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成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出席并发表演讲。周天勇表示，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是土地改革。所以，研究发现宏观税负减税不得不减，要不企业都倒闭了，但是只有三年的期限，潜能不是太大。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成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 以下为演讲摘编： 周天勇：我的发言主题是未来中高速增长的潜能6%将来自于土地体制改革。我们最近用假设条件还原法预判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我们选用了中国未来两个基准的增长率。 一是李平等学者的计算，供给侧改革不顺利，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下的经济慢速增长。我国未来4-5年时期经济增长分别为6%、5.2%、4.3%和3.6%。 二是我们推测一下，前20年人口增长对后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用这个模型推了一下未来，比如2017、2018年这几年是一个大下坡的地方，几年以后，很快就到2以上的速度。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减少，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更大。 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高收入门槛，大概每年提升2.7几个百分点，这两年没动，但调一般都是这么调的。所以，无论是情景一还是情景二（见PPT），如果不改革，什么大的措施也没有，我们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低改革方案，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改革方案，高改革方案效果更好一些。这是我们计算的数据。 有两个疑问是，我们看中国台湾省、日本、韩国高速度下来以后非常快的到4%，中速，它没给你7%、6%中速增长的十年或者15年的时间。日本从8%的速度下来以后，一下子降到3%、4%、5%，韩国从7.43%掉下来以后很快到4%、5%、2.8%。所以，我们8%的速度下来以后，能给你多长的中高速增长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第二是服务业快速上升会不会使增长速度下降。因为美国鲍莫尔1967年构建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模型，发现服务业增加值一超过60%，增长速度很快掉到4%。我们现在50%多了，他说第二部门是进步部门，第三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停滞部门。我们会不会跌入鲍莫尔陷阱。这几年新闻媒体一直在炒我们未来经济增长动力是服务业，这和经济规律是不一致的。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给你多长的中高速增长的时间。第二服务业快速上升，是增长的新动能，还是增长的阻力。学界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 几乎所有全要素生产率分析都是正向分析，就是假设条件是既定和暗含的，但是实际上假设条件大部分是体制，计多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看能不能反算，假设条件还原法，将改革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数量化。目前讨论各方面改革会推动经济增长到底推动多少，谁都没数。另外，生产模型与收入分配、消费支出的循环要一同考虑，要不然东西生产出来卖不掉的话也是低要素生产率。 还要考虑收入和要素的错配。 减税，主要是国民收入在政府和企业资本中的错配还原。户籍、土地，土地交易体制，信贷体制，改革主要是还原劳动、土地、资金要素的错配。 最关键的是改革可能形成未来经济增长潜能分布表，我们还原了政府企业多分的这部分，发现减宏观税负6.2个百分点，大概是5万多亿，一年根本承受不了。第一年减1/3，带来0.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第二年带来0.43，第三年带来0.43，每年都减税费三分之一，减三年减完，减到GDP30%的宏观税负。虽然增长点并不大，但是关系到许多企业的生死存亡。 第二个，原来我们觉得人口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可能对速度的影响非常大，估计是1.5到两个百分点，算了以后没那么多，2018年把户籍放开0.7%，2019年0.5%，最高的是0.8%，因为人口的生育率不一样，所以，2030年0.12%。但是如果我们资金双向流动，人口双向流动，等等带来的增长率要大一些，仅仅劳动力和人口迁移没那么大的动力，我们算完这一项目以后当时也很悲观。主要是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减少。老龄化抵消了一部分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配置改善的增长潜能。但不放开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增长下行压力会更大。 土地资产要放开交易，配置要市场决定，我们现在土地要素配置不是市场决定的，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放开，高方案增长潜能比率很大。资金要素在国企和民企改善配置带来的增长潜能不是太大。我们把国营企业划拨土地放到里面。土地这项几乎占到未来改革经济增长潜力来源的60%，甚至在70%，土地是最关键改革推动经济增速的一项。 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存量，我们计算473万亿元，城镇土地的存量价值现在是222万亿元，过去划拨的这块很大，是隐匿资产，没有价值表达，低价资产比较多。 我们过去每年几百万亩的土地交易带来的土地收益，去年占GDP6.2%多。商品房销售16%点几，农村盖的房子，只是建房投资支出，不让他交易，2000年占GDP2.1%，到去年只有0.78%。 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是土地改革。所以，研究发现宏观税负减税不得不减，要不企业都倒闭了，但是只有三年的期限，潜能不是太大。劳动力流动放开不像现在媒体上很多学者说的那么大，关键主要是人口在相对收缩，人口收缩的部分把人口流动的这部分的要素增长潜能改善抵消了一部分。但是土地要素这块改革当时没想到它增长潜力这么大，因为主要是隐匿资产，没有价值表达，资金改革也没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增长潜能有持久性。所以，如果想确保未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额外重大的发展战略举措加以保障，即调节水资源地区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提升低利用土地，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再造国民财富。[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冯俏彬出席并发表演讲，冯俏彬表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肯定是“更加积极”的，但是在推出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方面，则要把减税、尤其税制的优化和完善放在第一位。 以下为演讲摘编： 我这个题目有点像给刚才建光首席的发言做一个注脚。我跟他的出发点和立场特别一致，他的发言中有一大段的内容是在寻找中国经济乐观的理由，我的发言涉及他所讲的乐观理由中的一部分。我的题目是：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时近年底，各类年会比较多。一般地，年会主要做两个事情，第一个是总结，第二个是预测。关于预测，比较多的是在宏观层面预测明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取向与要点。我的发言主要是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大家已经注意到一个事实，8月份以来，在一场罕见的央行和财政之间的隔空论战之后，财政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这个转向的基调是“更加积极”。与上半年相比，政策取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积极”变成了“更加积极”。我也注意到，近期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举措很多。 我不完全地列举一下。第一，要求在10月底之前要完成1.35万亿地方专项债的发行。从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9月份发行专项债的数量，超过了整个前半年。第二，个税改革成效显著，表明财政政策确实更加积极了。在这之前，围绕着减税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以前是怎么样的看法，在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当中，我个人认为减税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一定程度上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前两天税务部门公布了一个数据，10月份仅仅是把费用减除标准提升到5000之后，个税就减收了316亿，有6000万人不纳个税。我作为财政研究人员，看到这个数字，说实在的心情很复杂。但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讲，这个减税应该是实实在在的。 此外，我们在这里还列举了一些其他积极财政政策方面的举措，如扩大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的范围和比例、关税降低、还有出口退税率的提高等，还包括中央政府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提前下达了对地方的均衡财力转移支付1.6万亿……这些行动集中起来，确实可以看到财政政策正在更加积极，其政策取向非常清晰。而且用不着等到明年，现在已经开始做了。这是从8月份之后我们观察到的、在财政政策方面非常明显的变化。因此，对于明年财政政策的取向实际上是没有疑义的，那就是“更加积极”。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具体操作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减税降费2.0版本正在开启。也就是说，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对于减税的认识大大超出了以往，而且正在落实之中。 刚才建光首席讲，他呼吁了一年多的“减税好于基建”，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经济学人比较共同的看法。但现在这种经济学界的看法现在正在变成政策实践。换句话说，在明年的财政政策操作中，可以从各种端倪上判断，对于减税的重视程度大于基建。大家看到，习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围绕税费问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表述，比如“实质性的降低企业负担”，这恐怕就是减税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化。 我还注意到，无论是财政部也好、税务总局也好，都在表态要推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都是负责收钱的部门，现在收钱部门的首脑都表态要大规模地减税。因此再怀疑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就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另外，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大家评论不一，也有很多人不满意，但还是要看到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前两天，我参加了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举行的2019年世界纳税排名的发布会，这是13年第一次在中国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原因就是因为过去几年的减税降费工作取得了让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很满意的成果。 这一点目前主要体现在纳税时间变化上。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到，与2015年相比，我国纳税排名提升了20多位。2017年世界平均水平的纳税时间是237小时，纳税次数是23.8次，但是我国现在的纳税次数7次，纳税时间是142小时。时间节省非常大。当然我们的税负还有改进的空间，世界平均水平40.4%，中国现在是64.9%，这一条恰恰指明了未来减税降费要以降低税收负担为主的方向。可以这样说，在全世界190多个经济体中，中国今年在税收方面交出了一份相对令人满意的答卷。税收环境是整个营商环境的组成部分，税收排名上去了，对今年我国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也很有作用，我印象中是比上一次排名上升了42位，非常巨大。 2.0版的减税降费应该怎么做？我认为重点是降税负。习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已经指出减税降费的重点方面。 一个是增值税的实质性降税，我个人的看法是可以从现在的16%降到13%，这三个点如果降下来的话，刚才有专家提到8000万亿的减税规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二是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行普惠性的税收免除，这一条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政策方向提出来了，但是大家要注意这很可能会造成增值税整个链条完整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在具体操作中不是那么容易。 三是降低社保的名义费率。我在新供给的会议上多次讲过社保税的问题，现在的我国的社保费率共计39.25%，相当高，而且现在社保费确实构成中国企业负担的主要方面，是在世行排名中我国税率水平高达64.9%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各方面传出的消息都是社保费率的水平要大幅度下降。 到底下降到多少？学界对这个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在的39.25%可以调到20-25%之间。这是极大幅度的下调，当然需要多长时间做到位还需要认真测算，但研究上的结论是比较明确的。 四是涉企行政事业性零收费。我这些年一直研究税费的结构，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资料显示出，目前中央一级还有三百多项收费。坦率地讲，其中可以减的真的很少了、空间很小，后面要做的是主要是规范管理的问题。 除了降税负之外，2.0版本的减税降费更实质性的内涵是要从数量到质量，提高减税降费的质量。所谓质量，就是说除了要降低税率水平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改革，显著地增进我国税收制度的普适、公平、中性。这其中涉及到整个政府体系的整并、税种的整并，要形成一些永久性或者半永久性的税法条款等等，显著地提升我国税收制度质量、税收法治的质量，使我国税收制度达到和优质营商环境相匹配的水平。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讲，这才是减税降费的核心问题。 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应继续在基建方面发力。今天一整天专家们的形势分析都表明，从现在的情况看，明年我国经济大概率下行，因此“稳增长”很可能会成为明年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这方面使用的比较成熟、效果比较好的就是上基建项目。因此，基建的重要性虽然不像减税那么迫切，但仍然要放在第二位。即要启动新一轮的基建，补足经济社会的短板。川藏铁路的建设已经议论了很多年了，但有关方面一直没下决心，现在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已经果断开工了，预计投资是2700亿。 另外国家发改委最近密集的批复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累计投资达到了8000亿。因此，明年基建还是要搞、还是要继续以基建的方式托住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搞法应当和过去有所不同。一是基建投资的对象要放到补齐经济社会的短板上来，二是投资的方式问题是要坚定不移的搞PPP，绝对不能够像过去一样以政府投资为主。三是投资管理方面，也要做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 最后是关于明年的赤字率的问题。对此，现在有两方面非常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是金融人士、一些接近市场的经济学家认为3%的赤字率没有必要死守，可以提升到4%或者6%。另一方面是财政专家坚持要守住3%的红线。不过也有一位证券市场的专家给了一个表，表明中国经济在最糟糕的时候、即 2008年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候赤字率也没有破过3%。 换句话说，不能认为明年经济要下行、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一定要在赤字率上有重大表现。事实上，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箱里有各种不同的工具，各种工具之间可以相互搭配、相互支持，不一定把宝全押在赤字率上。 我个人的观点，明年的赤字率不提高是不可能的，但提高到多少合适呢？我认为3%正好，既进退有度，也左右兼顾。这里的核心问题是，3%及其以内的财政赤字率能够给各方面一个信号，即国家财政运行在安全线之内。这个信号是政府的底线、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3%的赤字率还可以给各地方政府一个节制投融资、严控债务的信号，这是对当前饱受地方隐性债务之苦的中国而言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在我国家独特的体制条件下，投融资方面历来易放难收、积极财政政策从1998年推出到现在基本上退不出就是明证。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年中，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应当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退出的，但事实上一直退不出。在座有很多都是搞宏观经济研究的专家，应当深知从美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上看，短期调控主要靠货币政策而不是靠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本身的政治性、时滞长等都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货币政策一样能随时根据情况调整。所以要特别谨慎对待提高赤字率到3%以上的建议。 总之，我的核心观点是，明年积极财政政策肯定是“更加积极”的，但是在推出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方面，则要把减税、尤其税制的优化和完善放在第一位。第二是基建。第三是赤字率可以提高，但是不破3%为佳。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成员、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副总经理姚余栋出席并发表演讲。姚余栋表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对冲未来中国经济波动的风险。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最终使中国经济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 以下为演讲摘编： 姚余栋：很荣幸参加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5周年的生日庆典，今天回顾过去5年的历史，也是展望未来。同时今天发布了黄院长主编的一本重要的书，这本书我也认真学习了，觉得水平还是很高的，包括对理论的总结，对整个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总结，都是很有创新性的和功底的。现在国内改革偏重于降税、利率市场化、养老等，这些的确都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对逆国际化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带来的收益是认识不足的。 周小川在第二届钱塘江论坛上说中国面临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前到来。我想很多人不够理解。所以，我想跟大家汇报，人民币国际化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我认为新市场国家的主要问题就是就是这些国家的货币不是国际货币。从经济增长上看，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金砖几国都比日本强？日本是严重的超老龄社会，按理说日元应该贬值，而日元恰恰是升值的。日本经济不好为什么日元升值，金砖国家干得很好，除了中国之外照样编织。为什么？跟国内关系不是很大，就是货币不是国际货币。 所以，我们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之一，别光顾了内线作战，不要忘了外线作战。内线、外线都很重要，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汇报的。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巨大成就。SWIFT统计，跨境额占到2%左右，虽然2%也是第5大国际货币，有40个国家和地区，100多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IMF公布的人民币外汇储备已经接近达到全球的1%。 为什么周小川行长说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前到来？很多人不理解，我自己做个解读，也不一定准确，我们把全球国际货币、美元、英镑、欧元、日元折算成SDR流动性，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流动性的断崖式下跌。它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主要发达国家央行在缩表。 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增长如果保持2%-3%的时候，货币已经在下降了，“人活着，钱没了”。会怎么样？所以，这就是未来的趋势。怎么理解美国股市大跌？怎么理解加拿大元贬值，澳大利亚元贬值，是因为全球经济渐入冬季，新兴市场下降回馈到了发达国家经济体，他们也撑不住了，根本原因是未来整个SDR篮子缩表了，美联储缩表，日央行缩量QE，英格兰银行加息，用于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的货币在收缩，而国际活动还在扩张会有什么结果？占优货币升值。 国际货币就升值，非国际货币就贬值，不管你是卢布、雷亚尔，都贬值，这是很残酷的一个规律。全球流动性收缩，新兴市场这样一个货币的危机即将持续十年。 现在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量迅速在增加。土耳其、巴西的汇率重创，股市重创，有人说越南好，小心越南盾，小心印度的卢比，印度尼西亚也刚刚稳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将持续十年。 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纷纷波及，东亚似乎货币比较有韧性，但是你不知道哪个货币贬值就会影响所有其他的货币，就会出现传染性贬值，就像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 补充全球流动性怎么办？全球基础货币没有人民币会怎么样？跌幅在15%，加入了跌幅就是10%。没加入人民币跌幅在10%以上，这个加入跌幅也是负的，但是少了很多。所以，全球流动性不足，发达国家缩表这个时候给了人民币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前到来。 流动性全球都需要，越来越多国家需要人民币。所以，我们也提出看看未来，全球将来SDR缺口在十万亿，基础货币收缩，但是全球经济增长，缺口越来越大。能不能建立这样一支至少一万亿人民币的海外合作基金，重点是支持“一带一路”，不一定小打小闹，一千亿，两千亿不一定够，因为全球的缺口是比较大的，量比较大。这就是一个人民币的机遇，我们该不该抓？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也在CF40宜春人民币国际化论坛上说将来是个机会，要考虑到我们可能是逆差国，不要因为经常顺差以为当然的，我们可能未来的几年会转入经常账户逆差国。逆差就意味着我们向境外输出我们的人民币。敢不敢承认这个现实？逆差国可能来得比我们想象得早，我们以为需要到了更老的时候储蓄率下降才有逆差，可能由于这样一个国际贸易摩擦，全球经济整个的下行，我们的经常逆差本来就快。怎么办？全球需要补充流动性，人民币是一个重要的救赎。同时，我们自己可能经常账户逆差来得早，本来就带有输出人民币的渠道。我们敢不敢做？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心理上准备好。我们看到逆差输出可以从资本账户回流。今年以来，实际上国内的金融开放还是比较快的。我们境外金融资产今年一直在同比增加。外资银行的总资产虽然不多，但也在恢复。QF和RQF的投资量是不断增加的。境外的很多机构是愿意抄底中国的。两大股市，去年7月份启动了债券通，一共有将近500家机构加入债券通，财政部刚刚又宣布了对境外投资国内债券通取得的利息收入免税，一共三年时间。债券通持有的债券市值迅速增加，境外机构持有的人民币的类型也在迅速扩大，它已经不光是国债了，现在已经开始有国开债，同业存单有一些流动性的短期的融资券，越来越丰富了。说明资本项下越来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不光是SDR，非SDR带有流动性的对外投资，我们国内的对外投资现在做的也还是不错的，通过人民币的形式。人民币国际化通过RQF，QD流出的人民币也有配置，虽然全球配置上我们还差得比较远，但是QD额度扩大使我们居民更好地扩大，促使了在全球资产配置的分散化。 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人民币国际化提前到来的机遇。我们也有挑战。我们看到人民币互换额度增长基本是平的，支付有所回落，跨境支付的金额维持在一个平台上，但是我们整个人民币支付是整个贸易量的大约30%。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待继续提高。人民币的SDR篮子也即将面临第二次IMF评估。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中国经济表现出的韧性，人民币在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风雨飘摇之中表现的这样的稳定性，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过去人民币国际化这样一个里程碑的表现，如果没有人民币及时加入SDR，我们在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也难逃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厄运。今天人民币已经是SDR篮子货币，越来越是国际货币，我们得益于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我们面临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机遇是全球流动性不足，唯有人民币可以适当地补充全球流动性不足这样一个困境。同时，我们的经常账户逆差可能提前到来。我们的资本账户由于我国坚定不移的进行金融的改革开放，沪港通，很多“通”，还有债券通，明年中国的债券可能加入巴克莱指数，每个月流入400亿人民币，累计下去会有几千亿。中国的债券第一次具有全球配置的价值。所以，人民币整个这样一个回流，可能在默默呈现，用经常性逆差输出人民币，用资本账户的顺差把人民币回收，形成一个人民币的回流。想回到双顺差的日子可能比较困难，我们敢不敢面对可能到来的经常账户逆差，勇敢的把人民币输出去？支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新兴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我们敢不敢通过资本账户进一步的开放，特别是吸收债券，股市，打通这个环路，这是值得思考的。 总体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40年，成绩辉煌而伟大。今后的路程依然具有挑战性。今天中国经济有这么好的全球地位，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第二大的居民财富拥有国，14亿的人口，人均GDP接近了人均一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下一步不能把眼光仅集中在国内减不减税等，包括一些国内重要的结构问题上，要把眼光看到全球。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对冲未来中国经济波动的风险。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最终使中国经济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 我的汇报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1984年莫干山会议亲历者，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常修泽出席并发表演讲。常修泽表示，我们货架上的东西不够，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激荡的年代，我们的货架上的东西很单薄，我个人也很惭愧。 以下为演讲摘编： 听了各位的演讲，也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我们中国的智库到底怎么建设。现在中央级的官方智库有25个，但是2018年发生的事件对智库的质量是一个检验，特别在中美贸易、中美摩擦的问题上。 上午冯俏彬女士提了科斯的关于思想市场的观点，可惜，我们中国的思想市场的货架上没有我们应该有的商品。我们货架上的东西不够，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激荡的年代，我们的货架上的东西很单薄，我个人也很惭愧。 今天星期六，我来参加新供给的会议也是来学习。前一段我到欧洲做了一些访问，到了西班牙的马德里、欧盟的总部布鲁塞尔，在那里看到《论剑莫干山》这部电视纪录片，其中第5集出场的是黄剑辉院长，因为他是三届新莫干山会议代表，在电视里代表新莫干山人有一个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发言，很好。我在欧洲十天，跟欧洲学者接触，他们对于《论剑莫干山》5集电视纪录片的反响比较强烈，欧洲学者关注中国改革40年，他们希望看到一些更加生动、形象、具体的东西来展示中国改革40年。 回到国内以后，我问了周边的几位朋友，都说没看过，为什么中国在香港的凤凰卫视，不让我们看了呢，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呢？这促使我思考很多问题。 讲一下我个人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原理》的思考。这本书我在9月份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三个印象。第一，视野比较开阔，是站在全球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包括改革开放。第二，理论跟实际相结合，既有理论，当然还有很多实践。第三，资料非常翔实，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我现在转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原理这一问题的，我个人的一些观点。第一，纪念中国开发40年，需思考一个命题：我们回顾总结到底不为什么，为了什么。不应为了从成绩中寻求慰藉，也不能为了躺在功劳薄上为回避今天找借口，应该是总结经验规律，为下一步改革，而这个改革关键是找“常”。荀子有句名言“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我们要找这个40年的“常”，找规律，可惜现在看到规律性的东西还比较少，就事论事的东西还是比较多。所以，我喜欢找规律。我个人试图以下几个： 第一，一个根本，超越“物本”和“官本”，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根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曾提出，在新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我个人1986年曾向教育部高校青年研究基金项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后来出版了《人本体制论》。人本针对物本和官本主义。中国的物本这些年有所缓和，但是官本位和权力本位非常之严重。中国人必须摆脱两个奴役，一个是物本主义的“金钱奴役”，一个是官本位的“权力奴役”，这两个奴役是下一个中国要解决的深层问题。 我建议诸位读马尔库塞先生写的《单向度的人》，习近平主席在浙江的时候仔细读了这本书，还引了这本书的文章，他说“人不应该是僵化被动的人，而应该是全面主动的人，不应该是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他加了引号。所谓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的定义就是丧失否定、丧失批判、丧失超越能力。是一个人，但是知道肯定不知道否定，知道歌颂不知道批判，知道守成不知道超越，这样的人叫单向度的人。习近平说我们不能当单向度的人，这话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下一步抓三权，一个人身权，一个财产权，还有人格权。 第二，是两相结合。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结合。我们中国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是对的，但版本是低的，中国需要升级了，由1.0版向2.0版升，提出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不适应未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第三，是三维产权。构建天地人命运共同体。我写过《广义产权论》，广到天，广到地，天地是三维的。中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怎么样打造一个天地人的生命共同体，这是需要研究的。我们现在大部分还是工业文明里打转，中国下一步怎么超越工业文明，这个思维模式应该升级了。 最后，是文明包容。现在有两个命题，一个是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要道路，关键字是个“特”字；按照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这里面的关键词是“共”。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怎么把中国的“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融合起来，整合起来，打造“特”、“共”一体的模式，这个问题非常之迫切。新供给研究院追求的的开放包容是很不易的，我非常欣赏新供给研究院的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观点。怎么样增强中国改革的包容性？怎么样增加中国经济体制对内对外的亲和力？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大问题。[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并发表演讲。金海年表示，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减轻税负，更要解除约束。 金海年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 以下为演讲摘编： Stigler在1965年提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有三个标准：首先要跟现实是吻合的，第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三能跟踪和验证。我觉得结合新供给经济学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精神，就是在时间跨度上能经得起检验，不能以前适用现在不适用了，或者现在适用未来又不适用了，理论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科学理论，要找事物的规律，规律一定是相通的，中国也适用，西方也适月，发达国家适用，发展中国家也适合，这才叫规律，如果不是的话，还只能叫经验，不能叫规律。因此，一个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或者一个经济学理论达到科学的标准必须要符合这样三个标准：第一个是归纳性原则，要简单、普适。第二是可检验的。第三，要能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或者能够对未来进行预测。 主流经济学整个演进的过程，从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和道德情操论开始，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但对需求缺乏准确定义，也不能反映质和量的关系。 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投资的成熟效应，尤其他成功解释了美国罗斯福新政成功应对1929年之后大萧条危机。但到70年代产生了滞胀。因为它摆错了政府在宏观等式中的位置。同时，要有总量分析，更要有结构方面分析。 新自由主义理想化的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商业化，否定了政府的功能，这显然与现实不符。供给学派以拉弗曲线强调税收的边际效应，但是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减轻税负，更要解除约束。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科斯通过交易成本的概念，定义了企业的本质和边界，发展经济学提出TFP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但是忽视了资本、人力以及自然资源（土地资源）都是由企业来进行调配的，资源配置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只有企业对资源的运用才会创造价值，这在展示中没有体现出来。因此体现为华盛顿共识的失效，反而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中国的改革怎么样体现为通用的经济学理论，需要我们从学者的角度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凯恩斯宏观等式把政府的支出G放在需求一侧，这是造成美国70年代滞胀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从原理上来讲，政府的支出不应在需求一侧，而应在供给一侧，因为政府的支出是为了提供制度、公共服务，是企业生产的投入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把政府的支出放在供给一侧，我们就可以构建出一个制度供给、公共服务供给等政府供给与人们通过税收购买服务的需求的均衡体系。这样理论上能够找到最优的一个政府支出的空间，也就是税收的最优比例，产生最大的社会产出。 为什么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因为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它的作用是不对称的：1．需求是被动的，供给是主动的。2．需求是应对危机的短期的，供给是长期动力。3．需求是目标，供给是措施。4．需求不一定适合调整，主要应调整供给。5．从供给侧想办法往往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所以，什么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圣杯？首先，经济学是一个研究人的活动规律的科学，应该把人的假设从来理性的一维假设扩展到动机和能力二维的假设。同时，动机是需求的基础，但是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学的范式上研究需求，反而只是应用了心理学的需求层次论，也忽视了经济学的发展阶段的规律。第三，制度应该是经济学的内生变量，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制度发挥作用的体现。所以，我们应该找到这样的理论，虽然来自中国实践的总结，但是面向世界各国通用的规律。希望新供给经济学成为中国人提出的世界的理论。[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出席并发表演讲。魏加宁表示，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了，不像拉美国家那样，年轻人都在大街上面晃悠，中国的年轻人失业以后都宅在家里、趴在网上。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 以下为演讲摘编： 第一部分，从三个角度来看当前的经济走势。这三个角度无非是长期、中期和短期。长期因素也就是这些年我们所讲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具体测算方法不同，但是我们做一个统计分析就可以看到，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确实是在下降。从“六五”时期到“十一五”时期，我国的潜在增长率都是在9%以上，甚至10%以上，但是“十二五”下降到8.05%，“十三五”时期下降到7.19%，十四五将进一步下降到6.35%。 中期因素，主要看改革周期，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这三个大的周期有一个共同规律，每当遇到经济危机和经济困难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但这一轮我们期待已久的思想解放迟迟没有见到。 短期因素，尽管贾康讲到要创新，但是现在统计上还是由三驾马车构成的。首先，消费在放缓，公款消费下来了，但民间消费没有上来，民间消费主要是靠年轻人的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支撑着，税收的增长还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可支配收入在放缓。 其次，看投资。现在是外企不想投，因为营商环境太差；民企不敢投，因为信号紊乱；国企是不能投，因为杠杆率太高。 最后看净出口。一边在扩大进口，出口又遇到了贸易战，净出口也不太理想。 再有一个是统计因素，两个特点，一个是与2007年高峰值相比已经跌到不到一半了，第二个特点已经连续13个季度稳定在6.5-6.9区间，这么平稳的一条直线，连“心跳”都没了，谁还相信这个数字？ 第二部分，对当前经济走势的三个判断。 第一点，潜在增长率确实在下降，但是前面有专家也提到：改革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比如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一个理由是投资效率在下降，但是如果我们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高效率的民营企业，总体效率不就可以提高了吗？潜在增长率不也就可以提高了吗？ 第二点，即使是根据官方的数字，恐怕我们的实际增长也已经低于了潜在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意味着什么？就是失业。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了，不像拉美国家那样，年轻人都在大街上面晃悠，中国的年轻人失业以后都宅在家里、趴在网上呢，网络上面一有风吹草动为什么就会变成一场风暴？如果大家手里一大堆工作要做，那北大校长念个错字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大量的人闲着无事可做。 今天是公开会议，所以尽量讲点儿正能量。亮点一，宏观政策发生了重要调整。面对当前经济形势，我们用两个维度可以分出四种主张，一个维度是宏观政策要不要刺激，刺激不刺激。再有一个维度是体制改革要不要改革，改革不改革，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四种观点，一种主张是所谓“新常态”。我记得2016年我在新供给论坛上就提出过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到底是“新常态”还是“转型期”？如果是“新常态”，你最佳的对策就是，既不需要刺激，也不需要改革，适应一下就好了。但是如果是“转型期”则意味着什么？你开车的时候是快车道风险大呢？还是慢车道风险大？其实都不是。而是在从快车道往慢车道变道的时候，过去高速增长掩盖着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会暴露出来。所以，如果是转型期就意味着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我们注意到十九大已经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了。 第二种主张，看到了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但是解决的办法还是老办法，上项目搞刺激，我把它叫作“传统派”。第三派我称之为“改革派”，改革派的主张就是：当前这种形势下绝对不能靠刺激，而是必须靠改革才能走出困境。代表人物有吴敬链、张维迎、许小年等。第四种主张是“实践派”，有关部门一边在推改革，一边在适度的刺激。 日本学者津上先生提供了一个PPT指出，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政策一直在摇摆，先提出新常态，后来是PPP反弹，又来个去杠杆，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们看到下一步最新的政策信号是：政治局7月31号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6个稳”，而且把“稳就业”放在了第一位，这是我们看到本届政府上来以后第一次把“稳就业”放在了首要位置。 10月31号政治局会议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出形势判断发生了变化，首次提出中国经济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而且继续坚持7月31号提出的“6个稳”。货币政策的提法，研究货币政策必须首先学好中文。一季度的提法是切实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二季度变成“管好”，三季度变成“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一字之差，含义大家都明白。财政政策到底是收紧还是放松，去年9月底我在社科院的会上讲到名义税率在下降，但是实际征收力度在加强。所以，企业的税负实际上是在增加的，结果又有人不高兴了，新华社发了一篇文章，采访了一批财税专家来批我的观点。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 关于PPP，2015年让我们做评估时是，加速推进，去年再让我们做评估换时变成了求稳的态势。 国庆节期间，财政部长刘昆接受采访谈到了减税。 当前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个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我现在非常担心一边通过收税把经济增长压出去，另一边通过央行来放货币，最坏的结果很可能是增长没有上来，搞不好通货膨胀先上来了。如果出现“滞胀”的局面，宏观调控将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二是要处理好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不改革的话宏观调控的路就会越走越窄，宏观调控的区间也会越来越小。再一个是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过去老讲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如果国内不改革的话，人家不来了，甚至往外走了。这是一个最新现象。所以，我们要加快改革。 亮点二，民企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 前一段时间各种舆论上的“恐怖袭击”，吓得民营企业家心惊胆战的。这次习总书记从广东回来立刻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然后各部委纷纷表态，中央领导表态，各部委表态，然后各级政府的省长、书记都出来表态，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但是翻过来讲稍微有一点晚了，即使现在对我们民企的态度全面调头，估计至少明年上半年以前中国经济的数字会非常难看。 再有，如果说贸易战的主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但是国内政策，尤其是民营企业政策完全在我们自己手里呀！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要从领导喊话变成政策调整，要落实到政策上，还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民营企业家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最近看到民营企业家的发言，他们最担心的是两个，一个是产权保护，一个是人权保障。所以，前年我们在对产权保护文件做第三方评估的时候，就提出要修宪。因为我们现在的提法对产权保护不是平等的。所以，我们提出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这是我们前年提的观点。 亮点三，金融市场正在加速开放。这里面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对外开放到底是为了谁？是为了美国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从理论上讲，究竟是封闭式的小循环更安全，还是开放式的大循环更安全？时间关系不讲了。从历史经验看，清朝的教训就是搞闭关锁国，先搞了闭关锁国，就会落后而不自觉，已经落后了还以为自己是老大，结果“落后了就要挨打”。 再有，我们讲“新时代”，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全球化。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时代，智能化时代再搞新的闭关锁国，重蹈清朝的覆辙。习主席今年初宣布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新举措我们就不细说了，金融开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新的负面清单也出来了。 最后讲一个产业政策转型在加快，一个是产业政策自身的转型，要从刚性的产业政策变成柔性的产业政策，从纵向的产业政策变成横向的产业政策，从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变成功能性的产业政策，从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变成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从以国家或地方利益为中心的产业政策变成以国际规则为准绳的产业政策。 再有一个就是从产业政策往竞争政策转型，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是以指令性计划为核心，用指令性计划协调统领各项经济政策。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1987年我们发展中心提出，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用产业政策来协调统领各项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以竞争政策为核心，用竞争政策来协调统领其他各项经济政策。 我们注意到，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加了一句话：加强和优化政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职能。接着是三个反垄断司局合并到了市场监督总局。所以，产业政策的转型也在加速。 所以，回到这张图，我们过去的经验是每当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习主席今年1月23号在一次会议上讲，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习主席这次10月份去广东调研时再次强调要“思想的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我想借着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推动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就能够带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广宇出席并发表演讲。他表示民营企业发债率非常低，债券市场的表现非常弱。下一阶段要参考国际发达市场在企业债券发行定价方面较大的灵活性，从企业本身的角度来讲，增强自己的信用观念，维护债券信用。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广宇 以下为演讲摘编： 高质量经济增长是我们的一个期望和目标，要想改革金融去支持实现高质量增长，必须要构建正确的发展路径，必须要有长期的观点，必须要去做正确的事情，否则增长就是“新瓶装旧酒，换药不换汤”，要实现真正的高质量是非常难的。 权益金融本身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无论社会哪个主体、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必须要考虑自己的资产负债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大家谈资产问题谈得多，谈负债问题谈得多，但是谈权益问题比较少。从企业角度看，很多企业资产太大，往往面对的结果是盈利能力不够；负债太多，杠杆率就高企。我在这边引用了一个数字，2008年以来，中国实体企业的利息支出占社会融资增量的比重从30%到了现在的50%到60%。如果2018年整个社会融资总量的60%，是用于还过去融资的利息的话，这样的融资结构怎么可能再进一步支持增长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权益金融的问题考虑，不管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忽视权益，必须要在权益金融领域里有所作为、有所思考，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当前我们把“稳金融，稳经济”视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要想实现稳，必须要关注稳的机制和方法，而不能简单停留在稳的表象上。央行也提到为了解决当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让经济稳下来要射出“三支箭”，我们最关注的是第三支箭，怎么使民营企业得到股权融资支持的工具。因为这对其权益补充、资产负债表的修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让第三支箭射出来，这是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特别重要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权益金融研究比较普遍但并不深入。研究有不同的角度，权益金融工具是公司融资的股权工具，是公司扣除债务后在资产中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合约。从金融行为角度看，权益金融就是指与权益相关的投资活动，是为了获取其他企业的净资产权利或利益的投资方式。从社会融资的角度，大多数权益金融与直接融资挂钩，我们直接融资的比重非常非常低。从金融科技的角度来讲，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我们实现更多的权益融资提供了新的工具。 其次，重点谈谈权益金融的形成机制跟投资的关系。目前的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未来我们对权益的一些看法。过去几十年，中国投资的比重一直非常高，相比主要国家来讲，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一直在最前面。未来我们都意识到要谈 “聪明投资”，怎么样让权益不是简单停留在基础设施的领域，能投资有核心价值的公司，投资创新技术的研发，能创造出消费者真正需求，帮助升级的消费企业，实现高效投资，在当前的环境下为中国的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带来新的增长，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同时观察到资本收益率下行的现象，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权益金融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方案，中国未来投资机制的形成和投资环境优化还有非常大改善的空间。 第三，权益金融和直接融资在发达经济体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明显。无论以美国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系，还是英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日本则是典型的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制度，德国金融银行和债券市场，支持工业和科技企业快速孵化，对创新经济给予扶持。发达国家对直接融资和权益金融都建立了非常完整的市场体系，这正好是中国所欠缺的，值得借鉴。 第四，发展权益金融必须从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股权投资市场协同发展，多点发力，最后才能实现权益金融的发展，限于时间不详细介绍。 对资本市场改革的建议有几个方面，加强法制建设，继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重点支持能够符合国家战略方向，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能够快速融资。加强投资者教育，增进资本市场产品的多样性，积极审慎地推进全球化开放。 债券市场方面，民营企业发债率非常低，债券市场的表现非常弱。下一阶段要参考国际发达市场在企业债券发行定价方面较大的灵活性，从企业本身的角度来讲，增强自己的信用观念，维护债券信用。从市场和中介角度讲进一步放开，适当引入国际评级机构，促进国内市场竞争和发展。 股权市场方面，大力鼓励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这个行业还非常弱小，还有待于更多的社会资金，更多的长钱投入到这个领域里，不能支持创新型的技术和初创型的企业从小变大，从大到强。 总体来讲，稳金融、稳预期必须要重视权益金融，不能停留在表象上，必须要去研究稳的机制和方法。要想稳下来第一要调控速度，不能大起大落，也不能人为制造市场恐慌。有一句俗语，“紧过石头慢过桥”，就是说节奏重要，既不能用百米的速度跑马拉松，面对权益金融这样的关键问题也不能犹豫不决，资本市场的改革不能在当下环境止步不前。第二，稳的重点是动力持续，去杠杆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负债，但是不能以“抽血”和“抽骨髓”的方式去杠杆，流动性一旦枯竭企业发展就没了动力，发展权益金融帮企业多装上几个马达。第三，稳必须实现路径的优化。市场化、法制化是基本规范，保护产权，优化营商环境是立即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走这样正确的阳关大道，否则就会制造路障，甚至选错路。毫无疑问，发展权益金融对稳的速度、动力和路径，都有重要的影响。 只有权益金融是长钱，持久的钱，是底层的钱，是跟企业家核心利益一致的钱。尽管今天在理论界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很多问题也交织在其他的范畴内，但是我们必须选择走正确的路。也有人说今天谈权益金融太晚了，就像对中国经济悲观的观点一样，我们既不能对未来长期降低信心，也不能对强大的传统金融听之任之。必须引导全社会的金融资源向权益科目适当的倾斜，而不是愈发集中在负债科目。选择只要是正确的，多晚都不算晚。 只有大力发展权益金融，才能带来新经济的快速增长。新经济在呼唤新金融，我们一起期待中国权益金融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出席并发表演讲。马晓河表示，当前的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导致中国的消费动力不强，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中等收入人群有钱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不想消费。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 以下为演讲摘编：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完成两个短周期之后，从2012年开始，27个季度是一条线，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过去的快速下行进入到慢性下行通道，在这个下行通道中中国的经济周期已经消失，27季度没有周期，就一条线，这是很奇怪的。 再看出口，中国的出口也处于波动中下行。再看消费、投资，从2009年以来也是下行的。中国的特色是叫三驾马车加一个“赶车夫”，什么叫“赶车夫”？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引起的经济变量变化。 今后中国经济走势怎么样？今后我认为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三大变化，第一有利于劳密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第二，体制改革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第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这三大变化将使中国经济继续下降。 首先，国际有利于劳密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正在转折性变化。 中国与主要大国间不适应或摩擦度加大。今后一段时间，发达体依然主导世界，这改变不了，新兴体在世界的地位会上升，中国的角色会从过去的追赶型向引领变化，但是大国不适应。为什么不适应？因为中国的体制跟这些大国体制不一样，有差异性。所以，中国要想向中心走，越向中心走，与大国间的摩擦越大。所以，中国的举国体制和人海战术带来的优势正在演变成劣势。因为这些大国害怕中国，害怕中国的举国体制，害怕中国的人海战术。中国一搞什么产业世界全玩完，别的国家干不了，没法干了。所以，现在好多大国正在远离中国，不跟你玩了，玩不过。 第二，中国来自两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吸引国际资本，同时高端制造环节技术创新竞争力提高和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形成高压效应。中低收入国家正在照搬中国模式。我们越宣扬中国模式在低端制造业领域，我们培养的竞争者对手越多，这将对中国替代作用越来越大，挤出效应在不断加大。 三，中美由合作共赢向竞争对抗强度越来越大。美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加大对中国的不合作程度，转向全面立体多维对抗。中国与世界最大经济体从过去的低成本交易、合作获益转向摩擦争端、对抗竞争、高成本交易。世界足够大，两个大的共同体共同主导世界的格局，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让你这么干。 四，国际贸易规则长期有利于中国出口的WTO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会在以下4方面改变：1．不以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的不公平竞争将会改革；2．工业补贴和国企扭曲；3．强制技术转让；4．数字贸易保护主义。这种改革会对中国带来挑战。 同时，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在着手推行“三零”协议，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对中国带来了挑战。我们主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来了，“三零”协议来了，对我们既有压力也有挑战。 从国内看，体制环境发生了变化，发展方式到了转变关口期。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再想回到过去那种环境已经不现实了。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缓慢影响增长。从三驾马车和一个赶车夫来看，我们过去主要是靠投资打头，出口导向，现在看中国经济达到中上收入国家之后，经济增长再想靠投资又不灵了，公共领域投资饱和，中低端产业投资也出现饱和，而高端产业又进不去。所以，这时逼迫经济体向消费打头专向。韩国、日本当年都这样，到了中上等收入国家必须向消费打头转向。消费打头跟投资打头有个巨大特点，投资是快变量，少数人决策，集中见效，消费是人人决策，分散消费，渐进式见效。所以，一旦消费打头必然会下降，任何经济体都是这样的。尤其在中国，当前的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导致中国的消费动力不强，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中等收入人群有钱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不想消费。从供给侧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兴产业发展虽然很快，但真正体现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很少。 第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影响增长。各级政府干预市场，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释放出的改革信号既碎片，又部门化，甚至不一致，导致国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民企的信心空前下降，支撑经济的活力在哪里？ 第四，社会结构矛盾的变化，橄榄型社会建立，受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制约。还有城乡二元体制很难破除，市民化的社会结构建立也受阻另外，需要消耗财富的老年人增长快于创造财富的年轻人。 第五，过去长期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到了爆发期，新的结构矛盾又在产生，比如金融风险、汇市、股市、债市波动发生共振。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诉求在增加，我们的制度供给难以满足，尤其是中产阶层，支撑中国经济创新、消费、稳定的中产阶层成长他们需要自我表达、自我决策、自我行动，但我们从上到下的纵向管理体制是习惯愿意为你表达，愿意替你做事，愿意替你服务，管理着越想加强社会管理，中产阶层越发不乐意，由此引起的摩擦会越来越大，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有增长，但是继续下降，我希望这种下降缓慢一些，也希望中国经济增长下降能落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出席并发表演讲。贾康表示，中国如果满足于常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以下为演讲摘编： 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后严重落伍，积贫积弱，经过救亡图存，奋斗牺牲的过程，在求发展之路上，终于走到了以改革开放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战略目标的“强起来”时代的门槛，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按照最高决策层规划的“新的两步走”，要达到中国梦，我们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而攻坚克难。 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凸显的制约，中央已经表述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的发展是由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带出来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我们将面对一系列被称为“陷阱”的这样一些不利状态，比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福利赶超陷阱以及塔西佗陷阱等，虽然都是比喻，但却寓含着不可忽视的挑战。 中国必须以新旧动力的转换，形成抑制和化解矛盾凸显、对冲下行因素、有后劲跨越此类陷阱的质量升级版可持续发展。新供给经济学在这类挑战面前，我们研究者的思维，是基于经受历史考验使中国冲破历史三峡的现代化诉求，尽可能形成高水平思路，要“守正出奇”地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的政府两方面的作用，于创新中优化结合——基于竞争，但不局限于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 所谓“守正”，首先就是强调我们必须认识、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让它充分起作用。这样一个认识来之不易，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明确地表述出来，后面跟着的“出奇”，就是中国并不能止步于应用一般市场经济的常规发展经验，而必须以政府理性的供给管理，在承担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寻求出奇而制胜的创新型超常规发展。 中国如果满足于常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国际竞争的环境，种种的制约条件，必须使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邓小平所勾画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和中央现在进一步具体化的新的两步走战略里所蕴含的十分深刻的追赶-赶超战略思维。我们必须寻求的“出奇制胜”的创新型超常规发展中，具体的制度机制创新，就必然是一系列带有双轨制特征的特定的制度与机制安排。 比如，产业政策的选择性设计和它市场化的合理运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是不能否定的，但最关键的就是这种产业政策如何科学制定的后面，还必须有跟市场机制对接的机制性的创新，这是产业政策的关键。又比如，金融创新发展中和商业性金融并存的政策性融资也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我们认为必须提到战略层面来把握的挑战性任务。 再比如，住房制度和不动产业界保障轨与市场轨的统筹必须全面优化，否则我们根本无法构建完成中央所说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基础性制度支撑的长效机制。收入分配领域里有力、有效、有度的再分配，那也需要区别对待，必须面对复杂的结构性问题找到尽可能高水平的解决方案，要在这方面解决一系列的冲破既得利益阻碍、攻坚克难的问题。 这种守正出奇寻求创新成果的通道，势必是比较狭窄的，很容易出现的双轨运行中的种种纠结、矛盾、扭曲，处理得不好，设租、寻租等等问题会不断困扰我们，但是把这条路走通，却是在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过程中达到现代化愿景目标的希望之所在。我们要把相对窄的这条路走通，才能使中国在追赶和赶超的超常规发展中冲过“历史三峡”。这里面最关键的，我们认为，就在于以尽可能高水平的实质性的全面配套改革，来构建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在新旧动力转换中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由此来保障“守正出奇”的成功率，实现以人为本、惠及全球的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出席并发表演讲。贾康表示，原来主流经济学的“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的突破势在必行。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以下为演讲摘编： 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成果，侧重需求侧的总量分析和需求管理，对接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认知上，有三驾马车之说，是以国内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的需求（净出口为代表）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解释GDP形成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这有它生动形象的优点，实际上已经把需求侧的总量框架演变为结构化的“三分”框架，但是它还显然没有完成对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很有必要把这样一个结构化的逻辑，延伸、传导到供给侧，形成对于动力机制体系的完整认识和把握。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所推进的基础理论研究，积极地做了这方面的理论创新工作。 我们认为，如果把响应国内消费、投资和国外需求的供给侧引入视野，马上会遇到更复杂得多的结构问题，整个供给体系中微观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宏观的调控行为，所涉及的显然有生产力布局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制度（体制机制）结构等，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对这个视角的展开考察、深入剖析和认识提炼，还远远不够。虽然在生产力视角和生产关系视角已经有一些研究者的努力和他们的成果，人们所称的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是这方面的反映。 但是主导的思路、经济学主流的认识，过去仍然是在总量型的“反周期”政府调控之下，由竞争性市场的要素流动，自发地解决极为复杂的结构优化问题。理论上说，这一认识所包括的完全竞争假设和华盛顿共识中的可取之处，应该得到肯定，但是有明显的局限性。 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现实生活已经反复表明，研究者为了使理论发挥它烛照、服务、引领实践的作用，必须迎难而上，把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升级为2.0版，在供给侧深入展开分析认识，虽然这一任务艰巨，但是势在必行的系统化的研究，在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认识路径上，关于结构如何优化的机理分析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切入点。[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8日消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洪崎出席并发表演讲，洪崎表示，展望未来，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既面临多方面新的机遇，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新挑战。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洪崎 以下为演讲实录摘编： 五年前的今天，2013年12月8日，主题为“新时代、新机遇、新供给”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会在京召开，标志着这艘承载着中国一批志同道合的经济学人光荣与梦想的航船挂起了风帆，迎风破浪，驶出了港湾。 近现代100多年以来，埋藏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心中始终不泯的愿望，就是要构建、创造出中国人自己应运而成的现代经济学。民国时期的1936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的唐庆增博士，就率先提出“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 2008年，源自美国的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学界呼吁加快构建新版国家经济学说的呼声日益高涨。2010年11月24日，上海证券报发表章玉贵的文章《深层改革整体设计呼唤新版国家经济学说》。2011年1月26日，《财经》杂志发表采访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文章，科斯先生明确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 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夕，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等一群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经济学人，满怀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走到了一起，组成“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迈出了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服务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一步。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设立宗旨，是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欧美主流经济理论框架，践行“求真务实融合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理念，积极研讨构建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并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为我国中长期发展构建创新型的经济理论支撑。 展望未来，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既面临多方面新的机遇，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新挑战。2017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已明确了我国的总体发展方略，华夏新供给研究院在2018年8月出版发行的《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的中国》一书中也提出了若干建议。但是，无论是从全球近500年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看，还是从国际国内的最新发展环境演变情况看，未来国家前行之路必然不会十分平坦，承载14亿人民的这艘航船的前行之路也不太可能始终风平浪静。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给出解决方案的新问题还有很多，智库的作用仍将日显重要，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依然重大而光荣。 2018年国际发展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宏观经济表现为稳中有变，且下行压力明显增大，让身处寒冬中的我们感到了丝丝凉意。但是，我们深信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40年奠定的坚实发展基础上，持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引领勤劳智慧的14 亿中国人民，持续创造新供给，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乘风破浪，砥砺前行，与包括欧美日、亚非拉在内的全球各国人民，密切合作，互利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和平发展、中国强国富民的美好明天。 在中国强国富民，全球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新供给各位同仁，必须始终坚守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提出的梅花与牡丹精神，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精神和1984年中青年学者的莫干山精神，不断深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研究，持续服务实体经济及金融实务改革开放进程，为强国富民贡献新的智慧，共同创造和迎接中国经济学更加蓬勃发展、阳光明睸、鲜花盛开、氛芳四溢的新的春天！[详情]

　　2018年12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将迎来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在成立五周年之际，研究院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研究院建设发展的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定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国宏宾馆召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第四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原理》新书发布会。 会议议程 五周年庆典 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 08：30-09：00  会议进场签到 09：00-09：50  第一单元：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庆典 09：50-10：00  茶歇 10：00-12：30  第二单元：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 10：00-11：30  主题演讲 11：30-12：30  圆桌讨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原理》新书发布暨研讨会 14：00-14：20  领导致辞 14：20-14：50  新书作者主旨演讲 14：50-16：00  主旨演讲 16：00-16：30  记者问答环节[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