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谁是“后真相”的……精神教父？|后真相_新浪财经

《后真相》，[美]李·麦金太尔著，张美华、相欣奕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风之回响，2023年10月版，226页，49.80元

对于早已降临的后真相时代，人们已经说了很多。“谎言胜于真理”“雄辩胜于事实”，连这样扎心的话也都已经听惯了，似乎谁也没有办法阻挡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那么，还有必要再读一本关于什么是后真相的书吗？读完美国学者李·麦金太尔（Lee C. Mclntyre）的《后真相》（Post-truth，2018）之后，我感到它的确还是能够给人们带来关于后真相的更深刻的思考，能够让人们更清醒地看到后真相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应该说，究竟什么是“后真相”，还远未到已经穷尽了所有解读的时候。比如，读者或会恍然发现书中所讲的那种“谣言比辟谣更深入人心”的现象在欧美并不少见，于是会从“谣言有时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视角思考后真相的另类状况，这正是麦金太尔在书中实际上触及的重要议题。作者在书中简直是不断苦口婆心地提醒读者：一定要认识清楚后真相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危险性，绝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坠入没有真相、不讲事实的深渊。

那么，究竟什么是“后真相”？“后真相”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牛津词典》将“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用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舆论的种种情况”（第8-9页）。这个似乎过于简洁的定义旨在描述这样一种舆论现象：真相和事实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此有人敢于扭曲现实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即便不是完全抛开事实和真相，也是确信在某种政治背景之下和为了某一政治目的，事实总是可以被遮蔽或有选择地呈现，使其有利于某一种解释（9-10页）。或者说，真正的问题不仅在于任何违背事实真相的特定信念的内容，而更在于支持这种信念的根本思维模式，“即认为某些事实比其他事实更为重要——取决于人们想要让什么东西成为事实。气候变化的否认者不仅是不相信事实，他们只想接受那些能够支持其意识形态的事实”（14页）。通过深入思考《牛津词典》所下的定义，并结合在公开辩论中后真相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种种舆论，麦金太尔指出后真相现象的真正含义与其说是声称真相不存在，不如说是指事实从属于人们的政治观点，其思想核心在于“有时感觉比事实更重要”。说到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终于提出来了：“后真相……即无论是否有充分的证据，其践行者都试图强迫他人相信某事。”（17页）

很显然，麦金太尔在书中念兹在兹的是后真相时代的政治，这是我认为这本小书值得一读的重要理由。他指出“后真相”在2016年与“另类右翼”“脱欧派”等词汇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正是凸显了该年度的政治背景——“面对以事实的混乱、论证标准的缺失以及彻头彻尾的谎言为标志的2016年英国脱欧投票和美国总统大选，许多人都惊骇不已。”（第5页）既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以无凭无据地宣称要是他败选，肯定就是因为选举受到操纵，那么事实和真相还有那么重要吗？（同上）作者在书中不断以特朗普的政治言行为例，揭示“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事实和真相岌岌可危”的危机（第1页）。他认为后真相的概念不仅是要挑战真相，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挑战真相成为一种维护政治主导地位的机制”，这话说得太准确也太扎心了。麦金太尔说至少在美国政治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出现以操弄后真相“作为一种使现实屈从于政治的策略”（第2页）。他联想到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由此提出了警告：“事实上，现在有些人担心我们正在奔向那个黑景，威权国家的建立，第一个牺牲品便是真相。”（第8页）“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后真相这个概念的‘基本知识’，就无法回避政治。”（第2页）如果只从消费社会的八卦、人工智能的神奇等等话题中谈论后真相，根本无法真正认识后真相。

传统媒体的衰落与社交媒体的兴起无疑给后真相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更为方便的传播工具，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欧美在传统媒体时代就不存在以意识形态或政治目的操控新闻、遮蔽真相的事情；同时，更没有理由认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后真相盛行是由于“审查和编辑的减少”而导致的。在传统媒体时代中的欧美大媒体有着最严格的审查和编辑程序，但是所报道的某些事实新闻之违背常识、捏造事实以迎合需要的离奇程度令后人难以相信。说到这个问题，麦金太尔在书中引述了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著作How Propaganda Works 中的一些论述，非常深刻和犀利。斯坦利将其定义为利用和强化有缺陷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其目的不仅仅是欺骗，而更是一种统治的企图。在一次采访中，针对特朗普使用的一些经典的宣传技巧（煽动情绪、诋毁批评者、嫁祸于人、分化与造假等），斯坦利指出其“目标是建立忠诚。重点不是交流信息，而是让我们‘选边站’”。他警告说，人们可能会走上威权政治的道路。说得更直白就是，“目的不是要说服某人‘我是对的’，而是要证明‘我管控着真相本身’。当一个政治领袖极有权势时，就可以挑战现实。这听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就算在美国政坛，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119页）。在这里关键是要弄明白，利用假新闻来欺骗和愚弄公众并不是宣传的真正目的，你是否相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谁在掌控”，然后只能假装相信（122页）。那么，在后真相与政治问题密切关联的背景中，作者坦言书中的论述可能不太符合人们对学术著作应该“维持一种冷静的中立”的期望，因为“冷静的中立”会导致一种虚假的均衡（false equivalence），“当错误不成比例地倒向某一方时，仍然假装处处平等，就等于对真相这一概念的不敬”（同上）。放在上述后真相与政治的关系之中来看，“冷静的中立”往往就是虚假和有害的。

因此，在关于后真相的讨论中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区分真相与谎言，而是要研究和识别政客如何以谎言颠覆真相的各种方式、话术。这种识别性质还可以用于对政客的个人判断中去，就如作者以特朗普为例子所讲的，那些歪曲真相使之对自己有利的政治骗子完全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就是力图使人们相信所有确凿的事实都是有争议的。“专家们可能会争论特朗普究竟属于何种情况：他到底是骗子、冷漠、愤世嫉俗，还是妄想。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他的所有言论似乎都对真相充满敌意，足以称之为后真相。”（13页）“当……我们社会中的多数人——都否认基本事实时，后果可能是惊天动地的。”（14页）谁说不是呢？这样的后真相后果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其对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的塑造力量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麦金太尔进一步把政客的后真相现象与他们政治代价为零联系起来：“在一个政客们可以质疑事实且不付出任何政治代价的世界里，后真相现象比任何个人都重要。”（18-19页）更准确地说，必须要让以权力绑架了事实与真相的政客付出沉重代价。

麦金太尔对美国政治中后真相的剖析最后还指向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维度，那就是通过剥夺言论自由来遮蔽真相、乐于在后真相的迷雾中维护统治权力的官方最后也会遭遇后真相的报复。在已经并不少见的现实语境中，虽然官方的确拥有并且极力说出真相与事实，公众却仍然愿意被谎言所迷惑和鼓舞，在这里不能仅仅认为因为官方说出了真相与事实就代表了正义伦理。在法国大革命前十年，荒诞不经的催眠术风行一时，许多公众相信催眠术家的谎言，从而引起法国政府对催眠术可能会导致的政治危险的警惕和调查。于是政府在1784年派出由著名医生和科学院院士组成的委员会对催眠术的疗效进行科学调查，经过一系列的科学实验并以清晰、理性的文字把结果记录下来，证实了痉挛及催眠术的其他效果只是由于催眠师们的过度想象。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1968）一书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份掌握了事实与真相的科学报告不但没有打退公众对催眠术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强烈的反击和巨大的热情？这也正是在后真相时代要坚持相信真相、回到事实的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从一个方面来说，答案很简单：当法国波旁王朝的政府机构失去公信力的时候，即便说出的是事实与真相也没人相信。这当然是后真相时代中非常致命的政治伦理问题，所有真相都无辜地、不幸地被政府机构一向的傲慢、偏见和撒谎的本性所抹杀。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即便公众知道波旁政府这回讲的是事实真相，他们也不会愿意接受。在这里不是因为认知偏差的问题，而是现实政治提出了比相信真相更高的正义伦理：反抗压迫性的统治秩序和当权利益集团是与反抗被作为工具的学术体制以及即便是正确的知识生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达恩顿说，“对那些已对旧体制失去信仰的人来说，催眠术提供了一个新的信仰。而这一信仰标志着启蒙运动的终结、大革命的来临和19世纪的曙光。”（同上书，周小进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165页）更重要的是：“激进催眠派表达了他们同时代人的感觉，即‘旧制度’已经腐朽到了无法自然愈合的地步，必须动一次大手术；但宫廷医生不可信，不能让他们来做这个手术。”（同上，166页）在这样的语境中，坚持相信真相的人们真的遇上了无法回避的站队难题，虽然麦金太尔在书中一再提醒读者不要陷入站队思维之中。因此，既要把相信真相作为反抗后真相的根本立场，同时未尝不可以思考如何在局部事件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at their own game）。

“后真相”当然并非在二十一世纪突然降临人间的现象，无论从理论上或是经验上说，在人类的认知与舆论史上的后真相确如作者所讲的，有着数千年的深厚根源。比如贯穿于整个人类进化史并植入我们的大脑结构之中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证明我们并没有自认为的那样理性，而认知偏差与信息孤岛（information silo）又有着紧密联系：“固有的认知偏差使我们很容易被那些带节奏的人操纵和利用，特别是在他们可以诋毁所有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正如无法摆脱认知偏差一样，信息孤岛也使人无法抵御后真相。危险在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我们都受制于自己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当他们说的正是我们想听的时候，我们尤其会受到影响。”（67页）这正是当下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信息状况，从八卦新闻到热点话题，人际关系的撕裂也由此产生。

当代以来的思想史、科学社会史和大众传播史等领域都从不同领域遭遇了后真相趋势的发展，麦金太尔主要列举了有关客观真理之不可能性的学术辩论被用来攻击科学的权威性，在过去二十年里，在欧美对气候变化、疫苗和进化等主题的科学否定论呈爆炸式增长，在大众传媒格局的变化中更加剧了这些现象的出现，以及不断催生出在后真相中所运用的各种策略。更应该补充的是近年来西方世界在面对种族问题、恐袭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等等动荡态势的时候，后真相现象有增无已，政治上的右翼民粹主义在民调中纷纷胜出，“特朗普”作为一种全球后真相政客的标记越来越多出现在批评舆论中。

从过去几十年不断出现的“科学否定主义”（science denialism）入手，追踪后真相现象的发展轨迹，这是该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本来从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来说，任何新的理论、发现都必须经历同行评议、证据与事实检验以及对其研究背景与前景的全面检验，面对和回应所有质疑本来是最为正常的事情。但是“科学否定主义”往往是指来自科学界外部的那些发现自己的意识形态信仰或利益动机与科学结论相冲突的人，他们最常用的策略是宣称对某科学家的动机、能力及其研究结果提出质疑与否定，通过在舆论上大做文章而达到挑战和颠覆科学结论的目的。麦金太尔指出，在所有现代科学否定论的案例中，对全球变暖是由人类引起的观点，所发起的质疑与攻击是最为恶劣的案例（30页）。假如在这些科学否定论的背后还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现实力量加持的话，“在意识形态胜过科学的世界里，势不可当的正是后真相”（38页）。

揭穿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历史学界的各分支学科领域中盛行的后真相现象，这是我读这本小册子的很大收获。一直以来我对于学术界的“房间里的大象”现象更多从研究者语境中进行分析，认为在排除了这些人对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真的不知情以及真的对他们所维护的那种观念有真诚信念这两个假设之后，他们之所以还会作出那些显然罔顾历史事实的所谓研究成果，就只能从利益动机来考虑了。但是这本书告诉我，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从我较为关注的视角来说，第六章“后现代主义是否导致了后真相？”是全书中尤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章节。麦金太尔说有些人原以为那些一直思考证据的标准、批判性思维、怀疑论和认知偏差的学者可以为解决后真相问题提供方案，但是让人无比尴尬的是，“必须要承认，后真相现象最可悲的根源之一，似乎直接来自高等院校”（129页）。他说“似乎”，似乎要给欧美的大学留点面子，实际上接下来的论述则无疑是肯定的，并没有什么“似乎”。作者在开首引用乔治·奥威尔的那句话有深刻的寓意：“这些人甚至不知道火是烫的。”这话说得够狠的；放在后真相议题的语境中，所指向的是后现代主义也无法推卸责任和逃脱被惩罚的命运。

作者关于后现代主义导致后真相的问题有两个基本论据。一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人们无法确定作者本人真的明白自己在文本中要表达的“意思”，因此必须根据背后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假设对其进行解构并检验。这一充满活力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北美和欧洲人文学界风靡一时，几乎一切文学经典都受到质疑。社会学家及其他学者把解构主义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一切都可以被视为有待质疑的“文本”，不再有什么正确的答案，一切都只是叙事。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论点：客观真相是不存在的。（130-131页）二是米歇尔·福柯的理论，认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是由语言来定义的，但语言本身却充满了权力和控制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说，所有的知识主张实际上只是一种维护权威的方式，它们是权势者用来迫使弱者接受其意识形态观点的欺凌策略。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论点：任何宣称的真相都不过是其制造者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根本不存在“真相”，拥有权力就可以使人控制真相（132页）。接下来麦金太尔对于后现代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的后真相状况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论述，与他的审慎推论相比，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将后真相的责任更为直截了当地推给后现代主义，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所为确实是邪恶的，因为他们使得对真相和事实持有怀疑态度反而得到了尊重。麦金太尔最后的结论是：“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是后真相的教父。”（157页）

追求真相是历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John H．Arnold的《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之一，李里峰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最后一章就是“说出真相”，虽然作者认为很难同意认为历史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但他强调这些说法“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放弃‘真相’，仅仅关注于讲‘故事’”，而应该“尝试在其偶然的复杂性的意义上说出真相——或者其实是许多个真相”。由此想到，有一个问题是麦金太尔没有谈到的，但是作为教师却是要关心的，那就是在后真相时代如何帮助学生识别谎言、追求真相。

非常重要和有意思的是，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JamesW.Loewen）的著作《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1995；马万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在书名上就已经提醒当教师的首先要“革自己的命”——要认识到自己有可能参与了传播谎言。这本书的主题是揭露美国至今为止的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谎言、错误和对历史真相的隐瞒，这正是后真相的产生背景之一。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网站的评论说：“洛温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他解释了历史神话是如何通过我们国家的历史教学被建构起来的”；洛温称之为“一幅自上而下的谎言产业链的图景”，并质问说：“如果有足够多的教师抱怨美国历史教科书，难道出版商不会改变它们吗？”（356页）同样的质问可以针对各种人群：究竟谁应该对关于历史的谎言负责？最后发现，“我们的社会在对自己说着关于自己过去的谎言。质疑这些谎言似乎是在反对美国。教科书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谎言才写进它们”（360页）。更加重要的是关于对学生影响的分析，他认为那种不要在美国教科书中揭示真相是为了保护学生的理想主义的说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对学生隐瞒真相是为了使他们不会成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认真想一想吧，这不正是所谓的理想主义教育在其内心最害怕的事情吗？“向学生说谎就是在走一条下坡路”，洛温这么说。在后真相时代，如果说还存在抵御后真相的希望的话，教育无疑是其中最必须争夺的阵地。

最后，问题要回到如何才能抗击后真相？乔治·奥威尔说，“我们现在已经陷入深渊，重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成为聪明人的第一要务。”问题是，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后如何重述、向谁重述。在第七章“抗击后真相”的论述中，我觉得有两点是挺重要的。一是不能让自己学会如何适应生活在一个认为事实无关紧要的世界里，而是要有捍卫真相的观念，并学会如何抵抗后真相。麦金太尔说“这是我们应该接受的第一个实际建议”（162页）。他一再警告人们：“除非自愿，否则我们不会陷入后真相。”（179页）这的确是对抗后真相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能在后真相面前举手投降，否则就真的永远后真相了。人们要想清楚的是，所谓的投降并非很容易就会被投降者自己感觉到。麦金太尔说人们绝不能以为某种说法“太离谱了，让人无法相信”，因此就对这种谎言不抵制、不反击。说谎者之所以不停说谎，是因为他们认为会有人相信，事实上也是这样。人们或许会寄希望于听者有足够的常识来识破谎言，但在一个信息来源碎片化的时代，人们难以对这一假设再抱有希望（163页）。正因为所有的谎言都有听众和相信者，因此，“在后真相时代，我们必须挑战一切混淆事实的企图，在任由假话发酵之前，就要及时去质疑它们”（165页）。二是麦金太尔的这段话：“反击后真相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与我们的内心斗争。无论我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我们都容易产生各种认知偏差，从而导致后真相。我们不应该假设，后真相只来自别人，或其后果都是别人的问题造成的。要指出别人不想看到的真相很容易。但我们中有多少人准备以同样的标准审视自己的信念，去质疑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哪怕内心仅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提醒自己，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171页）说得太对了，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我们真的必须在内心时刻回响着这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