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伟大的中国公司：舞台有多大 心就有多大

　　呼唤伟大的中国公司：舞台有多大，心就有多大 || 大视野

　　来源：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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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民企太大了吗？

　　前几天参加电视节目的录制。一位资深媒体人谈起最近到几家大型民企走访的一个体会，“过去担心做不大，现在担心做的太大。”

　　一位管理学教授脱口而出：“就业、纳税、创新，民企越大不是越好吗？”

　　媒体人说，当民企做到“意想不到的大”，就容易被方方面面关注，政府对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会多一分谨慎，不由自主会考虑加强控制。

　　“最合适的规模是一年做到千亿左右收入，最多两三千亿。再大就危险了。”

　　此类场景过去一两年我多次见过。“民企最佳发展规模”的答案，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

　　中国民企真的已经大到头了吗？

　　我的答案是，远远没有。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民企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大。同时，这种作用应该以价值创造、价值创新为核心，而不是依靠简单的外延扩张和资产套利。

　　中国企业能做多大，受三种因素共同决定，企业家精神、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后两者如两条轨道，其牢固程度以及延伸的距离，决定了企业能走多远。

　　中央电视台有一句广告语“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说的是企业家的精神空间决定了企业的成长空间。今天，我遗憾地看到，不少企业家的心气没那么大了。

　　我们如何看待民企的大小？给他们什么期许？为他们创造什么条件？这不仅关系他们的命运，也关系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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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企并未过大

　　从事实层面梳理一下。

　　首先，从收入规模看，民企在快速增长，但远不能和央企相比。全国工商联去年8月发布了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显示2017年有9家民企年收入突破3000亿元（华为突破6000亿，苏宁突破5000亿），但国家电网一家（2017年营业收入23237亿元），就超过民企前5名的总和（华为、苏宁、正威、京东、魏桥）。

　　去年7月，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发布。中国120家公司上榜，其中13家是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公司，剩余107家，80多家是央企、国有金融企业和地方国企，非国有企业20多家（含平安、联想、民生银行、绿地），前者的数量接近后者的4倍。2018年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9.1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创历史最高水平。

　　再看盈利能力。剖析2018年《财富》中国500强，中国最赚钱的10家公司中，非国有企业有3家，即平安（第6）、腾讯（第7）、阿里巴巴（第10），它们的利润加在一起也不敌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BAT利润之和相当于工商银行利润的55%。2018年《财富》中国500强公司的平均利润为31亿美元，而10家银行平均利润为179亿美元。2018年，国资委口径的央企，实现净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招商局盈利达到1450亿元，排第一，大致相当于2017年度BAT的利润总和。

　　民企增速快，未来的地位会上升。但现实是，民企创造了中国GDP一半以上的份额，但大型民企的规模和利润份额远远赶不上国家队。一些新经济公司估值很高（如滴滴），但收入和利润并不乐观。最近互联网公司纷纷裁员甚至裁高管，但听不到央企在裁员，说明在经济增速下行期，充分竞争状态的民企压力更大。

　　最后再看一下全球。中国正走在通向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路上，但如果拿中国最大的民企和发达国家的标志性企业对比，如美国沃尔玛、埃克森美孚、苹果，日本丰田汽车，韩国三星，德国戴姆勒集团，差距还很大。绝大多数中国民企的业务都在中国市场，远远没有实现全球化。

　　以零售业为例，大家都觉得本土市场很大，应该有世界级零售公司。但根据德勤2018年初发布的全球零售商排行榜（以营收为标准，未包括阿里巴巴），中国排名最前的京东和苏宁在全球分别是28名和44名，其体量和沃尔玛、好市多、克罗格、施瓦茨、沃博联等完全不在一个水平。

　　可以说，中国民企在某些行业有大型化、大者恒大、强者恒强之势，但不能说已经过大，甚至失衡了，所以要调节。民企在不少行业都有进入壁垒，能做大的民企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房地产、通信和家电等制造业领域。如果把平安、华为、腾讯、阿里这几家特别优秀的公司拿掉，中国民企的整体光芒将迅速下降。

　　中国经济的目标之一，是造就一大批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世界级企业。中国的民企还不够大，不够强，理应有更大的愿景，社会也理应有更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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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些大型民企变小了？

　　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一些民企对做大惴惴不安呢？主要是因为一些变化。

　　变化一：从大到小

　　一所著名商学院EMBA最近的一次毕业典礼。院领导说，这是我们成立以来同学们的资产大幅缩水的一年，不过并不是因为教授们的水平下降了。

　　一家大型民营背景投资集团的总裁，过去一年接触了不少资产规模在20多亿到50亿左右的民企老板，他们的愿望是，资产打对折，谁愿意要，立即卖。

　　一家知名投资基金的总裁，过去一年接触过一两百家民企上市公司，基本都遇到了股价下跌触发的股权质押危机。他说他过去一两年投的最好的一个标的，是一家帮助银行处置个人不良债务的公司，他们有一套通过数据挖掘精准地找到负债人或其亲属的办法，讨债的沟通方式也很专业，年利润已有一两亿元。“这类公司是逆周期发展的，越是经济增速下行期，其效益反而越好。”

　　上面这些都是我亲耳所听。我也看到不少大企业从大到小，从正到负，乃至离场。去年四季度开始，瘦身、收缩、聚焦、结构优化，代替了风口、独角兽、估值新高，成为新的流行语。

　　挖贝网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8年沪深市场3578家公司中有487家换了董事长，有603名董事长辞职。董事长的数量多于公司的家数，是因为有98家公司一年内有2任董事长辞职，有9家公司一年内有3任董事长辞职。董事长发生变更的公司，9成以上市值缩水。

　　变化二：从加到减

　　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发布后，人们注意到，有些2017年上榜的中国公司落榜了，如安邦保险集团、海航集团、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他们在2017年的排名分别是：139位，170位，222位。

　　《财富》中文版指出，这几家企业跌出榜单的原因应该引起大家重视。海航集团过度运用杠杆扩张和非理性对外投资导致资金周转陷入困境。其它几家企业由于不同程度违法违规经营，被司法部门或监管部门调查或处理，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2018年以来，海航集团已处置了3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资产，从多元化扩张的资产大买家变成大卖家，将7大产业集团合并为4个，再变为“两主两辅”，再聚焦于航空运输主业。

　　海航的陈峰说，人就是欲望太大，我们原来的战略是以规模为导向，想大了以后再在资本市场慢慢做强，只是大了以后，承受不了，必须往回缩。“世界上总共有20多个大的行业，我们差不多做了10个，这是不对的。”

　　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公司也在做减法。2月15日，滴滴CEO程维宣布，2019年会聚焦当前最重要的出行主业，将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

　　变化三：金融从严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彰了100位改革先锋人物。但没有一个房地产行业的，除了筹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禹国刚，金融业也是空白。

　　以房地产和金融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以及相关公司在全世界的地位来看，这两大行业原本应该有人格化的代表。为何没有？我觉得原因之一是今天更强调生产性的创新，而不是资产升值型的致富之道。

　　看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在“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专题中提出，“从实践看，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杠杆资金、循环注资、虚假注资等方式向金融领域扩张，形成跨领域、跨业态、跨区域、跨国境经营的企业集团或金融集团，被称作各种‘系’，体量大，业务杂，资产规模超常规扩张，利用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手段套取金融机构巨额资金，形成风险因素。”

　　在“防范金控集团野蛮生长风险”专题中指出，突出风险主要体现在“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国务院批准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二是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天津泰达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北京金控集团等，三是央企集团母公司设立的招商局金融集团、英大国际控股集团（国家电网旗下）、华能资本服务公司等，四是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通过投资、并购等形成的明天系、海航集团、复星国际、恒大集团，五是部分互联网企业逐步向金融业拓展，如阿里巴巴、腾讯、苏宁云商、京东等。五种类型，防控重点是谁？过去一两年看得很清楚。

　　我们一方面在大幅放宽银行业外资市场准入，放宽证券业外资股比及业务范围限制，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对内资特别是民资的金融化、金控化，则采取了相当严格的管控。

　　由于上述原因，某些大型民企遭遇了压力与整顿，由此引发了一心想做大的那部分民企的思想波动。

　　客观地说，从加到减，从高杠杆到去杠杆，属于矫正式的、有特定方向的结构变化，而不是全局性的、方向性的对民企的抑制和收缩。中央也强调，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政策面有不少微调，如去杠杆、加强环保方面更加实事求是，减费降负、优化营商环境则出台了不少暖心措施。

　　一些声名赫赫的大型民企确实变小了，一些上市民企也确实陷入了危机，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让民企进一步做大、做成世界级企业的空间了。相反，对于坚持生产性创新、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民企来说，未来已来，新空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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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级中国公司不是梦

　　在时代新起点上，应该大力呼唤立足中国、走向全球的伟大公司和世界级公司的出现。民企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我们呼唤伟大的民企，世界级的民企。第一，这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第二，这是中国深入推动结构性改革、创设让世界更加认可的公平竞争的法治化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第四，这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释放新动能的需要。

　　中国也具备成就世界级企业的一些“特有优势”，如大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对外开放带来的学习机会，较高素质的人才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消费者喜欢尝试新事物，等等。

　　在成就世界级企业方面，央企、国企也责无旁贷。但无论从机制还是文化上，民企更具创新性，也更容易在世界市场得到认可。

　　鼓励民企做大做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

　　企业家的核心职能是创新。创新不是投机取巧，不是交易套利。交易性、投机性的繁荣不能持久，能够普惠社会的创新一定离不开生产性创新、技术创新。这样的创新才能给社会带来正和效应。

　　中国已经有华为、平安、阿里、腾讯这样的超大型企业，希望它们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建设共赢的生态系统，让数字化能力不仅越来越普及，而且不断升级。

　　拜市场所赐，很多行业只要做到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但这只是规模意义的企业，不等于世界级的企业。因为习惯于片面追求绝对规模，不少中国民企采用高度多元化战略，分散了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希望这些更注重规模的企业，未来更重视价值创造，更关注产品质量与性能，对标世界通行标准和行业最佳实践，参与全球竞争，用全球资源和能力武装自己，再服务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

　　中国已经有一批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他们是成就世界级企业的最大希望。虽然他们的规模远远落后于房地产和金融企业，但他们的竞争力足够强大。

　　隐形冠军都是长跑的结果。要有恒心和耐心。

　　全球最大玻纤企业中国巨石的总裁张毓强说，中国巨石之所以成为行业领头羊，一个原因恰恰是玻纤工业的先进技术一直被西方封锁，无法成套引进，所以巨石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玻璃配方、浸润剂、纯氧燃烧、窑炉通路、大漏板、废丝利用，所有和玻纤相关的关键技术，巨石都历经磨难，螺旋式上升，最终全部自主掌握。巨石申报的“高性能玻璃纤维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技术与成套装备开发项目”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此为基础，巨石实现了对国外的技术输出。

　　去年10月我在巨石的国际玻纤年会上遇到了巨石的合作伙伴、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斌。他的名字两次出现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项目中。第一次是2012年，第二次是2017年的“特高压±800kV直流输电工程”。一个普通民企两次进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项目，这说明民企完全能够担负起技术创新的使命。

　　马斌创业之初，立志解决电站设备渗漏油的老大难问题，当时国内1000多家密封件制造企业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1996年，神马电力研发出橡胶密封件，有效解决了渗漏油。1999年，马斌又瞄准了瓷质绝缘子爆炸伤害和污闪的问题。他们攻克多个技术难关，研发出空心复合绝缘子，彻底杜绝了电站设备爆炸伤害、污闪跳闸、覆冰闪络等恶性事故的发生。今天神马电力已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力系统外绝缘研制企业，拥有国家能源电力绝缘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马斌说，神马电力的产品定位是“行业没有痛点的产品不做，性价比做不到全球第一的产品不做，市场占有率做不到全球第一的产品不做”，他们先后研发并产业化了8大类技术填补国内外空白的创新型产品。

　　张毓强是桐乡的企业家，马斌是如皋的企业家，中国有一批这样不为大众所知、很少抛头露面的企业家。但就是他们做成了世界级企业，产品被世界知名客户使用，专利被国际承认，技术填补某些方面的国际空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踏实。

　　创造价值，才有价值。对那些具备价值创造能力和世界级竞争力的中国民企来说，从政府到社会方方面面，谁不希望他们能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呢？

　　管理学家德鲁克曾说：“大公司的特征除了其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以外，还有第三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社会的信仰和希望。”

　　我们需要以面对未来的全球性视野，珍视中国的创业家、企业家精神及其价值，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更大的舞台和空间，以此来鼓舞他们有更大的雄心和力量，做更大的事情，有更强大、更伟大的创造。

　　上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柯立芝说，“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今天，中国的命运也和中国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如果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都能选择用大大小小的创新方式，为社会创造真实的价值，则中国经济必将走出传统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迎来新的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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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