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性研究_新浪财经

　　作者：钱立华方琦鲁政委（鲁政委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全文转载自《西南金融》2020年第12期

　　摘要：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放缓，世界各国都开始引入经济刺激措施。为了避免世界从一场危机（新冠疫情）步入另一场危机（气候变化），国内外关于“绿色刺激”和“绿色复苏”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实践中，已有众多国家和地区接受了该建议，并提出了相应的绿色刺激方案。我国提出的“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中同样包含着大量的绿色元素。本文总结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刺激方案后发现，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绿色化”和“数字化”列为其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两大主要方向，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在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同时，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相互促进：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另一方面，绿色经济也可以帮助数字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的刺激政策中同时包含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若能发挥协同效应，将能够最大化其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绿色经济；绿色金融；绿色复苏；刺激政策；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

　　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造成全球经济活动迅速减少，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甚至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6月作出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为-4.9%（IMF，2020），比其2020年4月作出的预测还要再低1.9个百分点，因为新冠疫情对2020年上半年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经济复苏也比此前的预测更为缓慢。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放缓，世界各国都开始引入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如果能够在这些刺激措施中考虑到环境因素，采用更多的“绿色”刺激政策，或许将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因此，国内外关于“绿色刺激”和“绿色复苏”的呼声越来越高。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通常具有长期性，而在全球已经达成共识的是，绿色发展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早已成为全球共同的愿景，而当前全球气候环境问题依旧紧迫。因此，考虑到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绿色”刺激似乎是当前时点的必然选择。

　　仔细观察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刺激方案，可以发现各方都不约而同地将“绿色化”和“数字化”列为了政策的两大着力方向。绿色化发展，代表着人类社会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数字化发展，代表着当前全球正在开启的新一轮技术革新。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在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同时，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相互促进，刺激政策中同时包含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若能发挥协同相应，将能够最大化其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

　　一、疫情后经济复苏中的“绿色”刺激

　　（一）为什么要进行“绿色”刺激

　　首先，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具有长期性，而绿色发展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刺激方案往往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在未来几十年内具有碳锁定效应，因为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其运行机制、能源利用效率、污染排放情况等均将在接下来几十年的运行过程中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当下的经济刺激方案绿色与否，会对未来几十年的气候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而当前全球气候问题依旧紧迫，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仍在继续攀升，气候变化速度远高于预期，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全球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比以往更加严峻。根据联合国环境署2019年11月发布的年度《排放差距报告》，过去1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增长1.5%，如果将森林砍伐等因土地用途改变而增加的碳排放量包含在内，2018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达到55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新高。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气候状况声明，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1℃。而IPCC曾警告说，一旦升温突破1.5℃的临界点，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如果进一步从1.5℃发展到2℃，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可能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这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因此，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采取绿色刺激措施是避免世界从一场危机（新冠疫情）进入另一场危机（气候变暖）的必然选择。

　　其次，绿色刺激可以有效避免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棕色”反弹。“棕色经济”与“绿色经济”相对，通常代表那些高碳、高污染的经济活动。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增加了“棕色经济”卷土重来的风险，因为往往在这种经济大幅下滑之后，经济的短期快速回升将成为首要目标任务，从而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这将导致随后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愈加困难，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治理愈加困难，全社会防范和管理环境风险的能力愈加不足（李志青，2020）。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经济危机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往往会发生大幅反弹，这种现象正是经济极速下滑后“棕色经济”卷土重来风险提升的最好证明。通常在经济危机时，由于经济活动的迅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会发生显著下降，但危机之后可能会带来一轮“报复性污染”，全球工厂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以补偿前期受到的损失，碳排放会大幅反弹。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下降了1.4%，但在经济逐步复苏后，2010年排放量迅速反弹，同比增幅达到5.1%，是198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因此，在疫情之后的这个特殊时期，强调绿色刺激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化解经济下滑造成的短期困难，杜绝“棕色经济”卷土重来的风险。

　　再有，绿色刺激不仅会带来环境效益，也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绿色刺激通过支持大量的绿色经济活动，将对整体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有较大的带动作用。特别是绿色刺激涉及到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活动本身将带动其所处产业链的发展，从而增加国民产值，拉动经济增长；二是基础设施建成后带来的其他经济活动的增加而产生的拉动作用。以典型的绿色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建设为例，轨道交通建设活动本身对经济的带动主要体现在轨道交通建设行业本身及其直接和间接消耗品的生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活动将直接对增加就业、带动水泥、钢铁等产业发展产生积极效用。而轨道交通设施建成后对其他经济活动的带动则主要体现在高铁等轨道交通通车后，因通行能力的增加和改善，带来运输成本降低、节约运输时间、提高交通安全等，使其直接使用者获得经济效益，同时高铁等轨道交通建成后对于活跃沿线经济活动、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收入促进消费等都具有显著作用。牛津大学史密斯学院联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 Stiglitz和Nicholas Stern近日共同发布了一份新研究报告（Hepburn et al， 2020），对各国财政部、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的231位资深官员和专家进行了访谈，分析了25类、700多项救助和经济刺激政策对拉动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与传统的刺激措施相比，诸如促进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提升之类的绿色项目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更高的短期回报和长期成本节约。绿色刺激政策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零排放目标，并且能带来更多的协同效益。有学者对政府在能源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的场景进行分析后显示：如果在可再生技术和化石燃料领域都投资1000万美元，则前者比后者多创造48个就业岗位（Garrett-Peltier，2017）。根据麦肯锡的估算：在一个欧洲国家部署750亿~1500亿欧元的绿色刺激计划，能够产生1800亿~3500亿欧元的总附加值，创造300万新的就业岗位（其中许多岗位位于如今相当脆弱的行业和群体中），并有助于碳排放量到2030年减少15%~30%，这意味着，投资于低碳并不需要在经济发展上作出妥协（Engel et al，2020）。

　　最后，绿色刺激是我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自然选择。一方面，绿色发展是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美丽”写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提出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上，总书记将生态文明定位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进一步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的暴发更加凸显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因为绿色发展正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疫情的根本之道。在历史上，不乏人类通过医学和科技创造大量抗体和疫苗成功战胜某些病毒的案例，但每一次突发性新型病毒传染病疫情的暴发，都意味着人类与病毒的战斗又要从零开始，因为面对“未知”，我们无法提前通过疫苗研发进行预防，只有在新型病毒疫情“已经”暴发之后，才能展开疫苗研究，通常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在此之前，人类只能被动地忍受病毒的侵袭。因此，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的暴发。医学专家们已经确认，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都来自于野生动物。此外，气候变化也是影响新发传染病暴发和传播的重要因素。而无论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均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康，才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传染病疫情暴发的根本之道。

　　（二）绿色刺激的具体措施

　　关于如何实施“绿色”刺激的具体措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1．更多地支持“绿色经济”活动，同时有条件地救助“棕色经济”活动。“绿色”刺激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增加绿色项目投资，支持绿色经济活动。我国绿金委主任马骏指出，各国的新刺激计划中的投资项目应该尽可能包括更多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即绿色低碳项目所占的比重应该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刺激计划。关于绿色经济活动的划分，我国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绿色标准。2019年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是我国目前关于界定绿色产业和项目最全面最详细的指引，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以及绿色服务六大领域。而具体到针对绿色刺激政策的重点支持领域，可以主要聚焦于气候智能型基础设施，包括可再生能源、电网现代化、公共交通、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等；建筑能效的提升和改造，包括隔热升级、供暖、能源储存系统等；开发和采用气候智能型技术，包括电池、氢能、碳捕获技术等；自然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恢复力，包括修复富碳栖息地和对气候友好的农业等；支持绿色消费等。与此同时，刺激政策中也难免会涉及到不属于绿色产业范畴的领域，即使这些项目不能被贴标为绿色项目，也应该保证这些“非绿”（即“棕色经济”）项目符合环境标准，即它们不破坏环境和加剧排放。对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非绿行业或企业的救助应该附加相应的环境相关条件，例如要求公司承诺一定的减排目标等。

　　2．进行正确的碳定价。绿色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将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环境污染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是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即生产者或个人等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但却不需要为此承担成本。在过去，通常是由政府来承担环境修复的责任，但这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能够将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则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相关体制机制不断完善，通过征收环保税等方式将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进程正在不断推进，环境污染责任划分不断明晰，污染者付费制度不断健全。但是，在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领域，全球范围内尚需在进行正确的碳定价方面做出努力。碳排放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不如污染物排放来的直接，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带来的气候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如果不能给碳排放进行正确的定价，将会使市场无法应对碳排放造成的危害，市场参与者也没有动力寻求低碳发展转型。尽管全球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是目前仅覆盖了全球约9%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且大部分市场的碳价格都偏低。2020年疫情期间，全球的碳价还遭遇了大幅下跌。2020年3月，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欧盟碳排放权市场的碳配额价格从23~25欧元/吨的水平在两周内迅速下降超过30%，最低降到了15.24欧元/吨。随着疫情好转，碳价也逐步回升，然而从目前整体的碳价水平来看，依然无法支持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如果此次疫情推迟全球气候行动，那么在该碳价水平下，碳交易市场更是难以发挥较大作用。加拿大银行于2020年5月19日发表的《气候情景分析》中指出：如果将气候行动推迟到2030年，到2050年碳价格需要超过600美元才能将升温控制在2℃以内，而目前的碳价还远不及该水平。

　　3．让融资绿色化。要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离不开巨大的资金支持，而政府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亟需动员更多的私人资金流向绿色领域。得益于各方的呼吁和绿色发展意识的觉醒，近些年来，国内外绿色金融已进入主流化发展阶段，金融市场中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开展绿色金融业务，自发为推动绿色发展和转型提供资金。在我国，自2016年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中国绿色金融制度的顶层架构以来，我国绿色金融各项制度不断完善。首先是绿色信贷制度日趋完备。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以《绿色信贷指引》为核心、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和绿色信贷评价制度为基石的较为完整的绿色信贷政策框架体系，同时绿色信贷统计制度正逐步升级为绿色融资统计制度。其次是绿色直接融资市场制度快速发展。在绿色债券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绿色公司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以及绿色认证、信息披露、存续期管理等在内的相对完善的绿色债券政策体系。在绿色投资方面，2018年11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正式发布了《绿色投资指引（试行）》，在我国责任投资刚刚起步的阶段，为投资者进行责任投资提供了导向性指引。三是气候投融资相关机制出台。2019年，生态环境部牵头，会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改委、财政部等，成立了气候投融资委员会，为气候投融资领域信息交流、产融对接和国际合作搭建了良好平台。2019年10月，首届气候投融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预计未来气候投融资相关的政策和标准也将逐步推出。同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建设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绿色信贷方面，截至2019年上半年，我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10.6万亿元，占21家银行各项贷款比重达9.6%；绿色债券方面，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发行国，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10340.4亿元1。此外，绿色基金设立数量也在近两年迅速增加。尽管如此，与实现绿色转型巨大的资金需求相比，目前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并且当前的绿色金融市场仍由银行主导，绿色信贷规模占绿色金融市场整体规模的比例超过90%，资本市场的参与尚不足，因此，“绿色”刺激的实施还需进一步强化金融领域的绿色激励机制，以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领域的绿色金融发展。

　　（三）各国的绿色刺激实践

　　1．欧盟的绿色刺激。2020年5月27日，欧盟委员会宣布了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欧盟下一代”复苏计划和2021~2027年1.1万亿欧元的强化版中期预算提案，用于帮助整个欧盟地区实现经济复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该复苏计划和更新的预算提案都将聚焦于绿色发展和数字转型，欧盟于2019年12月发布的《欧洲绿色协议》将是欧盟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而在2020年初，欧盟已经发布了一项《欧洲可持续投资计划》作为《欧洲绿色协议》的投资支柱，该计划提出通过欧盟预算和相关工具在未来10年动员至少1万亿欧元的私人和公共资本进行可持续投资，其中25%的资金将用于气候友好型领域。欧盟官员表示，在更新的预算提案和复苏计划中，仍然会保持这一比例，同时还将以欧盟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为指导，遵循对六大环境目标“无重大损害”的原则，其中，六大环境目标分别为：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海洋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循环经济、废弃物防治和回收、污染防控、保护健康的生态系统。

　　欧洲的绿色复苏计划包括了建筑翻新、可再生能源和氢能源，以及清洁交通等领域。建筑翻新方面，通过复苏计划，欧盟委员会计划启动一项“欧洲翻修融资机制”，结合其他资金来源每年可提供3500亿欧元。公共部门建筑翻新是最优先项目，特别是医院和学校，其次是政府廉租房和其他形式的低收入住房。针对私人住宅和建筑，该计划将开发一个有吸引力的大众市场融资产品，可提供高达500亿欧元的绿色抵押贷款支持。可再生能源方面，绿色复苏计划提出了在两年内对投资额为250亿欧元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进行招标，并将设立100亿欧元基金，由欧洲投资银行管理，为清洁电力基础设施提供贷款。在氢能源方面，欧盟计划将清洁氢能源研究和创新资金增加一倍至13亿欧元，在未来10年内，再增加100亿欧元融资，以降低氢能等大型复杂项目的投资风险。而作为《欧洲绿色协议》的一部分，欧盟于2020年7月8日发布了《能源系统整合和氢能源战略》，部分专家指出该战略或将成为欧盟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柱。在电池方面，欧洲电池联盟近期提出了一项价值2100亿欧元的加速计划，到2022年将在欧洲电池生态系统中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此前在2018年，欧洲电池联盟提出了一份《欧洲电池战略行动计划》，包含了电池原材料、供应链、投资、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回收、监管政策等内容，提出支持欧洲规模化的、全价值链电池制造，通过加强对先进电池技术（如锂离子电池）和颠覆性电池技术（如固态电池）的研究和创新来增强欧洲的行业领导地位。《欧洲绿色协议》明确表示将继续支持该计划，同时还会在2020年提出立法要求，旨在建立安全、可循环和可持续的电池价值链，全面覆盖各类电池，其中包括为日益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供应的电池。绿色交通方面，复苏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全欧盟清洁汽车采购机制，按照欧盟标准减少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具体采购金额分配包括未来两年设立200亿欧元清洁汽车投资基金；投放400亿欧元至600亿欧元用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标是到2025年建成200万个公共充电桩；铁路投资资金达400亿欧元，专注于将乘客和货运与铁路对接的关键枢纽建设，同时将夜行列车服务带回欧洲。

　　2．德国的绿色刺激。2020年6月3日，德国政府通过了规模达1300亿欧元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2020-2021年），包括降税、5G建设、行业扶持、居民补贴等措施。其中500亿欧元被命名为“未来方案”（future package），聚焦于“气候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将用于推动电动汽车、量子计划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其中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多项举措包括电动交通、氢能、铁路交通和建筑等领域。如德国将把每辆电动汽车的补贴增加一倍至6000欧元，对插电式和混合动力车的补贴总计达22亿欧元，有效期到2021年12月；投资25亿欧元用于充电设施和电动交通、电动电池的研发；车辆税将更关注乘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以扶持低排放和零排放车辆；同时还将为汽车行业注入20亿欧元，将工厂升级为电动汽车产线。2020年6月10日，德国政府通过国家氢能源战略，旨在支持“绿色氢能”扩大市场，为支持这一战略，德国政府将在现有基础上再投入70亿欧元用于氢能源市场推广，另外20亿欧元用于相关国际合作。

　　3．法国的绿色刺激。2020年9月，法国宣布了一项1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从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破坏中恢复经济，在该项经济复苏计划中，300亿欧元将用于环境友好型能源。根据法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氢能源方面，政府将投资20亿欧元以扩大绿色氢能行业，从而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笔资金将用于协助公司执行与氢能解决方案相关的项目，并推动氢能行业的发展；在节能建筑领域，政府将投资60亿欧元，其中40亿欧元用以资助公共建筑的能源系统升级，从而减少该国的整体温室气体排放量，20亿欧元用于在未来两年法国私人建筑的能源系统升级；在工业节能方面，法国将为工业部门的脱碳拨款12亿欧元，工业排放占法国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近20%，此项投资将用于支持工业行业对节能设备的使用和投资；在绿色基础设施方面，法国政府将为国内绿色基础设施和交通项目提供12亿欧元资金，用于开发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交通项目和公共交通服务。

　　4．英国的绿色刺激。英国政府于2020年7月发布了300亿英镑的经济复苏计划，其中30亿英镑专用于气候行动。该计划包括：提供超过20亿英镑的资金支持房主和房东在2020~2021年提高房屋的能源效率，以满足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这笔资金可以提供超过10万个绿色工作机会；为了实现公共部门的脱碳计划——清洁增长战略目标，即到2032年将公共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英国将在2021年向公共部门投资10亿英镑，以资助能源效率和低碳热能升级；向绿色就业挑战基金投资4000万英镑，用于环境慈善机构和公共机构在英国创造和保护5000个工作岗位；提供1亿英镑的新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直接空气捕获技术，这是一种新的清洁技术，可以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支持汽车转型基金，基于之前宣布的高达10亿英镑的开发和嵌入下一代尖端汽车技术的额外资金，政府将拨款1000万英镑用于第一轮创新研发项目，以扩大电池、发动机、电子和燃料电池等最新技术的生产规模。

　　5．美国的绿色刺激。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经先后通过了四轮经济纾困计划，总额超过2.8万亿美元，其中并未涉及绿色领域。但是，美国众多民间智库和专家都在呼吁政府出台绿色刺激政策，如美国智库“数据推动进步”（Data for Progress）的一名高级研究员表示，她参与撰写了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呼吁制定一系列绿色刺激措施，为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后的经济复苏“做好准备”，有超过1000名学者、倡导人士和市民在这封信上签字。此外，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2020年7月9日进行的一场演讲中，阐述了其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四大支柱，其中第二大支柱关注提升经济在长期的韧性，强调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等措施为应对气候危机做好准备。而拜登早在参选之初就曾承诺，一旦当选，上任第一天就会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另外，也将推动美国在2050年前实现“100%清洁能源消费”，并将为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设定落实机制。

　　6．中国的绿色刺激。在我国，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我国也已开始深入推进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最受关注的“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中包含着大量的绿色成分：

　　一是“新基建”中的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充电桩以及特高压等。这些内容本身就是属于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以及目前正在执行相关绿色标准中的项目，属于绿色产业的范畴。

　　二是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可用于产业增质提效，是发展绿色产业不可或缺的要素。绿色“新基建”在实施过程中不仅能为关键行业带来投资机遇，而且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绿色投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课题组，2020）。根据兴业研究宏观团队的估算，2020年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的投资规模预计在2.17万亿左右（张文达等，2020）。其中，可以明确归为绿色新基建的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以及特高压三大投资领域的投资规模预计为1.42万亿，在总投资规模中占比高达65%。若是考虑到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对各产业的增质提效，以及对绿色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新基建中绿色成分的占比应该更高。

　　二、刺激政策中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协同

　　纵观各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方案，除了包含大量的“绿色经济”元素外，各国不约而同选择的另一个经济刺激领域即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成为了全球各个经济体疫情后经济刺激方案的两大主要方向。绿色经济代表着人类社会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而数字经济则代表着当前人类社会开启的新一轮技术革新，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在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同时，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相互促进，刺激政策中同时包含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若能发挥协同相应，将能够最大化其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

　　（一）什么是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社会互动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现代经济活动更加灵活、敏捷、智慧（G20，2016）。数字经济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其中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主要为信息产业；产业数字化则主要为国民三大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有效融合，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

　　（二）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异同

　　1．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相同点。一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有两项外延含义，既包括其自身的产业化发展，同时也包括传统产业与之相融合。绿色经济方面，其外延含义之一是绿色产业自身的发展，即发展那些对环境影响小或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产业，如节能环保、污染治理、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在这个层面上，绿色发展、环境保护活动本身可以成为经济利润的一个来源，从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可以获取新的经济增长点。绿色经济的另一项外延含义则是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即传统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节能改造或采用新的清洁生产技术等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量、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在这个层面上，绿色经济强调的是经济的绿色化，要求传统经济的增长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与绿色经济类似，数字经济同样包含了数字产业化发展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数字产业化是指数字产业自身的发展，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业、通讯业、互联网大数据产业等，这些产业本身可以产出数字化产品或者进行数字技术输出，是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个层面上，新型数字产业的发展可以成为经济利润的一个来源，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产业数字化则是指其他非数字领域的传统产业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从而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发展。在这个层面上，数字经济强调的是整个经济的数字化，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均涉及大量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都有助于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在我国科技部发布的八大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有两大领域直接属于绿色产业范畴：新能源及节能技术领域，包括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核能及氢能、新型高效能量转换与储存技术、高效节能技术；资源与环境技术领域，包括水污染控制技术、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生态环及建设与保护技术、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技术、资源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技术。除了这两大领域之外，其他各项高新技术领域中也有部分涉及绿色经济，如生物与新医药技术领域中的现代农业技术，新材料技术领域中的节能与环保用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制造技术、环境友好型高分子材料的制备技术及高分子材料的循环再利用技术等。可见，绿色经济中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而数字经济更是当前时代高新技术创新集中涌现的领域，在科技部发布的八大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排在首位的即为电子信息技术，包括软件、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广播电视技术、新型电子元器件、信息安全技术、智能交通技术，其他如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中也涉及大量的数字经济元素，如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系统、高性能、智能化仪器仪表、电力系统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等。每一代的技术革新都将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革新也不例外，它们都将带来传统产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的大幅提升。

　　三是经济刺激中的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有较大的拉动作用。绿色经济中大部分绿色产业的发展都伴随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新能源产业涉及太阳能发电站、风力发电站的建设，绿色交通领域涉及大量的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也涉及大量的基于数字技术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数字基站、5G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由此可见，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

　　2．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不同点。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两者的发展目标和侧重点不同。绿色经济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同时绿色发展也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前提，相反绿色发展还可以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动能。而数字经济则代表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目标是通过技术革新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因此，绿色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在于环境友好，而数字经济的侧重点则是在于技术革新。此外，相较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具有更强的外部性，因此也更加需要政府的引导。

　　（三）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协同

　　1．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数字技术可以广泛用于生态环境信息的获取，直接支持生态环保工作。许多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自然物理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第一时间获取最真实的信息，这将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部分环境污染事件或环境灾害事件我们并不能提前预警，往往只有在发生之后才能发现问题随后采取措施补救，而大部分环境污染事件一旦发生，其恢复过程将异常艰难，甚至多数时候都不可逆转；二是由于外部环境信息获取难度大，导致污染者与受害者及监管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大大降低了污染者的违法成本，使得环境监管体系失效。数字技术可以广泛用于生态环境信息的获取，如数字监控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例如森林、礁石和冰川）是如何实时变化的，从而帮助环保人士了解如何保护和恢复环境，同时确保政府和私人公司对其维护自然栖息地的公共承诺承担责任。

　　其次，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这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在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全社会产品和服务生产、销售和消费效率，或通过对人类活动和交流的非物质化来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通过分析每种农作物所需的最佳水量并相应地使用智能灌溉系统，耕种可以变得无限高效；又如当每种资源和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中流动时，数字技术可以全面跟踪、记录和分析这些资源和产品，这将有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其中水和稀土金属等资源会到达需要的地方，而塑料垃圾等废物不会逃逸而污染环境。有研究指出，数字技术在能源、制造业、农业和土地利用、建筑、服务、交通和交通管理等领域的解决方案，已经可以帮助全球碳排放减少15%（The Exponential Roadmap，2020）。德国信息技术协会、Borderstep研究所和苏黎世大学2020年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数字技术可以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多达20%，在德国，数字技术的使用到2030年可能会减少2900万吨的二氧化碳，约占预测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7%。在所有产业领域中，能源部门是应用数字技术后达到减排效用最大的领域之一，因此能源部门的数字化转型也受到了较高关注。数字经济对能源系统的影响体现在供需两端的影响。在需求端，数字技术正在对能源需求产生影响。如人们的消费模式转变为更少的选择拥有所有权而更多的选择按使用付费（城市的汽车按小时出租）；又如汽车正在成为具有自我诊断、卫星导航、娱乐系统以及与关键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相连以减少城市拥堵的数据平台，而更智能的汽车、更智能的房屋和更智能的电器都将对能源需求产生影响。在供给端，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提升传统化石能源行业的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将助力可再生能源智能网络的建设，该网络使用数字通信系统实时监控并自动响应本地电力需求，从而使将可再生能源和新存储系统集成到电网中变得更加容易。能源系统的数字化转换（智能电表、能源管理系统、自动化的需求响应或微电网）也可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获得可靠且负担得起的可再生能源，因为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双向通信，意味着可以将分布式能源分配到最需要能源的地区（包括存在供应短缺和电网稳定性问题的区域，或可再生资源仅提供间歇性能源供应的区域）。

　　最后，数字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绿色金融业务中，降低绿色金融业务管理成本，助推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化发展。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绿色金融业务中，不仅可以帮助监管机构在绿色金融业务的审计、统计、考核等方面提高效率，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帮助金融机构优化绿色金融业务和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流程、降低绿色金融业务管理成本，从而提升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动力。从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应用于绿色金融与绿色项目对接平台、绿色信用评价体系、绿色金融信息统计平台的建设等，以帮助绿色融资需求者与金融供给者精准对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湖州市建立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正是数字技术应用于绿色金融平台建设的最佳实践案例之一。湖州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包括“绿贷通”“绿融通”和“绿信通”三部分，其中，“绿贷通”平台按照“对象、条件、金额、利率、期限”等标准化格式，梳理了湖州全市几十家银行的上百款绿色信贷产品，企业也可将绿色项目发布到该平台上，使得融资需求者与资金供给者精准对接；“绿融通”平台汇集了湖州优秀的中小微企业和省内外众多投资机构，通过调配相关资源，挖掘各阶段优质企业和项目，推动优秀项目与资本的对接；“绿信通”则是为建立绿色企业（项目）库而搭建的绿色企业（项目）认定评价服务平台，通过与浙江省大数据管理局、湖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对接，整合了环保行政处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定、科技创新等数据，实现了认定评价的精准化、自动化、可视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业务的审核、统计和考核中。目前对于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绿色标准，同时为了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政策，如在绿色信贷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与考核评价制度，并将考核结果纳入MPA考核和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等。此外，各地方还出台了针对绿色金融业务的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数字技术可以有效提升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对于绿色金融业务认定、审核、统计和考核的效率与准确度，从而避免“漂绿”现象的发生。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尽管可以享受部分优惠政策，但同时也将面临额外的监管风险与绿色项目识别、认定及管理成本，这将极大阻碍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内生动力。如银行在进行绿色贷款投放时，需要由专职人员对绿色企业或项目作出专业评估，得出绿色认定结果，而这一筛查过程需要采集大量的相关信息，而数字技术则可以进行大数据抓取和智能评判，有效降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提升环境风险识别能力、量化评估环境风险和进行智能定价、建立绿色评级数据库和绿色评级模型，从而优化金融机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智能化流程，提升金融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能力。

　　2．绿色经济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绿色经济可以帮助数字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尽管数字经济通过助推能源转型、提升生产效率以及改变消费模式，可以有效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但是数字经济自身的碳排放也不可忽视。云计算、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会消耗大量电能，这些电能通常来自燃煤电厂，世界上的数据中心消耗约3%的全球电力供应（超过整个英国），并产生2%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全球航空旅行大致相同。绿色和平组织和华北电力大学的一份报告（2019）发现，中国的数据中心在2018年产生了990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一年约2100万辆汽车的排放。前述德国信息技术协会等的研究显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8%至3.2%是数字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制造和运营所致（如数据中心和电信网络、私人家庭和公司中的设备等），数据中心和通信网络约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5%，硬件和终端设备约占70%。在人工智能领域，训练一个大型的AI模型，可以排放超过284吨的二氧化碳当量，几乎是美国汽车平均生命周期排放量的五倍。而温室气体并不是唯一需要关注的污染类型，电子废物是数据中心活动的副产品，在美国占固体废物的2%和有毒废物的70%。在全球范围内，世界每年产生多达5000万吨的电子垃圾，价值超过625亿美元，超过大多数国家的GDP，这种电子废物中只有20%被回收。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是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生产一美元比特币所需的能源是开采同等价值的铜、金或铂所需能源的两倍以上。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比特币消耗的能源与整个爱尔兰能耗相当（Alorse，2019）。

　　因此，数字经济将为我国的绿色发展产生重要助力，而数字经济自身的绿色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领域，我国应注重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

　　三、总结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带给我们关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反思：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康，才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传染病疫情暴发的根本之道。因此，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中纷纷强调“绿色”刺激，我国备受关注的“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绿色成分。

　　对于我国来说，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选择“绿色”刺激意义重大。首先，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具有长期性，而绿色发展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绿色刺激可以有效避免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棕色”反弹；再有，绿色刺激不仅会带来环境效益，也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最后，绿色刺激是我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自然选择。而关于如何实施“绿色”刺激的具体措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一是更多地支持“绿色经济”活动，同时有条件地救助“棕色经济”活动；二是进行正确的碳定价；三是让融资绿色化。

　　纵观各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方案，除了包含大量的“绿色经济”元素外，各国不约而同选择的另一个经济刺激领域即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成为了全球各个经济体疫情后经济刺激方案的两大主要方向。绿色经济代表着人类社会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数字经济则代表着当前人类社会开启的新一轮技术革新，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在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一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有两项外延含义，既包括其自身的产业化发展，同时也包括传统产业与之相融合；二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均涉及大量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都有助于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三是经济刺激中的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同时，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相互促进。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首先，数字技术可以广泛用于生态环境信息的获取，直接支持生态环保工作；其次，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这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在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全社会产品和服务生产、销售和消费效率或通过对人类活动和交流的非物质化来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数字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绿色金融业务中，降低绿色金融业务管理成本，助推中国绿色金融的市场化发展。绿色经济也可以帮助数字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因为尽管数字经济通过助推能源转型、提升生产效率以及改变消费模式，可以有效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但是数字经济自身的碳排放也不可忽视。而无论是在绿色经济发展领域还是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我国都已是较为领先的大国，并对这两大领域高度重视，因此，我国在刺激政策中同时包含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若能发挥协同相应，将能够最大化其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