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养老频频成为热词。一年时间，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全国统筹，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老龄化”“银发经济”“延迟退休”时不时成为舆论焦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养老亦是一大关键词。5年时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1.4亿、覆盖10.5亿人。过去5年“成绩单”上，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至于今年，“加强养老服务保障”再度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迈入老龄化社会，如何为养老做好准备成为一门必修课。两会期间，新京报贝壳财经推出“2023全国两会经济策”，围绕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与应对之策以及可能创造的机遇等问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进行了探讨。
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创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强养老服务保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
陆铭 除了延迟退休，还能做什么
老龄化冲击劳动供给，并非现在才出现
陆铭认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冲击，体现在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上。
过去一年，我国养老领域经历了多个重要节点，其中就包括我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陆铭认为，尽管可能要到今年（底）再看数据是否会有所反弹，但应该还是有一个共识，即人口负增长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他从研究角度披露了另一个观察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冲击的维度。“我们在讲劳动供给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劳动年龄人口’。其实，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十年前就负增长了。因此，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冲击，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陆铭解释道。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劳动供给可持续，以及延长我国人口的红利，正成为一道迫切的待解之题。
对此，陆铭从当前颇受关注的“延迟退休”话题谈起，延迟退休相关制度安排并未明朗化，陆铭认为这将是一个过程。“有的人觉得，如果我退休了收入会下降，那就会有一个主动性，愿意接受延迟的退休。但（这）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所以）国家会在这方面（制度安排上）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在陆铭看来，面对人口负增长或者说劳动年龄人口萎缩，其实还有一个缓解问题办法，即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例如，某人在A地月收入2000元，如果到了B地，月收入可能会是5000元。那么这个人通过转换地方工作，其所创造的价值就增加了。而这个创造的价值，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收入水平提高，实际上对于（社保）养老金的贡献也在提高。”
据陆铭观察，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或者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增长，从劳动力利用效率角度来看，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社区互助养老”将成为一种趋势
人口老龄化如同双刃剑，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将创造一些机遇。
在陆铭看来，不管技术如何进步或是社区养老多么发达，居家养老仍将是主流模式。但居家养老也不得不面临独居老人在失能状态下，将无法照顾自己的情况。此时“社区互助养老”将成为一种趋势。
“社区会回归到我们的生活，这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阶段。”陆铭坦言，自己这代人很多都经历过一个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过程，“就是大家都搬到高楼大厦里，除了在电梯里平常是见不到邻居的”。但是疫情期间，邻里之间相互帮助，让大家有了重新的认识。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邻居是谁，是干吗的。”他笑言，未来这种情况将会改变。由于少子化，社区里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之间互助养老，将成为一种很现实的需要。
“社区互助养老”的另一面则有点像共赢状态的分享经济。“老年人把家里一间或者两间房腾出来，租出去给年轻人住。年轻人做一些照顾老年人的事情，老年人让渡一部分租金。”这在陆铭眼里，有望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杨燕绥 居家及社区养老打通最后1公里
养老金制度高质量发展，需要调结构
“2021年中国进入了中度人口老龄化社会，这是一个窗口期。养老金制度要高质量发展，而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是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当前养老金制度不光是实现全覆盖、保基本，还需要调结构。”杨燕绥坦言。
在她看来，完善养老金制度结构要做好三件事。第一，夯实巩固第一支柱，“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是保基本吃饭养命的钱，所以接下来要进一步实现全国统筹，解决好资金调剂。该过程需要完善全国数据大集中的信息系统，不能一蹴而就。”
其次，扩大第二支柱的覆盖面。杨燕绥指出，我国企业/职业年金覆盖面较窄，主要是因为企业/职业年金有前提条件，需要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雇主缴费比例大，费率较高，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没有能力建立企业/职业年金。
“接下来第二支柱、第三支柱要尽可能扩大，我们可能要把现有养老金制度中的一些刚性内容捋一捋，把它找出来，以柔克刚。”杨燕绥认为，其中，更重要的是费率。“能不能在个人账户8%缴费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统筹账户部分16%的缴费比例进行调整，让中小民营企业、灵活就业者能交得起，进入第一支柱覆盖范围，从而有资格参与其他两个支柱；其次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管理灵活一点，这样可能扩面就更容易了。”杨燕绥表示。
打通最后1公里，让老百姓安心居家养老
“我们最近研究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发现，其就业模式也是按照老龄化阶段发展的。”杨燕绥表示，在进入老龄社会之前，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整个主导经济是大型企业，人们就业也是选择大型企业。但是到了中度人口老龄化之后，伴随着人均GDP增长，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就业出现了新常态——平台经济下各种各样的灵活就业爆发。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灵活就业者的养老怎么办。
而从中度老龄社会到高度老龄社会，这十几年又出了一种新的就业常态——家庭务工就业化。以德国为例，如果一个老人有三个孩子，其中可能有一个孩子在家照顾老人，但在家庭照顾得有培训、工资，也能缴纳养老金。
谈及养老产业时，杨燕绥表示，实际上我国整个养老服务业正处于加速发展期。现在遇到了几个问题，第一，期望社区养老、家庭养老，但是一孩政策的家庭孩子少，怎么实现家庭养老？第二，老龄阶段需要医养结合，这两种服务是刚性的。这就需要解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最后1公里的问题，即一旦出现急病，跌倒以及心血管堵塞，急救系统要跟上。第三，失能失智以后的照护问题。随着人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面对急救问题、照护问题，社区要多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一级、二级医院进社区，后续要逐渐落实并加强。
“老百姓不管是急救，还是康复护理、慢病管理，在最后1公里都能够得到解决，进而让老百姓安心居家养老。”杨燕绥表示，这些要提高重视度，实打实地去做。
董克用 不能完全靠现收现付模式养老
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提出挑战
“养老金制度可能是未来我们面临的一个较大挑战。”董克用表示，中国的老年人占比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会迅速上升，到2050年前后，大概30%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人。按照联合国最新预测，中国老年人比重会进一步上升到35%，且将维持不变，持续到本世纪末。
“如果说我们的老龄化是一个高峰，到了最高点就会下行，那么养老金制度可以采用各种办法度过这个高峰。但如果老龄化是一个高原，持续几十年不变，这就对养老金制度提出了挑战。”董克用说。
据其介绍，目前中国主要依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该支柱采取现收现付模式，这也意味着如果退休的人越来越多，在职的人越来越少，完全依靠现收现付则将难以为继。一些老龄化进程较早的发达国家，已经发现不能完全靠现收现付模式养老，所以提出多支柱的养老体系。目前，中国也已经建立了三支柱养老金制度。
“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原来社会上有些担心，我认为大家不要太担心，因为国家还有多种办法保证基本养老保险的正常运转。”董克用也提示，但是一定要注意，未来基本养老保险还是要回归“保基本”的职能，如果个人想要老年生活更优渥，就要更多地依靠第二支柱企业/职业年金以及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董克用指出，当前我国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覆盖面很小，不到参加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10%，或者说，90%多的企业职工并没有企业年金。所以下一步的重点任务之一是要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
个人养老金短板要尽快补上
谈及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时，董克用表示，发展个人养老金一个主要原因是就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灵活就业，个体就业迅速发展，而个人养老金是我国养老金制度中的一个短板，要尽快补上。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1954万人，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142亿元。日前，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公开表示，个人养老金的参加人数已经达到2817万人。
“其实开局还不错。”董克用表示，但是该制度目前对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有一定吸引力，对就业者中薪酬水平没有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水平的人来说，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吸引力。后续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考虑能不能进行财政补贴，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群体，个人缴纳，财政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就如同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缴费端那样，个人缴纳，财政补贴。二是如果财政补贴有困难，对中低收入者群体也可以将目前的EET（缴费时税优、投资收益免征、领取时纳税）的税优模式改为EEE（领取时也不需要纳税）。
另外，个人养老金还要考虑如何方便参与者，现在第三支柱提供了储蓄、理财、保险、基金四大类产品，但老百姓缴费之后还是不知道买什么好。所以，金融机构要发力，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方便老百姓作出购买决策。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黄鑫宇
责任编辑：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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