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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9月)今日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春海发布了题为“宏观经济加速复苏、‘双循环’基础有待夯实”的报告。
我国经济已经走出以疫情防控和救助为主的阶段,进入以加速推进疫后经济复苏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阶段
在供给侧,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第二季度均实现了正增长。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运行逻辑、疫情影响以及疫情响应政策共同作用下,第二产业实现了更快的恢复,工业增速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此外,各细分服务行业的复苏进程明显分化。随着人员聚集的常态化,第三产业增速有望进一步提高。
在需求侧,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负向拉动力明显减弱;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力由负转正。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种政策措施持续发力以及需求不断恢复,经济景气持续向好。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稳定在景气扩张区间。
短期中存在内需增长乏力和外需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
在经历2月的最大降幅后,固定投资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呈现明显改善趋势。但固定投资的内生增长动力尚未全面恢复。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同比下降的幅度不断收窄,但到目前尚未恢复正增长,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尚未转正。
此外,净外需作用的提升主要来自服务进口的大幅下降和产品出口的超预期增长。这两者都与海外疫情恶化直接相关,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
于春海表示,海外疫情推动了我国产品出口的超预期增长。“国内复工复产进程的提速、跨国运输的恢复以及国外需求的回升,贸易下滑幅度的缩小乃至恢复增长是预料之中的。但是8月份11.6%的同比增速确实超出预期。但这种超预期反弹在很大程度是源于外部的超预期调整”,他指出。
海外疫情蔓延带来世界经济新的风险点
报告认为,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加速下滑和永久性失业上升,这会带来更多的政策乃至政治不确定性。由于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停滞,扭转了过去几年失业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主要发达经济体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问题。如果发生二次疫情,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将进一步攀升。
二、目前海外处于新增确诊病例数处于疫情爆发以来的峰值水平,如此大的新增幅度意味着疫情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在疫情波及面不断扩大的同时,不同地区依次引领全球疫情的快速扩张,使得疫情冲击在全球分工贸易网络中不断扩散和循环叠加,放大和延长疫情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
三、政策响应措施的变化与疫情严重程度的动态变化不完全匹配,这加大了出现第三次快速扩张期的可能性。报告认为,疫情下的国际政策协调困境带来更大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原因是,疫情救助政策在本质上是内向性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意愿不强。此外,各国的疫情救助政策带来潜在的国际融资竞争。
于春海指出,疫情期间,政府层面应使用非常强力的手段救助、支持经济,但这样必然会导致预算赤字大幅度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非常高了,融资更多依赖政府债务货币化过程,这实际是再分配过程”。
在其看来,由于美元是国际主导性货币,这就给美国带来了国际融资的优势和特权。“3月份以后,在美联储资产当中,可以看到增长最快的是国债,特别是中长期国债占比是迅速提高的。3月份以来,美联储新增的货币投放当中有将近一半是进入到美国财政部在美联储的存款账户,它会成为财政支出的种类,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通过财政和货币当局账上双向互动,实现政府债务的货币化,解决了政府的赤字融资问题。再通过财政对企业,对家庭的单向转移,使得企业和家庭获得购买能力和流动性”。
“基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实现了全球财富和购买能力向美国企业和家庭的转移”,于春海说。
国内消费需求是短期中稳定经济和加速复苏的关键
于春海指出,居民消费需求是短期中稳定宏观经济和加速经济复苏的关键。必须通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在其看来,目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的过度倾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镇化进程的不完善,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国内供给对居民消费增长施加了较强约束,部分消费潜力无法转变为现实购买行为。
三个渠道同时发力 突破居民消费增长所面临的多重约束
那么,如何突破国内居民消费增长所面临的多重约束?于春海建议,从收入、消费倾向以及供求适配性这三个渠道同时发力,突破居民消费增长所面临的多重约束,进一步夯实国内市场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
第一,从收入、消费倾向以及供求适配性这三个渠道同时发力,推动我国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
第二,在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推动我国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进一步夯实国内市场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
第三,通过体制机制上的变革和创新,完善市场的制度基础和支撑性条件,以市场力量推动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提升国内供给与国内消费需求之间的适配性。
第四、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吸引高水平外资企业,提高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本土供给能力。
第五、通过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降低居民的谨慎性储蓄动机。
第六、完善要素市场、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降低居民就业和生活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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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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