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获这项经济学界大奖，强调“中国经济学家具有特殊的使命，要坚持不懈、理论创新”

杨瑞龙

　　“第十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国企改革专题”于2023年9月17日在北京举行。第十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奖者、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出席并演讲。

　　据介绍，杨瑞龙研究组从20世纪80年代开展国有企业相关研究，形成了关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共同治理的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了国有企业走向市场面临的难题、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的选择、深化分类改革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阐明了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与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指出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应突破“股东至上”逻辑，强调了国有企业需要重视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机制的设计。该项研究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究及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杨瑞龙在演讲中阐述了自己三十年多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思想历程，他强调，国有企业改革难度之大，超出想象。

　　他解释说，传统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相兼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只能和私有产权相兼容。我们现在想让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兼容，理论难度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想在国有和市场经济之间搭上一条桥梁，理论上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要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础上，与市场经济对接，中国的经济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杨瑞龙表示。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瑞龙：非常激动，我真没想到能够获得这个奖。我当时想尝试一下，没想到获得了，真的是很激动。为什么呢？我此生获得的奖蛮多的，但是这个奖我是非常看重的，尽管这个奖没有国徽，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真的是非常重的，这是同行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投票的专家对我过去几十年研究成果的认可。我也非常荣幸，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赋予了我们这样的历史性机遇，无非是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把这样的认识凝聚成一个理论。

　　简单介绍一下我对国企改革的认识。中国开始步入市场化改革进程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原来以为价格改革最重要，后来认为重塑市场主体最重要。有市场主体才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怎么样培育市场主体呢？中国沿着两条路展开，一是发展民营经济，二是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难度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为什么呢？我们想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微观基础上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国有经济为主导条件下，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我们想在国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搭上一条桥梁，理论上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相兼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只能和私有产权相兼容。我们想让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兼容，理论难度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们国家过去40年，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做出了艰苦的探索。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监管模式改革再到分类改革。在此过程中，我的学术生涯有30多年，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

　　我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第一次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就涉及到国有企业（《试论国有资产价值递增承包责任制》（杨瑞龙），《经济研究》1986年第11期）。当时，华生等提出了资产经济责任制。我在这篇论文当中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承包期内资产发生增值怎么办？1987年，我从南大到了人大免试攻读博士学位。厉以宁先生提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问题，我也开始发现承包制包盈不包亏，行为短期化等问题，转入对股份制的研究。

　　在1988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了两篇论文，构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模型——双层股份制。（《产权明晰化与双层股份制模式》（杨瑞龙），《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法人资产制度与企业自负盈亏》（杨瑞龙），《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我提出了国资委、资产经营公司、股份公司三个个层面，准股票市场和股票市场两级构架的双层股份制模式构建。大家看过这两篇论文就知道，后来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该理论构架是差不多的。

　　在深圳、上海等地全面推行这样的构架，国资局、资产经营公司、股份公司多级代理构架。随着几年试点，发现这个模式有缺陷，国有制框架内搞股份制改革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政企分开，所有权可转让性。在政企不分和所有权不可转让的条件下，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不仅难以达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且从理论上证明，很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后来不幸言中。随着股份制改革试点推行，我们发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收权，企业没活力；放权，资产流失就很严重。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上发了一篇论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文章探讨的是，国有企业整体推行股份制改革很难收到预期效果，改革怎么办呢？我当时比较早利用委托-代理框架证明，国有制股份改造为什么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论文的结语部分我提出了分类改革构想。国有企业改革不能用同一种模式，要考虑竞争和非竞争性特征。一般来说，提高公共产品的应实行国有国营模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适宜采用国有国控模式，即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国有资本占主体，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中小企业完全分开。该论文后来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我在1997年在第一期《管理世界》发表文章，这篇文章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分类改革模式。我又在《前线》1997年第三期的论文标题就是国企宜实行分类改革。后来，在国有企业改革领域，我基本上十多年没写新文章，因为我觉得该说都说完了。

　　到了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文件经明确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原则，提出了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的改革思路。这个文件和我那几篇文章比差不多，不过分类标准不太一样，分公益性和商业性，商业性又分为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当然，国际上通用的概念是竞争和非竞争。我没有参与文件的起草，但是思路是差不多的。

　　后来，我做了一个专题报告（杨瑞龙等，《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进一步完善了分类改革原则，提出完整的改革思路。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大家讨论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股份制改革以后，国有企业内部权力结构按照什么原则安排呢？当时比较流行的是张维迎的观点，坚持资本逻辑，按照资本雇佣劳动逻辑设计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崔之元认为资本逻辑是不对的，他的文章用美国29个州公司法修订、引入利益相关者保护原则的案例认为西方已经突破私有制逻辑。周其仁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认为人力资本只能激励，不能压榨。这几篇文章都发表在在《经济研究》上，影响很大。

　　当时，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周业安与我合作写了一篇论文，针对以上三篇文章的逻辑提出商榷（杨瑞龙、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我们这篇文章用主流企业理论论证了非主流的观点，即人力资本分享企业所有权。我们认为人力资本分享企业所有权权是历史的趋势，国有企业治理不能在公有制为主的体制下面坚守资本逻辑，而应该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

　　后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头条论文，把这样的思想引入国有企业具体框架的设计，构建了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国有企业治理框架，再后来我们又合作写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一书，主编了《国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等著作。。

　　到今天为止，我们形成比较系统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即一是以分类改革为主线，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国有经济的分布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怎么定义多与少，应该遵循分类改革的原则；二是以产权改革为主线，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自然垄断及竞争性行业里面很多国有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按照什么原则推进改革？那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具体抓手就是混改、产权多元化；三是以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为主线，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企业内部的权利要以共同治理为主线，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这是比较完整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国有企业改革是很难的，要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下与市场经济对接。为此，中国的经济学者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基于中国的现实进行了理论探索。通过30多年的研究，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中国经济学家具有特殊的使命，要关注大问题和真问题，回答改革开放当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能仅仅关注象牙塔里的问题。现在有好多研究远离现实，是象牙塔里的问题，需要有一批人做象牙塔里的问题研究，但还是要鼓励研究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大量难点与热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著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找不到现成答案，需要我们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回应。

　　第二点体会：需要对中国实际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抽象提出科学问题我们要重视已有理论的固有预期与我们观察到的新发现之间的冲突。国有企业改革是典型的问题。如何回答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材里面找不到答案。因此我们必须对这样的科学问题给出回应，并凝练出基本范畴及相关的经济学理论。

　　第三点体会：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要在理论说得通，在实践上行得通。这才叫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回答这些科学问题，不能照搬照抄，而是应该直面现实，进行理论创新，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第四点体会：要鼓励专门从事中国经济学理论构建者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通过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来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品质。我们做的研究，要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对这些科学问题的回答，需要鼓励经济学者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不仅包括案例调查，也包括理论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研究。例如，90年代关于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的研究，我当做了昆山案例研究，发现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有关，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经济发展与市场化进程有关，并在1998年提出制度变迁的三阶段转化假说（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我提出，地方政府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功能，其实就是所谓的财政分权、地方政府锦竞争与市场化进程的关系。我当时有比较完整的理论构架，但囿于我的短板，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实证分析去验证我的理论假说，没有占据这个要地。后来，学界热议的地方政府锦标赛制度，本质上就是强调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早期很多人引用我那篇论文，但后期引用就减少了，而是更多引用人家的实证研究成果。这个事例告诉我们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第五点体会：聚焦突破方向，坚持不懈。认清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之后，要知道这些科学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连续追踪，最后一定会有所收获的。我本人体会很深。我在国企改革和制度变迁问题上，连续追踪30多年，始终没有改变方向，围绕这个重点进行持续研究。虽然研究还很粗浅，但还是有所得。以上这些体会，与从事经济研究的同行共勉。

　　这次获奖很荣幸，超出我的预期。今后继续努力，向年轻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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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