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三转一响”

□孙炳林

20世纪60年代，国家工业生产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三转一响”是当时最时尚的家庭大件。“三转”是指：有一辆左右脚不停踩动呼呼向前飞驰的“洋马儿”（自行车）；有一架用双脚同时踩动脚下踏板，带动台面银针上下飞舞穿梭的缝纫机；有一块两根长短针有规律不停转动“嘀嗒、嘀嗒”的手表。“一响”则是，有一台“红旗牌”座式收音机，或小巧便于携带的收音机，能收听中央新闻、听革命歌曲的收音机。

踏上工作岗位，每月有固定工资收入、经济条件稍好点的家庭，都把拥有“三转一响”作为物质追求。

那个年代，四川省（含重庆）境内各县所有的汽车，由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配发，按序号排列编队，万盛编为汽车21队，客车、货车数量极少，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买一辆自行车花钱不多，小而轻便，出行也方便，很受人们喜爱。

红岩煤矿的邮电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早上，她带上红岩煤矿的报刊等邮件，骑一辆邮电专用自行车，骑行8公里到红岩煤矿邮电所；傍晚，下班骑自行车返回万盛邮电局。

家居万盛近郊的青年矿工，都乐于骑着自行车哼着小调，优哉游哉地到红岩夹皮沟矿山上班，风度潇洒。

1966年，我们来红岩煤矿的新工人都是单身汉，休息那天闲得无事去万盛开眼界。位于万盛街口公路边，有一家出租自行车的小店，一间不很宽的屋子里排放着10余辆旧自行车，店主坐在门口一张长方桌边，桌上有一本记录簿。四十来岁的店主，猜定我们是新来的矿工，热情地招呼：“小伙子，学骑自行车有兴趣吗？只需用你的工作证暂时抵押，我记好出车时间，待返回时计算出行时间，花不了多少钱！”

我们觉得新奇，于是决定试试。办完手续，我和一个同事兴致勃勃地推出一辆旧自行车，小心翼翼地绕开南来北往的行人，在老文化馆人行空道上练习骑车。我骑在车座上，由小弟拉着车龙头稳方向，我右脚蹬得车轮转动，不得要领，龙头不听使唤，不是向左偏就是向右倒，累得满头大汗。偶然间，车轮转速加快，龙头竟然端正了航向。由此，摸到了自行车的“脾气”，我平视前方，两手端正龙头，不停踩动踏板，终于驯服了它。当时心想：“我要是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该多好啊！出行不受时间限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住的工房，左右两边排列三张双层单人床，老工人江谦云住在靠门口单人床上铺。他是二级工，月基本工资37元，一个月上26个班有井下津贴约16元，平时吃得简单，中晚餐三两白米饭、一份0.08元素菜，省吃俭用积蓄180元，买了一台小型8波段有皮盒的收音机。他坐在床上，打开收音机，拉伸细长的天线，收听新闻或歌曲。“江师傅，莫吃‘独食’，把音量开大点，让我们也听听！乐趣共享嘛！”同室的工友们开玩笑，工房里充满了欢乐。

从事矿山工作，时间概念很强。掘进131队是四班制作业，每个小班在矿井工作6小时，早班、上中班、下中班，夜班10天轮换一次，每班进矿井的时间也随之变换。上班之前，什么时间到更衣室换工作服、去矿灯房取矿灯，都要提前作好准备，遵守时间。若误了时间，就赶不上进矿井的矿车。新工人自己没有手表，把握不准时间。“师傅，现在几点钟”“快到11点了吗”，经常向老工人打听时间，很不好意思，也不方便。

新工人都想有块自己的手表，矿长朱堂孝就激励他们：“小伙子，好好干，矿井里有金手表！”

休息那天，我去万盛百货商店，柜台里陈列着几块上海“1120型”防震手表，看得出神久久不愿离去。售货员漫不经心地说：“小伙子，想买一块吗？”“多少钱？”我问。

“钱不很多，上海国产手表120元一块，另外还要12张工业票。”售货员回答。我从未听说过“工业票”，顿生疑惑？售货员说：“上海表是国产的好表，价格不高，商店进货少，工矿区民众需求量大，所以……”我问：“哪里发工业票？”售货员答：“你要买更多的商品，才会发给工业票。”工业票难求，只能望“表”兴叹，扫兴返回矿山。

1969年春节，我去武隆羊角镇大舅家拜年。席间，酒过三巡，表妹夫王顺益说：“四哥，你要买手表的话，幺舅在武隆白马批发部，买表不需工业票。”当时邻居幺舅刘学良也在席桌上，他说：“买手表没问题，你什么时间来都行。”购买手表的事又有了希望。

次日清晨，我搭乘矿上货车，沿川湘公路开行近120公里，3个小时就到了武隆白马乌江边，如愿买到了一块全新闪亮的上海表。

这块上海牌手表伴随我在矿山生活了36个春秋，我十分珍爱它，一直把它当作“宝贝”保存至今。

（作者系重庆万盛经开区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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