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企业家应该是民族的优质资产

　　大佬说丨陈东升 ：企业家应该是民族的优质资产

　　泰康资产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12期《三联生活周刊》出刊，在“商业”专题中，大篇幅勾画出泰康在这场“国家战疫“中奋不顾身的生动形象。

　　陈东升 ：企业家应该是民族的优质资产

　　在这场“国家战疫”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身影。他们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他们积极思考如何运用已有财富与资源回馈社会，并切实有效地付诸行动。我们采访了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陈东升，听他讲述一个企业家“危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与公民担当。

　　问：早在 1 月 20 日，泰康保险集团就针对新冠疫情成立了工作小组，一方面为泰康的保险客户、养老社区、医院病人提供服务和安全防护，一方面展开公益救援，对武汉进行短、中、长的驰援。为什么泰康能如此敏锐地感知这次疫情的严重性？

　　陈东升 ：保险就是关爱人的健康与生命。20 多年来，泰康有一个很强的机制，只要新闻报道了危难事件，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迅速调查有没有客户涉险，并第一时间赔付，这在保险行业是十分重要的。

　　2003 年抗击“非典”让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时泰康给医护人员赠送了保险，其中一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通州有个放射科大夫感染“非典”去世了，我把理赔款送给他的夫人和儿子，当时他儿子还在念高中一年级，这笔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帮助。

　　我们用 8 个字来诠释这种捐助 ：“为爱尽责，让家无忧。”除了医护人员，我们也赠送保险给记者。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医生和记者都是战士，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所以这一次，我在第一时间做了布置，紧急做了一个方案，给武汉市所有医护人员赠送保险，保额 20 万元。之后，捐赠范围扩展到全国 450 万名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我们有一句话，买保险就是尊重生命。

　　问：此次疫情来势迅猛，医疗资源发生挤兑，物资越来越难获得。泰康很早就组织起来，对紧缺医疗资源进行了捐助。这是如何做到的？

　　陈东升 ：疫情发生之后，我让同事迅速与武汉方面沟通。当时想，捐多少钱合适呢？那时还判断不了这次疫情风险到达的程度。我们送了保险、捐款 1000 万元和 5 万只口罩——这是在 1 月 21 日和22 日，此后，物资就越来越紧张了，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都很缺乏。武汉的情况是 ：钱来了以后缺物资，物资来了以后缺人，之后缺床位。

　　泰康出得上力，是因为大健康产业的战略布局。泰康同济因为疫情提前开业，成为此次武汉抗疫主力医院。泰康仙林鼓楼医院也派出了医疗小分队参加抗疫。我们的医院、养老社区、供应链等资源，在这次抗疫中全部用上了。

　　问：在紧缺的医疗资源里，最核心的是床位。泰康同济（武汉）医院成为了武汉战场上的主力医院。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让医院提前启动，加入到抗疫中去？

　　陈东升 ：最开始，我们定位的是“方舱”，医院离正式开业还有一段时间，设备没有完全到位。有关领导到医院看了之后，觉得可以作为定点医院使用，我们就与军队、政府三方共建，成了收治确诊、重症患者的主力医院。疫情发展到现在，火神山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光谷分院、中部战区总医院和泰康同济（武汉）医院，都是军队医疗队伍在武汉入驻的医院，一共收治了 4000 多人。

　　这样一来，就涉及对医院原有设计的改造。两个难点 ：一个是污水处理，另一个是 ICU 负压病房——这些设备都必须迅速改装，对我们而言是个挑战。武汉的同事一开始预计完成改造需要一个月，但是一个月疫情都过去了，肯定不行，后来缩减到20 天，到最后缩减到几天，日夜加班，完成工程。关键时刻，我们就是要果断、坚决，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问：您有没有在经济上估算过，这次改造收治传染病患者，未来再改回到从前设计的综合性医院，成本有多大？

　　陈东升 ：我还没有想过这些事。这次抗击新冠疫情，是一种战时状态。这个时候国家要征用资源，我作为一个公民、一个企业家，就应该站出来。我跟同事们讲，这次疫情救援花了多少成本，一切都不用想。危难当头，匹夫有责，救死扶伤，实现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做大健康的，这个时候能做贡献，能派上用场，就特别欣慰。火神山医院的建成，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体制优势。它是以 10 天神速盖起来的，最后住满花了一个多星期。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则是以军民共建的形式，成为武汉另一个收治重症病人的主力医院。这时就是要万众一心，打一场阻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问：您在武汉“封城”后不久就提出，要拿出1 个亿来建立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您为何有了改变公共卫生体制的相关想法，这个基金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东升 ：传染病一旦暴发，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任何国家的准备可能都不会很充沛。国家领导人最近的讲话内容，主要是预防机制。另外一个理念是重视生物安全，因为病毒攻击人类的风险一直都存在。我们做大健康体系，也要思考相关问题。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需要思考生活的质量、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公共卫生治理。

　　我们推出了“爱心保”公益保险，建立了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我们还给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捐赠了 1000 万元。公共卫生将会是未来大家都思考的一个领域，这与我们的大健康战略也是一致的。做公卫基金也好，捐赠科研机构也好，是希望未来有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智库，不光是出钱，还要调动我们的研究资源和战略合作伙伴，大家一同来做中国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

　　问：这一次抗击疫情聚集了很多社会力量共渡难关，包括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等。当人们习惯了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时刻，再回归到经济社会常态时，对开放市场的发展是否有所影响？在这次疫情里，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用以建设更好的未来？

　　陈东升 ：改革开放 40 年的重要经验就是“开放”。比如说，我们制造业的开放，吸引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让我们成为制造业大国。而今，我们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面临的是服务业的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开放。开放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效率的提高，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泰康作为一个市场化企业，我作为一个企业家，肯定是市场经济的守护者、代表者，也一定是法治经济的守护者、代表者。我们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稳定，国家梦想与企业发展并行不悖。

　　在特殊的关键时刻，发挥国家体制的作用 ；平时尊重市场，坚定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这听起来很抽象，实则是具体的，作为企业家非常清楚如何处理这个关系。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创新，发展壮大企业，为客户提供便捷实惠的服务 ；创造利润，给国家提供税收 ；通过工资、奖金和股票等形式，让员工家庭幸福，同时企业也不断成长。这与国家社会繁荣稳定、人民生活幸福的方向是一致的。

　　问：这一次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很多企业从捐款，到以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加入到抗疫中来，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您如何理解中国企业家现在与未来的社会责任？

　　陈东升 ：泰康这次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对重大灾害及时补偿和救助，捐钱、捐物、捐保险 ；二是我们贡献出了核心资源，1000 多张床位，这些甚至比捐钱、捐物更重要；三是我们出于对未来的思考，设立了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公共卫生的核心是大健康，这与我们公司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了。疫情过后，大家肯定都会反思，但我们想行动得更早、更快一点儿。

　　泰康有 80 万员工，这些家庭的幸福就寄托在泰康保险集团身上，我们的责任很重。我们企业家都是行动派。危难当头，企业家在各自领域里的资源和积累，都拿出来“奉献社会”，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个有正能量、社会责任感、追求创新的阶层在成长。田源（元明资本创始人）师兄说，这次疫情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民营企业家，是整个国家、民族非常宝贵的优质资产。我非常赞同，我过去也说过企业家是国家和民族的筋骨。企业家群体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在这次抗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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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