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王茜 8号楼工作室 

　　【专题|至少1个小时独家对话王石：双面人生】

　　在北京万科大都会28楼大厅的临窗位，一座艺术家王瑞林所作的斗战胜佛雕塑朝向来客。身穿盔甲的孙悟空手持如意金箍棒，端坐闭目、呈入定状，灯光投射下来，给它周身镀上一层金。

　　结束了一场马拉松式新书发布会的王石，此时没有一丝疲态。他步入厅内，随即被求图若渴的摄影师请去与雕塑拍合影。他一边配合一边笑言，“你们怎么都对它感兴趣”。

　　孙悟空为石猴，王石名中带“石”，这也许是二者的缘分。西行归来，大圣圆满；年过花甲的王石，反思过往、正视生死、再赴江湖，能否获得他的圆满？

　　“一眼看到头，就觉得没意思了”

　　“好动，爱自由，不愿被束缚”，这是王石给自己性格的概括。

　　经济学家张维迎在王石自传《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一书的序中，评价他是“天生的领袖人物”， “无论在部队当兵，工厂当工人，还是在铁路局当技术员，政府机关当科员，他都感到憋屈，活得很痛苦。他又憋不住，一有机会，就锋芒毕露，喧宾夺主，甚至搞恶作剧，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王石的母亲是锡伯族，他的父母早年参加民主联军相识，解放后双双进入铁路部门工作，“身上一半游牧民族的血统、父母南征北战的经历、小时候对四处迁徙生活的适应，可能都对我的性格有所影响”。

　　然而，这种性格让他在体制内备感挫折。王石创业前的最后一站是广东外经委。刚开始王石工作非常努力，但因为在一次宴会上发言积极，被提醒抢了领导风头；后来他下班到点就走，把90%精力放在工作外，反倒被评价变得稳重成熟。

　　除了不鼓励个性，体制内的前途也让他觉得乏味，“连每个级别的追悼会怎么开都知道。一眼看到头，就觉得没意思了。”

　　32岁的王石下定决心离开，第一次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进入了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简称“深特发”）。他本计划着在深圳赚点钱，就去国外留学，没想到找到了真正的“金矿”。

　　1983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刚满三年，诞生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只股票“深宝安”。这一年，39岁的任正非从部队转业来到深圳，进入了深圳南海石油集团，继续体制之路；而从体制里“逃”出来的王石做起了玉米贸易，向他的第一个客户深圳正大康地公司承诺提供东北玉米并且解决运输问题。

　　谈及当年创业时惜时如金的状态，王石对我们连说了三个“恨不得”，“在八十年代我恨不得春节那天都不过，恨不得时间利用起来，恨不得工作到12点。”

　　当时深圳没有机场，发货要走广州机场，然而深圳与广州之间还没有修通高速公路，也未通大桥，运输货物只能靠船。“来回光送货就八个半小时，回到深圳已经早晨五点钟了。我说别回去了，车就停到公司门口，打两个半小时瞌睡就上班了。那真是激情燃烧岁月。”

　　《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 》书中谈到过一个细节：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登上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22层的顶楼天台，而王石正骑着自行车从商业大厦楼下经过。熟人告诉他，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王石只是“噢”了一声，就继续骑车赶路。

　　与那年无数的深圳创业者一道，王石乘上了春天的列车，这个“好动”的人终于可以放开拳脚。

　　1988年，“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改名为“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深特发由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大股东，王石担任公司法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放弃了分到他名下的股权。股改完成后，这家公司于1991年在深交所上市，证券代码000002。

　　在这个舞台后来发生的诸多故事情节中，王石都是绝对主角：“君万之争”、华润入主、登陆港交所、合伙人制度上台，直至“万宝之争”结束，不喜欢约束的王石终于在万科以一种“禅让”的姿态落幕。

　　但他没有“消停”。万科公益基金、联合国气候大会、深潜俱乐部创始人、华大集团的联席董事长、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问学者，王石找到了万科之后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舞台。年龄、时间、角色和病痛，似乎没有东西可以限制他。

　　就如同飞滑翔伞，断过两根肋骨，小腿骨折，颈椎尾椎都受过伤，两次落海里两次挂树上，但王石还是要飞，不是冲动而是主动选择，因为“飞上瘾了”。

　　王石在书里说，他小时候没有太明确的志向，也不爱学习，一度梦想当个农民。但是他迷恋探险书籍，例如《海底两万里》《鲁滨孙漂流记》《八十天环游世界》《汤姆·索亚历险记》等，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游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好奇。60岁，许多人开始规划退休生活，而王石重新开始上学，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哈佛两年，剑桥两年，牛津因为“万宝之争”打断只待了半年，最后又来到了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研究一个听上去冷僻的学科：犹太人的东亚迁徙史。

　　这种好奇有时候还是“剑走偏锋”。王石第一次去日本学习，除了考察当地企业和建筑，他还主动要求参观精神病院，他认为这是了解当地社会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王石身上并不过时。张维迎说，“像王石这样的人，如果生在兵荒马伦的时代，大概会拉起一杆大旗，招兵买马，杀人越货，即便不能打得一片天下，也能占山为王。”

　　幸而，王石活在了这个时代。

　　江湖人物

　　在王石身上你可以嗅到一些江湖人物的特质。

　　他跟我们回忆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时的情况，他们一行人正在终点站观赛点，爆炸声响，“大家都撤离，我们出来了，我的背包掉了，我的护照在里面呢，结果这时候一个叫任天的留学生，二话不说，跟着抢险车就冲进去了。”最后，这名留学生把包找了回来。

　　至今谈起这件事情，王石还很动容，这种感动清楚的写在他的脸上。对于这位年轻的学生，他直接升格为私人关系的顶配——称其为“生死之交”，颇有点金庸小说里侠客相见恨晚的意思。

　　我们很好奇，王石愿意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说，与人打交道，无论如何，他都会假定对方是善意的，“宁肯我错判”。但另一方面，他自认“是非常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他的朋友圈又很窄，因为他“各色”。

　　“我这个人喜欢说大白话，说直话，所以往往我把你得罪了我不知道，甚至人家对我有看法我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找人家合作去了，人家不跟我合作，我很纳闷，怎么不合作，后来我发现我说话把他给得罪了。”

　　这种江湖人物的特质，有时候与他恪守的现代企业治理方式也会发生冲突。

　　《王石这个人》书中写了一个故事，1998年，万科北京公司的一个员工因为酒后驾车，车毁人亡。公司开会决定对其不予追究责任也不予任何赔偿。可是死者的父母天天到万科公司申诉哭闹，甚至奔到一个活动现场给王石跪下了。

　　王石最后决定，从他个人工资里每月拿出1000元给死者的父母，他很动情地对那对父母说：“如果我在你们前面去了，我就让我女儿继续把钱给你们。”

　　但万科其他高层认为最高决策人理应维护制度的严肃性，这种做法并不妥当。那天公司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石动了气骂了脏话，“他妈的，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死了，你们不去安慰人家，还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做？”

　　江湖人物，在乎里子，也在乎面子。

　　张维迎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现实下，赚大钱和干大事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作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王石选择后者，因而1988年在万科股改时他放弃了应得的个人股份，转而做职业经理人。

　　然而，此举并不被张维迎认同。他认为王石的选择给后来的“宝万之争”埋下了隐患，没有股权的保护，控制权就难以保证。更进一步讲，张维迎认为王石的做法如果被模仿，则无益于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健全。

　　但王石对我们说，万科是一个集体作品，不是他的孩子。离开万科，他一点儿都不心疼，因为他追求的是企业文化的传承。

　　与王石同时代的企业家里，创始人放手离开后，又回归公司的案例并不罕见。但是王石坚决不赞成这种做法，原因有两点：

　　“我回去它就一定成了吗，这不一定是吧，那不是坏了我一世英明？这是第一点，但这不是要点，要点是什么？你回去你怎么能证明他们（接班人）能成？……我分得明明白白的，即使不成，我也承认，也未必他不成我去了就成，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它走它的路。你与它已经断离，就是断离。”

　　对名的追求使王石产生过身份的疑惑。胡雪岩被无数商人顶礼膜拜，王石也读胡雪岩的故事，但他的总结是“胡雪岩和浙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是典型的官商、军商勾结，所编制的生意网支撑着胡雪岩的商业帝国。”

　　王石不想做胡雪岩，他不接受自己的商人身份。他在书里写道，“1999年，48岁的我辞去总经理之时，还面临着很多精神上的困惑。……是不是要一辈子做企业？而内心更深的疑问是：商人对社会有价值吗？价值是什么？”

　　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或者说为了说服自己，王石常常去探监，他在高墙之内看望了牟其中、褚时健、唐万兴，“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褚时健出狱后，他又去拜访褚老的橙园，为褚橙“站台”；

　　不想做胡雪岩，就去研究卢作孚和荣毅仁家族的历史，了解民族企业家的发展路径；发起了中城联盟、阿拉善SEE，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争取商人群体的地位。

　　在走过了这些计划外的路后，已经创业二十八年的王石，终于找到了从商的意义所在，找到了“干大事”的证明。

　　这位江湖人物，接受了自己商人/企业家的身份。

　　已经刻好的墓碑

　　无论再怎么“好动”，不可否认，王石正迈向七十古来稀的生理年龄阶段。

　　谈及如何检验万科企业文化传承是成功的时，他说，“我觉得真正要检验呢，到第三代第四代，正好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才可以显现出来，当然我看不到了，我看不到了，有幸的话可以看到第三代。”

　　随着年岁的增长，王石开始反思自己。新书里有一章节的标题是“告别个人英雄主义”，开门就提到了2008年的“拐点论”和“捐款门”，让他反思自己多年“唯我独尊”，“己所欲才施于人”的优越感。

　　“许多人认为，‘万宝之争’是我深圳创业后遇到的最大的坎儿。实际上，2008年才是。那一年，‘拐点论’事件让万科的业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接踵而至的‘捐款门’事件更是让个人声誉跌到了谷底。这两场风波对我的思想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也是刻骨铭心的反思的开始。”

　　有些反思则需要好几年。

　　王石跟我们谈到，他2005年去南极探险前，因为组队人选问题和团队起了纷争，他想让两位原先一同参与北极探险的队员退出，对方一气之下带着几位老成员另组新团，王石还一直觉得对方“不够意思”。

　　直到2013年在剑桥参加游艇比赛，体会到游艇队如何鼓励、激发弱者时，“我才发现我是错的，我太个人英雄主义了，太为了自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的运动精神。”

　　告别英雄主义，是自己与外界的和解；思考生死，则是与自身的对话。

　　王石参观过世界各地与死后世界有关的墓地规划和建筑，从埃及金字塔到希腊德尔斐神庙，再到俄罗斯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列宁墓，法国先烈祠，日本的“光、水、风”基督教堂等等。这些场所和建筑所代表的生命印迹，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

　　不过，让王石真正开始思考生死的，是登山过程中的一次濒死体验；父母亲先后离世，又让他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

　　王石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相信科学也认为科学还不能解释一切。但在对身后事的安排上，他倒像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的遗嘱上是有一条的，我是跟我父母（葬）在一块的，第二个就是往后再隔一代，我父母骨灰不要动，我的骨灰撒掉。因为如果你越放，人家没地方放了，那你的骨灰放几代还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了，撒掉。”

　　王石并不避讳谈死亡，就好像在聊一次日常出行，“我自己给自己买的墓地，我从老家拉来的花岗石做的。这个是家庭墓地，当然现在我父母是合葬了，再下个是不是我，我还不知道，这个是不确定的，那肯定我会进去的。”

　　他甚至还卖了个关子，“我的墓碑正面就是一个字，你猜什么字？给你们三次机会猜”，我们有人猜“石”、有人猜是“山”、还有人猜是“0”，结果纷纷败下阵来。

　　看到众人苦思不得的表情，王石微微得意，“这个没什么秘密，安静的静，是个静。”为什么是“静”？他说，“生命回归大自然，这里就不要再有什么其他的诉求了，不要再引起关注，也不要来打扰。”

　　而在墓碑背后，王石刻上了四百字，两百字关于母亲，两百字关于父亲。“我那里和他们就是一个血缘上的父子和母子关系，我的兄弟姐妹在这里都是一样，我不想在那里占一个突出的位置。”

　　他也试图将这种豁达传承给后代，“我把我女儿也带去了，就是告诉她，‘你那个骨灰盒的地方我也给你放好了，你想不想来你选择，但是我给你买好了，真想来了，我给你留地方，你不想来无所谓。’”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为王石新书作序，称他“不是简单地叙述他的经历，而是超越了他非凡的活动来阐释他的哲学，探讨在他征服世界的经验之上的意义，并为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做出积极的贡献。”

　　张维迎说，“他成就于改革开放年代，也帮助塑造了这个时代，把他的印迹刻在这个时代。”

　　从中国现代商业史上看，王石和他创建的万科，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鲜活而重要的注脚。

　　然而，除去企业家的光环和时代的命题，王石到底是谁？这大概是他在剑桥大学的赛艇上，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课堂里，在给他自己的墓碑刻字的那一刻，在写这本自传时所寻觅的答案。

　　我突然想起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一句话——“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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