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之城穿越千年的笑颜|成都市_新浪财经

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永乐之城穿越千年的笑颜

千年一笑，俳优俑展现成都人乐观向上的幸福基因，图为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俳优俑

东汉陶舞俑四川博物院藏

成都金堂李家梁子汉墓出土俳优俑

俳优俑又名说唱俑，以各式各样的笑传达了成都人的乐观主义精神

东汉陶吹箫俑成都博物馆藏

永陵二十四伎乐石刻

东汉盐井画像砖，生动地再现了成都平原汉代井盐生产的情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王嘉

成都自古便是一座快乐之都。成都人乐观向上，在生产与生活、物质与精神、创造与享受等多方面保持平衡，不论巨富显贵还是贩夫走卒，普遍有较高的幸福指数。微笑，对于成都人来说是一种本能，因为乐观精神已印刻在骨子里。从遥远的古蜀文明开始，蜀人便学会了笑对生活。这是一种态度、一种力量，一种代代相传的思想与哲学，而这种乐观豁达的性格，在历史中凝聚成河，滋养出了如今的成都人。

俳优俑

成都表情乐观向上

成都人以幽默风趣闻名于世，这种乐观快乐的基因自古相传。20世纪50年代，成都金牛、新都、金堂等地陆续出土了多尊造型各异的东汉俳优俑，其最为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面部表情是各式各样的笑：开怀大笑、憨笑、嬉笑、搞怪坏笑……即使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透过这一张张极富感染力的笑脸，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乐观、自信，内心充满喜悦。

说唱艺术是我国流传了数千年的一种曲艺品种，类似Rap的说唱艺术，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汉代就已经产生了。古代的说唱艺人称之为“俳优”，秦汉时期，俳优表演风靡盛行，尤其在蜀地，被天生乐观、幽默又善于享受生活的成都人所追捧。东汉俳优俑（又名说唱俑）在四川及成都地区的大量出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雕塑的写意之风，在汉代达到了鼎盛。栩栩如生的陶俑通过立体形象重现社会场景，最大限度地复原了当时的社会历史。俳优俑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西汉中期在成都及其周边开始流行。到了东汉，成都的俳优俑不仅形体变大，表情更夸张传神，做工也更为精细，堪称中国雕塑史上的璀璨明珠。其雕塑手法粗犷稚拙，抓住俳优表演时最精彩的瞬间，着重刻画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充分展现热情奔放、泼辣诙谐的个性，让人一眼望去就充满欢乐与轻松。从其传神造型，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甚至可以窥见当时成都人的精神世界。

走进四川博物院汉代陶石馆，那一排排神态生动的说唱俑、哺乳俑、执锸俑、庖厨俑，面带微笑，眉目舒展，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没有怒目而视或痛苦的表情，瞬间将人带进那个生活富足、安居乐业的汉代天府之国。目前俳优俑均系从墓葬中出土，俳优俑成为随葬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两汉时期，人殉逐渐被废止，人们开始效仿人形制成各种人俑陪葬品。汉代社会流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随葬的人俑当中，有服侍主人的男女侍俑、提壶俑等，也有供主人消遣娱乐的俳优俑等。

目前出土的东汉俳优俑可分两类：一类为站立状，一类为坐姿状。坐式俳优俑的代表作除了1957年在天回山出土的“击鼓俳优俑”外，1982年在新都马家山汉墓出土的俳优俑也极具特色，这尊俳优俑被冠以“汉代第一俑”的称号。从造型来看，它与天回山出土的俳优俑颇为相似，呈坦胸露乳状，其舌头伸出，手舞乐器，动作滑稽。相比“击鼓俳优俑”，这尊俳优俑头部略微扬起，左手虽捧鼓，但右手无槌。从面部特征来看，这尊俳优俑表情更为夸张，喜感更为强烈，让人望之就有捧腹大笑之感。

立式俳优俑则以1963年郫都区出土的一尊俳优俑最具代表性。这尊俳优俑采用灰陶制作，高66.5厘米，头戴旋细软帽，皱纹满额，执桴抱鼓的双手下垂贴腹，双膝微曲，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挤眉弄眼，歪嘴吐舌，作耸肩扭臂状，其诙谐滑稽的神态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面对这些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幽默感的艺人形象，你仿佛回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领略“街头艺人”的精彩表演。

画像砖

市井富足烟火人间

从俳优俑身上，我们窥见成都人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而借助古代“摄影术”画像砖对汉代成都社会生活形象生动地复原，我们感受到东汉成都的烟火人间。这些富足生活的烟火气，是成都人乐观向上的底气。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都出土了大量的东汉画像砖，这些画像砖既有盐业、农业、渔业、纺织等生产劳动场面的再现，又有对餐饮、出行、歌舞等场景的描绘，涵盖了50余种不同的生活场景。这些长方形砖块上的汉代生活图景，是如此丰富和鲜活，充满了欢乐、自足、真实的生活气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组合起来犹如成都的风俗画长卷，复活了东汉成都的社会生态和精神世界，被专家视为“研究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画像砖是怎样生产的呢？据曾经主持过永陵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研究，先在木板上刻上画面的阴模，再用泥制成与木板大小相同的方砖，趁砖泥未干时将木模印上。这些砖的画面当年都是彩色的。羊子山四座画像砖墓中所出各砖尚残存有红、绿、白三种颜色。冯汉骥推测，砖在土中浸润了约2000年之久，绝大部分颜料已脱落，只剩下用模印上去的凸出的部分或者线条，而画像砖上的图案，在当时是供绘色时勾轮廓用的。可以想象，这种彩绘的画像砖砌在用花砖组成的墓壁上，具有极佳的装饰效果，也证明了墓主的富裕生活。

这些东汉砖室墓中的画像砖，无疑是传达当时成都社会生活的重要而形象的载体。1954年出土于成都羊子山的收获渔猎画像砖，其上半部有一个莲池，游鱼在河中嬉戏生长，两个猎人正隐藏在莲池旁边的树荫下，张开的弓箭犹如满月，向天空中结队飞翔的鸿雁瞄准射击。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成都平原的秋天：秋高气爽，天空中飘着淡淡的白云，群雁结队往南飞。画像砖的下半部分为收割水稻图，三人执镰弯腰割稻，二人绑扎稻草，一人挑起一担谷穗急步飞奔。这块砖上，将当时农、渔、猎等生产场景都展现了出来，这样的画面离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不遥远。

民以食为天，而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被称为“食肴之将”。出土于成都邛崃花牌坊地区的东汉制盐画像砖曾登上央视《国家宝藏》节目，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东汉时期成都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从这块画像砖可以看出，东汉人制盐科技含量十足。首先，当时凿井技术有所进步，已经出现了“深六十余丈”（约合138.24米）的盐井；其次是采用楼架方式，安装定滑轮汲取卤水，提高采卤效率；再次是在煎盐时采用温锅热卤水以蒸发水分，节约燃料。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远方的琴棋书画诗酒花。画像砖不仅有对当时物质生活的记录，也有对当时人们精神追求的捕捉。尊中有美酒，胡不饮且歌。在汉代，王侯贵族举办宴会，歌舞助兴已成风俗。宴会现场的画像砖场景各不相同，高朋欢聚，俳优热舞者有之，文人聚会，高歌助兴者亦有之，画像砖上，成都灿烂的文艺传统可见一斑。

二十四伎乐

音乐之都乐化成都

成都是一座永“乐”之城，此处的“乐”，既是指快乐的乐，也是音乐的乐。

成都自先秦以来就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城市，音乐和戏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细胞。早在开明王朝末年，最后一任开明王就是一位音乐天才，他特别热爱音乐，不仅建有大型的宫廷乐队，养有大群的歌舞者，而且还亲自创作歌曲，自弹自唱。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也是音乐热爱者，精通多种乐器，一曲《凤求凰》，赢得了美人归。三国时期，成都的音乐舞蹈之风就很盛行，左思用“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来描绘成都音乐舞蹈翩翩、宴乐盛行的情景。唐代成都不仅诗歌文学鼎盛，而且也是音乐名都会，戏剧冠天下。前后蜀时期，王建、孟昶等统治者十分热爱音乐，促进了音乐歌舞的发展，其时成都的音乐歌舞精妙绝伦，美不胜收。

成都是隋唐时期除都城长安之外的一处音乐名都会，成都人“好音乐，少愁苦”。杜甫入蜀时曾写道：“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这是杜甫对成都的印象。成都的音乐曾使诗圣陶醉忘怀：“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晚唐五代时期，成都音乐文化更趋发达。前蜀皇帝王建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因而去世后，后人在他的棺床四周雕刻有“二十四伎乐”图，以永相伴随。这24个伎乐画像石刻生动地刻画了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宫廷坐部伎乐队，均为女性。其中，舞伎2人，乐伎22人，21人手中持有1件乐器，1人手中持有2件乐器，共有20种乐器，计23件。24个石刻神形兼备，精美绝伦，在中国音乐史和古代雕刻艺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组完整的唐朝宫廷乐队记录了唐代燕乐中“坐部伎”演奏的瞬间场面，是唐代音乐的生动写照。乐伎使用的20种乐器以龟兹乐（西域民族音乐）为主，清商乐（汉族大曲）为辅，又吸纳天竺（印度）、扶南（柬埔寨）、高丽（朝鲜）等外国音乐，是唐代由雅乐向龟兹乐为主的燕乐转变时期的代表，是唐代成都作为古代世界东方音乐之都的历史见证。而乐伎演奏的乐曲，经学者考证，正是著名的蜀派音乐“蜀国弦”。成都音乐从古老的巴渝舞开始，发展为“蜀国弦”，后来再发展为“蜀宫伎乐”，演变为竹枝词和竹琴清音、川剧高腔，自成体系，构成蜀音乐文化的独有特色。“二十四伎乐”是中国本土音乐与外来音乐相互融合的集大成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成都的乐观包容。

在中国古代，没有哪座城市像唐、五代至宋代的成都，拥有如此繁荣的音乐文化；音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二十四伎乐”的出现，是成都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唐代后期，成都有“扬一益二”美誉。文化繁荣的成都，名人辈出。以诗词著称的韦庄，道教史上的集大成者杜光庭，诗书画三绝的高僧贯休，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宗师黄筌，天文学家胡秀林等，皆为前蜀时期成都的文化名人……乐化成都，助力天府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使成都这座城市始终温暖而从容、厚道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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