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加纳七月午后的太阳仍很刺眼,中餐管老板宋涛每每谈及自己情感受挫的过往经历时仍会咬牙切齿,比屋外的阳光更强烈。宋涛来加纳已经有七八年了,起初在中资公司里管理本地员工,后来与人合伙开了这家餐馆。公司做监工时,宋涛很怜惜本地工人,时常多申请名额,减轻单个工人劳动量的同时,让更多人获得赚钱机会。自己当老板后,他也时不时送给周围社区居民一些饭菜,出门时也备些零钱送给流浪街头的穷人。宋涛发现,受到帮助的本地人脱口而出的总是“感谢上帝的恩赐”。
广阔的非洲土地养育着十几亿人,虽然分布着上百个民族,也有数量众多的民间宗教,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占据了绝对力量,并形塑了他们的世界观。其实,无论是跟随企业的海外务工,还是独当一面的在地经商,中国人在非洲的日常生活毫无疑问地要与本地人交往互动,跨文化的遭遇与调试向来是海外华人安置心灵的重心。
错位:遵从上帝还是关照朋友
加纳首都阿克拉,街景。
今年50多岁的陈军俨然是个“老海外”了,初到非洲工作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目前他在埃及一家中资钻井公司担任国别代表。他曾在尼日利亚工作了4年之久,但坚决表示自己再也不想回到那个令他倍感情感受伤的地方。初到尼日利亚时,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的陈军本着“我对别人好,别人对我也不会差”的文化观念,尝试与本地员工建立友谊。
为了帮助本地人快速提升技术,他复刻了国内“师徒制”经验,主动提出成为本地员工的老师。在业务能力培养上,陈军毫无保留地向本地员工泽玛传授自己的心得,并手把手地教学演示。不仅如此,在本地重要节日来临时,他还带着大大小小的礼物前往泽玛家里拜访,表达真诚相待的态度。两人的朋友关系也迅速升温,除了师徒之外,也有了密友关系的加持。甚至在陈军骨折时,泽玛还主动提出帮他料理生活,身处海外而无法得到家人关照的陈军,内心不时涌出一股暖流,“感觉我们关系已经很好了,我也没拿他当外人,他主动提出来帮我,很是感动”。但是,一次本地员工集体罢工所引发的“围困”遭遇却让陈军凉透了心。
由于本地工人抱怨公司之前的福利承诺并不到位,涨工资的呼声悄然升起,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集体罢工。当陈军还在工地上指挥作业时,本地员工们不约而同地聚拢起来。等他反应过来并向门口保安走去时,已经被数十位员工团团围住。见势不妙的陈军试图从人缝稀疏处“逃离”出来,一个健硕的身姿挡住了去路。万万没有料到,极力阻挡他离开的正是泽玛。瞬间,陈军的内心就被泼上了一盆冰水,“我一个快步就把保安手中的枪夺了过来,就想一梭子把他给突突了,太心寒了!”当然这只是气话而已,并没有真的开枪。“你可以参加罢工,但遇到我的话,你应该主动让出来个口子让我出去,而不是拦截我,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啊!”陈军现在回忆起来仍很痛心。
在宗教信仰极为普遍的非洲国家,陈军与当地员工交往时的观念“错位”并不罕见。在陈军看来,既然大家已经成为“好朋友”,就需要彼此照顾,困境之下更要帮忙解围,不然何谈友谊呢。当然,他也体谅泽玛的“身不由己”,宗教信仰要求他遵从上帝旨意和社区共同体规范,要在公共场合中与工友们一道向“老板”争取更多的权益。但即便多年以后,陈军仍然很难在情感上接受对方挡住他唯一安全出路的所为。与他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尝试接触和理解非洲当地的文化观念。
破冰:深入当地社会的尝试
临近午饭时间,在亚的斯亚贝巴城郊的一家本地汉堡店,张利不时询问菜单上英文是什么意思。虽然血糖有些高,他仍执意要了份自己没吃过的甜点,“走到哪个国家,我都要多尝试一下本地食物,要不然等于没来过”。张利是国内较有影响力的建筑企业的海外部经理,目前常住在埃塞俄比亚推进项目进展,曾拥有柬埔寨、刚果(金)、埃及等多个国家的工作经历。虽然已年过半百,仅能零星蹦出几个蹩脚的英文单词,但对本地风土人情的兴趣不亚于充满好奇的孩童。午餐期间,张利不时介绍自己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见闻,从写字楼下往来咖啡馆里的白领面貌,到无家可归者搭建临时帐篷后的生活来源,再到街边怀抱婴儿的女性乞讨者与政府管制间的关系。不经意间,他从口袋中掏出了手机,向我们展示所拍摄的埃塞俄比亚北方地区的民居建筑与日常生活。在张利看来:“不仅要了解当地底层民众的生计,也要体验一下他们高档一点的生活,这样才能全面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几次晚饭后,张利邀请我们出去散步,不仅穿进小街小巷观察本地人的生计,也会进入本地人聚集的小酒馆喝上几杯啤酒,体验本地人喜闻乐见的宵夜生活。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排队等车的人群。
与张利相似,在加纳从事民宿生意的郭强也是个努力尝试接触本地社会的华商。拜访郭强时已是傍晚,他正在家门口与本地邻居畅谈着生活琐事,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甚至可以穿过街区。2016年,还在福建泉州打工的郭强,机缘巧合地结识了一名留学中国的加纳籍大学生,受其鼓励来到了阿克拉寻求发展。高中就辍学的郭强,英文水平很一般,但是自来到加纳后却一直坚持住在本地人社区。起初,他买了辆自行车,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遇到路边人会主动打招呼,即便是相对不安全的夜晚也依然如此。目前,他们一家租赁了位于阿克拉城郊、周围全是本地人的三层楼房作为常住点。与大多数海外中国人想方设法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本地人相对较少)所不同,郭强选择让女儿在离家不远的本地社区幼儿园就读,成为全校唯一的黄皮肤学生。这并不是他不重视女儿的教育,而是想让孩子更多地接触当地社会。在郭强家里,时常可以看到小女儿与几个本地小朋友嬉闹玩耍,除了仅有的肤色差异之外,他们难道不都是天真烂漫的孩子吗?
与早期前往非洲的中国人多采用“飞地模式”所不同,更多海外华人开始努力尝试与本地居民进行更多接触。或许语言交流并不流利,或许初来乍到并不熟悉,张利和郭强并未因此束缚自己,也没有选择固执己见,而是从细节观察与碰面接触,开启了解本地社会的大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街边商贩。
感通:换位理解的可能
刘青是个典型的四川姑娘,精瘦的身材走起路来却带着风,给人干练而又坚决的印象。2018年,为了给孩子营造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刘青将事业从肯尼亚转移到治安状况更好的卢旺达,从旅行社转到酒店行业。当提及本地员工时,她也曾给出技能不强、不善学习、偶尔还会偷盗的评价。“我们需要包容本地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她时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在她看来,缺乏教育机会是影响本地人发展的关键,经营酒店之外而投身教育公益是她可以给予当地社会的回馈。早在肯尼亚期间,当刘青发现保姆因家庭条件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但很渴望上进时,就主动提出予以资助,包揽了教材、补习班、考试等开支,并主动缩减工作时间以保障学习时间。保姆自学完成了高中课程后又考上了大学,如今在迪拜的五星级酒店工作,实现了人生逆袭。其实,在帮助本地人的同时,刘青也收获了诸多感动。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学校广场。
因为从小成长在单亲家庭中,缺乏温暖是她永远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在一次带孩子参观卢旺达本地社区时,她发现了很多流浪街头的小孩,自我成长经历促使她决定帮一帮这些困境中的儿童。随后,她联系了几家孤儿院,每月除了定向捐赠欠款之外,还送去食物、衣服和学习用品等等。本来,刘青并不指望孩子们有什么反馈,“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我就很高兴,没什么其他所求”,而孩子们却给她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感动。一次例行到孤儿院看望孩子的时间正好临近她的生日,孩子们提前精心地准备了庆祝Party,墙上写满了“Happy Birthday”,每个人还写了独特的祝福纸条。当刘青踏入教室的刹那间,被眼前天真的祝福和笑容触动了,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当谈及当时的感受时,眼睛里打转的泪花背后埋藏着深深的感动,“这是我那几年最感动的一次,还有这么多孩子惦记着我!虽然我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刘青和孩子们间温暖互动的故事也曾发生在埃及的赵游身上。埃及北部旅游城市阿拉曼正在建设一批住宅,赵游是其中一栋建筑的项目负责人。本地负责商务的员工阿吉正在为结婚所差的两万埃磅发愁,婚期因此一拖再拖。在一次二人闲聊中,赵游提及,听说阿吉马上要结婚但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消息。此时,阿吉支支吾吾地说出了理由,原来是因为婚礼花费还有些缺口,自己的工资还要攒一年多才能支付得起。赵游出生在东北农村,家庭条件也不好,为了结婚买房才选择到工资更高的海外打拼。即便存在着跨文化的隔膜,但人际间最基础的相互体谅与换位思考瞬间嫁接了起来。于是,赵游立即给阿吉承诺,“当时也没想太多,确实他也不容易,就说明天我准备好钱,到办公室来取就行”。获得帮助的阿吉十分感谢这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赵游,“我很感谢我的领导,中国人都很好,如果不是他,我不会待在这家公司这么长时间”。但是帮助阿吉解燃眉之急的赵游并不觉得自己做了多大的善事,“只是帮了他一个忙,钱也不多,也不用往心里去”。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快乐的孩子们。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否到达过非洲,很多中国人时常给非洲人贴上偷懒、笨拙、不求上进等负面标签,彼此理解的通道并不通畅。文化观念间虽有差异,但并非不能相互感通,刘青和赵游恰恰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体会当地人的处境,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走出暂时的困境,也获得了认可和反馈。
当中国人踏上非洲土地后,往往带着业已形成的文化观念与当地人交往,两种文化的碰撞相遇难免火花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间调适的不可能。文化差异带来的“错位”时常发生,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试图通过深入当地社会去尝试“破冰”,也出现了双方间基于相互体谅后的“感通”。文化观念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不过是不同社会规范在个体上的投射,“美美与共”背后更需要人与人之间心性的互通,哪怕是异域的他者,毕竟我们还同属一个星球。
(本文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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