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诸暨大唐袜业集群转型:一场市场与政府的“互动”

绍兴诸暨大唐袜业集群转型:一场市场与政府的“互动”
2023年11月30日 12:30 澎湃新闻

2019年起,全球袜子产量的三分之一、全中国的70%,每年超250亿双的袜子,都来自中国浙江的一个小地方——诸暨市大唐街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大唐被誉为“国际袜都”。

袜业属于轻工纺织业,是典型的传统制造产业,亦是具有强大就业吸纳能力的“富民产业”。然而,历经四十年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唐袜业在“低端跑量”的发展路径上似已走到尽头。约2014年起,大唐袜业开始了艰难的、已近十年但仍未竟的产业转型升级探索。

作为一个传统产业,大唐袜业的转型升级成效几何?这一进程中,有哪些经验或条件,又有什么不足?澎湃研究所研究员通过实地调研,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价格越来越便宜,低质低价搞竞争

“大唐就是一个大公司。” 一位当地企业主在向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介绍大唐袜业时,用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比喻。一双袜子从诞生到进入市场,需要经历原材料、纺丝、加弹、染整、袜机设备制造、袜子研发设计、织造、包装和物流、营销的流程。在大唐及周边,上述每一个专业环节,都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参与。

“在大唐,任何一款先进袜机的配件,哪怕是一枚针,任何一种原料,每一种纱线,任何一款袜子,都可以快速地采购到和生产出来。这能让生产成本降低1/4至1/3。” 作为一个产业聚焦、中小企业为主、充分竞争和合作的产业集群(industry cluster),大唐地区制袜业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是产业链完备。

但同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大唐袜业产业集群处于规模大,但效益低的初级发展状态。根据大唐街道提供的数据,2003年大唐年产袜子80多亿双,产值130亿元,每双袜子产值约为1.60元;2014年,年产258亿双,产值288.7亿元,每双产值降至1.12元。一方面产量激增,说明产业规模巨大,及市场占有率具绝对优势,但也意味着,产业效能和利润空间不大,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辑慈编写的大唐袜业调研报告,2017年的大唐制袜产业区,仍普遍存在企业同质程度高、过度竞争、产品低质低价等问题。此外,袜品的大规模生产且定型工艺主要使用燃煤,也对当地环境产生了很大损害。“当时天都灰蒙蒙的,呼吸的空气感觉有颗粒一样。”一位当地居民回忆说。

在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调研中,部分企业主反映了业内的产品质量乱象。在出口OEM模式下,国外客户“规定好材质比例”,加上简单配色,“聪明的中国人就可以找到最便宜的棉、化纤”,采用最简单的加工,导致“价格越来越便宜”,有的质量也很差。

被“倒逼”升级,向上求利润

袜业转型升级的号角是当地政府首先吹响的。从2014年开始,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和安全环保生产方面的规制,“倒逼”企业向上升级寻求利润。

2014年,国内“史上最严环保法”《环境保护法》完成修订,由此开始数年的“环境整治运动”。同年底,诸暨市针对袜业开展了“六大专项整治行动”,即厂房、仓库、居住场所合为一体的“三合一”企业整治,燃煤锅炉淘汰,管实流动人口,规范出租房管理,取缔无证照经营,规范税收征管秩序。短短4个月,原大唐6500多家袜企中,3203家企业被关停,剩余企业也尽数完成整改。

其中“燃煤锅炉淘汰”,意味着要在制袜的定型环节,将原来采用的以燃煤为原料的锅炉设备,更新为用天然气、用电的清洁能源设备。对当地来说,这一能源设备更替改善了空气环境。但从企业角度,这种强制性的设备、能源更换,增加了企业成本,包括一次性设备更换(每台设备约20-30万元)和日常能源使用成本(天然气使用成本是煤的2-3倍)。

其他五项整治项目显著提高了劳动用工、纳税、合规经营等成本。例如对“三合一”、流动人口、出租房的强化管理,增加了劳动者居住成本,最终导致企业人工成本上涨。因此, “六大专项整治行动”,在客观上增加了袜企的合规风险和经营成本,企业难以依赖压缩成本的向下“逐底竞争”,只能谋求价值链向上的出路。

此外,袜业外贸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这内外两方面因素叠加,让袜品质量成为新一轮竞争和市场开拓的重点。某专注外贸的企业表示,需要争取“更高端的客户”,而不是聚在低端市场。另一号称“设计工厂”、被海外客户青睐(原本主做内销市场)的袜业认为:“要跟外国人讲我们贵在哪里,一直做低端袜子,导致他会认为中国产品就是低价的,我们把自己的品质提高,(也可以是)高品质和高价格。”

消费升级下,美院毕业生上任“厂二代”

当下,大唐袜业的转型已取得一定成效。2022年,大唐袜业年产量超250亿双,产值规模700余亿元,每双产值2.8元,是2014年每双产值1.12元的2.5倍。

近10年来,大唐袜业在维持产量、市场份额同时,初步实现了产值、效能的爬升。在国内某大型电商平台的袜类店铺中,前8家来自大唐。大唐袜企的竞争格局也日益差异化、多元化。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实地调研的5家中小型企业,商业模式、竞争优势各不相同。

站在当下回头望,这些年大唐袜业的转型方向,是如何有效锚定的?用一家企业主的原话—— “是市场决定的”。

大唐袜业市场一直以外贸为主,但近年内销比例有所扩大。近年,国内袜品消费升级,“潮袜”时兴。日益掌握消费话语权的年轻世代消费者们,不再将袜子作为简单的隔离、保暖之物,而希望其赋予更多功能,或作为美、时尚、个性的一部分。

许多袜企开始转向国内市场,向设计、品牌、营销等传统薄弱环节发力。一些在业内以设计著称的袜企,也成立于彼时,并获迅猛成长。

2015年,大唐地区建设“袜艺小镇”,2017年起便举办中国“大唐杯”袜艺设计大赛,并由政府购买获奖作品专利,低价转让给缺乏设计力量的小微袜企,目前已服务企业1000余家。

“大唐杯”袜艺创意设计大赛作品。 本文图片均由 周燕玲 摄“大唐杯”袜艺创意设计大赛作品。 本文图片均由 周燕玲 摄

金奖作品。

除了坚持举办设计大赛、搭建企业与美术/设计院校的合作平台,当地政府还与各院校合作开展人才教育与培训,包括设计、营销等领域。2023年以来,当地政府出资让企业家走出去参展,对柏林展、拉斯维加斯展补贴机票和展位费,“包高铁车厢去上海”。大唐街道官员指出,这些举措不完全是为了订单,走出去才会有“思维的碰撞”,才知道行业发展的前沿、维持一种高生命力的成长。

随着产业转型推进、企业发力点的调整,一些潜在转变也发生企业主群体身上。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江浙企业主以本地人为主,勤劳肯干、但学历文化偏低。但在大唐,新一代的企业主经营理念、风格已有所不同。

如一家以设计风格突出、款式多样而著称的袜企,其创始人之一为美术院校毕业的当地“厂二代”。还有一家从外地进驻大唐的知名袜企,对袜品的质量有非常刚性的要求,且“不讲关系”。这些高质量要求的企业作为新鲜力量,利用销售的带头作用,提升了产业链上大部分产品的质量。

政府出补贴,数字化设备“进厂”

在“由市场决定”的产业升级背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支撑着这一轮“蝶变”。数字化转型直接助推了企业产品质量以及管理能力的跃升。

这个过程中,当地政府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比如,政府释出鼓励举措,引导袜企升级机器,以求实现价值链跃升。早在2012年,在中央“工业4.0”政策背景下,浙江就做出“全面推进机器换人”的决策,大唐袜业也在“机器换人”行业试点名单中。

制造设备供给上,袜机主要有分头式袜机和一体化袜机两大类。其不同在于,分头式袜机需要分别织出袜身和袜头,然后缝接两部分,而一体化袜机可一整只袜子直接织出,减少了缝头、翻袜等工序,并加载智能化功能,生产数据和设备信息可以实现产出和传输。

最早一体化袜机只有欧美企业出产,一台机器需要20-30万。而国内普遍使用的分头式袜机仅需2-3万元。2015年,部分领先的袜机企业通过引进人才、拆解机器等方式,研制出国产一体化袜机。此后,国内袜机企业不断改进其性能、效率、成本。随着新型高速一体化袜机的诞生,原本国产一体化袜机薄弱的生产效率,已提高至与分头式袜机相当的水平,价格从起初9-10万降至7-8万。

当一体化袜机的价格被“打下来”,补贴政策开始更好地发挥撬动作用。2019年开始,在袜机设备具备市场竞争力和大规模生产条件的基础上,政府对企业购置一体化袜机和数字化改造进行奖补,其中袜机购置补助比例于2019年时最高40%,2023年为30%。据称,规模袜企中约一半已购置了一体化袜机。

在设备升级的基础上,车间数字化管理也得以推广。

车间数字化管理的必要性在于,电商走热对袜企“生产-市场”的反应模式提出了要求。不同于线下订单式生产,电商售袜要求制袜厂商快速反应,即“频率快、时间短”。例如线上店牌某个款式晚上卖了5000双,超过库存,那么需要快速生产,完成20小时之内发货。这就对制袜工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体化智能袜机可通过内置芯片,一目了然地显示当天生产计划、批次、产量、次品情况、开机和故障情况。其他生产流转、仓储、原料、辅料、成品数据也都在此基础上进行实时统计、展现。

诸暨某大型袜企一体化袜机车间。

袜机升级和车间数字化需要企业投入百万乃至千万的成本,同时益处也是显著的:

第一,提升了袜品的质量。一体化袜机生产的袜子无须将袜子头、身缝线,故没有棱线,平整舒适度更佳。

第二,减少了制造环节的人工成本,因为去除了缝头等工序,以及一体机自动化程度更高,一人可同时看管20台生产中的一体袜机。此外,数字化车间也减少了负责各道工序上人工登记、统计的人手。

第三,数据和信息反馈更及时、准确、直观,便于生产对市场快速做出反应。

第四,大唐街道官员强调,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也有助于“降低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环境”,这是大唐袜业最重要的海外客户的期望,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调研过程中,当地基层政府的几位官员或工作人员,给澎湃研究所研究员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时不时提及“服务型政府”的自我定位,要给企业包容、宽松的营商氛围,不越位、不添乱,在底线之上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做。在市场导向与政府引导(数字化转型)的互动中,大唐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势”就形成了。

结语

总体来说,经历近十年,大唐袜业转型升级已初见成效。就其经验,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基于调研认为,这在于市场主体的自发力量,在开放环境下被激发,以及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

这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是其所在区域“浙江模式”的延续、彰显。经济学者冯兴元曾总结“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其活动限度必须遵循与市场一致的原则。

同时,大唐袜业的案例也体现了产业集群的特点。产业集群发展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和封闭性。但由于大唐袜业地方嵌入性较弱,且具有高度的人口流动性(外地人口占比超过户籍人口),该产业集群不乏“新鲜血液”。在开放条件下,一旦出现创新(不仅指技术工艺创新,还包括产品、商业模式、管理创新等),在集群效应下,其学习、扩散效应将会是裂变式、加速度的。

此外,大唐袜业转型升级也有其条件。一是浙江地区重视“富民经济”的传统,使其能顺利度过转型期的阵痛——例如疾风骤雨般的“六大专项整治行动”,使得不少企业关闭或亏损。其二,作为一个日常消费产业,袜业具有较强的经济韧性,对周期不敏感,在世界经济波动时,维持相对乐观的前景。近两年,大唐袜业外贸出口和内销均在稳步增长。

当然,大唐袜业的升级远未完成。上述改变可能限于局部,制造、设计和品牌营销能力的真正提升还需要更多人才资源支撑。而在海外市场和价值链上的跃升,还需要在跨境电商等领域有所突破……如何让中小企业主动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仍是一项长久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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