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谁来为他们托底?

秦朔:谁来为他们托底?
2022年07月18日 00:00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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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也是如此。当山洪不断侵蚀,也会伤痕累累。特别是在护坡措施不完善、截排水设施不牢固的情况下。

  从徐州到唐山,从河南村镇银行强赋红码到全国上百个楼盘业主强制断供,都能看到伤痕,有形的,无形的,财富的,精神的。

  不久前被网络热议的“沪漂”打工者阿芬的遭遇,也是一道伤痕,幸好已被修复。

  阿芬3月从河南到上海,想谋一份工,因为疫情,没有工作的她进了救助站,感染了新冠,在方舱治疗后痊愈。上海恢复正常后,她开始求职,因不符合很多企业“历史无阳”的要求,屡屡受挫,不得不住进虹桥地下通道的一个厕所。因为这里不用交房租,厕所还有免费的纸。

  这篇上海自媒体人的报道迅速引起有关方面反应,提出各部门、各单位都应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不得歧视。社会各界不能给他们贴标签,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下。

  第二天,阿芬在多方帮助下找到了一份顺丰快递分拣员的工作,开始试工。

  这周我离开上海到外地调研,但经常想到阿芬。持续数月的疫情,这样的命运并非个别。

  我想到《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登过的一篇关于疫情中的盲人的文章。主人公之一也是河南人,也是女性,2001年就到上海,在普陀区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按摩师,并在这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也是一位盲人按摩师。疫情前,两人工作日在店里吃饭,周末去附近超市买些熟食或速冻食品,回家用微波炉加热,也用买菜APP,“听”文字买菜。疫情一来,问题来了,当她朗读完所触区域的信息,再点击购买,至少要3秒钟,根本抢不到菜。

  后来菜有了,因为是全生食材,47岁的她第一次用明火做饭,一开始不熟练,左手食指被锅壁烫出了泡。

  这些命运让人无言,而对我的震撼更来自于比较。

  就在阿芬报道发表的前一天,一位发展商问我房价的问题,并向我介绍了最近“五星级红包楼”的“茶水费”行情。“茶水费”我是知道的,但“红包楼”还是第一次听说,现在一手二手价格倒挂越厉害的楼盘,星级越高。据说“红包楼”一平方米的“茶水费”在2~5万元,最贵的已逼近10万。

  还听说,有老板在企业里搜集“房票”,要是摇号中了,愿意给出“房票”的人以百万元计的“代持费”,说这也是一种“共同富裕”。

  当“红包楼”和阿芬居住的厕所同框,当我们在疫情中团购到的新西兰雪糕、面包和盲人炒菜的场景同框,我久久无法平静。

  我想到的问题是,谁来为他们托底?

  阿芬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劳动就业歧视问题。歧视对象往往是弱势群体,即越该帮的人,往往越受歧视。

  对阿芬们如何托底?我因调研别的题目,来不及就此采访,就委托老同学、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二级巡视员林志云代为了解情况。他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曾担任过区民政局局长,对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等保障问题非常熟悉,此次也专门和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他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1、政府和各部门必须旗帜鲜明按照我国的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明确规定,保障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除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不得从事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外,用人单位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对此要广泛宣传。

  2、在做好宣传的同时,政府部门要严格检查和执法。对于刁难歧视弱势群体劳动权利的行为,可以追究其责任。

  3、政府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调查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社会兜底保障措施,补民生的短板。

  4、康复阳性感染者复阳的机会有多大,相关数据和机率要认真科学地研判并公开,以解除民众和企业的顾虑。

  5、对积极帮助解决弱势群体就业的企业,政府应予表彰和奖励。比如现在对帮助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在所得税上就有优惠。

  6、对企业的顾虑和焦虑,也要及时响应。企业担心招收了康复阳性感染者,万一复阳,整个企业都被封闭、隔离、停业。所以疫情拖得越久,防控越要科学和精准。最近将密接隔离管控从“14+7”调整为“7+3”,密接的密接的隔离管控从“7天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压力就少了一些。对企业方面的诉求也要响应,帮助其减少包袱。

  为弱势群体托底,政府义不容辞,与此同时,企业和社会也应积极参与。

  不久前我参加上海新沪商联合会组织的座谈。有企业家讲到,企业在浦东运营着三家养老院,疫情严重时仅一家就有80个阳性感染者,还有3个重症,当时也没有菜,连老年人用的尿不湿也用完了。最后是新沪商联合会的成员纷纷出力,有的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有的和医院对接、接走重症,有的帮助办理通行证,有的从自己的农场运来蔬菜,一家浙江企业还从浙江运来了一车尿不湿。

  被助企业家感动地说:“要是没有大家帮助,这次可能就挺不过去了。”

  上海是安徽人外出务工首选之地。在1000多万上海“非沪籍常住人口”中,安徽人超过240万。驴妈妈旅游网创始人洪清华是上海市安徽商会会长,他在座谈会上说,疫情最严峻的日子静默在家,为各种事心急,无力感很强,但总觉得应该做点事情,不能天天在家等待。

  “当时看到很多老人、养老院、工地、安徽老乡缺乏生活物资,市委市政府也呼吁商会要发挥作用,于是我们立即向上海市相关部门申请通行证,带着276个徽商企业的董事长成立了‘徽骆驼物资急助平台’,每天接到1万多个电话,接不过来送不过来,也有被感染的风险,但心里是充实的,有的送货志愿者累了就在小区门口躺一会继续送,连续坚持了30多天。”

  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办公室副主任胡雪莲是安徽滁州人,她和一些徽商多方联系,历经波折,通过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四季鲜果蔬协会,组织协会企业、家庭农场收割蔬菜、打包装车,于4月10日将10吨蔬菜包运抵上海,并由古美街道将蔬菜包发放给小区居民、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

  “虽然只能缓一部分人一时之急,但每做一点,心里就会踏实一点。”

  阿芬的问题,也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在大城市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疫情压力和经济压力波及很多人,外来人口往往首当其冲。

  我还想到2017年11月,北京市大兴区“聚福缘”公寓发生的严重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17人是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起火地点在地下一层冷库,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发生火灾,遇难者均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很多城市都有这种储存、生产、居住“三合一”的场所,城市离不开农民工提供的服务,但常常忽略他们生活环境里的安全隐患。他们好像是“过客”,老了,干不动了,自然回到农村,甚至平时也可能作为低端人员被“赶走”。城市似乎从不曾真正想过,如何让他们在城市扎根?

  当然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外来人口流入多,服务和管理压力就大,因为我们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如公安、教育、医院等等,都是按户籍人口定编定人。外来人口多,服务人员就必须扩编超编,但还是会有不少限制,捉襟见肘。长期人手紧缺,就容易管理粗放。

  而站在外来务工者立场,他们在城市奋斗服务,有的交了多年社保,也在国家的职业目录中,如茶艺师、健康管理师、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维修员、保安员、智能楼宇管理员、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广播电视天线工、西式面点师等等。但内心里,他们总有一种不被城市接纳的疏离感。

  这并不公平,虽然要彻底校正,还需要很长时间。

  上一代没有户口,下一代读书就有问题,到了读书年龄,不少孩子就要回老家,有些就成了“留守儿童”。

  给我讲“红包楼”“茶水费”的发展商说,他最近碰到一个老乡的孩子,国外留学回来,立即落户,其所就读的大学曾进入世界高校前500名,这样的高校加在一起共800多所。只要有它们的毕业证就很容易落户。而在他的公司里为城市造过很多房子的农民工却没有落户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说,我们的基本情况是,超过8.4亿人住在城市,还有5.6亿人住在农村,城乡之间一直有2亿人在飘(2019年数据)。他认为,传统的“只要把农民在乡村稳住了,社会就没有问题”“城市出了一点问题,就把人往乡村赶”的思路,并不符合规律,也不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思维,这样的城市化实质是“回村城市化”,也就是让农民工承担低成本城市化的代价,但最终还是让他们回到农村。

  “农民只是一个在城市作为农民身份的工人,城市的相关公共服务、市民的基本权利,跟他没有太大关系。”

  事实上,这不仅不公平,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跟着“农二代”父母有过城市生活经验的“农三代”,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已基本城市化。就算初中教育回本镇,高中教育回本县,其内心是归属于城市的,最终还是会和乡村“割断”。

  怎么破解“回村城市化”,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

  刘守英等学者提出,在代际上,从70后开始,要把一些不回村、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真正在其就业地市民化,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城市居民同权,和其享有的经济机会重合。“城市留下的这些人不是闲人,不是懒人,也不是失业人口、救济人口,而是工作人口。他们在创造财富,不是负担。”

  而乡村振兴的逻辑,包括重塑村庄体面、发展乡村产业(如寻找主导产业,提高单位土地回报)、重构人地村的关系等等。“有了产业变化,出村的人会有部分回来,想搞农业的企业家会进来,喜欢乡村生活方式、对乡村有想法的人也会来。这在客观上要求将乡村支离破碎的土地从规划层面重划,努力进行宅基地改革,让村落适度集聚,让土地更好集中。现在土地之所以不集中,也是因为原来进城的人的地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只有把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解决、地权转变后,才可能真正解决经营权的保障问题。经营权问题解决后,其他的权利拓展、权利行使、抵押这些金融手段才可能实现。专业化的具有企业家性质的经营者才能进来,带动农业要素组合、经营方式的真正改变。”

  和刘守英教授类似,我的基本观点也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在于让城乡之间产生价值循环,形成闭环。也就是让城市的资本、技术、知识、市场等资源和农村的产品、产业、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循环起来,在农村、农地、农业、农人等方面有更高的价值产出。这里的提升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上周我在四川成都新津参加希望集团成立40周年活动,拜访了希望集团创始人之一的刘永言(四兄弟的大哥),这位现年77岁的老人是一位科技发明家,希望集团的第一页就是他们带着知识和技术在农村养鹌鹑开始的。我问他:怎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迈向共同富裕?

  他说:“随着科技发展,农业和工业的界限会模糊一些。过去那种‘农业离不开土地’的观念也会淡化。无土栽培就是工业化。”他正在研究无土栽培。日本这方面很发达,但成本高。他的目标是用低成本实现无土栽培。

  要打通城乡之间的障碍和阻隔,城市要包容农民工,乡村也要向城市开放,如此才能达成融合。

  刘守英说:“回乡村找乡愁,是因为它是诗和远方。但诗和远方的前提是,我是一个已经被城市接纳的人,而不是一个归属是在乡村的人。对最终要回去的农民来讲,乡村就是他的宿命,他还找什么乡愁?这种‘回村城市化’的结果是,乡村变成一个‘愁’的地方,而不是回来找乡愁的地方。”

  相反,当更多农民变成城市市民,才会有乡愁感。而那时的农村,也更容易实现土地、村落形态的调整,提升单位面积的产出,完成价值的创新和提升。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由于长期不注重扎实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现在不少农民工已经开始选择“能落不愿落”。“愿落不能落”则主要体现在沿海发达城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程郁等人建议,应该分层次制定农民工落户政策,以“愿落尽落”“应落尽落”为原则推进重点人群落户。对县域内农民工,应着力提升县城的吸引力,提高他们在乡村和县城的就业质量和生活品质。对跨省农民工,应着力提高大城市的开放性,提升公共服务容纳能力和社会保障的承受能力,通过“人地钱”挂钩等激励政策合理分担落户成本。对县外省内农民工,应推进省内统筹,实现对省内农民工的统一服务管理。

  乡村问题非常复杂,确实急不得,但对城市农民工的权利保障和市民化,现在更是慢不得。

  我在《拒绝陷阱》中说,中国从低收入状态迈向高收入状态,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有活干(创造就业)、活干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干好活(迈向高附加值的创新经济)。在《苦日子,新路子》中我提出,每个市场主体都要做好更长期、更有韧性地过苦日子的准备。

  阿芬的命运,以及近期一些无差别恶性伤害事件的发生,启发我们,在整个经济、就业、疫情压力难消的背景下,需要高度关注为弱势群体托底的问题。社会风险抵御能力的构建,需要从政府到企业和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未雨绸缪。

  而从农民工城市化和城乡融合、迈向共同富裕的角度看,我们可能需要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新的认知和探索。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缺乏人道主义的现代化不可能是真正的现代化。

  在对共同富裕的定义中,过去更强调财务价值。从现在起,应该更多地纳入人的尊严和公平正义等价值,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加以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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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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