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珠峰“拼了命”拍出的电影，终于上映了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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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拉王平 | 文

　　编者按：经过“18年等待，10年准备，3年制作”，纪录电影《珠峰队长》终于在2022年7月呈现在大银幕上。电影主人公苏拉王平队长，原本只是四川阿坝州一个藏族放牛娃。无意中接触到登山后，他走上了创业之路，带领家乡的朋友们成立了登山公司，逐渐打响了在业内的名气，圆了自己的两个梦“珠峰梦”和“电影梦”——成功率队登顶珠峰，并将全过程拍成一部纪录电影。这部电影也创下了多个“人类首次”的纪录。

　　队长说：“《珠峰队长》的三年，也是疫情肆虐的三年，我们人人面临生活的重压，生活就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攀登过程中充满了困难和险阻，但是我们只要努力，总会过去。”

　　本文为队长苏拉王平的自述，略有删节。希望这篇自述和这部电影能够给你带来一些迎难而上的勇气和信心。

　　大家好，我是川藏队创始人苏拉王平。

　　认识我的山友朋友们应该知道，作为一名藏族人，言语表达确实不是我的强项，只有大山才是我熟悉的地方。所以第一次用文字的方式跟新朋老友见面，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和生疏，望大家见谅。

　　我从事登山这项户外运动已经21年了。在两年前，我终于实现了登山以来最大的梦想——带领一群普通人登顶珠穆朗玛峰，做一次“珠峰队长”，圆梦“8848”！

　　两年前那次登顶，我和团队的兄弟们还达成了另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用影像记录我们登顶珠峰的全过程，拍出一部最真实、最完整的珠峰纪录片。

　　这部我们“拼了命”拍成的电影，终于上映了。

　　我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三奥雪山脚下八家寨，那个仅有8户人家的山寨近乎与世隔绝，寨子里的人平日的经济来源仅靠产量不高的坡地及放牛放羊和挖草药。

　　在那个年代，山寨里的孩子们几乎很少正经八百地上过学，很小就成了“放牛娃”。幸运的是，我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我9岁时被父亲带去了县城读书，直到中专毕业。

　　成为一名公务员，平淡安稳地度过此生是父亲最期望我走的路。然而，我的命运却因从小陪伴我的大山而发生了转折。

　　2001年，国内优秀的攀登者马欣祥、马一桦、次落、孙斌等人来到三奥雪山进行登山考察。因为我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熟悉地形又有着不错的体能，还读过书容易跟外来人沟通，因此被他们选为背夫，帮他们背高山帐篷、睡袋、路绳这些登山装备。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专业的“登山”。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从小就在这座山上放牛放羊，但我从未真实认识过这座养育我的大山，原来靠山吃山，还有这样一种我从来没见识过的方式。

　　也因为这次偶遇，开启了我的攀登之路。

　　|儿时放牛放羊的地方——八家寨和三奥雪山

　　半个月后，马一桦在成都的商业登山公司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加入他们，怀揣着满腔赤忱，我走出了大山。

　　2003年8月，我跟随美国人曾山、马一桦等人，向当时还没有中国人登顶过的幺妹峰出发。

　　被称为“蜀山之后”的幺妹峰，是一座陡峭的刀尖状的冰岩混合型山峰，险峻让人不寒而栗。加上选择季节不对，落石不断，让我们一行人吃尽苦头。

　　上升到海拔5800米左右的那一日，直到下午6点，我们还在冰壁上挂着，风雨交加，找不到营地。最后只能在裂缝和岩石中勉强度过一晚。那一晚，岩洞不停滴落的雪水，浸湿了睡袋，几乎冻伤了手指，却依然没有浇灭我心头的热情。差点冻死的一次攀登，让我学习到了最多的攀登技术。

　　从事登山协作两年后，回家和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相聚时，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由涌上心头——

　　我的这些藏族伙伴们和我一样自小生长在雪山下，有着城里人所不能比拟的强大体能天赋和地形熟识度，以及灵敏的反应力、判断力，只要把登山技术以及服务意识培养起来，他们就是最优秀的高山向导。国内雪山资源最丰富的除了西藏就是四川，西藏有代表国内最高攀登水平的藏队，然而当时四川却还没有类似组织。

　　我要成立一支四川的“藏队”。

　　敢想敢干，2003年10月，我带着和我一起长大的6个兄弟就此成立了川藏队的前身——三奥雪山协作队。

　　|2001年至2003年，苏拉王平学习的时候、川藏队的前身

　　当时我身上仅有一点点资金，衣服不保暖，手套不防水。买不起高山帐，就用不抗冻的四季帐。每次登山，穿着不透气的冲锋衣，大汗淋漓。外面下雨，衣服里更下雨，说不出的苦与冷。为了确保刚和我一起出来的兄弟们有钱养家糊口，我也只能是自己勒紧裤腰带亏钱死扛。

　　更大的压力，来自家人的不支持。公务员出身的父亲，无法理解我的选择。怕90高龄的奶奶担心，我更是从不敢提登山的艰险。

　　2005年8月，我把目光投向了邛崃山脉最昂扬的山峰——婆缪峰，想要证明川藏队的实力。

　　婆缪峰是一座美丽得令人畏惧的锥形山体。1400米的攀爬绳距，迷宫般的路线，没有水没有宿营地，变幻不定的雹雨，几乎无法攀登。因为买不起装备，我和另外两个兄弟为了完成这场高海拔的大岩壁攀登，只得穿着军用胶鞋就踏上了这疯狂征途。

　　一路上我们遭遇暴风雪突袭，最痛苦时，气温下降至零下10多度，队员们手脚冻僵，眼也睁不开，脚上胶鞋像两块硬冰紧紧贴在脚上。下撤时来不及回到营地，只能将岩钉打在陡峭岩壁，戴着安全带，蜷缩在一起勉强入睡。

　　在历时整整5个昼夜后，我们终于成功登顶婆缪峰。因为这场惊心动魄的攀登，因为年轻和热血，川藏队终于在登山圈站住了脚。

　　今年是川藏队的第19个年头，川藏队从最初的7名队员发展为55名具有高山向导从业资质的藏族协作队员和10余名工作人员。我也算是兑现了我当初对小伙伴们的承诺：通过登山，不少队员已经开上了越野车，有的还在都江堰买了房子。

　　2013~2014年，川藏队连续举办了三次爱山环保公益活动；2017~2019年连续三年举办全国知识巡回分享会，每年要跑几十座城市，向更多的人普及科学正确的攀登知识。

　　可我渐渐意识到，只有语言和图片，很难完整还原整个雪山攀登过程以及壮阔美景，唯一的方式就是用影像记录下来……

　　我开始在每次登山时拍摄登山过程，从最早用DV拍，在认识了电视台记者们后，跟他们学习专业经验，又花钱购买了一台190专业摄影机。每次攀登，我们都会拍摄并制作纪录短片发送给队员。2008年，我把攀登雀儿山的全过程用影像记录下来，制作成了45分钟纪录片《雪山雄鹰》。

　　在这个过程中，我萌生了“电影梦”——把真实的雪山攀登纪录搬进电影院，让这个小众、鲜有人知的冰雪运动被更多人看到。

　　然而，很多人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专业跨度太大，而且拍一部纪录片花费巨大，弄不好就是倾家荡产。我没有气馁，默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认真准备。

　　|开始尝试用影像纪录雪山

　　最难的还是培养高山摄影师。请专业电影导演和摄影师跟拍攀登全程肯定不现实，而且专业摄影师很难在高海拔恶劣地形和气候下完成开机拍摄，所以我就想在川藏队、在协作队员里培养自己的高山摄影师。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罗日甲两个人承担每次攀登过程中的拍摄任务，然后回来观摩和学习各种拍摄手法和镜头语言，边学习边实践边提高。我们的“老师”就是国外优秀的攀登纪录片、探险纪录片。

　　现在，川藏队内已培养了近10位可以在高海拔雪山攀登中拍摄的高山摄影师，其中还有4名无人机航拍手。

　　2014~2015年，团队参与由赵汉唐执导，赵汉唐、江一燕主演的极地探险电影《七十七天》拍摄，该片也被称为“国内史上最高难度的电影”，大部分外景拍摄点位于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无人区，著名导演徐峥感慨道：“这样不惜性命地去拍摄电影，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2018年，我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名登山队员第一次迈出国门，成功登顶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正式开启了川藏队8000米级雪山攀登之路。

　　根据此次攀登过程拍摄制作的纪录片《马纳斯鲁》，通过线上放映后，获得了山友和影视圈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

　　2019年，我们川藏队又参与了根据川航3U8633航班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国机长》的外景拍摄。

　　2020年，川藏队拍摄制作了系列攀登教学，线上免费观看视频，让更多的山友做到“心中有数才出发”。

　　从电影“小白”，到参与各大户外电影、纪录片的专业拍摄，我和我的草根团队经过十余年学习和成长，离心中的珠峰梦和电影梦，越来越近了。

　　不怕大家笑话，为了激励自己和团队完成世界最高峰攀登的梦想，我想尽各种办法把自己手机、车牌尾号都变成了“8848”。

　　2019年4月8日，我作为队长，带领8名登山队员和川藏队7名高山摄影一共15人组成的珠峰登山队+珠峰攀登纪录片摄制组，从成都出发前往尼泊尔。

　　经历了40多天的艰难攀登，我们成功避开了珠峰大堵车，于5月15日全员登顶并安全返回，成为当年全球第一支登顶珠峰的队伍。

　　川藏队另外6名高山摄影师身兼高山摄影和高山协作。海拔8000米以上堪称生命禁区，航拍手只有不戴手套冒着双手被冻伤截肢的风险才能精准操控无人机，并且这个区域电池耗电量特别快，一块电池飞不了几分钟，所以高山摄影师除了背负足够的氧气之外，还要额外背负几十块备用电池，等于全程负重攀登。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珍贵的珠峰镜头多角度全方位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拍摄的有效素材长达21小时，无人机最高起飞海拔达到了8800多米。

　　我们无意中也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人类第一次用无人机全程拍摄珠峰。这是第一部在8480米以上最高海拔完成无人机起飞航拍的电影。

　　在攀登期间，我一直承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巨大压力，因为我既是攀登队长，要为整个团队的安全负责，每天还要安排摄影师们的重点拍摄任务、拍摄细节和角度等等。

　　当看到攀登前和攀登后的照片对比，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整个人瘦了一圈，像变了个人一样。

　　“这个过程很难再被复制，甚至让我们重来一遍都不可能。”每当回忆起来，我和队员们都会这样感慨。

　　2019年拍摄珠峰回来以后到2022年，我一直在为这部《珠峰队长》纪录片奔走。

　　我带着素材去了北京，至少跟15家以上的影视公司和导演面谈，可是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投资人也有自己的商业需求，跟我最初做这部片子的初心背道而驰。

　　经过一轮碰壁后，我仔细想了想，毕竟这部纪录片真实记录了我和山友们的攀登情怀和梦想，是冒着生命危险拍回来的，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大家的初衷。那就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吧，哪怕是砸锅卖铁，哪怕最后为情怀买了单，也值得。

　　前期的拍摄筹备工作已几乎用尽我所有的积蓄，2020年，疫情持续肆虐，川藏队的登山业务大范围收缩，失去绝对收入来源又要承担员工工资，为了给《珠峰队长》后期制作输血，我只得打了家里房子的主意。

　　我和整个团队只有一个想法：不保证所有人喜欢，但必须要做一部真实反映国内民间登山运动的纪录片。

　　影片在2021年6月28日送国家电影局终审，一次性通过内容审查，顺利拿到了“龙标”，《珠峰队长》终于算得上一部真正的电影了！

　　《珠峰队长》中这支攀登珠峰的民间队伍，除了我、高山向导和摄影师，还有8位普通人，他们分别是：

　　崔舟萍，来自江苏南京，从事医药行业，从南坡登顶珠峰后第二年从北坡完成“双登珠峰”；

　　刘萍，来自江苏苏州，从事保险行业，同样“双登珠峰”；

　　小溪，来自吉林长春，企业管理人员，喜欢摩托艇、沙漠越野等户外活动；

　　车夫，来自甘肃金昌，喜欢沙漠徒步的户外领队；

　　健健，来自江苏常州，管理人员，登顶珠峰时只有30岁；

　　寒风，来自四川雅安，贡嘎山下长大的藏族人，爱好摄影。

　　还有两名队员未透露姓名，他们决定“保持神秘”。

　　他们怀揣各自的故事和愿望来到珠峰脚下，冒着死亡的风险，面对亲友和陌生人的疑惑，也拷问自己——

　　“为什么要登山？”

　　这个问题贯穿他们攀登和下撤的全过程，内心深处的答案，或许在登顶珠峰那一刻才会浮现……

　　关于攀登珠峰，有人戏称为“找虐”，有人概括为“喜欢”，“可以为了喜欢去买各种东西，为什么就不能为了喜欢去登山呢？”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滑雪场的尽头是骨科”的说法流传很广。那些飞入云端的高难动作和技巧，无不有着巨大风险；而奔赴雪场、冰场的“玩家”们，仍然前赴后继。

　　究其原因，无非是“喜欢”二字。因为喜欢，所有的“不合情理”都有了最好的解释。

　　我最喜欢其中一位登山队员的说法：“在我这个年纪就一成不变地去过这种生活，工作、吃喝、带小孩，总觉得不合适；我需要去追求生活以外的一些东西，追求其他的梦想。”

　　这位队员，当时只有30岁。

　　《珠峰队长》不仅是一部登山纪实影片，更是一部讲述普通人“英雄梦想”的电影。

　　它讲述了一个简单，但被很多人忽略的道理：

　　再普通的人，也有一颗追寻热爱、自我与非凡的心；

　　再一成不变的生活，只要肯主动迈出改变的一步，也有机会创造比肩“世界之巅”的奇迹。

　　经过18年的等待，10年的准备，3年的攀登制作之路——2022年7月2日，《珠峰队长》终于在全国公映了。

　　去年年底，《珠峰队长》的发行方大象点映组织了内部试映会。有观众认为这是一部热血的电影，“让我们看到平凡人也可以有巅峰梦！”有人从电影中感悟到了深刻的哲理，“真正的泯为众人，并不是日复一日做着枯燥的工作，而是内心没有了坚持，没有了梦，没有了奔头。看看这部电影，多少平凡的人，在追求着坚持的意义，并在不断坚持当中，找到活着的意义。”

　　更多观众沉醉在这部电影的独特氛围中，称赞电影“风景非常美，是一部户外大片”“看电影的时候，好像真的在珠峰，跟着一步步登上峰顶。”

　　虽然《珠峰队长》没有一个名人，但我坚信，在极端环境下，一群普通人迸发出的能量，一定能感染所有观众；我也希望不了解登山的观众，能够通过这部电影开始了解登山、了解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