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以深化改革塑造资产管理行业的未来

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以深化改革塑造资产管理行业的未来
2020年08月09日 13:48 新浪财经综合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8月9日上午,在南方财经全媒体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20中国资管年会”上,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发表《以深化改革塑造资产管理行业的未来》的主题演讲。

  陶玲表示,过去,以资管新规出台为标志,前后三年多时间,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各部门和行业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做对了以下两件事:一是,抓住了去杠杆的宝贵时间窗口,有效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二是,就资管行业的本质和定位取得最大共识。

  对于前者,“回顾去杠杆的过程,我们体会到,如果没有抓住2017年以来宝贵的时间窗口去杠杆,如今加杠杆的空间将十分有限。”陶玲说,“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并没有通过资管产品获得低成本融资,所以,治理影子银行乱象,并不是导致小微企业融资更难更贵的原因。”

  对于后者,“打破资管产品的刚兑是必然的,一些投资者为此遭受损失,但所有投资者会因此受到教育,从而培育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收益预期。”陶玲说。

  她指出,资管行业的本质和定位已经取得四大共识:一是资管业务的本质:卖者尽责,买者自负;二是资管行业的定位:连接投资者和融资方的直接融资,金融机构扮演服务角色;三是资管行业的监管方向:统一监管标准,强化一致性监管,消除套利空间;四是资管机构的发展前景:是金融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有市场机构分析,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20%,未来居民的资产配置将从房地产、存款向资管产品转移,资管行业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被各方关注的是,我们还对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达成一致。”陶玲说,在整改过程中发现,新产品发行续接老资产的能力有限,存量非标资产规模较大,面临处置困难。当前,疫情加大宏观经济下行压力,金融机构落实资管新规面临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重约束,为此,经过反复研究和测算,延长资管新规的过渡期1年至2021年底。延长过渡期并不是改变资管新规的原则和标准,而是,降低金融机构整改压力,减轻对金融市场冲击,稳定实体经济融资,避免存量资产集中处置造成信用过快收缩。在执行上,要求金融机构承担主体责任,监管部门逐季监测实施。对少数过渡期结束时仍未整改完成的金融机构进行个案处理,避免刚性整改“一刀切”的不利影响。

  当然,实践中,还有一些想推动的工作进展不够。主要是:行业呼吁了很久的,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税收政策,还难以实现;再如,对资管业务上位法的统一适用,是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还是信托法,存在不同理解。

  对于接下来的发展,陶玲指出:“过渡期总要过去,行业总要归于常态,资管行业的未来,取决于继续深化资管行业改革的决心和行动。”

  因此,一是通过深化改革,追求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定地以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相匹配为基本理念,做实主动管理,坚决打破刚兑,强化资金端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高投资端的资产配置能力,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二是通过深化改革,助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各类资管机构将作为资本市场中与保险公司、社保基金比肩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以募集和管理稳定的中长期资金为重点,开展股权投资、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促进融资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三是通过深化改革,融入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四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资管行业监管的适应性。 

  以下为陶玲演讲全文:

  以深化改革塑造资产管理行业的未来

  ——在2020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业内专家和新老朋友:

  早上好,很高兴接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邀请,连续第四年参加资管年会。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今天,资管年会能够在上海如期举办,得益于中国依靠体制优势,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金融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对资管行业的影响不仅是现实的,也是深远的,这使得今年的年会格外特别。近日,正如行业预期,资管新规的过渡期政策调整已经宣布,在现实需要和根本定力之间把握平衡,传递清晰信号。值此前所未有的时刻,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认识过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引领和塑造资管行业的未来。

  

  搞清楚未来往哪里去,就不能忘了,过去我们从哪里来。

  过去,以资管新规出台为标志,前后三年多时间,我们做对了什么?可以说,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各部门和行业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做对了以下两件事:

  第一件事,抓住了去杠杆的宝贵时间窗口,有效化解影子银行风险。

  高杠杆率意味着高债务,高债务导致高风险,这是全球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给世人的教训。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杠杆率高固然有储蓄率高等客观原因,但保持适度的杠杆率,使债务负担与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回报相匹配,是维护宏观稳定的基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杠杆率持续攀升,影子银行快速膨胀,已成为宏观金融风险的重大隐患。2008年至2016年,我国货币条件及监管偏松,宏观杠杆率年均升幅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同业业务、银行理财等影子银行业务快速发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但不少资金进行监管套利,多层嵌套,违规加杠杆,脱实向虚。当时,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影子银行较为悲观,认为规模巨大,底数不清,风险一旦爆发,将动摇整个金融体系。

  2017年以来,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影子银行规模收缩,风险收敛。自2017年初,监管部门重点整治同业、理财、表外等影子银行业务,同时,随着资管新规进入起草和公开征求意见阶段,金融机构的预期和行为边际也开始发生变化。2018年4月,资管新规正式出台,成为去杠杆的标志性事件。截至2019年末,中国影子银行规模三年累计压缩了16万亿元,信托业的同业通道业务较历史峰值累计下降近5万亿元。中国治理影子银行风险的成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认可,并获得国际评级机构和国内主流业界机构的正面评价。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在这三年里,累计仅上升了5.9个百分点,注意,是增速大幅放缓,而不是绝对量的断崖式下跌,所以,可以称之为“稳杠杆”。

  2020年,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的严重冲击,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今年,为创造金融市场合理充裕的流动性环境,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攀升,据市场研究机构测算,预计2020年全年,宏观杠杆率将超过270%,比2019年的250%上升约20个百分点,增幅仅次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35.5个百分点)。此刻,回顾去杠杆的过程,我们体会到,如果没有抓住2017年以来宝贵的时间窗口去杠杆,如今,加杠杆的空间将十分有限。

  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社会上仍有一些模糊认识。有人认为,杠杆率高不影响金融稳定,规范影子银行导致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贵具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不足,贷款多投向大型企业、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二是民营和小微企业本身的风险较高,信息不透明,缺乏担保,贷款定价难以覆盖风险。因此,将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贵归结于去杠杆政策,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在资管乱象频发的过去,大量资管资金通过委外业务、多层嵌套、资金池,投入了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并没有通过资管产品获得低成本融资,所以,治理影子银行乱象,并不是导致小微企业融资更难更贵的原因。

  回顾过去,第二件做对的事,是就资管行业的本质和定位取得最大共识。

  经过三年的治理实践,在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的基础上,各方取得以下共识:

  一是对资管业务的本质取得共识:这就是,卖者尽责,买者自负。首先,资管机构作为受托方,树立客户利益优先的行为规范,坚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职业操守。在此前提下,健康的金融市场必须是投资者风险自担的市场,不论是收益,还是风险,都由投资者享有和承担。因此,打破资管产品的刚兑是必然的,一些投资者为此遭受损失,但所有投资者会因此受到教育,从而培育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收益预期。

  二是对资管行业的定位取得共识:过去,以投资非标资产、保本保收益、银行体系仍然承担信用风险为特征,资管行业主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间接融资。但实质上,资管业务属于连接投资者和融资方的直接融资,金融机构扮演服务角色。任何偏离直接融资定位的行为,不仅扰乱市场,也会损害机构的自身经营。资管行业可以细分为财富管理、投资顾问、投资银行等,不同资管机构优势不同,有分工也有竞争。过去一年,我们看到银行理财公司洁净起步、规范发展,21家银行理财公司得到批准设立,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公司、保险资管公司都在回归本源,有序整改,步入良性发展阶段。

  三是对资管行业的监管方向取得共识:针对过去资管行业的直接融资间接化、投资业务融资化、表外风险表内化、私募产品公募化等问题,通过统一监管标准,强化一致性监管,消除套利空间。自资管新规出台,各监管部门持续完善标准规制和相关配套细则,银行理财、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产品、资金信托等监管办法相继出台,虽然名称各异,但规则差异逐渐缩小,实质内容已趋同,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标准初步建立。

  四是对资管机构的发展前景取得共识:资管机构是金融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应当发挥市场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有市场机构分析,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20%,银行存款客户中的95%还没有成为理财客户,未来居民的资产配置将从房地产、存款向资管产品转移。可以说,资管行业才刚刚起步,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上述共识是我们共同推动资管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被各方关注的是,我们还对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达成一致。在整改过程中发现,新产品发行续接老资产的能力有限,存量非标资产规模较大,面临处置困难。当前,疫情加大宏观经济下行压力,金融机构落实资管新规面临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重约束,为此,经过反复研究和测算,延长资管新规的过渡期1年至2021年底。延长过渡期并不是改变资管新规的原则和标准,而是,降低金融机构整改压力,减轻对金融市场冲击,稳定实体经济融资,避免存量资产集中处置造成信用过快收缩。在执行上,要求金融机构承担主体责任,监管部门逐季监测实施。对少数过渡期结束时仍未整改完成的金融机构进行个案处理,避免刚性整改“一刀切”的不利影响。

  当然,实践中,还有一些想推动的工作进展不够。主要是:行业呼吁了很久的,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税收政策,还难以实现;再如,对资管业务上位法的统一适用,是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还是信托法,存在不同理解。

  

  回顾过去我们做对了什么,接下来,我想谈谈,今后还要做什么。过渡期总要过去,行业总要归于常态,资管行业的未来,取决于继续深化资管行业改革的决心和行动。

  一是通过深化改革,追求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 2020年,全球为对冲疫情冲击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救助政策,金融市场流动性极为充裕,货币环境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的低利率、低收益率,而资产质量将进一步恶化。低收益环境是投资者面临的最大挑战,给资管行业的转型重构带来很大压力:债券类资产收益率低,股票资产波动加大,产品跌破净值的频率可能增加,非标资产违约增多。对此,需要坚定地以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相匹配为基本理念,做实主动管理,坚决打破刚兑,强化资金端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高投资端的资产配置能力,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二是通过深化改革,助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若干结构失衡。其中,融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间接融资占比高,直接融资占比低,2019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直接融资占比不足1/3,在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占比高,股权融资占比低,非金融企业的股票融资余额仅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3%左右。同时,资金的期限结构也严重失衡,居民储蓄更多转化为金融系统的短期资金,资金从居民到金融市场(长到短)、再从金融市场到企业(短到长),形成两次期限错配。改变结构失衡,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中枢角色,推进更有效率的资本形成和资源配置。各类资管机构将作为资本市场中与保险公司、社保基金比肩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以募集和管理稳定的中长期资金为重点,开展股权投资、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促进融资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三是通过深化改革,融入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对外开放。近三年来,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已有外资机构控股境内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多家全球性资产管理机构有意在中国设立全资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或参与设立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以及外资控股的理财公司。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去年以来一些资管机构也优先选择在上海落地。外资资管机构进入中国,不仅自身面临对我国政策和市场环境的适应,也带来合作和竞争,这将倒逼境内资管机构改革转型,并促进行业规范与成熟国际标准接轨,助推我国资管机构的全球竞争力。

  四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资管行业监管的适应性。资管行业的监管改革,既是补课,也要有前瞻性。如果说,过去集中治理行业乱象,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需要,那么今后,监管应当进入常态化。以提高监管的一致性为主基调,以信息披露和防欺诈为核心,尊重行业特点和市场规律,推动分业监管体系提供适应资管行业功能监管、行为监管需求的公共产品 ,进一步探索监管审慎性和包容性的最佳实践。

  总之,过往十分不易,未来更非坦途。引领资管行业从“兴风作浪”到“乘风破浪”,需要继续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所有监管者、从业人员、研究人士和媒体同仁对此都负有一份使命和责任。

  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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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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