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贵州独山县举债400亿投资:为政绩大搞形象工程 全县融资平台达36家
每经记者 余蕊均 每经编辑 杨欢
距贵阳约两个半小时车程的黔南州独山县“火”了。
在@观视频工作室近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充斥着21世纪加工水平的古风博物馆、空无一人的“独山·香港科学城”、魔幻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天下第一水司楼”等(烂尾)建筑,直观地告诉外界“独山县是怎么烧掉400亿的”。
7月14日,独山县官方称,2019年以来,新一任领导班子针对此前因盲目举债、乱铺摊子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烂尾工程问题,“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同时强调将“严格项目审批,坚决杜绝新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目前,400亿元债务的“始作俑者”,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已被提起公诉,“因案情重大复杂”,法庭将择期宣判。而他留下的这些“宏大建筑”还能被盘活吗?更多发展中的县城,又应该从中悟到点什么?
年财政收入不到10亿
独山县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政府官网介绍称独山地理位置优越,“东守两广、西望滇黔、南控东盟、北至天府”;全县总面积2442.2平方公里,现辖二城六区和8个镇,总人口36万人。
今年3月,贵州发布2019年度24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公示,独山在列。但即便如此,并没有改变其“底子薄”的现实。2019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25.7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3%,增速居黔南州第八位;财政总收入完成8.2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6%,增速居全州第九位。
经济总量百亿上下、财政收入不到10亿元,这样的小县城的居民钱袋子自然也“薄”。2019年,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164元和11759元。
本应把重心放在脱贫上的独山县,为什么会背上400亿债务?据《中国纪检监察报》去年8月报道,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潘志立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还披露,在潘志立眼中,脱贫攻坚费时费力出不了成绩,只有搞项目建设才能彰显政绩。
在部分贫困村还没有产业扶贫项目落地的情况下,为凸显自己的“政绩”,潘志立安排独山县8个乡镇每2个月轮流举办一次项目观摩会,每次观摩花费在60万至100万元。而被称为“天下第一水司楼”的水司府堂,是净心谷景区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建筑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
7月14日,独山县官方表示,对社会关注的“水司楼”(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通过努力,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将于近期进场施工”。
公开报道显示,2015年启动建设的净心谷景区,以“净心”为开发理念,旨在打造一处“修身养性的胜地”,是独山县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支撑项目。
招商引资不及预期
放在十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一名从发达地区来的干部,会给贵州小县城带来如此大的“包袱”。
2010~2011年,贵州分两批从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5省(市)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人民日报》报道称,在一个全省88个县中半数以上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欠发达省份,一下子拿出12个县级“一把手”岗位来引进外省干部,这样的勇气和力度,在贵州数头一回,在全国亦不多见。
2010年7月,作为第一批引进干部,潘志立从家乡江苏海安“空降”到发展边贸经济有优势、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独山县。彼时,他曾表示,到独山工作,人生像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贵州现在走的道路,正是沿海一带十几年前的发展道路,“既然来了,就要让当地的发展快走好路、少走弯路,培育一些已经成熟的发展模式”。
到任后,潘志立即开始力推改革:建产业园、立大学城,还要“以最大的优惠、最优的服务和最实在的作风”迎接各方投资。
《黔南日报》曾在一篇关于独山县“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综述中写道:2010年末,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规划建设为目标的“一城六区”格局构建强力拉开序幕。经开区、麻尾工业园区、高新区、基长新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及大学城先后成立或提质扩容。
2013年,更一举完成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并率先在全省实行“区镇合一、以区为主”管理体制,将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富民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地人士曾向媒体表示,潘志立刚到独山时,发展思路还比较务实,“但后来招商不顺利,一些过来的企业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更有评价认为,他的沿海理念,在独山这种山区不接地气,“脱离了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独山大学城是贵州省第一座县级大学城,2013年落户,“占地1.5万余亩,规划容纳10所大学,在校学生8万至10万人,总投资概算约135亿元”。
在独山的计划中,入驻大学城的高校不仅要有本土的,还要有“国际”的。但根据@观视频工作室的实地探访,学生、学校均不达预期。
融资漏洞层出
地方发展,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钱从哪来?”和“人从哪来?”而成立国有融资平台公司是“找钱”的一种惯用方式。
西部某县县委负责人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其到任前,当地有10余家平台类公司,他在一月之内“砍”成了4家。一方面是希望地方国企走专业化道路,不能只做平台公司,同时也是因为县一级招不到更多人才来“掌舵”。
再看独山,懂经济的潘志立,当然懂借债“技巧”,并且只要他认定的事,就是命令和指挥,到哪里调研认为要修一条路,就必须得修,不然就是不称职。
该县新闻传媒中心2017年的一篇报道披露,全县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6家,其中,总资产规模达到60亿元以上的5家、30亿至60亿元4家、10亿至30亿元10家、10亿元以下16家。
《贵州日报》撰文称:“很多项目设计、预算、审计都没搞,只要他(潘志立)拍板就开工建设,导致独山县违法违规占地达2.8万亩,国有资产损失上十亿元,几年间,独山县因违法违规占地被处分的干部达26人之多。”
当地此前项目上马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还不少。据央视去年1月报道,独山县下司镇一个名为“古韵布依·水上下司”项目,总投资近6亿元,建设周期2年,但开工不到5个月就停了下来,其间融资多处违规。比如,未对融资公司背景进行调查,“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下,有执照”;融资期限之所以能从三年“变”成一年,是因为当时保管公章的财务看了几份合同没问题,“因为怀孕身体不舒服就叫他自己盖了”。
原本是发展旅游业的“大手笔”,最终成为“大笔债”,漏洞层出背后,无疑让人对县城的发展捏把汗。
不久前,人民智库的一项调查显示,16~40岁的“小镇青年”中,有近八成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同龄人“一半以上选择去大城市发展”;仍留在当地的小镇青年,超九成的人打算去大城市发展。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早前表示,一直被忽视的县城,同样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的脑袋里,往往除了中心城市就是都市圈,而忽视了真正与农民进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县城和一部分小城镇。”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提出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
截至2019年底,贵州有3622.95万常住人口,其中51%仍住在乡村。对于县城而言,“补短板强弱项”做好了,才是机会。
责任编辑:杨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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