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故事：探路"一流治理" 城市如何由"管"到"治"

　　小康故事：探路“一流治理”，城市如何由“管”到“治”

　　“就像人的健康程度需要有许多重要指标来描述一样，城市这个‘大身体’也应该用指标来衡量，如果只是很简单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做一些考虑，就去制定城市发展的规划，显然是有些粗糙、有点武断了。”

　　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对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给出的寄语。2018年末，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召开，中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298个）被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量化评价。

　　报告显示，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综合排名中，北京、上海、深圳分列前三位，广州、天津、杭州、重庆、成都、南京、武汉则位居第4位到第10位。

　　“报告不仅是评价，也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专家组首席专家、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指出。

　　当下，城市作为国家重要的组成细胞，正逐渐进入现代化管理时代。未来的前进方向何在？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考察时强调，城市管理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更是人们生活的空间载体，小到背街小巷的治理，大到城市功能区规划，再到全面治污、治堵，其总原则都离不开“一流治理”，具体落脚点就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各地在探路“一流治理”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尝试。近日，《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深入一些城市进行了实地调研采访。

　　在江苏省溧阳市，从新桥村和松岭村的先行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市所有175个行政村，百姓议事堂已经成为当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调处群众矛盾纠纷的“草药方”、基层民主法治的“阳光房”。除了广受赞誉的百姓议事堂基层治理模式，溧阳还在努力打造“溧即办”品牌，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方面进行努力探索。

　　在北京市朝阳区高井村里，则藏着一个“数字大脑”，统管着村里方方面面的数据。线上“三公开”，村民随时随地可查账，健康数据库成为了全村的“智慧医生”，通过建设“智慧高井”大数据平台，高井村在社会治理工作上走出了一条效果显著的特色之路。

　　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从“乌镇管家”到“警社大联盟”，乌镇不断在社会治理方面进行着有益的尝试。曾以“全民参与”声名远播的“乌镇管家”诞生于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前，现已发展壮大为一支4000余人的队伍。2018年10月，“乌镇管家”迎来了它的升级版。在“乌镇管家”队伍日渐成熟的基础上，乌镇派出所成立了“警社大联盟”，既充实了社会“自治”队伍，也弥补了过去“乌镇管家”在某些专业领域的空白。

　　在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核心无疑是价值构建，要建立植根于市民内心的价值认同，让更多社会力量从“旁观者”“批判者”转为“参与者”“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我们”，形成价值趋同、目标一致的共同体。城市在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前进的同时，该如何破解基层反映比较强烈的权责脱节等难题呢？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讲到“要在全国东、中、西部选择一批城市，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郭声琨还提出，下一步将继续推广“最多跑一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不见面审批”等措施，推动公共服务个性化、全时化、定制化，并将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从源头上破解“案多人少”难题。

　　未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还需要在个性、全时、定制等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

　　城市如何由“管”到“治”

　　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价值构建，要建立植根于市民内心的价值认同，让更多社会力量从“旁观者”“批判者”转为“参与者”“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我们”，形成价值趋同、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尤蕾早在春秋时代，老子提出的“政善治，事善能”就表达了国家“善治”的境界与观念。从“管”到“治”已经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大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到“治理”9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则至少23次提到了“治理”一词。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城市，作为国家重要的组成细胞，正逐渐进入现代化治理时代。

　　“旁观者”变身“参与者”

　　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是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的庞大载体，城市治理现代化，无疑是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虽有一字之差，但本质都是处理城市与市民的关系。然而，恰恰是这一字之变，却折射出了城市与市民之间关系的大变化与时代的进步。

　　何为现代化城市治理？对此，原秦皇岛市社科联主席卢爱兵认为，现代化的城市治理理念主要包括：政府、公共机构、组织和个人要形成“我们”的理念；要体现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的理念；要体现提高市民素质和增加人民福祉的理念。

　　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内涵之一“我们”这个理念，实际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相吻合。千年古镇乌镇借助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之机，培养了一支数千人的“乌镇管家”队伍，既充分发挥了本地人熟悉环境的优势，又有效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让社会治理更加完善有效。与其异曲同工的是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街道，在推进背街小巷综合整治时设置“管理街长”，让群众作为环境监督员参与整治。

　　以小窥大。显然，与主体一元化为特征的管理相比，治理的主体除了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还切实考虑到了居民的现实需求与作用，更为多元。当然，除了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民众之外，社会组织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推进社会综合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各地社会组织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大胆尝试，逐渐探索出诸多地方样本。广东省汕头市研究探索成立“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以此构建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整合社区社会资源，拓宽社会参与社区治理渠道。湖北省积极推动社区公益创投活动，并由城市社区逐步向农村拓展，不断促进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推进城乡居民自治，探索出一种融入式“三社联动”机制。

　　对此，卢爱兵提到，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价值构建，要建立植根于市民内心的价值认同，要体现平等和尊重的主体价值观，要广泛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倾听群众声音，让更多社会力量从“旁观者”“批判者”转为“参与者”“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我们”，形成价值趋同、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新技术给治理插上“翅膀”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现代科技成果融入城市治理之中是应有之义。让生活更美好，是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目标，当然，也是科技带给人们的红利。近年来，各地依托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打造智慧城市，就是科技在城市现代化治理升级中的成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将从“找政府办事”走向“政府主动服务”的新时代。

　　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发布了加强“互联网+政务”建设部署以及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多地陆续推出了政务APP、新媒体、云平台、大数据平台、微信服务、便民服务终端、小程序等多种应用模式，覆盖了城市管理、公安、审批、信用、交通、金融、社保医保、教育、税务、国土、就业创业、商事服务、居住等多个领域。

　　作为先试先行的社会治理创新样本，浙江省衢州市的做法特别亮眼。衢州提出全面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力打造“中国基层治理最优城市”。做深做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党建+基层治理”两大文章，通过“制度设计+技术支撑”，着力构建以“四大五加”（大党建统领、大联动治理、大数据应用、大融合推进，“网络+网格”“线上+线下”“制度+技术”“公转+自转”“共性+个性”）为主要内容的体系架构和“主”字型运行架构，加快形成执法管理服务“三位一体”、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人防物防技防“三防齐抓”、共建共治共享“三共并推”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放眼全国，辽宁省沈阳市推出智慧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广东省深圳市确定了智能交通总体框架，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建设“智慧公安”，贵州省贵阳市设置政务服务网企业及个人专属网页平台，上海市徐汇区推出24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福建省厦门市推出“家住厦门”智慧小区共治平台……都在通过各种形式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对于时下流行的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山大学兼职教授王露曾经发表过题为《大数据推动城市治理变革 塑造城市美好未来》的演讲，其中提到“运用大数据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潜力无限”，在王露看来，大数据的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内容，极大提升政府整体的数据分析能力，为有效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北京市朝阳区高井村就利用“智慧高井”大数据平台走出了社会治理的特色之路。“智慧高井”大数据平台中有一个最受当地百姓欢迎的板块——“健康高井”，实现了村民历年健康体检数据的全面分析，可供村民随时查看。浙江则利用大数据技术创建了首个省级商务信用公共服务平台试点——浙江省商务信用公众服务平台。

　　随着城镇化的过程加快，一个“城市中国”时代正在到来。正是因为快速城市化，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越来越多，给城市治理带来诸多现实困境。正如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周红云所说，当前城市治理现状主要表现为——在城市治理主体上，社会发育不足、城乡主体发展不均衡；在城市治理结构上，政府强、市场和社会力量弱；在城市治理方式上，行政强、法治弱、参与少。

　　周红云认为，城市治理的未来趋势要注重价值引领，让城市更美好。更新城市管理理念，城市权力从“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城市管理不只是政府的职能，市场、社会都要参与进来。改变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刚性向柔性管理转变，从静态向动态转变。要加强法治，从行政主导向依法治理转变。

　　现代城市的治理必须是依法治理，这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推进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要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以城市管理现代化为指向，坚持以人为本、源头治理、权责一致、协调创新的原则，理顺管理体制，提高执法水平，完善城市管理，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让城市成为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

　　以人为本、科学管理，依旧是现代城市治理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这也是不少城市屡屡提出精准治理的原因之一。城市治理拿出“绣花”的功夫进行精细化科学治理，实现城市管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盲区，从而使城市服务与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精准对接，让人们享有更多获得感。

责任编辑：鲍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