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外逃贪官“营养源”：赃款房产无法遁形检察机关受理超百起违法所得没收案件|检察机关_新浪财经

股市瞬息万变，投资难以决策？来#A股参谋部#超话聊一聊，[点击进入超话]

　　原标题：切断外逃贪官“营养源”：检察机关受理超百起违法所得没收案件

　　21世纪经济报道王峰北京报道

　　白静原是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处处长，因涉嫌职务犯罪于2013年7月31日外逃至加拿大，同年12月19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

　　过去，曾有外逃腐败分子“贪了就跑，一跑就了”，如今这一情形一去不复返。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已经建立，可以有效切断外逃腐败分子的“营养源”，有力震慑外逃人员。

　　2020年11月17日，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裁定没收高度可能属于使用违法所得购买的9套房产。

　　最高人民检察院12月9日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第三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白静案位列其中。

　　“通过依法没收外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移到境外的巨额财产，既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也切断外逃腐败分子资金链，大大挤压其在境外的生存空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三检察厅厅长史卫忠说。

　　赃款房产无法遁形

　　最高检发布的信息显示，2008至2010年间，白静伙同他人先后成立了甲公司及乙公司，并在为上述两公司开设了资金一般账户和进行银行间债券交易的丙类账户。

　　白静等人利用各自在A银行、B证券公司负责债券买卖业务的职务便利，在A银行购入或卖出债券，或者利用B证券公司的资质、信用委托其他银行代为购入、经营银行债券过程中，增加交易环节，将白静实际控制的甲公司和乙公司引入交易流程，使上述两公司与A银行、B证券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套取A银行、B证券公司的应得利益。

　　通过上述方式对73只债券交易进行操纵，甲公司和乙公司在未投入任何资金的情况下，套取国有资金共计人民币2.06亿余元。

　　其中，白静使用1.45亿余元以全额付款方式购买9套房产，登记在自己妻子及其他亲属名下。

　　2013年9月9日，内蒙古公安厅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白静立案侦查，查明白静已于2013年7月31日逃匿境外。立案调查启动后，2019年6月6日，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中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

　　2020年11月13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违法所得没收裁定，依法没收白静使用贪污违法所得购买的9套房产。

　　同样被切断“营养源”的还有“52套房姐”黄艳兰。黄艳兰曾为桂林市依兰发展有限公司（原桂林地区物资发展总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贪污犯罪，2001年12月逃亡美国、加拿大，2005年5月23日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最高检发布的信息显示，1997年7月至1999年4月，黄艳兰直接或指使他人先后转出3000.35万元公款，全额在上海购买2套房产，又按揭贷款购买50套房产。在公司改制过程中，黄艳兰隐匿并占有上述房产。

　　2000年12月，涉案20套房产因涉及民事纠纷被法院查封。剩余32套房产中，黄艳兰指使他人出售了15套，此后又购买6套房产。

　　2019年，经过两审，涉案的23套房产、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90余万元、美元2.7万余元及利息被依法没收。

　　越来越多的违法所得被依法没收

　　近年来，一些腐败犯罪分子“携款外逃”已经成为惯用伎俩。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逃匿或者死亡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往往难以进行，有些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难以处理。

　　我国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设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设立及不断完善，不仅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接轨，也为以往实践中遇到的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无法进行，致使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中大量违法所得财产流失、无法被及时追缴这一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及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三检察厅厅长史卫忠说。

　　只不过，在制度设立之初，适用案件的数量却不多。2013年1月至2017年1月，检察机关共受理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职务犯罪案件40件43人。

　　“其中，适用该程序进行裁判的案件总计只有10件，且只有7个省适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说。

　　2017年，最高法、最高检共同发布《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此后，适用该程序办理案件数量明显增加，2017年1月至今，检察机关共受理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职务犯罪案件93件95人。

　　彭新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两高”出台规定后，该程序的可操作性有所增强，较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得到解决，在实践中的适用比例有较大幅度提高，如2020年我国法院裁定没收了“红通人员”姚锦旗等164人违法所得11.5亿元和位于多国的不动产，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案件适用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特别程序的拓展空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犯罪后逃匿到境外的犯罪人，及时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没收其违法犯罪所得，切断其经济来源，也是追逃劝返的重要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厅副厅长张希靖说。

　　“有的犯罪分子逃匿境外、逍遥法外，靠着巨额犯罪所得，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追逃劝返的难度很大。及时适用这一程序，对其在境内境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就会断绝其经济来源。”张希靖说。

　　因此，最高检正在指导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积极推动适用这一程序，更加充分发挥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价值和作用。

　　彭新林认为，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还有开拓的空间。尤其是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履行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职责，就包括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但其适用的法律依据是监察法而非刑事诉讼法，至于监察机关启动该程序的前提条件、适用情形、主要步骤等，还有很多不明确之处。”彭新林说。他建议在监察法修订时增设相关条款予以解决。

　　检察机关履行反腐败职能还有另一项创新制度——刑事缺席审判，即对犯罪嫌疑人逃匿境外的贪污贿赂案件，监察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同时对违法所得作出处理。

　　目前，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已经首次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对潜逃境外19年的贪污犯罪嫌疑人程三昌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