、政策优势、产业集聚优势以及巨大的数字经济用户规模。规模的不断提升、技术的不断突破，正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宋婷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上门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新业态——通过互联网平台或者社交媒体进行需求对接，由劳动者直接上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打破了传统行业的地域和信息壁垒。“从消费侧看，生活节奏和消费理念的转变催生新需求，‘上门医护’‘家庭早教’等服务新场景不断涌现。从供给侧看，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搭建服务人员的管理体系与行业的服务标准体系，促进了供给侧服务水平的提升。供需匹配效率的提高，拉动了行业规模不断增长，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空间。”曲子恒表示。
“上门经济”的兴起，既是具备时代特征的新需求、新趋势，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新旧动能转换、融合、发展的缩影，当然，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
“首先，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在法理上进行厘清。上门服务属于微利行业，非标属性强，竞争激烈，‘散、小、弱’的服务机构随处可见，亟需通过立法规范管理。其次，‘上门经济’从业人员普遍存在受教育水平偏低和职业技能较弱的问题，可能影响从业态度和服务质量。再次，有效供给不足将制约行业规模扩大。”曲子恒认为。
因此，曲子恒对“上门经济”实现“提质扩容”提出了建议和期许：一方面，推动立法立规、明晰各方权责，是推动行业提质扩容的必要保障；另一方面，建议在条件相对成熟的赛道推行“以考促培”试点，提升从业人员整体能力。
同时，曲子恒表示，发展“上门经济”还可以尝试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打通政企信息系统，整合工商、公安、人社、卫计、民政等相关数据信息，提供信息发布、数据查询、投诉互评、求职招聘等服务，推动行业进一步扩容。与此同时，“作为数字经济的新业态，‘上门经济’的提质扩容，离不开政府在“产业促进”方向上多措并举，在资金、场地、人才等方面持续支持。”曲子恒认为。文/李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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