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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求实（翻译家）

　　《热情的去向》堀田善卫著陆求实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班牙断章》堀田善卫著黄象汝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46年12月29日凌晨，文学青年堀田善卫和石上玄一郎搭乘上美军的登陆艇，二人结伴踏上返乡之路。此时的堀田已旅居上海将近两年。前一年，堀田、石上还有好友武田泰淳三个人百端交集地迎来了日本战败。1942年堀田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就职，1945年3月他被派往位于中国上海的资料室工作，石上玄一郎则受友人之邀先于他在1944年4月来到上海，同一年武田泰淳也来到上海。三个不约而同来到异国魔都的青年，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中国的暴戾恣睢、烧杀劫掠，当然也“有幸”看到了大日本帝国的可耻覆灭。这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三位文学青年的人生转折点。

　　堀田善卫和石上玄一郎于次年1月4日回到日本。

　　㊀用“很不日本”的目光返观日本

　　堀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重访中国后写下的《在上海》

　　1956年12月出席亚洲作家会议的堀田善卫（前排左三），照片中戴白色甘地帽的是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一系列战争题材的作品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尤其是1952年摘取芥川文学奖后，堀田善卫脱颖而出，成为日本战后派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

　　有国内评论家读了新近引进出版的堀田作品后品评道：堀田是个“很不日本”的作家。此语可谓切中肯綮。而笔者以为，这个“很不日本”不仅仅指堀田的写作题材、写作技巧等，更是他作为一名真正作家的良知、视野，是他观照这个世界的根本态度，首先就是他对于母国日本的认识和反省。

　　作为一名战前出生的日本战后作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试炼就是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在日本，“退婴主义”大行其道，人们有意无意地不愿回首那些日子、不去反省那段历史，少数知识分子、作家非但不去反省国家和个人在那场战争中的责任，甚至还以文字对参与战争的人进行或公然或隐晦的赞颂、镇魂。这便是当时的“时流”。而只有极少数像堀田善卫、武田泰淳这样真正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才敢于进行独立、深刻的思考，不从众、不随大流，剥下国民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外皮，揭示日本法西斯分子发动战争的根因，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健全的人格、深刻的思想性。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武田泰淳就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出席者中几个颇有人气的作家是“站在那一边的”。作为踏上过被侵略国家国土、亲眼目睹帝国军人丧尽天良的凶残行径，遵从良心、人的本性的知识分子，堀田和武田后来都成为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武田还是中国文学研究者，著有《中国小说集》五卷），堀田更被誉为“日本作家的良心”，除了自身留下若干堪称不朽的战争文学作品外，还共同促成了战后日本文坛那一时期的创作繁荣。

　　日本战败后，堀田没有立即回日本，而是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留用，继续生活在上海，从事日文杂志《新生》的编辑工作和中文报纸《中央日报》的对日舆论翻译工作。这段时期，堀田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还在尚未归国时，堀田善卫便有意识地积攒素材、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并开始了主要以其中国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创作。

　　经过数年的沉淀，堀田善卫陆续创作出版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时间》《审判》《广场的孤独》等作品，均是描写过去不久的那场战争的。他是如何看待那场战争的呢？赴中国前，堀田善卫曾经在东京深川富冈町的废墟荒野中偶遇裕仁天皇，对那个场景堀田后来在《方丈记私记》中是这样描述的：“身穿军服、脚蹬磨得发亮长靴的天皇从棕色锃亮、沐浴着朝阳的车内走了下来，胸前挂着一枚硕大的勋章……瞬间，我感到身体打了个冷颤。”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抵触甚至是厌恶的情绪。在长篇小说《历史》中，堀田也以一个留用在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龙田作为自己的分身，借其在一次与几位中国青年聚会上的一段自我介绍，说出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厌恶，并且坦率地告诉中国青年，“至少我不是那样的组织（指战时参与反战运动的日本知识人——笔者注）中的一员，而是确实配合了（侵略）战争。”在这里，作者显然是在借小说人物之口，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剖析和反省，既批判社会现实，又严峻地剖析自己，这正是一个知识人的良知体现。而在《审判》中，堀田又从一个美国大兵的角度来描写投下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惨象，既反省美国的战争行径，同时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与可悲下场。

　　无论是叙述角度，还是作品的主题，都显示出堀田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他能够跳出一个日本人的狭隘立场，从他者、从人类的视点，来返观自身以及本民族的命运。

　　㊁克服沉重的历史心结走向新生

　　据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的不完全统计，战后数年（至1955年止），堀田善卫创作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几乎一半是与中国有关的，这足以说明中国经历在他心路历程中的分量。可以说，堀田还有曾与他一同在绝美的夕阳下登上南京城墙的武田泰淳，他们的中国题材书写实际上是自身思想的一个整理过程，也是其对于包括中日历史关系在内的历史观、世界观的一个认识深化过程。

　　说到堀田善卫的中国书写，就不能不提《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完成于1954年的长篇小说《时间》, 以堀田的亲身经历为叙事背景，描写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进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那段历史进行反省和思考，叩问人性与历史，是日本唯一一部、也是中国以外作家第一部直面描写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作品，在世界小说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小说以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陈英谛在南京沦陷后历尽劫难、家破人亡的故事，但堀田的目的显然并非写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而是从“中国人如何看待”这一角度，描写日本军人恶魔般的行状，借用主人公陈英谛的视角揭露了日本军人的凶残本性。在相关资料极为有限、历史研究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堀田多方搜集并查阅各类文献，还特意让在东京审判上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原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贝德士）、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以及他们的证词中多次提到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等第三方的见证者，以真实姓名和当时的真实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甚至参照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中检方举证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还原出一种历史的现场感。

　　《时间》自1953年11月起至1955年1月，分别以“时间”等六个独立的篇目先后刊载于《世界》《文学界》和《改造》等三家在日本卓有影响的杂志，1955年4月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在单行本的腰封上，印有几句“著者的话”：“思想本不分左右，也无所谓进步和退步。我所追求的是，在当今生存的过程中，能使我们获得生命灵动的母亲一般的思想。这部作品，是我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写出来的，不论好坏，总算写完了。”“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让人感受到堀田善卫是顶着种种巨大压力写作和发表这部作品的，他几乎是豁出去了。《时间》在日本拥有大量的读者，却未能成为话题之作，评论界和思想界都不曾对其认真评析过，也真实地反映出日本社会无视和默杀自身战争罪责的所谓“时流”。

　　在《时间》这部作品中，堀田试图借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表达他对于日本和中国、对于历史和世界的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事实上，我数度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作为自己问题的一部分来写作，是想对此作一个了结。就拙作而言，《断层》《历史》《时间》等，写这些作品时，我都在试图以此作一个了结。我内心在想，背负着如此沉重繁杂的历史因袭，我实在有些苦不堪言……”由此可以看出，对中日问题的思考已经成为堀田内心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为此他时时会有一种压抑的痛苦，所以他认为只有认真反省并深刻认识日本的历史罪责，才能克服这个心结，日本也才能走向政治的、文化的、精神上的全面新生，并且期待中日两国关系走向正常。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积极推动日本作家和中国作家的交流的堀田冲破种种阻扰，受邀和中野重治、井上靖一起重访中国，写下了系列随笔，后以《在上海》为题结集出版，堀田在其中并没有简单地抒发旧地重游的感慨，而是将旧时的记忆放到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巨变中，放在东西冷战和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大背景下，重新咀嚼、审视，从而对中国以及日中关系的未来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书中写道：“这之间是‘血’的历史，而经历了‘血’的历史之后的今天，日本和中国甚至连正式的邦交还没有建立！”很显然，堀田回顾历史，着眼点却在现在和未来，他强调要在重新清晰地认识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基础上，跨过民族隔绝的积壑，进行更坚实的交流，而他访问中国、写文章介绍中国，通过民间文化交流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无疑就是在为实现此种愿望而努力。为该书撰写解说的大江健三郎认为，这是二战之后日本人所写的关于新中国的最好的书之一。

　　堀田善卫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戏称：“堀田煎饼”，源于某位编辑初看到堀田名字时的误读。“善卫”二字的日语训读发音zenbei与“煎饼”二字的读音senbei相近，“煎饼”既指一种薄脆烤米饼，又指一种竹皮屐。巧的是，堀田长得像根竹竿似的，长脸、长颈、身材颀长，是日本人中少见的大高个子，而他的性格则像烤米饼一样干巴利脆，于是渐渐的，“堀田煎饼”便成了极少数圈中挚友和编辑对他的昵称。

　　年轻时的堀田经常与中村光夫、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山本健吉等《批评》杂志的同人一起泡酒馆，他与小林秀雄关系最亲近，众人争论不休时，他每每一声不吭地只作旁观者，小林夸他：“堀田君，你是个敦厚老实的好人。”小林晚年出版大作《本居宣长》，堀田花了一个月时间，将整本书与书中引用的宣长原文对照着精读一遍，其后遇到小林时这位“敦厚老实”的堀田直言不讳地说道：“您的《本居宣长》拜读过啦，引用的宣长先生的部分（指本居宣长所撰《古事记传》——笔者注）让我倍感佩服，可是您的评述我却没读懂，不要故意弄得神秘兮兮的好不好啊。”小林一时无言以对，沉默了片刻后才怏怏不乐、略显尴尬地回了一句：“看你说的……引用也是一种艺术嘛。”须知，当时的小林是顶着“批评之神”头衔的文坛大咖，又是自己的先辈，乍看起来堀田似乎憨乎乎到了这般地步，然而他并非现今人们所说的情商低、不识窍，只是拙于人伦而已，但却明于庶物，也就是在他认为关乎原则、关乎大义的事情上，绝对是锱铢必较，顶真到底，甚至不惜让人下不来台。不可否认，正是有这种探根究底、实事求是的态度，堀田才能创作出像《时间》那样尊重历史事实、内容详实，让人读来惊心动魄的不朽作品。事实上他有时候也会显露出风趣的另一面，原新潮社文学编辑谷田昌平曾回忆，有一次他上门给堀田送作品版税，堀田高兴地主动将一本自己的新作签上名字后赠予年轻编辑，并打趣地说：“今天你是给我来送钱的，所以我上款写的是‘谷田先生’，哈哈哈！”

　　㊂站在东西交汇的坐标上谛观世界

　　堀田笔下“褪去了基督教的冷酷色彩而让人产生‘光与色彩的童话’错觉”的西班牙莱昂大教堂。

　　堀田善卫是位极具历史意识的作家，他曾说过：“历史在我们眼前，未来在我们背后”。历史意识——变迁与永恒，生与死，思索与行动，这是堀田文学中最醒目的记号，他的书写几乎可以说全是为历史而写。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堀田的作品主题更加宏拓，跳出了战争题材，从东亚望向世界，他开始用一种冷静、复线的、深远的目光看待世界，思考明天。他先后书写了《后进国的未来像》《小国的命运·大国的命运》《历史与命运》《历史的长影》《时代与人》《来自未来的问候》等作品，努力探求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未来走向。他成了一位行旅作家，足迹遍布亚欧美诸大洲，以其在世界各地的游历线路为线索，从日常的风景中寻找历史的印记，解读层叠的历史，讲述迷人的传说。读了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堀田似乎不单单是在挖掘历史，并由远而近、将历史与当下人们的生存和社会发展串联起来，同时更加感兴趣的是站在文明进化的高度，透过一个个文化个体、社会个体，探寻文明的多样性，探寻多元文明从碰撞到自我更新、和谐交融的必然性。他写道：“纯洁、纯粹的文化及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们只有通过与异文化的碰撞、挑战、消化、同化等，才能存续和发展。”（《热情的去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他坚信多元文明能够超越冲突对抗，实现和谐共存。

　　在堀田善卫的行旅和写作生涯中，他对“江河”似乎情有独钟。堀田笔底描写过的世界的大江大河有：扬子江、黄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恒河、尼罗河、刚果河、伏尔加河、叶尼塞河、鄂比河、勒拿河、塞纳河……换作一般的人，可能早已经晕得脑子都快裂开了，因为好多江河究竟在地球仪的什么位置都弄不清楚。在《河》（中央公论社，1959年）一书中，堀田不仅用散文诗一般的文字充满诗意地讴歌他眼中或秀丽或壮美的大江大河，而且由此发纾，考察和描写了栖居于这些江河流域的各民族的生存现状、历史变迁和民族命运。例如写到伊洛瓦底江，他会联想穿插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于此的“伊洛瓦底江会战”，时刻将眼前的景物与历史交织而谈，时刻不忘记自己（当然他也希望所有人）是从历史隧道中走过来的，而他则站在当下以历史的视点来展开叙述，以历史的眼光探索文明的可能去向。因此，《河》被日本评论界誉为堪与保罗·瓦莱里的《文艺杂谈》、保田与重郎的《日本之桥》相提并论的文明批评论之杰作。他不是嬉游谩视，而是用心在谛观。

　　堀田以广角似的开阔视野来审视这些雄大的河流，从而悟出“世界上的大江大河，即使奔泻方向不同，但大体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漫流开来的。”与枝流叶布盖承其本的自然法则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奔流而去的河流日夜不息，而且，它再也不是原来的水了。浑浊的水面溅起的飞沫，忽而消散忽而汇成更大的飞沫，一刻也不停歇。以此而观世上之人，又岂非如斯……朝生夕死，乃是人世之常，人生在世，宛似水中之沤。”在这里，身为日本人的他似乎又回到了古人《方丈记》中那种无常的东方式谛观，或者说，他就是站在东西交汇的坐标上来谛观整个世界，从而由一般意义上的旅行游记升华为其独特的“堀田流”文明论。

　　正如日本评论家臼井吉见所指出的：堀田善卫的作品气势宏大，有一种容易囿于岛国意识的其他许多日本作家所不具备的国际视野。

　　㊃像蒙田那样积极思考和写作

　　堀田善卫著《城堡中的人：米歇尔》（蒙田传）第一部封面

　　西班牙人的圣地科瓦东加，堀田移居西班牙之初居于附近。

　　1948年，以其就职的《世界日报》解散为契机，堀田善卫开始了他职业作家的生涯。当时的他，除发表一些诗歌外，还着手翻译，翻译出版过莫泊桑的诗集和亚力克斯·阿特金森的小说等。阿加莎·克里斯蒂《阳光下的罪恶》的第一个日译本也出自他的译笔。他迁居至神奈川县逗子市，先是寄居在水道路一家叫“鱼德”的鲜鱼铺楼上一间屋子里，在这里完成了多部作品，随着《广场的孤独·汉奸》斩获第26届芥川奖，声名大振，并成为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一名主将，他后来终于拥有了一幢位于半山的豪宅，面朝大海的庭院中，高大的树木间，不时有可爱的松鼠出没。当时居住在逗子市的文人还有本多秋五等，甚至家住在镰仓的川端康成也将其工作室设在逗子。

　　从堀田的书房望得见大海，不过白天，这里的窗户几乎一直是紧闭的，他习惯在夜里写作。工作时，堀田会将茶壶、茶叶罐子、护创膏（长期握笔以致两根指头磨破了）放在一个托盘上，端进书房置于案头。在写作《戈雅评传》的四年间，他几乎每晚埋头于书房，堆满各种卡片、参考书的小桌子也从一个增加到了四个，当写到戈雅耳聋时，他甚至还一连数天用耳塞塞住自己的耳朵，以体验传主的感受。根据堀田妻子铃子的家庭账簿记录，1976年8月18日的深夜，他激动地从书房冲出来，嘴里叫着：“戈雅死了！”眼里还涌出了百感交集的泪水。《戈雅评传·Ⅳ》终于脱稿了。

　　四卷本《戈雅评传》完成后的翌年，堀田移居西班牙，并以那里为落脚点，四处游历，至1987年12月，在西班牙居住了十一年，由可以文化和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西班牙断章》《热情的去向》两本受到读者喜爱的随笔集就写于那段时期。堀田善卫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城堡中的人：米歇尔》（蒙田传）也于侨居西班牙期间动笔，不过这部大作要到1994年他年届76岁时才得以完成。堀田感慨地说：“一个生命的凋谢，是将自己的生命移植到更多的生命中去。”可以说，六十岁后的堀田，为了让自己其后的岁月专注于思考和写作，才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自我放逐，行旅东西，但他却从中得到了真正的精神自由。

　　在逗子市的堀田故居，他使用过的书桌一端放着十六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写作《随笔集》时跧居的城堡（通称“蒙田堡”）的照片。没错，书房对于堀田而言也是他的城堡。也许是巧合，蒙田出生于贩渔卖酒的小贵族之家，堀田也是富山县一家船行主的儿子，堀田大概有意无意中将自己与蒙田的影子重合起来，并努力像他那样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去思考和写作吧。

　　堀田善卫就像一只360度看世界的神猫鹰，上下、左右、前后，时刻不停地从东看到西，又从历史看向未来，把他对人类历史的反思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凝结在一本又一本的书中。

　　（本文风景与人物肖像供图：可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