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相忆草堂西|杜甫_新浪财经

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几人相忆草堂西

草堂是诗圣一生中难得的安宁、诗意小天地

五代南唐画家周文矩之《文苑图》，依稀有几分杜甫川中岁月交游唱和情景

新津修觉山，当年老杜曾登临

杜甫草堂内纪念诗圣的少陵碑亭

晚舟/文余茂智/图

草堂以东，是“喧然名都”的繁华；草堂以西，郊外可野望，雪山尽入诗，还有朋友故交助柴米。

从48岁到54岁，杜甫川中生活五六年，在成都、崇州、新津、三台、广汉、阆中等地留下星星点点的屐痕、永垂不朽的辞章。

自759年冬抵达成都，到765年5月离开，杜甫在四川五年多的时间，除了因战乱移居梓州（今三台）、阆州（今阆中）近两年外，大多数时候都居于成都草堂。

这是杜甫苦难一生中难得的优游岁月。尽管贫穷的警报从未彻底解除，但无论如何，这是相对平静的几年，杜甫枯瘦的双手终于触摸到了久违的幸福。诗酒外，他常做一些短途旅行，从而在四川——如果不把他仓促离开成都前往川东计算在内的话——主要是川西和川北，留下了星星点点的屐痕、永垂不朽的辞章。

我曾多次出没于那方草木葳蕤的园子。那时还没有无人机，我多次想象从高空俯拍：四面高楼包围中，青黛的林表漫不经心，古色古香的楼阁像浮在绿海中的岛屿。当然还有点缀其间的一口口池塘，倒映着无限生机：睡莲、菖蒲、斑竹、朴树，以及看风景的人和被当成风景看的人。

经历了1200多年时光，荒郊野岭的几间茅屋，终于被后人用敬仰和缅怀，蝶化为这方游人如织的园子——成都杜甫草堂。

堂成

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件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虱子。对老杜而言，他的生命之袍远离华丽，虱子却那么多：失意、疾病、贫穷、潦倒……他的一生就像午夜划过天空的流星，虽然以耗尽生命作代价获得了诗歌史上耀眼的闪光，但他的时代却少有人去赏识和热爱。这个星空下寂寞的人，他给后世留下的，除了抑郁沉雄的诗歌，就只有若干座纪念他的草堂。

杜甫漂泊的足迹印满半个中国，纪念他的草堂中，巴蜀地区有着重要三座，分别位于成都、三台和奉节，其中成都草堂无疑是龙头。诗人冯至感叹：“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也忘不了成都草堂。”

由于和严武交厚，杜甫入川，人们会以为是冲着严武去的。其实那时严武还没调到成都，他投奔的主要对象是裴冕，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后来也任此职）。

初到成都，杜甫一家暂寓草堂寺。草堂寺是草堂东侧的一座古庙，历史远比草堂悠久，早在西晋时就梵音缭绕了。

杜甫时代的草堂寺地处郊外，香火不盛，他在写给时任彭州刺史的早年知交高适的诗中说，“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那时，高适猜测杜甫是依靠草堂寺生活，所谓“僧饭屡过门”，为此杜甫回诗纠正：“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这个供禄米的故人，就是裴冕。

自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上河流密如血管，诸多河流中，就长度、水量而言，浣花溪微不足道。然而，这却是一条注定要被中国文学史铭记的小河。

次年春，在裴冕支持下，杜甫于浣花溪畔营建草堂：“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草堂距城十多里，林木幽深，溪水深流，是个宜于隐居的好地方。漂泊多年的杜甫像衔枝筑巢的燕子，苦心经营自己的窝。帮助修建草堂的，除裴冕外，还有表弟王十五。杜甫还写信给多位友人，向他们讨要竹子、树苗和瓷碗。

盘桓

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深

平静的生活只过了几个月。秋天，裴冕调长安，杜甫失去了“供禄米”的故人。他想到了另一个朋友高适，遂以诗作笺盼老友施以援手：“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也许是一年前在同谷孤苦无依留下的后遗症，杜甫不仅给高适写诗，还自己跑了一趟彭州，但高适很快就调任蜀州（今崇州）了。杜甫又追到了蜀州，并在高适的刺史府小住。

崇州有一座风光旖旎的园子，亭台楼阁，天光云影，这就是罨画池。史料载，罨画池在唐代就是官署园林，设有驿站，称东亭。唐以来，杜甫、陆游、杨慎等名家都在这里留下了诗文。

高适是崇州最高长官，杜甫在崇州盘桓多日，常常流连于东亭。杜甫写诗称赞老朋友：“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并感叹“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深”。杜甫告别高适回草堂，冬天蜡梅开时，同样任职于崇州的另一位友人裴迪在东亭宴客，想起秋天时与杜甫的聚会，便写了一首诗寄给杜甫。杜甫回诗感叹：“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明人王世贞将此诗推为“古今咏梅第一”。

西河和金马河从崇州境内斜斜划过，流向成都西南边的一个重要枢纽：新津。一个阴雨的冬日，我小心翼翼地踩着糊满青苔的石阶，爬上了河畔的修觉山。山顶是一块杂草过腰的平地。极目远眺，远处的新津城区，近处的金马河以及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的通济堰尽收眼底，遥想1200多年前，杜甫也曾登临过此地。

杜甫两次到新津，其中一次是761年春天。成都平原的春天常常寒风习习，以阴以雨，但风定日斜后，迎春、海棠、桃李以及油菜花竞相开放，热烈的花事足以把春寒烘干。这个春天，大约是得到了高适的救济，杜甫心情不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春夜喜雨》，又在游览修觉山时，因“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的景象而生出诗人的骄傲：“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

从修觉山下来，我前往一个叫江源的小镇。人烟稠密的成都平原，大凡不过十公里，必然有场镇，江源就是无数小镇中极寻常的一个。与其他小镇不同的是，在唐朝，江源是唐兴县治所在。

茅屋为秋风所破那年秋，杜甫游历了青城山后由蜀州来到唐兴，为县令王潜写《唐兴会馆记》。这是杜甫不多的散文之一。这种相当于应用文的碑记，主要用于歌颂。杜甫生计艰难，希望得到王潜资助。

如今的江源和唐朝有关的痕迹只余下了唐兴这个地名：一是唐兴西街，一是唐兴社区，只是老杜的影子已非常渺远了。

川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从唐兴回到草堂后，深冬的一天，领兵在外平叛的高适突然来访（高适外出，也是杜甫一时贫困无依的原因）。杜甫既感故交情深，又惭草堂地僻路远，食无兼味。

也是在这年冬天，与他交厚的严武由东川节度使调任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严武是武人，性情粗暴凶悍，比如手下章彝（也是杜甫的朋友）因小事没让他满意，他竟将其召到成都乱棍打死。不过，严武对杜甫倒是很照顾，作为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还纡尊降贵来草堂，有时还令手下给杜甫送来酒食。杜甫生活所需，大抵由严武供给。秀才人情纸半张，杜甫回报严武的，是一首首因感激而不无夸张的诗，比如借老农之口盛赞严武治蜀有方，“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

几个月后，唐肃宗去世，严武被召回京，杜甫从成都一直送到了绵州。就在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无法回家，于是开启了浪迹川北的旅程。

冬天的四川盆地，阳光比金子还珍贵，遂有蜀犬吠日之说。但这天是个大晴天。下午，我爬上了三台的牛首山，如今叫梓州公园。牛首山顶的小广场上，高大的杜甫塑像屹立在温暖的阳光下，脚边的菊花开出了明亮的花朵，轻风吹过，像是一朵朵跳动的火焰。塑像旁边的一座仿古建筑，是后人为纪念杜甫的梓州岁月兴建的梓州草堂。

最初，杜甫暂居梓州，乃为避乱。当战乱基本平息，高适代严武任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时，他不仅没回成都，反而将家小也接到梓州，主要依靠他的发小、时任梓州从事兼监察御史的路六及梓州刺史章彝。

763年，杜甫52岁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已近尾声。春天，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传来，杜甫欣喜若狂，开始想象告别托身异乡、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老家河南。他写下了生平第一快诗，也就是收入中学课本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然而，世事难料。杜甫写下这首热情洋溢的诗篇时，完全没预料到此后的人生还会更加艰难，命运还会更加难以捉摸。

梓州是唐时东川节度使驻地和梓州州治。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城，三台县城至今保留着一段城墙和东门城楼，不过城墙被扒去了一大截，矮矮的，东门城楼则变成了茶园。城门前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碑，两个乡下妇女在卖菜。看我走近，她们期盼地问：买青菜吗？新鲜的。杜甫留在这里的屐痕，早已消失于时光的长河。

浪迹川北的一年多，杜甫先后在梓州、阆州住过，其间游历了多个地方，有时为送别，有时为访友，有时为游览山水。

因三星堆而闻名的广汉，唐时称为汉州。这是成都平原腹地一座宁静的小城。小城中，有一座与罨画池颇为相似的园林，一样的古木苍藤、深池碧水，如今是供市民休憩的房湖公园。坝坝舞的歌声，川剧琴声混杂，散发出人间烟火的喧嚣。唐时，它的名字叫房公西湖。763年春天，当杜甫来到此地，与友人泛舟湖上时，内心深处一定会有无数感慨——西湖的疏浚者房琯，不仅是他的老友，也是他政治生涯急转直下的诱因。房琯因失误为唐肃宗所贬，杜甫以左拾遗身份上书相救，肃宗震怒，最终将他贬往华州，从此远离政治中心。房琯也经历了多次贬谪，疏浚并重建汉州西湖是在他任汉州刺史时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当杜甫来到汉州时，房琯前脚刚走，接任者王某热情接待了他，他们共同享用了房琯喂养在湖中的鹅。

方志记载，房湖公园中部那方狭长的水面即唐时房公西湖，一座半岛形的土山将它分为东西两部。湖西，后人建有纪念房琯的琯园，里面陈列着一块心形红砂石，称为房公石，据说是房琯开凿西湖时留下的。

阆中

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

杜甫游历广汉房公西湖几个月后，房琯病逝阆中。杜甫赶往阆中凭吊老友，并为他写下一篇祭文。对这座山环水绕的古城，杜甫感叹“阆中城南天下稀”。

曲折而行的嘉陵江，把半岛形的阆中古城揽在怀里。古城对面有一列青翠的山峰，称为锦屏山。山上，一座红墙碧瓦的建筑掩映在树林深处，这就是杜少陵祠堂。阆中没有草堂，只有祠堂。草堂为诗人遮风避雨，像蜗牛的壳一样为他提供一个异乡的家，而祠堂，则是诗圣业已成为煌煌星斗时，后人用以寄托敬仰的缅怀之地。

杜甫在阆中住了三个月，直到夫人捎信说女儿生病，他才回到梓州。763年深冬，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阆中。这一次，他带着家小，打算从这里离开四川。就在这时，一封信让他喜出望外：严武再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并邀他回成都。杜甫写诗感叹：“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并表示“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

行前，他来到房琯墓前，向这位长眠他乡的故交告别——房琯的客死多半让敏感的诗人联想到了自身浮萍般的命运：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告别

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

后人把杜甫称为杜拾遗，是他出任过左拾遗；后人又把他称为杜工部，是他还出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后者，正是严武所为。

764年，53岁的杜甫挈妇将雏，重返成都。当年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这是一个相当于今天副司长级别的虚职，实际上的职务是节度使参谋，也就是严武的幕僚。为了报答严武的信任与帮衬，杜甫从草堂搬到了节度使府，听鼓应差。当时，吐蕃势力已达川西，对成都威胁甚大。杜甫一面协助严武训练士卒，一面写了《东西两川说》，向严武提出筹边之策。两人原本是诗友，这时虽为上下级，但严武大抵还是把杜甫看作客人。公余，他们把酒临风或是泛舟湖上，常有诗作唱和。

然而仅仅半年，杜甫就辞职回了草堂。这一天是765年正月初三，杜甫54岁。他特意写了一首诗记录此事，并叹息：“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

什么原因使杜甫离开幕府并永别官场呢？有人认为他在幕府遭到年轻同僚的妒忌；有人认为他不甘心做一个地位低下的幕僚。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诗人杜甫与军阀严武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严武热爱诗歌但骄横粗暴，杜甫表面稳重实则不乏诗人的狂狷。两人做朋友可以，做上下级难免日渐生隙——有一种传说是，在严武面前杜甫酒后放狂，直呼严武父名，严武十分生气，以致想杀他。

千年后的猜测或许难以贴近事实真相，但杜甫任幕僚期间的一首描写值夜班的诗，就隐隐流露出了诗人的不快乐：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不愉快的幕僚生涯终结后，杜甫和严武又从上下级变成了诗友、酒友。杜甫写诗请他来草堂做客，严武似乎没有再来——在成都平原杂花生树的春天，39岁的严武暴病身亡。

765年春天是杜甫在成都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将最后一次看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安宁景象。

草堂已建了五年，中间既被秋风所破，又有一年无人居住，杜甫对草堂进行了一次大修。当初在堂前栽种的竹子，早就“笼竹和烟滴露梢”了，这时终于派上用场。那个春天的早晨，杜甫请人一气砍了上千竿竹子，竹林太厚，草堂光线不好，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用竹子作修葺草堂的材料。

孰料，草堂修葺一新后，杜甫就不得不永远告别——严武去世，杜甫意识到偌大的蜀中已没人能庇护他，让他在艰难苦恨的日子里，营造一方可供诗意驻足的小天地了。相对安稳的蜀中岁月将就此画上一个句号，唯有继续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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