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6月11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四十年：回溯与展望，美国芝加哥大学统计学与金融学Robert M． Hutchins讲席教授，史蒂文诺维奇金融数学中心科学主任佩尔•迈克兰德（Mykland ， Per）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高频数据的非参数标准差”。 佩尔•迈克兰德表示，基于高频数据进行参数估计时，估计渐进方差以及其收敛速度很难估计，Mykland在可观测渐近方差（简称“Observed AVAR”）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时间下的可观测渐近方差”（简称“RNTO-AVA”），该估计量解决了在固定时间水平下基于时间依赖过程的非参数估计量标准误的设定问题，其连续时间形式为估计量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解释，且更容易分析，也更容易实施。[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9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四十年：回溯与展望，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经济学Edward M． Bernstein特聘教授、凯南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埃里克•吉赛尔斯（Ghysels， Eric）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人工智能密友：谁能从机器人投资（智能咨询）中获益？”。 埃里克•吉赛尔斯教授表示，智能咨询作为人工智能在金融学中的应用，是一种在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中得到快速应用的金融技术。为了评估智能咨询的好处，Ghysels使用一套独特的经纪账户数据集进行分析，通过人与机器的对比，揭示了新兴的机器人咨询行业可能为某些人群如低收入或财务知识相对较少的投资者提供了潜在收益。[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9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四十年：回溯与展望，中国科学院杰出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汪寿阳（Wang， Shouyang）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区间经济模型及其应用”。 汪寿阳表示，他通过将单个区间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构建了一系列针对区间值时间序列数据的线性和非线性的模型。通过匹配区间模型和区间观测对象，提出了最小距离估计方法，并建立了其估计量的渐近理论。这些区间经济模型对于解决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区间价值因子定价模型中石油库存是否被有效定价，特朗普选举对美国股票“预期收益”和“市场效率”的影响是什么，页岩油革命是否会降低区间价值WTI现货价格的波动性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8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四十年：回溯与展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新经济转型与新金融发展——香港支持新经济融资的市场创新”。 他认为，资本市场是培育创新企业的摇篮，香港根据新经济独特的融资需求，为新经济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渠道，也为亚洲各国积累有益的参考经验。2018年香港交易所发起的上市制度改革既有助于新经济企业的融资，也为中国市场更高水平的开放及投资多元化助力。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好处有：利用国际融资平台，基石投资者的参与，更加灵活精简的IPO和后IPO融资制度，丰富多样的投资工具，等等。最后，巴曙松还简要介绍了达不到主板上市财务要求的生物技术公司和WVR股权结构的公司的上市问题。[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8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四十年：回溯与展望，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Robert  F． Engle讲席教授詹姆斯•汉密尔顿（Hamilton， James）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及失业持续时间的度量”。 他认为人口社会调查数据库CPS中关于美国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及失业持续时间的相关数据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产生这种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即轮换组偏误、由非随机的缺失观测数据造成不一致以及个体前后状态不一致。针对这三个问题，Hamilton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第一，人们对于多次相同或类似的问题的回答会发生改变，对这种改变的方式进行统计建模；第二，在原先三个劳动状况的基础上增加第四个类别缺失观测，并构建一个包括体现存量和流量特征的实体数据集；第三，将前后状态不一致的个体中的一部分归为失业而不是不在劳动市场。[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8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四十年：回溯与展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Jane  Berkowitz Carlton and Dennis William Carlton讲席教授（曾与Kenneth  D． West共同提出了方差-协方差矩阵的稳健估计量，即N-W估计量）惠特尼•纽维（Newey，  Whitney）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多价格下的需求分析”。 经济理论表明，目标政策问题往往仅依赖于一种或几种价格效应。然而，惠特尼•纽维认为，即使商品加总之后需求估计仍然面临着“多价格”问题。他使用了能够减轻“维度诅咒”的Lasso方法估计平均支出份额，使用双重/去偏Lasso方法来估计消费者剩余的界限，还通过控制函数及面板数据来控制总支出和价格的内生性问题。在对苏打水征税的福利效应进行估计后，充分说明了价格具有内生性。  [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8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四十年：回溯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前任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汪同三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数量经济学在中国”。 汪同三用三个故事为大家讲述了不同时期数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遇到的困难和起到的作用。第一个故事是新中国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孙冶方先生，他把数学引入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研究中，这对于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1980年举办的“颐和园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这是我国从国外引进计量经济学的起始点和标志性事件；第三个故事是自1990年开始的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经济预测，这为数量经济学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铺平了道路。[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8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四十年：回溯与展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Engle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地缘政治风险时代的金融波动”。 恩格尔对地缘政治风险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刻画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演讲开篇他指出，地缘政治风险包含经济、政治、恐怖主义袭击、选举等诸多对市场有共同重大影响的风险。很多国家、部门和不同种类资产的波动率的变化都趋向一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都受到相同因子的影响。 恩格尔教授建立了一个受到整体波动率因子影响的GARCH模型，该模型通过赋予整体波动率因子以不同的权重，刻画了地缘政治风险对于各类资产价格及其波动率的影响。接着，他对全球45个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法国、德国等一些国家是全球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影响较高的国家；从时间点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2016年英国脱欧以及2016年的美国大选结果等是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的节点。 恩格尔教授指出，通过加入整体波动率因子，资产组合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地缘政治风险。[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8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吕炜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吕炜表示，星海论坛创办于2015年，是东北财经大学开办创建的高端学术交流论坛。论坛定位于“立足东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用世界眼光关注中国问题，论道中国发展”，每年举办一次，每次聚焦一个主题，是东北财经大学一张知名的学术名片，也是国内小有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组织。学会成立三十余年来，为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今天，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携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中国年会，两强联手，必将助推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必将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提供新的智力支持。 以下为演讲原文： 尊敬的蔡宗武教授、尊敬的恩格尔教授，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中国年会暨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在这里隆重召开。首先，我代表东北财经大学，向应邀到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与支持东北财经大学建设发展的各位专家学者及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东北财经大学始建于1952年，是一所突出经济学、管理学优势和特色，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财经大学，现为财政部、教育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辽宁省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建校67年来，学校坚持“培育卓越财经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使命，坚持学科引领战略，面向国家和区域需求构建了高水平经管学科群。学校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4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1个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16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会计学为国家重点学科，数量经济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校应用经济学进入全国2%-5%行列，评估结果为A；工商管理和统计学进入全国5%-10%行列，评估结果为A-，A类学科优秀率位列全国第28位。学校践行“顶天立地”的科研与社会服务方针，确立了“以一流学术成果引领一流财经智库建设”的发展思路，建立了“政产学研及创新创业”一体化的新型智库模式，探索出高校服务社会的新路。 近年来，学校坚持人才强校战略，聚焦“双一流”建设，组建了以高水平科学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高水平智库服务为目标的多个特色学科平台。本届论坛的承办单位之一“高等经济研究院”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加盟东北财经大学，学校为研究院开辟了专门的绿色通道，制定了有竞争力的薪酬奖励政策，希望通过引进国际一流水平的海归人才，打造海外高端人才发展“特区”，使研究院发展成为一个在学术领域独具风格和特色，享有较高声誉和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机构。目前，研究院聘请了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Aman Ullah（阿曼·乌拉）教授担任海外院长，聘任了3名国际一流学者作为特聘教授，全职引进了6名海外毕业的优秀博士来校任职。借此机会，我们诚挚地邀请更多有志中国问题研究的优秀的海归人才来到这个“特区”，共同围绕中国经济重大问题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实现个人发展与学校发展的双赢互动。 星海论坛创办于2015年，是东北财经大学开办创建的高端学术交流论坛。论坛定位于“立足东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用世界眼光关注中国问题，论道中国发展”，每年举办一次，每次聚焦一个主题，是东北财经大学一张知名的学术名片，也是国内小有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组织。学会成立三十余年来，为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携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中国年会，两强联手，必将助推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必将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提供新的智力支持。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东北财经大学与在座的多位专家、学者素有渊源，今天与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的各位新朋友结识，也是友谊的开始。借此机会，我真诚地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一如既往地支持东北财经大学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为东北财经大学出谋划策，为东北财经大学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继续提供建议、支持和助力！在此，我代表东北财经大学，再次对各位专家学者及各界朋友的支持和莅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祝愿大家在大连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系Clarles Oswald讲习教授蔡宗武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蔡宗武表示，希望我们通过论坛和年会，能够促进海外的学者跟国内学者多交流，能够使得国内的学者能够有更多机会同海外学者进行交流。特别是前会长们做了很多贡献，在国内推动整个经济学科的教育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特别这十几年来，从02、03年开始，前会长回国来为国内经济学科的国际化、标准化、现代化做了很多贡献，特别是每年看每年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的，可以看出每年的质量不断的提高，也就说明在这些海外学者的推动下，国内的经济学科和国内学科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我希望留美经济学会能够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更多的贡献。 以下为演讲全文： 非常感谢这次有机会站在这里。首先欢迎大家来大连参加这次论坛，而且这次是两个论坛放在一起，我代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感谢主办方东北财经大学，特别是工作人员非常辛苦。 尊敬的夏书记，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前辈们，我们留美经济学会1985年正式成立，是1984年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留学的一批留学生，在周教授的倡导下，在周教授家里讨论成立留美经济学会，原来叫留美青年经济学家协会。我这次也请了周老先生，周老师年纪比较大了，90多岁了，他是很想来。但是，他现在在广州，有点累来不了。让我代他向大家问好，祝论坛圆满成功。 留美经济学会从1985年正式注册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5年，这35年来，从开始规模很小一直到现在的会员包括全世界各个国家，大概3000多正式会员。留美经济学会现在每年在北美有年会，在中国有年会。同时也有会长论坛，和国内学者交换意见，进行交流。我们留美经济学会目的是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促进国外经济学者与到国内进行讲学，建立桥梁，使得国内学者能够有机会到国外或者到北美进行交流访问。据我所知，我们这些会长们或者理事们，每年都接受很多从中国大陆到美国访问的学者，我本人每年也接受很多。留美经济学会从开始建立到现在，一是推动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进行交流，特别是促进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今天下午有一个圆桌论坛，课题就是讨论，大家出谋划策中国经济学科的战略性发展，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如何发展，这是我受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的委托，希望听听专家和学者们的意见，国内学者或者国外学者的意见。这样的话，讨论一下特别是整个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因为那个时候，80年代美国留学的时候管理学科很少，现在多起来，现在留美经济学会包括两个学科，一个是经济学科一个是管理学科，金融后来自己又成立了，就是中国留美金融学会，他们每年也在中国举办年会。 我希望我们通过论坛和年会，能够促进海外的学者跟国内学者多交流，能够使得国内的学者能够有更多机会同海外学者进行交流。特别是前会长们做了很多贡献，在国内推动整个经济学科的教育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特别这十几年来，从02、03年开始，前会长回国来为国内经济学科的国际化、标准化、现代化做了很多贡献，特别是每年看每年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的，可以看出每年的质量不断的提高，也就说明在这些海外学者的推动下，国内的经济学科和国内学科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我希望留美经济学会能够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更多的贡献。 最后，希望参加会议的所有学者、专家在大连愉快，大连这两天的气侯特别好，我经常来东北财大，我每次来都是大雾，这次来很荣幸是晴天，飞机可以下得来，以前是经常下不来。因为大连的雾很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度过美好的一天。因为明天有几个国外请来的教授，因为他们没来过大连，他们问我大连怎么样，我说大连非常漂亮，非常好。是中国三大海滨城市之一，非常漂亮，非常好。所以，他们很高兴，要看看大连。我就讲到这里，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高等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齐鹰飞；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系Charles Oswald讲席教授蔡宗武；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副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李达三健康经济首席教授陈茁；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方颖；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经济系教授侯维忠；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倪晓光；美国得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Chalk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田国强；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王红；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王维国；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张建波；美国克拉克大学经济系教授张俊富，出席论坛圆桌讨论环节。 以下为圆桌讨论实录： 齐鹰飞： 今天论坛最后一个环节圆桌论坛环节现在开始。首先请各位参加圆桌研讨的嘉宾入座，他们分别是蔡宗武教授、陈茁教授、方颖教授、侯维忠教授、倪晓光教授、田国强教授、王红教授、王维国教授、张建波教授、张俊富教授、徐滇庆教授。 今天圆桌研讨的主题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经济，一个是中国经济科学。两个关键词很显然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也肯定很期望今天来参加我们圆桌研讨的12位大教授们能给我们一些真知灼见。每位参加研讨教授发言时间5分钟，我们会在4分半的时候有一个提醒，所以请大家严格把控时间，首先有请蔡宗武教授。 蔡宗武： 很抱歉，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讲。但是，刚才齐院长提到今天主题很长，最后的主题是我加上去，我受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的委托，管理学部现在在制定经济科学，就是作为一个科学今后发展的战略规划。所以，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计量经济、金融等等各个学科，就是经济学科如何发展规划。管理学部制定重大科技课题，这是从学术的角度，所以我希望各个专家们能够畅谈，我只占用1分钟的时间。 齐鹰飞： 感谢蔡教授，下面有请陈茁教授发表观点。 陈卓： 谢谢齐院长。齐院长提到我们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是经济学。从经济角度来说，我们国家前段时间有一个健康2030年战略发展纲要，里面提到到2020年的时候，大健康产业要达到8万亿水平，到2030年的时候要把它翻一番，变成16万亿。所以，健康经济在健康所产生的经济产值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在美国大概占到17%-18%。也有人会说医疗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太高是不是太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高对健康的花费也越来越高。斯坦福有两位经济学教授做了测算，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在健康上面的投资会越来越多，花费也会越来越多。等到2050年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是30%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会是在花在跟健康有关的方面。所以，健康产业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大，相关的健康经济学也有可能会是一个更有用武之地。我说这个有一点私心，因为本身我是做健康经济学的。 在我们国家现在有做卫生经济的，有一些卫生经济学家，但是据我了解，包括宁波诺丁汉在招卫生经济学家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困难，就是招不到，包括我自己，本来我自己是要求我百分之百的到宁波诺丁汉，后来我只给了20%的时间，所以在需求和供给之间还是有一个缺口，就是健康经济学或者卫生经济学。所以我想大家或许以后可以多关注一下卫生经济学，也欢迎关注宁波诺丁汉，这就是我所讲的。 齐鹰飞： 感谢陈茁教授，他讲到健康经济学灿烂的前途，如果同学感兴趣将来可以考虑这样一个研究方向。接下来分享的是方颖教授。 方颖： 谢谢齐院长，我也尽量讲的少一些，因为我也经常来东财，在座几位嘉宾来的不如我频繁，应该多留一点时间给他们。我也是顺着蔡老师他引起的这个课题，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因为现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好在做十四五规划，按照他们的设想，以后总体倾向是要加强所谓顶层设计，包括一些比较重大的项目，包括人才项目，都要加强顶层设计处理，以后这些立项题目都要从规划中来，常规的一些项目自由申请自由选题。做规划当然学术发展需不需要规划是另外一回事情，这可以讨论，但是他们所讲的规划，因为你拿人家的钱，人家要做一点规划，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是否完全合理还是可以做讨论。 所谓做规划无非就是看未来五年，甚至未来十年，甚至未来十五年，到底哪些题目最值得去研究，不管从理论前沿上来讲，理论发展上来讲，还是对中国现实经济需要来讲。我觉得做规划去判断哪些题目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体现学术判断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术评价的体系，到底你认为哪些是最重要的。管理科学部为了做这个规划立了五个课题组，我参加了两个课题组，我也参加了之前搞的一些会议，会议上我听起来不是特别过瘾，因为大部分是管理科学家，经济学家比较少，因为在管理科学部里。我希望我后面的这些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更多是有海外的背景，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您怎么判断我们未来哪些经济学的题目是真正值得研究的，这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学习过程。 齐鹰飞： 谢谢方颖教授。 侯维忠： 我坐在方老师后面很可怕，好像把一个大题目丢到我身上来似的，但是我跟前面几位讲的也是呼应一下，我个人是做劳动经济学出身的，几年来我很关心人口老化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我们估算中国到2050年8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1.13亿，这是什么概念？1/3个美国，我们在健康经济学上知道，一个人的医疗费用主要是在最后几年。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国家对于新常态不能接受的原因，因为我们如果经济不加速一点，我们可能承受不起老龄的压力。至于刚才方老师我们研究应该朝什么方向，哪些是比较重要的，我不敢讲这些，我对这个认识不够。但是我想提到的是，中国我们今天已经讲过几次体量太大，所以很多别的国家能够做的用的方法，中国未必能用。我们上午也讨论到比如说德国，比如说北欧他们人口老化，他们放宽移民，是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造成了一些其他社会上的问题，这个我们不谈。 但是如果中国要靠这个解决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几乎把全世界可流动人口全吸进来了，我们真的是全吸光了。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老龄问题出口。我再用一个比较惊喜的题目讲，中国男女失衡，要进口新娘，台湾、南韩、香港也有这个问题，他们也有进口新娘，但是他们数量少，要进口新娘必须生活水平比你低的，文化要类似，又离你国家不要太远的，那我们首选是不是越南，那我们把越南女孩子都娶来了还不够，因为中国太大，这就是我提醒大家很多时候思维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只拿西方现有的模型，因为中国不一样很的时候想的要新创。我最近比较关心“一带一路”，包括后天我发表的文章，“一带一路”是非常伟大的构想，我一再强调“一带一路”只要成功一半以上，它对人类的贡献不亚于工业革命，我们把那么多的比较贫穷的国家就光是把他们带出来，这样的贡献就是不得了我跟陈永军教授也辩论了很多次，他是比我乐观，我是认为如果我们要突破新常态，“一带一路”可能是远水救不了我们的近火。所以我是觉得“一带一路”还是要维持，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另外一些方法。 我去年一篇文章，跟中央财经大学一位老师写的，来看“一带一路”哪些国家跟我们到了相似的程度，发现东亚有，东欧有，中亚完全没有。所以，这让民营企业大幅进军投资，对他们来讲是不合适的。我这次在这边发表的文章也是看OFDI，现在得到的结果我们出去还是以资源导向，而不是市场导向，得做到了市场导向，对咱们国内自己的经济才会有比较快速的作用。还是宋老师今天前面讲的，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成功了，到达了供过于求，我跟中铁的一些人谈，他们说如果他们中铁光靠国内的，他们大概只需要50%的人。所以我们的“一带一路”也是因为我们供过于求这一方面的。所以，这方面还是那句话，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伟大的，但是可能远水救不了近火。 齐鹰飞： 谢谢侯教授，刚才方教授其实是向我们在座各位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信息，我们做经济学的人如何在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里面争取更多的资源，侯教授马上给了回应，哪些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更大问题，非常感谢两位教授。下面有请倪晓光教授发表观点。 倪晓光： 我没有侯教授那么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我就讲比较抽象一点的想法。我想讲几个问题，我觉得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也跟其他的自然科学不同，跟其他自然科学不同的主要特点就是经济学在很多很多经济问题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可控性实验，不像生物学。跟其他社会科学不太同的地方是很多社会科学比如说心理学，心理学就是有不同的领域，基本上是说有不同的构造，这个东西是平行的，但是经济学基本上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所以把经济学如果学通了的话，不管你是做劳动经济学也好，你是做产业结构也好，还是做卫生经济学也好，有很多人什么领域都可以做。所以做经济学有这么一个特点，正因为这个特点，我觉得经济学对于不管是研究西方的问题，还是研究中国的问题，因为有这两个特点，所以我觉得研究的问题是有一定普遍性的，研究的方法也是有一定普遍性的。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我最近几年的研究都是在研究美国的养老金问题，教师的退休金问题，这个问题你说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吗？应该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因为美国很多州已经快破产了，就是因为教师养老金的问题，为什么去研究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不好，你可以看出它的不好，从经济学家的观点可以看出它的不，而且你知道看出它怎么不好，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好，怎么去改，这就回到我头一个问题，我们研究这种问题的话没有办法，不可能把这个制度改一下，我们做30年的实验然后我们再来比较制度好不好。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办法，模型还能用来做外对，我们想象的这么一种实验。研究经济学的话，这个领域不重要，宏观、微观这些区别应该是不大的。 还有一个从问题角度来讲，什么样的问题重要呢？我觉得如果你仔细的看一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可能重要的问题比比皆是，比如说像这种教师养老金的问题，这在美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有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大有可为的，只要你比较细心。第一要学懂基本的经济学的方法，第二要多观察，要多问，这样一定能发现特别重要的问题，而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 齐鹰飞： 谢谢倪教授。倪教授其实是说我们如何从现实经济具体问题里面去寻找一般经济学的规律，这也是我们每位学者都在追求的事情，所以感谢倪教授的分享。下面有请田国强教授发表观点。 田国强：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我的信息量应该是比较大，对这个题目和刚才方颖提到的背景我比较了解。首先这个课题，我是他们的执行委员，上个星期刚刚投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这个题目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科的发展，我参加中国社科院经济所90周年下午的一个专题谈这个问题，我正好发言了，当时专题题目就是中国经济支持体系和学科建设，也就是经济学怎么用到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学科怎么发展，今天非常简要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刚才宋院长也谈到对于70年代的批判，事实上这是一种误区。基准理论现实当中不存在，但是它是任何一个学科必须要有的，避暑说物理学，它是解决方向性问题的，它是解决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光有基础理论当然远远不够，因为是理想的状态。所以我们同时要发展相对现实的理论，实质上现代经济学是远远远远的超越了发展的新古典，所以我们并不是要经济学转型，而是要发展经济学。所以基础理论这里面包括新古典，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指明方向的，因为那是基准定，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的好，如果失去方向你往哪个方向努力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这就是基准理论的极端重要性，问题是什么呢？几乎中国所有高校只学到新古典，绝大部分是基准理论，现代理论比如说市场设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劳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大量考虑是现实，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够由一个取消一个，而说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我在很多地方都在谈它们的相辅相成，一个解决如何做什么，一个解决怎么做，比如说我今天上午谈完全是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强调就是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这就是经济学内在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比较分析。 第二点，这个里面又有很大误区，从学界到政府部门评价体系，由于现在学科，经济学科本身有基准理论方法，首先我非常同意李晓光销售的发言，经济学有很大的一脉性，当然我们经济学充分考虑的就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这是经济学最基本原理，必须考虑中国国情，各种约束条件，甚至经济社会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评价体系就应该是两个，一个国家急需，这是大多数非常赞同的，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所以现在整个学科评价体系，包括第四轮评价体系，都是主要谈到有没有用，对经济学科本身对世界闻名的贡献，对这个学科的贡献，谈的是太少。我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几乎就像我们这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做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大国竞争当中抢占话语权，包括学术话语权，这是我们经济学家非常重大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世界一流也是应该中国必须要这么做的，基础的研究，任正非是最伟大的企业家，他的一个华为公司，引进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200多个化学家，几万个做基础研究的，他难道没用吗？美国一个国家都现在想把华为打死，没有打死，可以看出来基础的研究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说，我的结论就是两种方面，国家急需，世界一流都应该同等的重要。所以，两种评价体系应该是分开，如果着重应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现在学科，一样可以评。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学或者主要最终经济学发展的话也可以，这是我的建议，谢谢。 齐鹰飞： 感谢田教授激情澎湃的观点发表。刚才前面几位教授为您节约出来5分钟时间，如果您还有要讲还可以再有5分钟的时间。到现在圆桌论坛的研讨气氛终于起来了，下面有请王红教授发表观点。 王红： 大家好，我是王红，我是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老师，作为农业经济学家，也是应用经济学家，我们是经济理论的消费者，接着学科问题，我也讲讲利用经济理论做应用的研究，对国家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实际上，整个农业这个行业在中国的GDP的占比越来越小，但是它的重要性却是那么大，每年一号文件讲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不仅仅是对GDP的贡献，实际上我们讲发展，效率原则，把馅饼做大，我们还讲到公平原则，这几年中国在农业经济方面的应用往往是说如何解决公平的问题和农民农村的发展，改革开放好几十年来，其实我们一直在消费农业，就是农民为中国之前起飞做了很多贡献，压低的价格，损失的这些福利，现在是补偿阶段。 第二，农业对整个国计民生的作用不仅仅是产生GDP，不仅仅是挣钱的手段，因为在消费行业，链条非常长，我们每天的生活依赖特别大。所以一直强调食品、粮食安全。第二农民和农村，农业的生产，提供的产量是生产这一块，我们从农业人口70%降到现在不到50%，还有50%继续怎么降，随着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发展减缓，城市吸收农村多余劳动量能力在萎缩，剩下这些农民怎么样，他们就是潜在的实验。 第三农村的问题，农村和城市从基础设施来讲，从生活程度来讲，从文化等等差别越来越大，社会和谐怎么做成。所以它的影响特别大，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比较多了，很多时候钱往农业、农村、农民倒贴，所以我们也是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消费者，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言这些政策是讲什么呢？这个钱怎么花的有效。我最近观察，就是中国三农问题和国家对农业的期望，我观察到很多矛盾，一方面中国是消费大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对于农业食品方面的消费，我们一直想说粮食安全，饭碗还要端在中国自己人的手里面。本来我们粮食安全是说自己的生产，以及进口是加在一起提供我们的需要，这就是可以安全的。粮食生产本来是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对于比较优势理论来讲，中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可是我们进口，目前粮食主要进口来源国是美国，贸易战正好又在整个画面里面起到挑战作用。因为贸易战，为什么要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是怕帝国主义砍我们脖子，最近这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一直想把粮食卖到我们手里，现在我们拒绝接受来源国的买卖，拿这个当成一张牌，我们有没有能力拿进口当成一张牌，又保证我们粮食安全，所以这是很大矛盾。 第二，由于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最近政府用了很多钱帮助农民，帮助农村，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其中一方面吸收农民就业，农村空洞化，年轻农民都吸收到城市里去了，劳动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是回报寻求性的，哪里回报多，高质量资源就往哪里流动，只剩下低质量资源留在农村，如果上游不理顺的话，将来怎样的人才，农村培养出来人才还是留不住，现在在农村很多观点，大家都投资教育，本来说对农村教育力度不够，农村中小学很困难，投资，现在再投资，学习好的孩子就是考上大学去了城市，不会回到农村的。 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民建设，和谐农民，青山绿水，国家花了很多钱，鼓励城市周边的观光农业。这些东西看到了很多钱在那里面，周边很多郊区都在做观光农业、采摘、过周末、度假这些，这和生产又是矛盾，它占了地，虽然也说也在18亿亩红线里面，它还是农业，采摘观光对于产出非常低，是提高了农民收入，但是和产出和粮食安全那一块，又把这个地拿来生产比较高质量，比较少数量的东西。所以这些矛盾我一直在看。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市场导向了话，提高回报，而是政府导向的话，政府把这些钱投进去，就看到特别寻租行为，前一段在支持合作化，很多合作社是假的，现在又在支持规模化，很多大的规模又没有回报，花了很多钱建了大棚没有回报。现在中国农业这一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看这个红利是从哪里来，人口不是红利，本来就是多余的劳动力，资源没有红利可言，土地资源已经利用到没有办法再利用。唯一就是政策红利，科技红利，科技红利我们又有约束条件，现在世界农业发达条件在生物技术，我们在使用生物技术非常缩手缩脚，讲到转基因这么多不敢做的事情。还有没有政策红利，现在我看到很大问题就是土地政策问题，我们自己历史原因，我们的土地绝对不可以私有化，但是土地流动是一直在鼓励，而且力度一直在加大，这是很好的方向，就是鼓励土地流动，所以提高规模，提高效率，但是这是非常有限的。 这是我最近观察的事情，政府也做了很多事情，帮助生物技术发展，帮助机械化，我们看使用率，回报是不是最高有效。经济学理论讲，允许市场经济的发展，要让市场竞争，这样的话才保证效率能够最大提高。所以我现在看到农业这方面政策非常扶持，可是是不是应该在市场经济这方面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这和上午田老师讲的方向是非常一致的，是通过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使得他们的效率提高，使得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扶持和投资、扶贫等等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所以，也希望大家不管是不是学习农业经济的，整个学习经济的话，会在中国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范围可以和农业有关的这方面应用，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齐鹰飞： 谢谢王红教授。感谢王红教授让我们了解在农业领域，在三农领域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是向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挑战，向农业领域政策制定提出挑战，谢谢，下面有请王维国教授发表观点。 王维国： 我先补充一下主持人和蔡会长刚才开的头，实际上很重要一点是，为什么我们这几个人参与这一节的圆桌论坛，因为他们都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还有讲过的在这儿呢？田国强老师是我们东财特聘兼职老师，所以他还有东财的因素。蔡老师是三合一的，一个是我们东财的特聘兼职，一个是会长，还有今天他也没发言，所以他是三合一的。让我坐在这儿我估计可能就让我说这一句话，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规划，这个题目我说一下，谈几个观点。 第一，首先我感觉中国的经济学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学的整体水平应该说有很大的很快的发展，发展水平也是达到一定程度。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要归功于像田国强教授，徐滇庆教授、蔡宗武教授等等，以及在座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大力的推进，使得中国经济学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在研究的范式，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的问题广度，还有包括理论的包容也好或者丰富也好，都是非常显著的。我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也应该有这样一些人的功劳，这是我在这块要表达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认为我们谈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规划的话要解决几个词，第一有没有经济科学。一般科学我感觉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说，我认为是非常没有异议的。如果要说是经济科学的话，存不存在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来做研究，或者说我们要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平一个结果。但是我感觉到作为经济学来说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经济学既然是社会科学，它和社会所有制性质各个方面绝对是有关系的，刚才肯定了经济学的发展，各个方面成绩的话，我认为不论我们做教育的也好，做研究的也好，现在都没有达到谁能够很好的提出一种理论，能够很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能否用你所提出的理论能够解决现在我们出现的经济问题，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不管西方经济学理论，获诺奖没获诺奖，雄心勃勃还是怎样的，你怎么相信的，我认为都不能够解释。 在这里面我感觉到如果要真正去做这个方面的研究就像田国强教授刚才所说的，有一部分是可以来研究。比如说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可以先固定某些因素，在这些因素情况下研究比如说劳动力、资本，怎么结合，但是这里面劳动力、资本这两者，生产要素的结合和你的体制，就包括整个价值观绝对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要说中国经济科学的建立，首先我想核心的话，经济科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这样的向往矛盾中，我们怎么解决。在这里面我们站在哪个位置，我感觉出发点还是人民这块。 这样的话，按照这样的理解，把我们所提出的一些理论，比如说现在比较新供给结论，新结构理论，我认为这些都是在西方理论基础上针对中国的一些情况进行的，我认为也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还不能够成为很好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规划要解决的问题，先立项，怎么立项，我想大家共同参与，我就说这些。 齐鹰飞： 谢谢王教授。 田国强：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自然科学基金非常重视，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正在申请自科一个亿的基金，当然可能不见得是人民大学，可能到时候是好多大学，今天都是搞经济学的，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就是想提出一套中国改革为什么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研究课题，正在向自科委申报，已经论证三次了，我参加了两次，这是一个信息。 第二，经济学，当时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讲的是经济学科，我说这个题目简不简单，不能光只叫经济学科，应该是经济学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基金解决的就是科学的问题，如果只是社会科学的问题，应该是社科基金来解决的。所以，现在要打的学科认可经济是作为科学，也算是社会科学或者经济科学，我知道这样一个信息，提供给大家，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分钟时间。 齐鹰飞： 谢谢田教授。接下来有请徐滇庆教授发表观点，徐教授今天中午刚刚赶到，在座有很多老师都是直接在加拿大受到过徐老师帮助，包括我在内，下面有请徐教授发表观点。 徐滇庆： 谢谢。今天特别荣幸来到东财，还坐在王校长旁边。我记得就在这个舞台上，6年前东北财经大学授予我一个奖牌“东财之友”，据说只有两个教授获得这个荣誉，我跟东财的合作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我学校里前后接受东财学生大概有300多个，老师有十几个，刚才大家可以看到一群教授都走上来跟我问候，所以我对东财非常有感情，最后我向东财图书馆捐赠550本英文最作。今天故地重游感到非常高兴。 刚才我听到好几个报告，都是讲中国美国贸易战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不必太当真，因为特朗普说话没谱，他实际上完全应该知道这些数据，但是他在公开场合下讲的数据，他是信口开河，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向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的商品，美国向中国出口1300亿，所以有3700亿的顺差。实际上这个数字早在2011年美国参议院众院通过决议说中国操纵汇率，要惩罚制裁中国，中国临危授命，叫王岐山领先和希拉里谈判，王岐山找到北京大学由我带队组织一个小组工作了3年，在和美国的王植教授一起合作，做了一个很大的课题，做完之后又和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反复交流，把我们数据模型都给他们，最后我们从价值链观点把它分解了资金流和物流，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资金流和物流的区别，现在大家知道数据都是海关统计数据，海关讲的是物流，好比说一货从上海港出去，毫无疑问海关计算这是中国向美国出口，但是如果这条船上装的是玩具、服装、鞋帽那肯定是中国的，如果装的是苹果手机是谁的？这个问题就大了，苹果手机中只有9%的利润是中国的，其余都不是我们的。所以把美国人口袋里面的钱计到中国人账上，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当时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也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分不清楚，这个数分不开。所以中国人领先和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合作，把数据库建立起来，分解这个问题，分解完之后，我们论证在中国美国贸易顺差中44%是美国人的账，而现在我们把这个数字交给美国人，这里面的故事很多，最后美国人反复研究他接受了。所以，最后特朗普和希拉里都发表声明中国没有操纵汇率，所以我们打赢了上面一账，避免了一场贸易战。特朗普一上台，北京立刻打电话给我，说徐教授我们是不是又要准备一下，我说这个我的理解是，特朗普是个商人，他没有当总统之前，美国的决策机构绝对不会跟他讲这些事，当了总统一定跟他讲，所以特朗普应该知道这个事，特朗普说要给5000亿中国出口商品通通加关税，有本事给苹果手机加呀，苹果手机是美国企业，加了关税苹果企业一定造反，等于扼杀了苹果企业。所以把这个去掉之后，中国美国贸易顺差真正属于中国也只不过2000亿左右，我们确实是占了便宜，是有顺差，但是绝对不是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多 下面我们也完全有办法来缩小这个顺差表现出我们解决问题的诚意，找出一条路来，现在核心问题是，我们中国在中国美国贸易这次纠纷中我们是占便宜的还是吃亏的，大家说我们是占便宜还是吃亏呢？中国是占便宜的一方，任何做买卖都是吃亏那边叫，占便宜这边是偷着乐，所以我们应该维持这个局面，接着给中国人谋求更多的利益，这才是对的。2000亿美元的顺差意味着什么呢？算一万美元和咱们中国一个劳动力，那就2000万就业，如果真的把这个砸掉了，我们2000万就业怎么解决，而且我们现在增长速度比美国快，眼看老二要追到老大，这个形势对我们有利，所以大家不用极端民族主义口号扭转这个局面，我们闷头干，谋求中国人最大利益，而且要理解到现在美国中国贸易战这种提法也不一定很科学，它本质问题就是老大整老二，在国际关系中老大不整老二天理不容。等我们成了老大你放心一样整老二。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这点出发下来来提出应对方案，中国人的智慧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中国对海外的形势，特别是方星海最近讲了我们还要大幅度开放金融领域，我刚刚从北京回来，我是很乐观的，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 齐鹰飞： 感谢徐教授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有请张建波教授发表观点。 张建波： 谢谢齐教授。我昨天看到我的名字在这儿，前面讲的都是会长们站的高看的远讲的好，我既不会也不长，我就讲一点经济学。为什么没有中国物理、中国化学、中国数学，偏偏有个中国经济学？我觉得好像中国的氢原子和美国的氢原子没啥区别，都是自然科学才技具有普遍性，有没有中国人这个概念呢？从细胞或者原子的层次，中国人外国人肯定没区别，有一些普世性。但是操作系统可能不一样，软件方面我们跟外国人还是有些不一样，毕竟我们的文化玩了五千年，进化出来的，老美造的东西，一辆车就开十年，二十年就完了，老祖宗造一个封建文化两千年都玩不完，所以我们还是有特殊性的。经济学更像人心和物质的相互作用，物质有普世性，但是人心有个性，不管我们强调哪一点，抛弃了共性专讲个性那是一种扯蛋。另外一方面，抛弃个性只强调共性也是一种扯蛋，我就讲这些。 齐鹰飞： 谢谢张建波教授非常幽默风趣的观点发表。最后有请张俊富教授发表观点，他是最后一位发表，因为张教授代表着CS的未来，他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侯任会长。 张俊富： 我讲一讲中国经济政策，因为马俊老师演讲给我们画了一个图，说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越来越慢，下一步增长潜力，增长点在哪儿，我们都在讨论人口红利没了，有些经济学家觉得还是有改革红利，我本人是相信还有改革红利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改变很多做法，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其实还可以创造很多增长点。我之所以有这个信心是因为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背景就是90年代初以后，有好几轮土地开发区热，每个城市都想增长，每个城市都搞开发区，每个城市都把很多农地变成城市用地。所以农田损失厉害，所以中央在90年代末出台一个政策，我们要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来控制建设的速度，把这个指标层层下放，下放到省，再下放到市。很多搞区域的经济学我是做城市和区域的，就发现2003年以后城市用地指标一年比一年向西部和中部省份和城市倾斜，我们可以想象东部的这些城市其实是特别发达，效率特别高，但是它们的指标越来越少。所以看到西部有很多城市盖了很多楼，但是成了鬼城，而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特别缺地，但是拿不了指标，盖不了楼和工厂。 很多观察者都觉得用地指标用的不对，即便承认必须保18亿亩红线，必须要用指标控制，那指标怎么分配，怎么利用也有更好的办法，很多经济学家觉得这是一个重大效率的损失。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工作，我们就想算一下这个损失到底有多大，07年左右中央出台一个政策，每一个城市弄到块农地，转成城市用地，必须在国土资源部网站上公布，每一个地块信息都在，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小程序，把这些所有地块信息都扒下来，知道07年以后每年每个城市把多少农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我们做的工作是估计一个城市水平上的生产函数，把一个单位城市用地指标，给每一个城市，看看能生产多少GDP，我们知道农地的价值是多少，我们就知道你把农地转化成城市用地它的溢价是多少，如果东部溢价特别高，西部溢价特别低，把用地指标给西部这就是效率损失，可以算每年因为把指标更多给西部损失有多大，后来我们做反市值的估计，假如回到2003年的水平，大约把1/3西部指标拿过来给东部这些城市和省份来用，我们发现8年以后对经济增长负向作用就是一个百分点，就是因为把用地指标都给了土地效率不是很高的地区，对每年的GDP增长就是损失了一个百分点。 我觉得这还是有很多潜力可挖的，只要把政策稍微转变一下，就会对经济增长是很大促进作用。18年3月份国家开始实行城市没有用尽的用地指标可以跨省转移，这就是非常好的方法。你哪怕把所有指标都给它，上海需要指标，用这个指标创造很多价值，它会去买，所以这个不会影响效率，把这些指标给谁，只要允许流动不太影响效率。所以这是我们做的，还没有发表。出了一个Paper，现在已经挂在网上，我就想分享这么一个研究成果。 齐鹰飞： 感谢张教授的精彩分享。各位教授密切配合，时间掌控非常精准，恰好一个小时。时间虽然很紧张，但是大家也能感受到干货满满，所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向各位教授的精彩观点发表表示感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宋丙涛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宋丙涛表示，我们以前讲中国产业结构不好的时候，说我们的二产太高了，三产太少了，三产是什么太少呢？饭馆太多，高端服务业太少，高端服务业包括律师、医师，我也相信很多经济学家说的高端服务业是金融，我也相信美国产业服务结构里面金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可是这么相当大的产业做了什么事情？ 宋丙涛指出，在美国120年里面，按道理说金融是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美国融资成本120年没有下降，科学技术提高多少倍，融资成本没有下降，资本有自我繁殖、自我膨胀的倾向，这对我们不一定是好事，所以我对金融有了下面这些不太好的词来表达我对它的感受，它可能不是汽油或者机油，多了不一定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贪，给我们带来铜臭味，当然经济怎么发展都是为人服务的。 以下为演讲全文： 宋丙涛：首先感谢东北财经大学邀请我们来产品这个会，对我本人来讲，当年第一次转到经济学里面考研究生，考的第一个学校是辽宁财经学院，虽然没考上，今天终于可以来到东北财大做报告非常棒。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一些思考，前面几位大家讲了很多他们研究的论文，我自己说是思考两个因素，第一，确实没有写文章，第二，我今天想给大家讲金融方面的问题，而我完全不是搞金融的，所以这样的话讲起来肯定很多错的东西，如果在座有搞金融的，希望你原谅，我很唐突的讲一下。 不是搞金融的为什么还想讲金融？第一今天题目是金融我必须讲金融，第二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发现我们去做一些外行的事情往往会有一些创新点，总是做内行的事情很少能够创新。第一个思考，我们要思考一下当下的经济形势，今天很多老师都在讲当下跟美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里面，田老师和张欣老师提到中国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不是贸易战，甚至也可能不是经济战，有可能是思想领域或者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方面两国之间的不一致。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要思考一些我们基本层面的东西，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是不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我最近将近十年时间在做经济史，所以我思考往往是从历史的角度。首先，我觉得19世纪，我们今天会知道的，200年以前，去年刚刚庆祝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应该说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实际上当时的全球就是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或者说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的时代。我相信当时有很多问题要思考，马克思可能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对当时英国来讲，它的工业化实现，它的经济增长了，但是他观察到了一些不符合常识的事情，比如说路边的流浪汉增加了，这是不符合常识的事情，因为经济学家是要去回答的，回答了这些问题经济思想才能有创新。今天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或者现象存在，比如说今天的全世界因为中国体量这么大，我们加入工业化过程之后，是不是全球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样一个水平提高了，我们处理自然界的能力提升了，可是我们跟美国的竞争反而加剧了。在我们水平低的时候反而没有加剧，这是我们经济学要思考的领域，经济学不是要追求为人带来更多资源，按道理说资源增加了，人们为了争取稀缺资源的竞争应该减少。可是今天反而增加了，当然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我们和美国，包括美国和欧洲的，美国和日本，美国和印度的，都在加剧。那肯定这是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思考的。这个问题从哪些角度思考，我们有很多角度，我下面列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可以先看最下面这个比较简单，现在我们去讲，我自己觉得也算是学习研究经济学将近30多年的时间，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增长，实际上对于增长来讲，它应该是一个符号，或者说应该是一个工具性符号，应该不是目标性、目的性符号，可是我们确实很多人对这个数字很敏感，乔老师说这个事有心理效应，如果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它到底有什么经济意义，这是需要思考的，如果要往前推的话要推到凯恩斯的这个增长有可能和就业相关，今天政府、学者特别在乎就业或者失业率，可是我去问学生的时候，我说你们想就业吗，学生说当然想了，我说你仔细想想你真的是想就业吗？80%的学生，我不敢说再多的比例，你是想要那个钱，你绝对不是想就业，因为人类经济发展目标最后应该是我们干的越少越好，而不是干活越多越好，这绝对不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可是今天的政府和经济学家都拼命关注这么一个指标，所以我觉得经济学恐怕要思考一些新的问题。 再回过头来讲，我们最近如果关注中国的地方治理的经济学家应该知道，我们有很多地方债，风险很大，我自己从来不关心这个事情，因为不做金融。但是我们院有金融学教授，上个月花了一个月时间在贵州做了调研，在帮贵州发改委做一个项目，他调研完了之后，金融学教授一般情况下，我的判断是比较激进的，但是这个教授回来跟我讲，非常受到冲击，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受到什么冲击呢？他说在贵州的山沟里面的农民过去的三年受益了，就是平台资金，因为很多政府相当于政策性银行，这些资金投到这些地方没有经济效益，但是有社会效益，我是搞财政的，它有基础设施的效益，这些东西有可能将来会起作用，现在不知道。他作为一个搞金融的他发现了这两个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东西怎么解释，经济学怎么解释它。 再回到我的经济史我在做我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是做野英国产业革命史，那时候英国和法国打仗，英国借了很多外债，后来借了很多政府债，当时法国在看笑话，法国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到目前为止英国政府借了多少债，它肯定受不了，最后一定完蛋，但是我们搞历史的回过头来都知道，最后完蛋的是法国，不是英国。所以，实际上我们对金融的思考不一定限制在金融学教科书里面提到的概念和那些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有可能是非常复杂的，这是我们想讲的现在经济和经济学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第二是做一个判断。就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经济和经济学是不是意味着需要一个转型。我上面大标题讲的是经济转型，实际我想暗含一个经济学的主题，我们讲经济在转型，为什么经济在转型？因为我们供过于求，我不知道我们研究经济学的时候我们遵循什么目标，当一个国家供不应求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容易解决，如果全世界几个主要经济体都供过于求了，我们还用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多少这个指标来讨论经济现象，是不是不那么准确了，是不是不那么符合我们的常识了，我们的经济常识，我们的经济学常识要做什么事情。当然了如果说要上面，经济学要怎么转型，过去三十年，我确实花了大量精力引进今天大家已经很习惯的经济学，我在河南大学做了十年引进工作，效果还不错，但是引进之后今天是不是该思考我们的经济学也变成来料加工，变成一个创新型，就是经济学本身是不是也需要总结。以前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来料加工，那是不是现在也需要一些自己的技术，这是从经济转型到经济学转型。 当然这两个转型怎么转，确实这是非常宏大的问题，我们可能一下子思考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参照物。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学非常关心的主题两个，一个就是增长，一个就是分配。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马俊讲可能93年以来就开始下降了，当然简单讲增长率也不一定说明问题，大体上我们讲的2010年前我们增长是非常好的局面，大家比较满意的局面，2010年以后可能大家开始忧虑了，可能说明增长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有可能分配是主要矛盾，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这个资源配置在各个层面的，它可能不仅仅是说给一个机会均等就不用管了，恐怕经济学不一定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从去年开始招了留学生，今年我在给他们上课，只有20个学生，我就跟问他们，回答一下认为全世界目前经济学里面最大问题是什么，超过十个人回答都是分配，只有四、五个还在讲增长，不同国家情况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对经济学来讲我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另外一半，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话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可能对经济学来讲也会出现摇摆，原来过度关注分配，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一定时期之后，还一直关注这么一个问题，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当然我们要思考转型可能带来的我们需要往哪个方向。 今天主题是要讲金融，我这个思考的金融是前世今生，肯定要从前世开始，这是我在经济史上拿到的一些材料，我没有准确的找到我最开始看到的那个我想要的考古的材料，我最早看到是四年以前在宝鸡有一个博物馆，我看到中国目前最早储藏粮食的器物，我可以说确实我看到过第一个储存粮食的，是两河流域的，都是考古材料，这些考古材料告诉我们最开始人类关心的经济活动，最开始关心的金融活动，一会儿我还会讲不同的社会形势，但是首先对于农业来讲，我们经常讲我们是农业文明，2500年，3000年、4000年，为什么我们可以是农业文明，有人也写游牧文明，渔猎文明，这个不准确，按道理是叫渔猎游牧文化，只有农耕叫文明，为什么它能够叫农耕文明？是农耕的产品可以储存起来，就像你的存钱罐，它是有金融功能的，这个社会是可以延续的，这两个东西就是典型的储存的器物，那边那个泥板上的数字是储存过程的记帐工具，这是最早期的金融最原始的状态。 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到比较高级的制度状态，这是我专门拍了一张我的银行卡，刚才我讲了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往缸里面放粮食，现在挣点钱就放到卡里面去，这是我们最新的储存工具，或者你们习惯的叫金融工具，也两个东西都是金融工具，这间我画了一幅画，我不做金融，就是给学生上课时候用的，让他们看起来比较容易理解。中国的金融制度，用这个图表示是比较精确的。现在香港大学一位教授去我那儿改几次，他总是告诉我们说有了金融家里就不需要父子之间的孝道了，我告诉他说需要孝道，我主要解释是孝道的来源，这样三排人实际是想为了把不同的人放到一块，金融在家庭里面的结构，就是每一个人把你自己的老年，你的中年和你的童年放在同一个屋檐下，金融就是解决不同时间序列里面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国人创造的家庭孝道，把老年的你因为在决策过程里，可能在政治领域，在市场上经常讲偏好显示，老年的你，中年的你和少年的你用的是同一个肉体，这个肉体，老年的你没有机会出现去表决，显示偏好，我们设计的孝道家庭机制就是让你的爷爷替未来的你在家庭里出现，能够约束你的身体使用，孝道里面有两章讲损害自己身体是不孝道的，这暗含实际是时间差和空间差的调配，这是非常精妙的中国家庭设计，这个设计我觉得不是完全可以用今天的现代的金融体制去替代它的。 这是我对我自己看到的，史料里面金融的出现，最最关键的为什么叫农耕文明？是三类金融工具，如果你是一个渔猎社会，说你的工具是什么？你的工具就是你的胃，打下一头大象就用你的喂，不可能把大象塞进冰箱里，怎么办？就吃，吃多少存多少，你的胃就是金融工具，当然如果是游牧，我们能看到它就可以饲养，可以把牛和羊养起来，牛和养是活的，那就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如果村游牧变成农业，刚才讲的陶罐，放一年完全没问题，如果好的地方放三年都没什么地方，这是人类的巨大进步，这个巨大进步实际上是一个金融的道理。当然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非常熟悉的英国的崛起，跟英格兰银行，跟大西洋贸易里面的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业务非常相关，这些都是空间和时间差的机制设计，这个东西可能奠定今天现代经济的发展基础。甚至我们还可以再讲一句高利贷，很多人都是不理解，为什么高利贷怎么禁都禁不住，因为高利贷换的是命。今天不借这头羊今天晚上就过不去，明天要还200%也要还，高利贷的存在确实有它的经济逻辑基础，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应该说看的还是很重。 今天的金融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和什么样的坏处？这是最后想跟大家讨论的，第一个特别好的，我同意个人效应交易可以取代家庭，现在为什么单身、不愿意生孩子多了，不就是因为存款，有了存款就有恃无恐，觉得无所谓，我有钱还怕谁，确实造成生孩子积极性下降，结婚的积极性也下降。第二，对公司来讲确实因为有了金融工具扩张的规模从速度到空间大小几乎可以达到无效的地步，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是，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坏处，对经济没有坏处，经济增长非常好。但是作为人来讲，我们的个人说实话，每个人都很贪，今天很多人不幸福绝对不是和80年代相比挣钱少了，现在很多回忆80年代很幸福，其实不可能，饿着肚子怎么会幸福呢？但是今天很多人确实也不幸福。为什么？就是贪，贪从哪儿来的？贪就是从我们的金融工具来的，如果没有金融工具，一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有相当多的物理限制的，可是自从有了金融工具之后，我们后来在后面画0，画到什么时候才能画完，我知道河南省的富翁我看着他们已经很富了，他们总觉得不够富，这样追求下去，因为金融工具导致他们的贪欲会造成我们认为把大家都吸进去这么一个不幸福的轨道。而对公司来讲，我们刚才讲了金融对经济增长非常好，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2015年4月份发了一篇文章，讲美国金融产业120年来增长的计算，结论是120年来美国的金融产业没有进步，我们以前讲中国产业结构不好的时候，说我们的二产太高了，三产太少了，三产是什么太少呢？饭馆太多，高端服务业太少，高端服务业包括律师、医师，我也相信很多经济学家说的高端服务业是金融，我也相信美国产业服务结构里面金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可是这么相当大的产业做了什么事情，在美国120年里面，按道理说金融是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美国融资成本120年没有下降，科学技术提高多少倍，融资成本没有下降，资本有自我繁殖、自我膨胀的倾向，这对我们不一定是好事，所以我对金融有了下面这些不太好的词来表达我对它的感受，它可能不是汽油或者机油，多了不一定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贪，给我们带来铜臭味，当然经济怎么发展都是为人服务的，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伊德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乔伊德表示，我觉得稳定对外金融要做到四个注意：第一注意跟稳定国内金融相结合，对外金融依赖于国内金融，国内金融不稳定对外金融也稳定不了；第二跟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相结合，因为现在还是我们间接融资占80%，这个要改变，通过供给侧改革，发展资本市场以后对外金融也就会更稳定，对外冲击抵抗力会比较大；第三跟金融进一步开放要相结合，虽然有风险，金融还是要急剧开放，另外，稳定对外金融要注意把握对外经贸形势跟地缘动态变化。 以下为演讲全文： 首先非常感谢东北财经大学跟留美经济学会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我说的感谢是真心的，因为前面参加的人都有头衔，我是没有什么，当然我参加留美经济学会比较早，86年第二届在哈佛开的时候我就加入。我今天发言题目是根据今天大会要求，是经济政策和金融稳定的挑战，所以我的题目是在新形势下如何稳定对外金融。 首先我讲一下当前金融行业面临新形势。有三点，第一，当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形势，我国经济开局良好，但下行压力仍旧很大。第二，我国金融业将进一步开放，将进一步融入全球进否体系，增加了对外部波动的敏感性。第三，中国美国贸易战升级会金融行业带来负面影响和不确定性。我的发言是前面各位发言的补充，我讲带来不确定性，带来负面影响我们怎么应对，他们讲的比较全面，我讲一个侧面，就是讲稳定金融当中的稳定对外金融，这跟早上很多人的讲话是一个补充。 我讲的所谓对外金融相对于国内金融而言，主要是指汇率、跨境资本流动、国际收支等等。下面我想从四个维度来分析怎么稳定对外金融。 第一个维度是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关键词是监控和合理。要让市场起主要作用，让汇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当然大家知道自从贸易战升级以后我们国家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下面一个表是德意志银行一个汇率策略师的估算，如果美国增加Tariff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从不加Tariff，他估计人民币汇率大概6.34，设定了很多不同的场景，人民币会贬值到什么程度，最严重的场景就是全部中国出口商品美国都加25%的Tariff，认为人民币可能会贬值到7.93，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国内争论的比较多，要不要保7，两种意见。一个认为要保7，7是一个很关键的口，不保7资本会大量外流，会进一步贬值，引起外汇储备下降。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连续数字的一个数字，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仔细分析了背后的逻辑，我可能采取一个折中的想法，我认为整数跟一般的数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在外围市场上，整数是有一些心理的含义，心理含义在外汇市场上是起作用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动用外汇储备，央行讲讲话，能保持在7那我想也不是坏事。但是，这个不能固定化，固定化以后让市场知道了，等于给他们投机说上了无形保险，另外不能用大量外汇储备保7，这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这里面就涉及到汇率还是不是宏观审慎工具，答案是明确的。因为我们在欧债危机的时候，像希腊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它们没有办法。它们不能把自己的货币贬值，当时出现很多议论，要恢复到原来的货币，当然汇率也是宏观经济跟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所以对于汇率要有这样比较全面的看法，在不动用外汇储备情况下，能保住7不是一个坏事，但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看成非常绝对化。 对于跨境资本流动，大家知道2016年以来，我们国家加强监管，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通过中国美国贸易战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货币如果成为储备货币，在国际上面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但是国家货币要成为储备货币有很多条件，其中要允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就是资本帐户要全面开放，现在又不能全面开放，因为外部环境是比较险恶，所以监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不要影响正常金融往来，这是我讲第一个维度。 第二维度，对外投资和对外借贷要注意管控，要减少。对外金融敞口要注意，在现在不确定的时间，对外投资和对外借贷要严格按照最近出的“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分析的框架，对接收国的财务可靠性进行全面分析，特别对于数额巨大的项目要特别谨慎，花钱不能大手大脚，要仔细。发行外币债券要注意数量、期限以及币种，在经贸合同中，在可能情况下要用本币，特别是人民币计价，避开美元，为什么避开美元呢？这是很重要的，可能大家不知道，不管你的金融交易是不是跟美国的金融机构交易，哪怕你是跟欧洲金融机构交易，只要使用美元清算最后都是在美国进行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记得有一次开会以后有一个做企业的人跑过来，他说我们公司实在是要跟伊朗做生意，我说以后你就别跟美国做生意了，他说以后坚决不跟美国做生意，而且我说你不能用美元结算，他说我也可以想办法不用美元结算，我说那你就去做吧。最近大家看到我们自媒体上面有很多议论，有很多议论是错的，认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外国银行加入，像俄罗斯、伊朗等等，就是人民币的清算系统，建立在上海。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SWIFT是跨境报文系统，传输信息，不是清算系统，而SFIT是人民币清算系统，在SWIFT当中40%都是用美元的货币，再加上SWIFT虽然在比利时，但是也受美国控制，这里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痛点，SWIFT怎么办？现在大家很多人知道用区块链是可以替代SWIFT，阿里巴巴在香港汇了一笔款实验，从香港到斯里兰卡，从技术上面来说，用区块链替代SWIFT是可以做到的。 第三，国际收支：对冲和平衡。我们对外贸易顺差实际减少，甚至有人估计以后会出现逆差，但至少不会再像以前出现大量顺差，这种可能性不大。另外，大家知道国际收支包括两部分，一个是经常项目，一个是资本和金融帐户，它已经出现逆差了，这个是我们国家外贸顺差跟GDP最高时候是2007年，顺差差不多占GDP的40%，去年很低，只有0.4%。前面也讲到批判美国，对我们打贸易战，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都明白，双边顺差跟逆差关系不大，主要要看这个国家更全面的顺差还是逆差，这是有意义的。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已经达到这个平衡点。要争取，经常帐户保持顺差，扩大货物出口多元化，现在我们对美国出口的比重一直在持续下降，对欧盟、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在持续上升，我觉得以后这方面还是要加强，一个要减少服务贸易的逆差，这里面大家常常不太注意，这个图看的很清楚，货物顺差占比在下降，但是我们同时服务贸易逆差在持续扩大，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对外服务贸易的逆差3000亿美元，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当然这个当中也有好的一面，我们出国旅游的人多了，这是我们逆差的一个大头，我觉得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是要考虑服务贸易扩大。 另外要保持资本和金融帐户的顺差。前面我已经讲到资本和金融帐户的顺差以前所谓三顺差，就是经常帐户顺差、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但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已经出现有四年资本帐户出现逆差了，我们就是要留意。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增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力度，要认真落实外商投资法。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最近美国打压华为，网上也有一些声音，要对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进行抱负，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错的，这正中了美国鹰派的下怀，应该很好对待他们，让他们留下来，这从大的战略意义是如此，哪怕从小的角度，从保持我们资本帐户顺差的角度也应该让直接投资更多进来，而不是赶出去，要扩大外国证券投资，上证所可以实行国际版，自贸区可以搞一些离岸金融，扩大自贸区帐户的功能，允许更多的银行做OSA业务。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可以适度增加国债的发行。因为我们目前比如说跟美国相比，我们在整个政府的债券当中，中央政府国债比较低，只有45%，而美国联邦政府在政府债务当中占83%，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余地的，增加发行国债的好处是很多的，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因为中央财政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完善国债的收益体系，因为国债种类不多，所以它的曲线不够平衡，无差异曲线对其他金融产品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我们发一点钞票，让人家多买一点国库券也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国债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这个图可以看到红色都是现在很多富裕外国国债，真正美国跟中国国债利率还是正的，我们的利率还是有吸引力的，利率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因素，汇率、稳定等等。今年4月1日开始国债已经纳入指数，据高盛估计，今后一年半的时候，纳入指数可能会增加1350亿美金购买国库，我们国家国库券因为进入指数，有一些养老金的投资必须购买指数，就必须被动的购买我们国库券，所以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可以对冲我前面讲的。 第四就是外汇储备：适中和稳定。现在外汇储备还是很重要，抵御外部冲击所必须，三万亿还是合适的。但对外汇储备重要性不要无限扩大，网上面常常也有，认为我们人民币发行要依赖于外汇储备，依赖于美元，这是错的。因为我们人民币像任何法定货币一样，它主要是靠政府的信用，而不靠任何其他东西，我们要记住。所以，从历史事实跟逻辑都不赞成这个观点很简单我们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外汇储备很少，人民币不是照样发吗。2015年到2016年外汇储备下降一万亿，货币不还是发吗。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呢？我想画一个图，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一个招商引资造成我们资本帐户顺差，我们出口导向，我们基本上是固定汇率，就造成贸易逆差。由于资本帐户三顺差，就造成央行要购汇，外汇储备增加了，人民币投放用红色划出来这是一个关键，很多人错误的理解，因为我们有了外汇储备，根据这个外汇储备我们来发人民币，这是错误的。人民银行购汇，一件事情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外汇储备增加了，另外一个结果人民币投放出去，等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大家也知道。当然外汇储备增加跟人民币投放是有相关性，但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我们学统计时老师反反复复讲的，所以红的划出来，为什么有人会有错误的理解，一会儿我下面还会讲。人民银行搞了对冲，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票。这就产生了吸收流动性，银行增加了一些成本。 2015年以后我们资本外流，贸易顺差减少，央行购汇减少，造成外汇储备减少或者稳定。央行增加新的贷款工具，所以人民币还是照样投放，外汇占款的增量跟基础货币增量的比较。这个图表明新增加的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平时讲所谓酸辣汤、麻辣汤，它跟基础货币占比增加了。 最后这个图把前面几个图放在一起。外汇储备是一条蓝色的线，外汇占款是虚线，这两个线是同步的，到了2015年达到顶点同样下降，一个是蓝色的实线，但是绿颜色的线是基础货币，还是继续往上，这个图看的很清楚，就是外汇储备下降，它的占款下降，但是基础货币继续发行。央行对其他公司债券在增加，其中主要80%就是我讲的所谓孙酸辣汤、麻辣汤。所以支撑基础货币照常发行，对于理解外汇储备的重要系是很有关的。 我觉得稳定对外金融要做到四个注意，第一注意跟稳定国内金融相结合，对外金融依赖于国内金融，国内金融不稳定对外金融也稳定不了。第二跟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相结合，因为现在还是我们间接融资占80%，这个要改变，通过供给侧改革，发展资本市场以后对外金融也就会更稳定，对外冲击抵抗力会比较大。第三跟金融进一步开放要相结合，我前面讲的这些风险，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开放，虽然有这些风险，金融还是要急剧开放，因为金融开放程度是远远落后于，不要说国际水平，发展中国家都是远远落后的，像保险行业总的资产，外资只占6%，银行只占1.6%，它的比例都是比较小的。所以，这应该是要做进一步的开放。另外，稳定对外金融要注意把握对外经贸形势跟地缘动态变化，如果发生重大变化，很多东西就很难说，如果冲击很大，外汇贬值，确实也是一个工具，可以对冲，我们常常讲不要用汇率作为贸易的工具，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汇率毕竟是你国际收支的重要工具，我觉得应该全面来看这个问题。还有我觉得稳定对外金融有一个重要意义，现在情况下花钱尽量小心一点，收钱尽量多一点，使金融资产厚度增加一点，使金融市场韧性大一点，让外部冲进来可以抵御。最后还有一个字叫活血健体。血液就是金融，使金融流通能够畅通，能够增强金融市场的机体，使金融更好为实体金融服务，我就讲到这里，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美国东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马俊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马俊表示，我们的发现是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新常态，但是我们发现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从93年开始持续放缓，只不过我们现在才感觉到它的痛，这就说明我们如果想要制定相关供给侧改革来应对新常态挑战的话，或者说回到那段时间来思考，思考那段时间政策的变化，8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非常有活力，之后我们的政策含义是可能我们要加强市场化的改革，深化金融市场的改革，使得信贷配给能够变得更有效率支持民营企业，支持市场经济当中最有活力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要应对所谓新常态经济增长放缓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以下为演讲全文： 首先感谢方老师的介绍，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东北财经大学，首先感谢财经大学各位领导还有老师、同学们辛勤工作，举办这么隆重的会议，我第一次来到大连，大连非常漂亮，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感谢本次学会的会长蔡老师还有理事非常聪明的决定，把这个会议带到东北财经大学来，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我今天所演讲的主题是基于我最近的一篇学术文章，所以可能稍微技术性一点，但是它会有一些政策的含义，我会讲一些模型的技术细节多讲政策含义。 这篇文章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和商业周期，小标题是通过所谓不可测因子模型，听说东北财经大学计量经济学搞的非常好，有几位老师也说用过这样的模型。首先我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其次我会根据提纲给大家讲述这个文章。 首先讲一下贸易的问题，但是我不会详细讲，我之所以讲有两个原因，在这个时间点上不讲贸易好像我有点不闻窗外事的感觉，但是我不会像张老师和陆老师讲的那么精彩、详细。第二，我这篇文章最后的结果和我对贸易问题的思考的政策导向结果是比较一致，就是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所以我想提一下。因为讲贸易的话，一般来讲贸易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很多传导机制。从我作为喜欢看数据和国际金融来讲我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或者理解。去年宁波举行的会长论坛我讲了，自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形成美元为主的体系，注定美国经历大幅经常项目的赤字或者资本项目盈余的这样一个命运，这个命运在国际金融秩序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决定之后就决定了美国必然不是对中国也必然对其他国家，大家知道在80年代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简单来讲因为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所以所有国家对美元有需求，因为它提供了流动性，因为提供的流动性，美国发行美元就获得流动性的报酬，美国通过积攒大量的贸易赤字和资本项目的盈余，美国实质上是获得了大量的所谓因为提供流动性，所以获得大量铸币税。所以，美国拥有大量外债这个过程是一个获利的过程，这是从美国对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来讲这样一个宿命，它必然经历大量贸易赤字和资本项目盈余。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对美国有贸易赤字，当然有各种各样复杂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想补充一下，最近我自己的思考还有最近有一篇AR的文章证实了这一点，就是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没有投资渠道，金融市场没有那么顺畅，所有资金经过投资的话，需要经过发达市场成熟资本市场过一遍的趋势，这样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可以低息获得资金，我们买美国国债利息非常低，美国在这个角色当中获得大量金融收益。但是，这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对美国来讲贸易赤字是坏的事情，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如果想要改善中国美国之间大幅贸易赤字的话可以做一些边角的改进，从长远来讲一个系统性的改变一个是调整国际金融结算体系，要使它多样化，对于中国来讲，如果在改变国际金融结算体系之前，我们能做到的是发展金融市场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使得金融市场变得更加成熟，有更多投资渠道，这样的资金就不需要通过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过一遍，这样就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赤字。 回到我这篇文章，正如我之前提到我这篇文章最后一个简单政策结果也是跟深化市场化改革是相关的，当然上午田老师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或者强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问题我只是从一个小的具体的角度来提供我们的一些研究，从数据和从模型中提供供大家进行进一步政策讨论具体的素材。但这些结果都是学术的讨论，只是代表一家之言。 首先，这篇文章动机起源于年初在美国，发现在年初的时候最新出来中国GDP增长数据掉到6.6%，同时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日报都出台了文章，说中国年度增长是90年代最低的，它们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截取季度的会发现中国GDP增长速度确实是持续下降的，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是平稳的，在2016年趋于平稳。 当然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决策层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贸易摩擦的问题，现在好像变得不是那么热点了，我希望我的这个Talk让大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根本问题，习主席在2014年提出中国经济是不是进入所谓新常态，因为做了官方鉴定，一年之后他提出来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来应对新常态经济提出的挑战。这些概念在之后的两年里到处都能听到，但是现在已经被贸易摩擦所取代了。 从经济学家角度来讲，我们提出新常态的界定，我们想提供实证的依据，我们是不是进入新常态，进入新常态，首先退一步是不是有进入新常态实证的依据，如果从理论角度来讲很简单，实际产出是潜在产出，实际产出每天在波动，有可能来源于长期增长的波动，也有可能来源于短期产出缺口的波动。如果我们发现确实是长期增长率或者潜在产出增长率已经放缓的话，我们就可以确定是进入新常态，就说明从制度或者效率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改革，需要改进，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或者实证依据，如果只是产出缺口发生了短期的波动，只是从管理层面，从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刺激方面做一些工作就可以了，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挑战，我们只能观测到实际GDP增长或者GDP水平。即使长期增长率确实放缓了的话，我们要问实际上这个长期的增长率的放缓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大家可能想实际的产出增长率确实是最近放缓，长期潜在增长率是最近才放缓，但是不一定，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长期的增长率是什么时候放缓的，放缓的时间可能会对我们的政策指导提供一些帮助。 最后就是我们想看一下长期增长率它发生变化的动态来对未来进行预测，当然这只是根据过去，不会是百分之百正确，但是会提供一些帮助。我们把中国年均GDP增长水平分为潜在增长和产出缺口，我们用的是年度数据，发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完全符合经济学直觉，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有飞快加速过程，令人惊讶的是长期增长率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达到高峰值，从90年代之后一直在缓慢下降，除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三年长期产出增长率有一个微小的上升，在90年初之后一直到2017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期产出增长率一直在缓慢下降，最近还有加速下降。所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确实进入新常态，但是比我们一般认为进入的要走。 如果我们要寻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寻找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的话，我们可能要回到更早一点思考90年代初发生了什么，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开始。一开始我发现这个结果还是有些困惑，所以我看一下文献，发现MIT麻省理工黄老师有一本书，他书里面用大量微观数据，90年初发生政策之后，这之前尤其信贷走向，但是在90年代初或者之后，大型企业可能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我发现长期增长率开始下降时间是高度一致的，我没有利用微观数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第二，我对长期产出增长率的估计，08到09年之后我们出台所谓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在我的结果中发现，它在短期内确实维持短期经济周期的增长，大家会看到产出缺口没有下降，因为四万亿刺激作用，但是就在四万亿刺激之后，大家会发现长期产出增长率会加速下滑，这个就要跟新常态，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结论是高度一致。另外我们结果发现，自2015年之后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也就是说我们也进入一般商业周期概念上的经济衰退，就是短期经济衰退。 我刚才已经讲了把实际产出波动分解为潜在和产出缺口，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有这么多优点。我简单解释一下，将客观测的产出分解为不可观测的，所谓潜在产出水平取决于制度因素、技术因素，所以这些因素具有持久性的效应，我们允许增长率D随着时间变动而变动，产出缺口Ct它是短期波动，短期的因素，需求性的因素不可能产生长期性影响。 我不详细讲文献回顾，是基于对过去三十年在美国还有其他文献里面最新的发展我这篇文章基于过去三十年以来所有最新的发展。我要提到这个模型在各个央行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于政策指导提供帮助重要计量模型。美联储最近就是基于这个模型，比我建立的模型稍微大的模型，因为美国的数据稍微丰富一点，帮助把变量分解为长期变量和短期波动。因为美联储制定政策的时候哪些是长期性的货币政策，哪些是短期性的，因为制定政策。 这样的模型它的估计很简单，有一个比较标准的程序，可以把它装在空间模型里面，可以进行估计，整个流程讲起来非常标准，这个程序是我的博士生写的。下面讲一下数据，数据来源于最近做的一个数据库，是基于中国数据进行调整，使得中国数据能够和美国数据进行比较，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统计口径和美国统计口径稍微有一些不一致。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根据他们的描绘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我们所使用是年度数据，用名义GDP算出实际GDP水平，使用年度数据可以从1958年-2017年。这篇文章里面我们想所要重点关注是长期增长率变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即使在同一个时间内得到更多的数据，并不能帮助你更好建立长期增长率变化，这在金融文献里面已经做了非常好的阐述。 首先我们做了单变量模型估计，这里有三个模型，我们基于最新文献讨论，把它扩展，估计的三个单变量模型，发现单变量模型在确定哪个模型更为精确方面出现了困难，所以我们进一步将模型拓展到多变量模型，在拓展到多变量模型之前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只用实际GDP数据算出来产出波动，发现非常显著，这就说明用单变量模型计算的时候，并没有直接使用通货膨胀率，但是我们发现做出来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经济学关系，从经济理论上来讲它们应该存在显著增长关系，因为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会上升，结束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下降。我们想通过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这两者变量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经济学和实证正向的关系角度来加入通货膨胀率这个变量，使用更多的信息来看看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确估计这个模型中的各个因子。所以把单变量模型扩展到多变量模型，多变量模型就是将通货膨胀加入进去，利用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存在正向关系。 这个图就是这个模型里面估计出来的中国经济长期产出增长率随着时间变化的图。大家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图是产出缺口，第一个叫做增长周期，增长周期就是所谓长期潜在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有时快有时慢，第二个图是商业周期，就是短期的经济波动。如果你们看这个图变化的话，首先在一开始，虽然长期潜在增长率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短期经济波动是巨大的，有一个非常经济过热的趋势，随后出现的是经济急速的下滑。进入到63-68年的时候，长期经济增长率每年以0.28%急剧上升，这个速度非常快。在文化大革命67-76年的时候，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斜率会出现明显放低的提示，这都是符合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解读。78年之后斜率出现明显上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据说非常符合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但是在77年-84年之间，平均来讲长期产出潜在增长率以每年0.24%速度加速，84年、93年出现放缓，如果大家看峰值的话潜在产出增长率峰值是在93年达到，之后持续下降。只有在中国进入WTO之后的三年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些放缓，但是在之后在08、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长期产出增长率有急剧下滑的趋势。 我们的发现是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新常态，但是我们发现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从93年开始持续放缓，只不过我们现在才感觉到它的痛，这就说明我们如果想要制定相关供给侧改革来应对新常态挑战的话，或者说回到那段时间来思考，思考那段时间政策的变化，8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非常有活力，之后我们的政策含义是可能我们要加强市场化的改革，深化金融市场的改革，使得信贷配给能够变得更有效率支持民营企业，支持市场经济当中最有活力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要应对所谓新常态经济增长放缓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里，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陆丁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陆丁表示，现在美国到21世纪以后经历了全球化的冲击以后，发达国家就希望改变这种单向的开放国内市场，单向承受全球化冲击一种被动局面。要改变这个东西就推动多哈这些谈判，但是这个谈判很难成功，因为现在有单向的普惠既得利益，而且有共识的原则，就推不动，在奥巴马任内绕开世贸组织，启动多边、双边的谈判，改变经贸原则。 陆丁指出，特朗普任内实现这么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他迫使贸易伙伴接受公平对等的原则，单方面取消普惠制最惠国待遇，而且用双边的谈判抛开多边谈判。具体来讲先是对加拿大、墨西哥开刀，接下来跟日本、欧盟谈判，接下来跟中国谈判，最近又对印度取消了普惠制。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目标，短期它要实现对等公平的双边贸易关系，长期来讲，它跟欧盟要实行“三零原则” 以下为演讲全文： 谢谢方老师的介绍。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首先谢谢东道主东财的领导和老师们这两天对我们热情的款待和主办这次会议，让我们大家都有了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一个文献的回顾。 现在很热的课题，就是今天上午张欣老师、田国强老师都谈了贸易战的事情，我们知道觉得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一些很愚蠢的倒行逆施的行为，我们觉得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其实刚才孙涤老师讲的也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人的行为不一定那么理性。但是也有很多下意识的，也是遵循了某一种信念。凯因斯他当年就说过这个话，他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往往是出乎人的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而已。 我们常常觉得特朗普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觉得他是一个商人，实干家，执政的时候又像是个狂人。凯因斯这段话也是很适用的，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但是却往往是被某一个经济学家的思想所驾驭的，狂人执政。 我就想找找看哪些思想会影响到特朗普，我的要点一个是我们对贸易战经济后果的估算，现在有智库、研究机构做了哪些估算。另外我们看看美国对华贸易吃亏论是怎么来的，看看现在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理论有什么反思，最后看看美国政策大转变。 我们知道特朗普本人今年在5月份对中国加税了，他就说这里面大部分是由中方支付的，而不是由美国人支付的。但是，他的经济顾问却不那么认为，觉得美国人进口会支付比较多的税务。先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有一个研究，根据去年到今年这几个月之间进口价格，主要是由美国的今后商所承担的。英国的一个政策研究中心也有类似的发现，根据这几个月，就是去年9月以后，不到半年的估算，应该是美国的进口商承担了主要征税部分，今后价格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欧洲一个研究，他们就有一个不同的解释，觉得25%的关税里面有20.5%的关税是由中国出口商承担的，美国只占4.5%，这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从这样一个进出口不同的价格弹性算出来的，价格弹性我们显然知道，东财的老师和同学应该很熟悉这个概念，最后税务的负担是由供给和需求价格弹性决定的。这个估算早期另外两篇论文，是2008年的论文，根据各个行业部门的数据算出来的，根据这些数据用在预测里面。当时都是发在比较好的期刊上面。 关于宏观经济效应，IMF也有一个评论，也是最近引用比较多的，会对全球的GDP有1/3个百分点的影响，一半是来自于信心的效应。在中国方面目前发表比较公开的估算就是中国农业大学一个估算，中国GDP会下降2/3个百分点，美国几乎没有影响。属于中国反制美国会增加一点影响，但是加在一起美国的下降还是远远低于中国，中国的伤害会比较大，所以1.27%。 这次我们国家发表的贸易摩擦的白皮书，里面引用两篇美国智库的报道，一篇是贸易伙伴，还有美国商会。这里面都是讲到美国会有多大的损失，后来我去查了这里面，也说到中国GDP会损失1.2%，也是高于美国的水平。所以，这些都是讲会对美国，就是他自损八百，伤敌一千，他自己会有些损失，唯一说美国不会有损失的是美国一个民间组织，他们的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好像增加税以后，反而使美国制造业会回归一部分，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主要是考虑关税会引起贸易的转移到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生产成本比较低。所以，会增加美国的福利。 经济效应的估算是各个模型，都是很有争议，有些这么假设，有些那么假设，所以效果不一样。特朗普政府在一意孤行增加关税，举起关税的大棒，他背后可能是依据了其中的一些他认为有利的证据在里面才作出这个决定，所以也不能说他没有一点经济的算计在里面。至于最后会怎么收场这取决于美国政策决策者，作为真正对于美国利益的理解是怎么决定优先取舍，也取决于他们相信哪一种经济理论的测算结果。就拿白皮书所引用美国商会的报告里面写说到，如果出于美国国家安全，还有跟中国的平等竞争的目标作为他们决策的考虑因素，这个里面需要考虑负面的经济效应，这些经济效应跟其他目标比起来哪个优先的取舍，最终会决定他们的决定。而且贸易保护的方法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方法，应该考虑其他的方法。所以从商会的报告来讲，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多做研究，公开讨论而不是一意孤行冒然打贸易战。 第二，讲一下吃亏论的来由。中国在世纪之交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短短十年里面，2000年世纪之交，2010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第六大到第一大，贸易出口量也是世界第一，这段时间美国就业人口下降非常快。从1965年-2000年持续维持1800万制造业就业人口，后面7年里面一下子减少18%，而且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复苏一直乏力，而且国内收入差别也越来越大。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贸易赤字，制造业就业在往下走，中国进口占国内市场比重越来越大。 有几位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特别多，比如说90年代到2007年之间美国制造业里面，横轴是就业的比例，纵轴就是中国产品进口的比重，看起来基本上所有制造业产业，中国的进口是增加的，市场份额是增加的。从现在美国政府的经济顾问纳瓦罗，他本人没有发表过经贸方面的论文，期刊论文没有，但是他写了很多的书，这些书在2000年到2011年就出版了，这里面对中国一系列的指控在里面都已经有了，所以现在两国经济贸易重要课题在当时已经提出来。纳瓦罗他在学术界没有很大影响，他主要是写书，没有Paper发表，Paper是主流经济学界，主要在2013年以后有三位MIT，他们三位等于是三剑客，他们最出名是AER2013年的Paper，对美国各地数据的分析，这段时间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出现很多岗位的消失，制造业就业巨减，而且造成制造业之外实际工资的下降，在双重打击下平均家庭收入急剧下降，而且触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保问题。这两人后面还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比如说他们用总体均衡的模式，跟另外一个发展经济学的大师一起做的，就说本世纪头十年美国就业有大下降，他们算出来有200万-240万之间。下面这条线是制造业的下降，可以看到因为制造业的大量下降，使得整体就业基本上没有增加。他们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研究，这个研究也给其他学者印证，产生了相洽的结果，比如说这是分行业的数据，不是分地区的数据来分析的，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所以总的来讲这三剑客所带动一系列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冲击相当严重，制造业冲垮以后产业链上下游都产生冲击，有些供应商也垮了，他说由于美国国内劳动力的流动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在制造业产业冲击集中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失业问题。总的来讲经济学界认为因为这个冲击以后，觉得全球化的冲击所导致的收入成本的分配，结构调整这个成本要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原来的国际经济学调整是很快的，而现在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反思的素材到现在又增加了一些，全球价值链，另外发现很多产业，尤其是ICT行业，规模经济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在那些特别集中的行业这个现象特别明显。而且现在又提出一个问题，原来WTO体系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现在又发现像中国这样，在国际贸易体系里面如何处理。主流经济学派特点注意实证研究，对中国的研究是出于对该事件研究和理解经济环球化，国际经济贸易作为实证的意义，尤其中国占世界人口1/5，占劳动人口比重更高，90年代时候达到1/4，突然这么大劳动力流到国际市场经济体系来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重视这个研究，出于把这个自然实验来看的，这么重大的自然实验就产生一系列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但是，主流学派基本上恪守自由贸易理论长期净利益是双赢的理念，这个还是坚持的。而且他们在政策建议上是非常谨慎的。所以，他们的研究虽然也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主张政府应该这么做或者那么做，他们很少提这种建议，尤其是反对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也反对开倒车。对于产业政策是非常谨慎保留的态度，在公共政策的建议，主要是基于怎么应对，怎样增加劳动力，重新训练，增加收入上面给失业工人的补偿等等这些。 非主流的观点就是纳瓦罗这些边缘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现在他们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话语权，他们怀疑国际贸易是双赢的基本概念，他们觉得由于这些证据的出现他们认为可能不是双赢的，可能是有赢有输的，而且他们会觉得，特别喜欢反思历史，强调当初美国发展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当初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早期美国很高的关税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觉得历史上来看保护也是有必要的，反思历史。而且他们主张对等的贸易，世界贸易组织很多安排，其实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是非对等的安排，他们特别恨，觉得美国应该去掉那些，而且他们不否认甚至应该有点产业政策。这个说法就很像我们林逸夫老师的理论，有点新结构主义的味道。 我们现在所谓的多边的国际贸易体系，从GATT到WTO，主要战后70多年来形成的，其实一开始是反应后殖民时代的宗主国和原来殖民地独立以后的经济关系，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多少有些老关系，所以宗主国对自己以前殖民地会网开一面，会多开一点市场给他们。后来又有冷战的需要，对于那些愿意加入资本主义市场的众多发展中国家采取扶持的贸易政策，这种贸易政策就是用单边最惠国的待遇或者单项普惠制的待遇，就是发达国家向这些穷国开放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当时中国，还有苏联还是冷战时代，所以美国就把最惠国待遇给了中国，最后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形成一个制度的安排。所以，美国当时打着自由贸易的政策，而且在多边贸易体系里面是共识的原则，也就是说要全票通过，有什么改革必须要大家一起同意的，还有仲裁争端机制，还有允许受损方采取依法的惩罚或者报复性的关税惩罚的机制。所以，这就是原有的多边机制。这样的机制，现在美国到21世纪以后经历了全球化的冲击以后，发达国家就希望改变这种单向的开放国内市场，单向承受全球化冲击一种被动局面。要改变这个东西就推动多哈这些谈判，但是这个谈判很难成功，因为现在有单向的普惠既得利益，而且有共识的原则，就推不动，在奥巴马任内绕开世贸组织，启动多边、双边的谈判，改变经贸原则，特朗普任内实现这么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他迫使贸易伙伴接受公平对等的原则，单方面取消普惠制最惠国待遇，而且用双边的谈判抛开多边谈判。具体来讲先是对加拿大、墨西哥开刀，接下来跟日本、欧盟谈判，接下来跟中国谈判，最近又对印度取消了普惠制。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目标，短期它要实现对等公平的双边贸易关系，长期来讲，它跟欧盟要实行“三零原则”，上午田老师也谈到，以上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 Stephen Jarislowsky 讲席教授方涛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方涛表示，美国利用贸易战对中国施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在科技、教育和人才领域不断出现的优势。所以归根到底我认为是技术和人才的争夺战。 确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最近很多数据，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平均价格没有上升，尤其在金融危机以后有下降的趋势，产品附加值不到20%，人才和科技对于我们未来的竞争，尤其是在贸易战加剧情况下可能是很重要的政策。 以下为演讲全文： 首先非常感谢东北财经大学热情周到的欢迎，代表留美学会在大连举办这样一次盛会，特别荣幸有这样的机会。 刚才田教授给大家做了非常热情洋溢，也非常高屋建瓴的报告。在全球经济态势下，尤其贸易摩擦日益加剧情况下，我们所需要面临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所以我今天讲的是其中世界各国的人才争夺战。 我最近十几年来都是在管理学院任教，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所以，今天讲的是全球人才管理的问题。现在世界经济面临很严重的挑战或者说是不确定性，现在贸易竞争我认为只是一个表象，因为世界贸易都是互利互赢的政策。美国利用贸易战对中国施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在科技、教育和人才领域不断出现的优势。所以归根到底我认为是技术和人才的争夺战。 最近从06、07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包括金融一体化，雷曼兄弟一夜之间倒闭，甚至可能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崩盘，所以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另外对全球经济长期发展来讲很严重问题就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因为我们知道从美国经济发展来讲3/4是由消费推动的而消费不是由少数富裕阶层支持的，而是有很多是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人群支持的。所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遏制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国、美国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我们通常知道的是中国最近一、二十年来推出一系列高端也是有争议的人才政策，从中科院百人计划到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到最近中组部的千人计划力度非常之大，从全球视野来看，并不是仅仅中国有这些高端人太计划，我们看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类似计划，美国有总统的年轻科学者的降助计划，澳洲也有，欧盟也有。所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的计划，加拿大的计划从十年前推进以来投入一亿加元，引入全球最高端科学家和学者，主要从邻居也就是美国能够挖来最尖端科学家和研究者。 这些人才计划已经推进很长时间，为什么最近引起很大争议，甚至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参与调查。也不是很有利证据解雇有华裔背景而且资深的教授，都是二十年的终身教授，在国外很难解雇一个终身教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背景。 美国国会有一个听证会，2017年发布一个报告，因为知识产权中国对这方面的侵权，直接导致美国经济损失大概六千亿美元，确实把科技和人才领域的竞争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为什么能够出现四十年改革开放重大成就，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历史的机遇，我们在历史关键时期，七十年代末我们国民经济经过十年文革以后，达到崩溃的边缘，那个历史状况下，我们加入了国际大循环，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从全球化角度来讲也是经过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商品和货物在各个国家自由的流动，通常是通过自由贸易协议。第二就是金融产品在各个国家自由流动，第三就是人才或者劳动力在各个国家的自由流动，这跟我们全面两个全球化的方面来讲它有显著的不同，它是没有很多法律的制度限制，就是国际移民的问题，但是在中国也有人类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就是中国的农民工，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重要原因。2018年的数据，农民工已经占到人口21%，是非常庞大的群体，大概是2.95。 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来看，几个重大事件，包括欧美国家整个政治向右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认为都是跟各个国家的移民和难民政策有关系。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最近讲的脱欧，英国首相因此最近要辞职。为什么英国要脱欧其中很重要原因就是欧盟签署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协议，在这个协议之下，移民或者难民如果踏上其中一个欧盟国家土壤另外一个国家就无权干涉进入自己的国门，大量叙利亚的难民、东欧国家的移民可以源源不断通过其他国家进入。因为很多叙利亚难民为什么到希腊、意大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他们最终是去德国、英国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所以这是我认为脱欧的很重要原因。 德国的难民危机，欧盟的难民危机，原因是德国在很短时间内，不到一年时间内，接受100多万的叙利亚难民，德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德国老龄化是世界最严重的国家，德国人平均年龄已经47岁，非常苍老。劳动力和技能面临严重短缺，确实德国是有这个考量，吸引大量移民和难民填补本国劳动力和技能短缺。只不过德国不是传统移民国家，不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传统移民国家，缺乏移民和难民融合政策，这些难民来了以后，他们根本没有这些人的身份，所以这是造成欧洲难民危机。 2016年美国特朗普上台，其中很重要原因是特朗普利用美国中产阶级，尤其是蓝领工人对全球贸易等等的问题，尤其是工作大量流失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这样不满的情绪，对移民的不满情绪，有机是从南美这些国家的非法移民，认为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特朗普上台一个很重要原因。这些非传统移民国家对移民和难民的整合缺乏一系列有效政策。很多人担心移民、难民会过度利用这些欧美国家的福利政策，像退休、医疗等等。还有就是对环境和宗教和族裔之间的关注。我们最近看到特朗普移民政策的一系列改变，一个是提升了移民或者人才进入美国的门槛，包括投资移民，第二就是对高端人才有一些激励和优惠政策，这就是向传统移民国家靠拢。所谓集中制是加拿大1967年首先引入，很快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所接受。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是积分制人力资本理论。 刚才田老师讲过，美国对于国际交流，尤其是科技、医疗等等领域收紧，对国际学生的签证收紧，最近中国政府也发布了三个警告，就是关于到美国旅游和留学生的签证和国际交流这方面的。所以大家看到对国际学生的签证，从2016年64万到2018年36万。大家知道在美本科留学生里面中国大陆学生占33%，也就是三个国际学生里面有一个就是中国学生。所以，对美国的财政尤其是大学的财政，我知道尤其州立大学财政是非常困难的，从经济学角度上是很难理解的政策。中国的政策大家都知道，对高层人才一系列的政策，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百人计划，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全球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人数非常少，我们14亿人口来讲，但是它的信号作用明显。另外我们也放开所谓中国绿卡政策，中国绿卡只有几千张，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去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引入国家移民局的概念，原来都是出入境进行管理，移民局重要功能包括对移民、难民对人才的甄别和吸引，所以是比较综合的政策。 中国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另外接受全球在移民这个领域，难民这个领域这方面法规不健全，但是中国有意愿加入。另外大家最近可能也知道，包括北上广深还有很多二线城市都加入所谓各个城市间的人才大战，不仅全国有各种人才政策，各个地方也纷纷出台人才政策，而且在户籍、福利各方面都放松了以前的管制。所以，整个趋势来讲，实现产业的更新改造，从原来低成本制造业到创新驱动的经济，人才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政策。 我最近也是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还有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英文频道，讲到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尤其是反移民政策，对其他国家吸引人才的影响，我的基本观点是短期内这种打压政策对中国的科技、人才的培养有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长期来讲我认为这可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遇，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美国的中国学者或者高科技员工纷纷回到祖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它的这方面的政策，绿卡越来越难拿，而且对移民政策的收紧，可能对未来中国吸引大批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留学生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回国比例不到20%，现在已经达到80%-90%，所以大部分留学生现在都是要回国的。我们刚才讲到西方移民政策重要原因一个是人口挑战，就是老龄化问题。大家看到德国平均年龄47，日本也是47，中国是37，美国因为有移民政策。 美国二战以后怎么发家，他们移民政策和人才政策确实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二战之前世界科学中心不在美国，而在欧洲、德国，那个时候诺贝尔奖得主2/3是德国人，二战以后这个重心就转移到美国，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美国和前苏联作为战胜国代表接受德国的资产，两个国家的选择完全不一样，前苏联的做法是把德国的飞机、大炮先进设备全部拉过去了，美国的做法是派了几架飞机把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家运到美国。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结果确实谁是赢家明显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即使有人说美国经济可能是在衰退，我们认为可能是非常长期缓慢的过程，就是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的移民人才制度，使美国经济充满活力，这个是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础，不管到硅谷这样一些创新企业还是到美国主要大学、哈佛、MIT，大家看教职员里面，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外国人，都是移民。我举一个例子，2016年美国在理工科，医科有6个诺贝尔奖得主，这里面没有一个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另外表明美国在高端人才争夺战中有一个优势地位，就是全球诺贝尔奖得主里面3/4的人都是直接和间接为美国服务，所以在高端人才吸引方面，虽然我们国家也是有高端政策，但是是不是吸引到最高端这也是我们研究的课题。 大家看到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的问题，最早五十年代很多年轻人在金字塔底座，随着时间推移金字塔结构颠倒过来。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需要有移民政策的重要原因，德国、瑞典、瑞士这些国家原来是传统移民输出国，从移民数额来讲，美国最多，因为它的基数很大。但是从比例上来讲，就是移民占了人口比例最高的不是美国，而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移民占到人口的30%，是最高的，其次是加拿大20%，美国13%。全球人口流动基本趋势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流到发达国家，反应出全球劳动力流动是在逐渐增大的趋势，我最近接受加拿大移民局的委托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同时受到加拿大人文社科基金的赞助，因为这两大基石，一个是人口，就是老龄化不断加剧，劳动力技能短缺，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移民对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的贡献，其中最重要当然是经济的贡献，因为这些移民来了以后，不仅没有为当地创造就业，提高GDP，过分利用当地福利资源的话这个移民政策不能持续下去。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看，在加拿大目前来讲，加拿大国土面积基本跟中国差不多，比中国稍微大一点，但是加拿大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是3600万，也就是相当于上海市的人口，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关心的是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目前来讲每年吸引的移民大概25万，我的研究是如果在25万基础上再增加10万对加拿大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认为大量移民到来工资可能会下降，失业率会下降，尤其亚洲移民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喜欢买房子、买车子，所以如果是外国人买房加15%的税，这些消费是推动这些国家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我做的研究对加拿大宏观经济的影响，对GDP是正面的影响。对于失业率来讲不但没有增加还是减少，对政府来讲关心的是这些移民来了以后，对政府的财政盈余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看到，属于每年增加10万移民的话，对于加拿大来说，联邦政府被增加88亿加元的收入，省政府也会有30多亿的净收入，所以他们看了报告是开心的，这是移民政策重要基石。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创新和创业，我们知道硅谷里面那些新创的公司有多少比例是由移民创建的？50%以上。为什么是这样？在加拿大也是类似的，为什么移民更容易创业，因为从风险偏好来看，放弃原来的工作，到一个新的国家创业，这就是表明冒险式创业，大多数新创企业都是失败的。 原来我们最早讲的，79年邓小平大量派出留学生的欧美发达国家，那时候我们有很多人才流失，这是早期的理论。后来芝加哥大学和知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有一个政策，这些移民一旦成功以后，他会对原来的国家也会有正面的影响，刺激当地国家与现在国家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所以对经济也有正面的影响。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以后伯克利一位教授提出来的，就是人才还流的政策，这个理论讲的是不管移民在哪个国家，只要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中国的高端学者，科学院的就有80位以上，工程学院有140多位，所以我们很多高端人才确实留在美国，最近回国趋势逐渐上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到了最近都是80%以上。所以现在海归越来越多，甚至他们现在找工作比以前困难多了，我们叫海龟。包括帮助中国企业上市，包括风投等等都是很多海归引入的。对海外企业的并购，根据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里面，80%都有海归做领导层，其中有1/3以上是做总裁。这些都是家喻户晓比较成功的海归人士，时间关系我就不进一步讲了。确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最近很多数据，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平均价格没有上升，尤其在金融危机以后有下降的趋势，产品附加值不到20%，人才和科技对于我们未来的竞争，尤其是在贸易战加剧情况下可能是很重要的政策，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教授、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倪金兰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倪金兰表示，看一下二胎政策前后的对比，2015年和2017年的变化列的出来，2015年有一个小孩，到2017年有两个小孩，或者2016年有小孩，放开了可能还愿意要更多的小孩。储蓄是会稍微多一点，多一个百分点以上，但是这个政策带来的效果没有一个是显著的。二胎政策是有家庭会多生一个孩子，但是政策效果不是很明显。 两篇文章差不多得到一致结论，多养一个孩子自然会使储蓄下降。计划生育减少一个孩子储蓄增加。但是二胎政策的放开使得储蓄率的减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烈。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的文章跟前面两位相比，我是微观应用的经济，所以用数据说话。前后有两篇文章，二胎政策是比较新的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储蓄率一向是很高的，对国内投资，对国外投资起巨大的作用。随着储蓄率的提高，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一胎政策，它显著改变家庭结构，年龄结构改变了，当然教育水平，还有风险程度都会有一些变化。一胎政策对改变家庭结构，对储蓄的影响主要在我第一件文章里面，已经发表了。 最近我们的工作，因为在2016年1月份开始实行二胎，我们看一下二胎对储蓄率有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几幅图是储蓄率的增长，在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是非常高的，可以看到持续高于其他国家，而且不停往高走。一胎政策之后我们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8年是0.6，一直在往下走，没有会聚。 项目基本问题我们要看一下在国家计划生育下持续走高的储蓄率，对计划生育政策有多大贡献，贡献多少。这个研究从学术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微观层面，生命周期是一个恢复的话题，原来做微观就比较少，我们借用金融调查数据，所以从微观层面上可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一胎、二胎政策对家庭结构影响，对储蓄是怎样的影响。 原来的讨论是宏观上的，从时间序列上看一下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变化。第二是从理论上看它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从宏观上来看的。中国的数据，在2011年有一篇必须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国储蓄为什么这么高呢？中国男孩和女孩比例非常高，因为男孩需要娶妻生子，有男孩的家庭出许多，这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文章。跟这些文献相比，我们主要贡献在于，我们看的主要是小小孩数目。从结果来看，每增加一个或者每减少一个孩子，每减少一个孩子对储蓄率有显著的增加作用，当然我们不同的回归，影响大概3%-4%左右，也就是说计划生育对储蓄的贡献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想去看二胎政策实行的时候，它对储蓄率有没有显著的影响。结果是不显著，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计划生育二胎放开了，生二胎的人是比以前增加了，但是生孩子的家庭减少了。模型部分我描述一下就跳过去了，是一些基本假设，我们假设这个人小孩要消费，等长大了要有自己的消费，还有小孩的消费。到第三个阶段那些老的消费自己的储蓄，模型结合在一起就是最大化。多养一个孩子多一份消费，这个理论回归基本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还有省份，我们看孩子对储蓄的影响。 第一篇文章，多少个家庭是有一个孩子的？46%，这是11年和13年的数据，37%是有一个孩子的，当时两个孩子家庭数目只有13%，后来考虑到内升性的问题，因为富有的人家可以多生孩子，计划生育的力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会看到还有三个、四个孩子的。0孩子储蓄率是33%，逐步减低，多一个孩子储蓄率就是往下降的。每多生一个孩子储蓄率会下降，相对我们国家来说，计划生育每减少一个孩子储蓄率就会升高两个百分点。男孩和女孩的比率会对储蓄贡献力很大，在我们的数据里没有看出这个结果，有男孩的家庭对储蓄是不显著的，因为我们看的是小小孩，小小孩在教育阶段区别不是很大，还没有到娶妻生子的阶段，所以结论跟他们有不同之处。 因为二胎政策是2016年1月份开始的，西财是每两年做调查，所以我们刚好可以用西财15年和17年的数据看政策前后对储蓄率的相应影响，所以我们用了15年的数据，大致相比，跟刚才我们讲的还没有实行二胎政策之前的差不多。如果是0个小孩的话最高，相应的下降，最后4个孩子以上，我看了一下大概有400个样本，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农村多一个孩子，开销上面可能不是很大。 这个图比较有意思，蓝色是2015年的数据，橘色是2017年的数据，这个图显示的是有小小孩的家庭比率，2015年0个小孩家庭数量是26%，2017年0个小孩家庭是29%，实际上从2015年到2017年小小孩的数量是降低了的，我们看统计数据就看储蓄15年和17年相比，储蓄都是增加的。因为全面二胎之后，二孩政策家庭比例是有所增高，从18%-20%，但是愿意生小孩的家庭减少了。 跟前面结果相一致的是，虽然二胎的放开使得生二孩的家庭增多了，这个政策放开对储蓄率是不是会有显著下降的作用？我们看一下二胎政策前后的对比，2015年和2017年的变化列的出来，2015年有一个小孩，到2017年有两个小孩，或者2016年有小孩，放开了你可能还愿意要更多的小孩。储蓄是会稍微多一点，多一个百分点以上，但是这个政策带来的效果没有一个是显著的。二胎政策是有家庭会多生一个孩子，但是政策效果不是很明显。 两篇文章差不多得到一致结论，多养一个孩子自然会使储蓄下降。计划生育减少一个孩子储蓄增加。但是二胎政策的放开使得储蓄率的减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烈。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夏春玉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夏春玉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不断，主要经济体均面临严峻形势，经济增长放缓压力明显增大，金融风险不断累计，与此同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新契机，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提供新机遇，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脉，面对复杂严峻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迎难而上，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亟待经济学家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蔡宗武教授、田国强教授，尊敬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历任会长、副会长、理事，来自全国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刚才为了欢迎大家，我们强制植入一个广告，占用了会议的时间，向各位会长、理事和各位嘉宾表示歉意。同时，也是我们对大家表示欢迎的一种真诚，希望大家能够原谅。 在这个美好的仲夏时节，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在此隆重召开。首先，我代表东北财经大学向应邀到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与支持东北财经大学建设发展的各位专家、学者及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东北财经大学成立于1952年，是文革期间全国唯一完整保留办学的财经类本科院校，是国内最早升格为财经大学的所谓四大财经老字号之一。建校67年来学校以培育卓越财经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秉持校训，为国家培养各级各类毕业生50余万人，被喻为中国经济管理专家的摇篮。学校现有40个本科专业，其中财政学、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税务、保险学、工程管理、旅游管理等9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工商管理、金融学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5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下设4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前有71个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有16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其中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会计学国家重点学科，及教育部、财政部批准的国家级特色重点学科，数量经济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在教育部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校应用经济学进入全国2%-5%的行列，评估结果为A。工商管理和统计学进入全国5%-10%系列，评估结果为A减，A类学科数量在省属高校中位居第一位，在全国财经类高校中并列第三位。A类学科优秀率位列全国第28位，因为我们学科比较少，所以我们参评8个一级学科，3个A类，所以我们比率高一些。眼下大家也知道，正在进行一流专业建设，所以东财学科评估成绩是我们67年的几代东财人努力结果，更是在座各位嘉宾和朋友支持的结果。所以，我们也期待在下一轮一流专业评估和建设中，能够继续得到各位专家的支持和帮助。 星海论坛是东北财经大学开办创建的高端学术交流论坛，论坛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下与未来相结合，公益与开放相结合四个原则。定位于立足东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用世界眼光关注中国问题，论道中国发展。每年举办一次，每次聚焦一个主题，诚邀海内外专家学者开谈论道，引领青年才俊走进学术前沿。2015年创办以来，星海论坛已经成功举办第四届，现已成为东北财经大学一张知名的学术名片，也即将成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学术盛会。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不断，主要经济体均面临严峻形势，经济增长放缓压力明显增大，金融风险不断累计，与此同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新契机，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提供新机遇，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脉，面对复杂严峻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迎难而上，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亟待经济学家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本届星海论坛，我们有机会携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邀请世界十多个国家260余位经济学研究者和决策者到我们学校，并与在座各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我们相信各位专家学者真知灼见一定具有极高理论价值，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大实践意义。本届星海论坛一定会取得圆满的预期效果。 今天我们有幸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历任会长、副会长、理事们欢聚一堂，也为东北财经大学提供难得学习交流的机会。借此机会我代表东北财经大学真诚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一如既往支持东北财经大学建设和发展，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为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出谋划策，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多做支持和助力。在此，对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莅临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衷心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祝愿各位专家学者在大连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