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日报》报道，新一年度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到一起员工通过社交软件“隐形加班”的案件。据了解，这也是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劳动者李某起诉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11日的加班费。李某所主张的加班内容系其下班后，在社交软件上与客户或者同事进行沟通交流付出的劳动。但公司认为，这不属于加班。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及休息日利用社交媒体工作已经超出了简单沟通的范畴，该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的一般沟通，体现了用人单位管理用工的特点，应当认定构成加班，据此判决某公司向李某支付加班费3万元。”
此案牵涉的金额不大，却能写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原因就在于它背后的问题在现实中普遍存在，所谓的“加班文化”和“隐形加班”问题，是很多“打工人”难以逃避的现实，也是心中的痛。
虽然“隐形加班”这一说法比较新颖，但关于其认定，在法律上早有依据。从之前的类似案例来看，法院对于“隐形加班”不会视而不见。比如，员工哪怕没在公司，而是在家里或其他地方，只要用非工作时间处理不属于偶发沟通的工作问题，就会被认定为加班。特别是在“通过社交软件处理工作”这样的模糊地带，更需明确认定，使公司为此支付报酬。
在多数职场人看来，无偿加班都是最糟糕的事。没有名分和回报的加班，不仅会耽误正常生活节奏，时间久了，也难免让人产生不满情绪，影响工作状态。但囿于诸多现实问题，很多“打工人”对“隐形加班”敢怒不敢言，面对上级的不合理要求只能忍气吞声。
其中缘故不难理解：一方面，很多公司默许甚至鼓励员工“卷”起来，不加班的人，就会被视为不努力、不上进，也就很难升职加薪了。也有不少职场人虽然很想“躺平”，宁可不升职加薪也不想加班，却被公司以“不加班就被优化”之类的名义逼迫加班，最终还是只能被迫干活。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只要员工离开工位，“隐形加班”就不算加班，殊不知任何形式的加班都是加班，公司领导长期让员工在私人时间继续处理工作，本质上是对员工休息权的侵害。
具体到“隐形加班”的问题上，即便很多人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维权依然有不小的难度。难点之一，就在于收集、保留证据不易。此外，如果维权的时间、金钱成本较高，而得到的补偿较少，也会影响劳动者的维权意愿。一些公司的管理者抓住了“打工人”的这些软肋，便更加肆无忌惮地逼迫、诱导员工“隐形加班”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要让法律为“打工人”的休息权兜底，严禁任何形式的违规加班、无偿加班。加大对违规单位和个人的处罚力度，切实保障好职场人的基本权利，才能避免无意义的“加班文化”愈演愈烈。
从法院对上述案件的处理来看，法院判决涉事公司向李某支付加班费3万元。这一判决，使劳动者得到了相应补偿。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不妨根据有关法律，严惩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公司。必须要让企业对法律有所敬畏，对员工的权利充分保障，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现。
一家考虑长远利益的公司，不可能不注重保障员工权益。休息权算是最基本的劳动者权益之一，如果“打工人”总是要被毫无意义和收获的加班所伤害，迟早会“用脚投票”，离开这样的公司，导致其在行业内外的声誉下降，影响组织运作的效率。
法院的判决与员工的呼声，提醒企业管理者要有自觉心理，不能把员工当“消耗品”，而应当成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伙伴。给予员工足够的关心，充分尊重员工权利，才能留住员工的心，也给公司留出长远发展的空间。
责任编辑：杨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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