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一、经济体开放的概念 经济体开放，意味着两个含义：一是世界上存在多个经济体，每个经济体有着自己的边界；二是这些不同的经济体存在着彼此的联系，需要探讨相互联系的要素。 经济体的独立性或者边界往往是和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核心是具有独立的市场，具有边界，这个边界既包括地域疆界的主权边界，也包括制度的主权边界，主要体现在企业、资源、资本、人员和商品等市场要素的政策制度体系，以及税收、财政、货币和公共服务的边界等方面，还可能包括文化和文明的边界。 相对于独立性，经济体的开放则是指商品、资源、资本与金融、人员、技术和企业等要素的流动与链接方面。 从历史经验看，开放可以带来对外市场的拓展和对己创新进步两大方面的好处。中国历史上，开放的好处数不胜数，尤其体现在创新进步方面，从青铜器的引入、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到盛唐的开放，玉米、土豆、番茄、苹果等农作物的引入，大大促进了技术与产品品种的创新，再到近代开放的曲折历史，都对中国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现代，没有开放，我们就无法分享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科技进步创造的巨大成就，我们也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世界典型经济体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人类经济体开放的演变可以划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明接触时代（人类文明诞生-公元前2世纪）。自人类文明出现，各文明间就在进行接触，由于交通技术的不发达和经济的不发达，接触的频率不定，交流的内容也比较有限。我们已经知道，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以及更西方的文明都有接触，青铜器是其中交流重要的成果。在古代中国成为比较稳定的统一体前，中华大地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交流就催生了货币，其中公元前3300-27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就发现了贝币和玉币，在内陆的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1900年）遗址发现了来自海边的贝币和五孔刀（玉币）。 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交流时代（公元前2世纪-14世纪）。公元前2世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1]，唐朝通海夷道（海上丝绸之路）也繁荣起来，开启了中西方交流的新开放时代，到郑和下西洋达到了鼎盛。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丝绸、冶铁、瓷器、茶叶等流入西域、中亚、印度直至欧非，中国也得到了“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等香料和染料，葡萄、核桃、石榴、胡椒、蚕豆、胡萝卜、洋葱等传入中原，而特别是番薯（地瓜）、玉米、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在16世纪后期（仍以农业文明交流方式，康乾时期推广）传入中国，大大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承载能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另一方向，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开展各种活动，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等技术的西传，奠定了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是重商主义时期（15世纪-17世纪）。从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成为推动开放的主角，寻求顺差、获取金银，从新市场掠夺财富，以不对等贸易为主。 第四阶段是殖民主义时期（17世纪-1940年代）。以英国荷兰陆续成立东印度公司为标志，西方陆续将“新市场”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自由贸易”为幌子，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资源、廉价人力的来源地，完成了其走向发达的原始积累。 第五阶段是国际规则贸易时期（1940年代-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陆续独立，以联合国的成立和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拟定为标志，世界各国关系进入到平等交流的阶段，开放为各国带来了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飞速的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开放搞好了，国家和经济体就能很好的发展，甚至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如果不开放封闭自己或者开放的战略失误，就会导致落后。 以美国为例，其开放经历了四个阶段，从一个殖民地独立形成的新兴国家，成为经济科技绝对领先的世界霸主。第一阶段是建国到19世纪初，美国刚刚独立，比英德法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奉行保护主义，主要精力放在北美洲的疆域拓展（到1840年代领土已经拓展到太平洋）和国内问题；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1910年代的崛起阶段，1815年开始，美国全面学习德国的大学体系（当时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内战后，大力学习欧洲的工业革命，1880-1910年被称为美国的“进步时代”，这一阶段的开放让美国完成追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学生”成长为第二产业革命（电气革命）的“老师”；第三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优越的科教、市场环境，吸引了全球优秀人才尤其是来自德国等欧洲动乱地区的精英，奠定了其世界霸主地位；第四阶段是领导成立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全球组织至今，是世界开放的领导者，尤其是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推动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成立IMF和世界银行，成为世界科技、金融和贸易的中学。开放为美国带来了科技、人才、市场，决定了其崛起的过程。 相比而言，南美洲的巴西等国家在早期通过开放成为发达国家，而后期开放战略的失误又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苏联的解体及发展模式的失败，这些教训都必须认真汲取。欧洲从欧共体到欧盟，建立了统一的货币体系，开始了多层次经济体开放的新尝试。 三、再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的进步时代和亚洲四小龙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太多不同，若要从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就必须汲取他国的经验与教训，结合自身的特点，分清哪些是阶段差异、哪些是真正的特色，关键在于剖析清楚后发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首先，后发经济体往往具有六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发展快。学习别人成熟的科学技术、各类制度和经济与企业管理经验，可以少走弯路，显然比自己寻找要快的多。 二是风险少。由于可以汲取前人的教训，就能减少自己探索与尝试失败的风险，降低风险损失。 三是效率高。由于学习榜样目标确定，可以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项，按成熟计划执行效率高。 四是成本低。后发经济体在发展的早期具有明显的人工成本优势，对外资吸引力大，商品价格低，具有较大的出口比较优势。 五是增速高。由于原来经济基数小，所以很容易取得较大比例的增长速度。 六是动力足。由于落后，追赶和改变贫穷而致富的意愿往往更加强烈，更容易激发各方面发展的动力。 我们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进步，正式充分发挥了这些后发优势。如果我们要像美国的进步时代、日本的战后30年、韩国的高速增长42年一样完成赶超，就必须同时看到后发经济体可能具有的六个劣势，只有认识和克服了这些劣势，才能继续快速发展，实现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 第一个劣势是路径依赖。追赶早期靠学习可以实现高速发展，但当差距逐渐缩小时，学习型发展的边际效应将快速减弱，我们的人均工资不断提高（这当然发展的目标，即提高人们收入），但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因此必须逐渐增加自我创新的比例，改变原来的追赶型发展模式。同时，要提升因落后学习而形成的品牌形象是非常困难的，也容易导致自大或自卑的极端化情绪，要完成从追赶到超越的转型，挑战巨大。 第二是修昔底德陷阱风险。已经领先的经济体大都具有规则与定价权，处于国际分工的优势地位，具有制高点先机和实力优势，要想赶超可能会遇到领先者的压制。 第三是基础不扎实。由于追赶时发展太快，许多体制方面的制度配套和需要几代人传承积累的习惯与观念积淀不一定都能跟上，发展的基础需要补足。 第四是人才劣势。先发经济体有培养体系和吸引全球人才优势，后发追赶者需要补更多的课，吸引人才也面临更大的竞争。 第五是资源更稀缺。在发展早期，石油等能源和资源比较丰富，开采容易、价格便宜，而等到更多追赶者发展时，面临更稀缺的资源和更高的价格，同时前期累计的污染等生态问题开始从局部问题逐渐变为全球性问题，约束条件大大增加。 第六是后发高速悖论。由于发达门槛日益提升，发展越晚差距越大，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完成以前相同的追赶，例如美国用了30年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和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追赶，日本用了30年完成了与当时中国人均GDP相近到与美国人均GDP相近的追赶，韩国用了42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而我们经过了40年的高速增长，却仍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甚至没有达到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数。 四、大国模型与小国模型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并未讨论经济体规模对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这方面需要进行理论补充。 所谓大国，就是人口多、疆域大，主要特征将由其规模效应和人均效应的矛盾体现。第一，大国的人口多，所以各方面需求大，具有市场大的优势；第二，正因为需求大，所以难以完全依靠进口满足，因此必须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无法像小国一样，仅凭一个或几个特色产业而立国；第三，由于人口多，无法通过一个中心城市或一个城市带来完成城镇化，必须发展多个城市带或城市群；第四，由于疆域大，往往资源丰富，同时又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又未必丰富；第五，疆域大可能带来区域的不平衡和城乡的不均衡；第六，由于大，可能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力、金融影响力，要求具有更加独立的货币、财政和资本独立性；第七，大国也往往具有更大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也可能有更强的凝聚力；第八，大国可能具有更强的文明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制度榜样、科技贡献、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 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与德国、日本、瑞士、新加坡等小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整体发展路径必然不同，虽然具体事项可以参照，应当比较的对象只有美国、欧洲（如果可以进一步融合成为整体）、印度、巴西这四个经济体，而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虽然地域大，但人口较少，其产业完整性需求不明显。 正如经济体内部城市带或城市群的格局，世界各经济体开放关系的格局可能也不是分散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简单多对多的关系，而是可能形成几个有独立文明影响力的大国中心、辐射带动周边一些中小经济体的多中心格局。 五、开放经济体的核心要素 无论大国经济体还是小国经济体，其对外开放交流都有四个核心要素：经济、金融、科教和文化。 经济要素主要包括商品与服务的贸易和市场的全球化（开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布局（开放）、企业的跨国化（开放）、资源整合的全球化（开放）；金融要素主要包括货币的全球化（如人民币全球化等开放形式）、资本与资产市场的开放（全球化衔接）、投资与融资链条的全球化（开放）；科教因素主要包括科技体系的全球化整合（开放）、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体系与标准开放）、生源与师资的全球化（开放）、企业人才的全球化整合（开放）；文化要素的开放主要包括法制政策等制度的全球化衔接（开放）、文化软性制度的全球化双向融合（GLOBALIZATION AND CHINALIZATION）。 中国要继续发展，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与世界更和谐的开放融合，只有开放，才能实现科技的持续创新和持续进步，才能保持经济的活力，才能促进文化与文明的进化，才能让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青春，才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一个大国、强国应有的贡献，才能继续带来像原来的四大发明一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N大发明，让全球共享中华文明的智慧成果，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促进多元文明相互良性竞争、合作发展。 [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招商银行研究院副总经理谭海鸣出席并发表演讲。 在谈到“进一步推动融合式的双向对外开放”时，谭海鸣表示，第一，要有法制的精神。第二要有全局的视野。第三，开放的思维。第四，要有激励相容，凝心聚力的机制设计。第五有科技的助力。第六，积极又审慎的态度。 对于推动融合式的双向对外开放，他提出七点建议。首先，要有顶层设计。第二，有关各方要寻找最大公约数。第三，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第四，建设内外融合的金融市场。第五，激励相容。第六，通过金融科技拓展可能性边界。最后，要选好时机，适当容错，要管理好风险，只有风险可控了，各方各面才能凝聚共识，才能最后做到最好。 以下为演讲实录： 谭海鸣：新供给2049课题又出了新成果，作为成员我深受鼓舞。借新书发布的机会，，我汇报一下开放经济方面的一个相关研究——《“融合式”双向对外开放的经验》。我们在推动开放过程中，可以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融合，推动思维不断的开放，并以开放引领改革创新，更好地贯彻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 一、英国脱欧、瑞士加入欧盟，以及欧盟一体化的国际经验 英国脱欧的经验。英国脱欧一波三折吸引眼球的背后，具体的脱欧协议更加值得研究和借鉴。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深入推进，内地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要进一步加强融合。英国关于脱欧后与欧盟发展双边关系的设想，在既保留国内相对独立的经济金融政策，实现与欧盟经济金融市场一定程度的融合。这比较符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情况，可参考借鉴。例如，区内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绝大部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最小化跨境服务贸易的障碍，推动广泛的职业资格互认；基于共同的规则对跨境金融服务开展监管，开展广泛的监管对话、合作和信息共享，跨境资金流动有序高效便捷；人员跨境流动、工作和生活的便利性进一步提升，通关检查、医疗教育养老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瑞士融入欧洲的经验。瑞士作为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在如何融入欧盟这个大经济体方面，采取灵活和务实的方法，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区域融合发展之路。瑞士从90年代末期开始，通过与欧盟签订一系列的双边协定，在不加入欧盟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深度参与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这些国际经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法律约定，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欧盟一体化的经验。具体来说，在金融市场一体化方面，欧盟建立了几个特殊的机制。 一是“单一通行证”机制，根据欧盟通行证原则，只要金融机构所在成员国（所在地）批准准入，金融机构便可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开展业务，其他成员国原则上不能施加其他额外的监管要求，金融机构也无需额外设立单独的子公司或单独申请准入许可。这个机制也正在用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实践中，比如内地和香港的基金互认。下一步，可以研究内地和香港、澳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经过统一的认证以后，也能跨境提供金融服务。比如，在深圳的前海，可以有一些经过共同认证的理财产品、保险的产品双向开放投资和交易，这需要有一些标准化的设计。 二是统一的金融监管以及作为支撑的快速灵活立法程序。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英国是英美法系，判例法系，怎么融合这两类法系呢？欧盟建立了四个层次的快速立法机制．第一层次立法主要是进行框架原则性立法，第二层次立法由欧盟委员会联合相应的泛欧金融监管机构制定，不需要通过普通立法程序。第三层次立法侧重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以及监管标准的趋同，主要是三个泛欧金融监管机构发布的“软法律”，例如监管建议、监管指引和监管释疑等。第四层次立法侧重有效执行层面，主要是欧盟委员会监督各成员国具体实施欧盟指令和规章。中国在走出去过程中，我们的大陆法系法律安排也需要很多欧美英美法系的经济体进行融合，特别时内地和港澳的法律对接问题，可以充分借鉴欧盟的做法。 三是对跨境金融业务进行对等监管。 四是遵循共同的国际标准。要有共同的原则，对话合作、流程透明，稳健可预期。 五是推动更加便利的人员跨境流动，无歧视无障碍的提供跨境服务。英国脱欧以后，成为单独的关税区，货物和人员跨境要单独审核，执行单独的移民政策。这个过程中，英国通过三方面的安排保证自身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的竞争力：第一，支持企业提供跨境商务服务以及对员工的跨境部署。只要为跨境商务服务员工的跨境就业还是要提供便利。第二，更加简化的通关手续，跟过去相比还是要复杂一些，过去虽然没有加入申根，但是在欧盟一体化的认证体系中还是比较边界的，现在要重新设计一套。第三，为跨境旅游、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二、推动自贸区建设和金融市场跨境联通的国内经验 自贸试验区的经验。自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18个自贸区，在满足市场主体金融需求，构建与国际更加接轨的金融市场，探索金融监管模式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自贸区建设的经验，一是金融改革要有适宜的内外部环境。上海自贸区推出以后，没过多久就遇到了美元升值的周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贬值压力。过去很多设想的开放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很多金融机构和企业都没有能够适应这些调整，对这个自贸区也有一些失望的情绪。以后我们如果再要推进类似试验时，要选择适宜的时机。二是充分发挥特殊区域的试验田功能，减少象征意义较强的试点内容，每个地方因地制宜，再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三是保持金融单项改革试点和金融系统性改革间的协调推进。金融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市场的统一性使得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这样的宏观金融改革较难在自贸区内实现实质性突破，这也限制了自贸区内相关试点政策的实际落地和成效的显现。四是建好容错机制，避免出现“宁可不做，也不犯错”逆向选择、负向激励。同时，也要避免矫枉过正，对容错尺度设置失之于宽，产生“做错也不用担责”的道德风险。 金融市场跨境连通机制的经验。最经典的就是沪深港通，2013年提出沪深港通的时候确实是挺新颖的，而且也觉得挺难实现。在沪深港通之前，天津曾推动建设“港股直通车”，但被叫停了。“港股直通车”是境内个人投资者单向对外投资，而且是在某一个地方，通过某一些特定的商业性机构，对某一些特定人群开展试点。而沪深港通则不同，资金跨境流动是双向的，没有地域限制，符合条件的个人都可以申请，办理的渠道是公开的交易所而不是特定的几个金融机构。沪港通2014年开通以来，运行非常顺畅，2016年又顺利开通深港通，随后交易量连年翻倍增长，与其普适性是分不开的。另外，沪深港通被设计为在场内（交易所）交易，交易的对象是标准化的证券，交易的渠道也公开透明，交易的数据信息也实现了实时公布。即便在汇率大幅波动、资金跨境流动压力加大的时候，沪深港通“标准化”的机制也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 除了沪深港通，还有人民币原油期货、黄金国际板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这些机制在推出前都筹备了很长时间。原油期货是上海期货交易所主推的一个划时代的国际化品种，从2012年开始酝酿，当时上海期货交易所一把手亲自挂帅推进，证监会、人民银行、商务部等多个部门均参与政策设计。但受当时宏观经济波动、交易所领导变动等诸多因素影响，原油期货产品一直被搁置至2018年。但在这6年期间，政策设计的核心团队并未解散，旨在推出原油期货的目标并未改变，正因为如此，在等到合适的政策窗口期后，原油期货才可以正式推出，成为国际三大原油期货产品之一。黄金国际板是中国黄金交易所2014年9月在上海自贸区设立的一个专门平台，引入境外交易者和境内交易者进行黄金品种交易，但国际板设立后业务开展因遇到美元升值周期而暂缓，直到2016年4月19日才推出了人民币“上海金基准价”定价机制。但即便经历如此波折，黄金国际板政策设计的核心团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因此，遇到合适的窗口期后，政策最终仍能落地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从2011年开始酝酿，起初就系统建设由谁负责、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等争论了很久，但当决定由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牵头负责建设后，工作的推进速度就明显加快。虽然2015年CIPS一期上线后，运行不是很理想，但到2018年CIPS二期上线时，运行已颇为顺畅，业务量快速增加。 三、进一步推动融合式的双向对外开放的逻辑 第一，要有法制的精神。第二要有全局的视野。第三，开放的思维。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有激励相容，凝心聚力的机制设计，比如沪深港通，比如原油期货，都是因为激励机制到位了，能够凝聚各方面的共识。第五有科技的助力。第六，积极又审慎的态度。推进过程中想的可能很好，但是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冲击，比如自贸区开放以后，遇到了美元升值的周期，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的管理。这个时候设计成沪深港通标准化、透明化的机制，既积极，又有最开始小的额度，最后有一个大的额度，最后完全放开，这种审慎分步走措施是有效的。 相应的，我们也有推动融合式的双向对外开放的一些建议。首先，要有顶层设计。第二，有关各方要寻找最大公约数。比如，粤港澳湾区在前海找了两个着力点，一是理财通，二是保险通，正在设计的过程中。第三，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第四，建设内外融合的金融市场。第五，激励相容。第六，通过金融科技拓展可能性边界。最后，要选好时机，适当容错，要管理好风险，只有风险可控了，各方各面才能凝聚共识，才能最后做到最好，这是我们对推动融合式双向开放的一些思考，恰好也对黄院长构建开放型经济体战略研究大课题一个小的补充。 在此汇报给大家。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出席并以《我国房地产市场新型宏观调控框架及长效发展机制研究》为题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剑辉：今天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还有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这样一个群体在北大这样一个中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共同举办会议，今天上午是2019年三季度的宏观会，研讨的主题也很有意义，创新制度供给，实现居者有其屋。 现在，我怀着特别高兴的心情来出席，并向大家汇报我们最新出版的这本书，《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首先要感谢企业管理出版社对我们这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很多的心血，感谢孙社长，还有相关的编辑对我们的帮助。 第二，也要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董院长、苏教授对我们提供这个发布的场地。 第三，感谢在座的各位嘉宾的出席和对我们的勉励。 第四，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对我们今天下午新书发布会相关的报道。 下面具体简要地给大家汇报一下这本书的核心要点。这本书就像贾首席、广宇院长和孙社长刚才致辞里谈到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2年、2013年成立以后，启动了一个大型的课题——《迈向2049的中国》，后来整个成果就成为走向2049的国家发展战略丛书这么一个系列。 当时这个课题是一个主报告叫《迈向2049的中国》，这是我们在去年夏天、2018年8月份正式出版，历经了四年的时间。随后几个月，包括海年院长主编的《迈向2049的农业》，谈农业现代化问题，主报告后面还有15个专题，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个专题，今天新书发布这个专题是15个专题里最后一个，聚焦开放问题。 因为回望我们的祖国，刚经过新中国成立70周年，更早一点，从1840年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长期积贫积弱。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思考中国如何能够摆脱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局面，重新振兴中华这样一个目标。 思考的结果，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必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在去年出版的《迈向2049的中国》这本书，整个这套书的主线就是改革开放，而且把改革开放不是从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而是变成一个既对中国有普适价值，我们整个中国的发展如果坚持改革开放就能够强大。如果闭关锁国就会走向衰败，同时也把这个概念放到了全球，其实对全球各个国家都适用的。所以，这4个字是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改革开放。 再聚焦到今天这本书，我们谈的是一个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发言的题目是强国之道：迈向全面开放型经济体，正过来说只有迈向全面开放型经济体才是我们的强国之道。 这本书我2014年底，2015年初从国开行研究院副院长的职位来到民生银行组建了民生银行研究院，但是整个过程从2012年以后一直跟贾院长、广宇院长在洪董事长的领导下研究新供给，在2013、2014年跟社科院张宇燕所长团队，以前带领国开行研究院的部下跟社经政所启动了这本书课题的研究，这两年在新供给在民生银行研究院的团队在原来这个课题成果基础上又做了内容的补充和情况的更新。所以，整个这本书由7章构成。 第一章是核心的观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及全球化面临新问题、新格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体，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从问题导向入手，格局是什么。从问题方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党的十九大，以至于在“十三五”研究的前期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第四个词就是“开放”，只有开放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世界梦，全球和平发展的实现来奠定基础。 具体分析，把视野回到中国，我们会看到从2018年以来，全球的经济发展，还有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环境都发生了改变。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由一个80年代、90年代和2008年之前的总量增长型，逐渐走向质量提升型，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同时要通过加快开放来实现新一轮的发展。 站在2015年前后来看，以至于站在今天这个时点看，我们国家的经济体进入到了一个内生驱动全球布局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从1978年来看，80年代，90年代是以引进来为主，到了2008年危机以后，尤其是2010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开放度的不断提升，形成为一个既关注引进来，招商引资，同时也通过“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战略开始走出去，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全球格局。 2008年的危机要彻底走出至今也没有完全走出，因为全球性的需求不足，背后是供给侧在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方面都有结构性的失衡。要破解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国家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这样一个以走出去来形成新的开放经济体这样一个新战略，来解决全球面临的供给侧的结构性的缺口这样一个失衡问题。这是从问题和格局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分析了一下，只有构建开放经济体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一下我们国家在全球的位置。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全球来看是一个C型的，英文China的第一个字母是C，从地理格局上，我们国家的北、西、南都是陆地，C的开口的方向就是漫长的海岸线，是一个C型的方向。这个地理格局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有所处的格局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格局。思考中国的问题要从“一弓两箭”的格局分析，“一弓”就是海岸线，“两箭”的一支箭是由东往西射，从京津冀沿着关中天水往欧洲方向。另外一支箭从成渝经济带沿着长江到长三角，再沿着福建、浙江的方向往珠三角，进而往东南亚非洲方向，未来几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基本的经济格局就是一弓两箭的经济格局。 思考我们开放型经济体的发展和未来经济发展都要从“一弓两箭”出发，这个过程中很清楚的看到“一带一路”就是这两支箭，一个从东往西射，一个是从西往东射，引领全球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工业文明的形态来看，必然都是经过了一个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内向型经济，再往外向型经济，还有开放型经济的新的阶段。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40年，是一个从内向型经济到开放经济转变的基本过程，这个过程核心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现在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与这7个方面有关，包括：世界经济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带来的挑战，还有全球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布局调整的挑战，以及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挑战，生产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不足等挑战。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构建开放经济体势在必行，如果不进一步加大开放就很难实现发展，因为必须要构建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基本格局。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外开放关乎了国运的兴衰，世界大国的崛起，从15世纪以后近500年大国崛起的规律，也是只有开放才能有利于发展。 具体看一下这本书第三章，我们具体分析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启示，平常谈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经常都是从1978年开始思考，其实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穿透整个历史长河可以看到在先秦时期对外开放是不太受重视的，还是内向型的农耕文明，汉朝的时候对外开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就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启的，还有班超，隋朝隋文帝主张开放，唐朝是万国来朝的状态，对外开放达到很高的水平，宋朝南宋政权的建立，东南沿海港口和泉州都是新的贸易中心，元代也是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到元代还是很开放的。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开始搞禁海政策，海外贸易断断续续，后来有所谓倭寇，其实倭寇里不少是中国的沿海渔民，并不是完全的倭寇，真正的日本人并不是很多，跟禁海政策有关。 到了清末，所谓的康乾盛世搞的是闭关锁国，英国的大使来拜访乾隆的时候，乾隆是很不以为然的，所谓康乾盛世也有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也是原来的农耕文明到了一个顶端。清朝中后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后有一个清朝的中兴，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搞洋务运动，包括派童子到美国留学，又开启了新一轮开放。所以，晚清时期、民国时期还是比较开放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对苏联开放过一段时间，70年代末以后，五六十年代又走向了封闭，尤其跟苏联的关系破裂以后，就彻底封闭了一段时间，70年代初，随着重新回到联合国我们又重新对外开放。 1978年以来的开放分了几个阶段，一个是以沿海地区开放为重点的探索阶段，包括建立深圳、珠海特区，再加速向纵深推进，加快沿江沿边的开放。第三阶段，2001年加入WTO以后的对外开放显著提升。第四阶段，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向全球发出我们要推进“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开放是分了几个阶段。 刚才从先秦以来，两三千年的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到中国对外开放有四点结论：一个是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必由之路，开放之后就很繁荣，封闭的时候，马上就落后；第二方面，开明的国家意志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提。开放可能不取决于民众，包括明朝的时候，民众是想开放的，但是政府端的国家意志成为了影响开放的重要前提。第三，以点扩面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径。80年代以来的开放也是先从很多点状入手。 最近这两年推进自贸区，也是由一个点入手，从上海自贸区逐渐推到18个自贸区，也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未来的方向应该是迈向一个全面开放的经济体，这种自贸区推广后在全中国都是要按照“零关税、零贸易壁垒、零补贴”这样“三个零”作为适应全球WTO改革的方向。第四章，分析了发展开放型经济战略的国际借鉴，从美国的经验教训，欧盟、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还有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阿根廷更多的是教训，它搞的是进口替代，凡是搞进口替代政策的都没有发展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需要在开放过程中去思考的，国家战略搞进口替代看样子是一个误区。 通过总结欧美成功的开放经验，吸取巴西、阿根廷这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教训，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总结了国际经验的七点启示。 第一点，构建开放经济体需要有强大的生产能力、金融实力、创新能力和足够规模的国内外市场为基础，开放固然好，但是也不是一天内就开放或者快速开放就一定好，一定程度上还是要渐进。 第二是我们的内生动力，刘明康就提过一个观点：凡是我们国家从2001年以后开放，因为那一轮加入WTO，主要的特点就是开放中国的制造业，当年很怕开放汽车业冲垮中国的汽车，但是不仅没有冲垮，凡是开放的领域都变成了世界第一，汽车也好，家用电器也好，汽车当年几百万辆现在变成了三千多万辆。现在发展比较落后的，还有民众现在批评比较多的教育、医疗、服务业，包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些行业当年加入WTO，一致认为是从爱国的角度要保护的领域，包括农业，都没有很好的得到发展，国际竞争力不强。所以，刘主席这番话我当天晚上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也印证了这本书的基本观点。 开放需要渐进，这个我们是同意的，因为要有强大的生产能力，金融实力，创新能力作基础。我刚刚讲到银行业同意开放的四力，一个是外部的压力，一个内生的动力，刘主席讲的这点。三是实力，今天的中国银行业为什么能够有信心开放？因为现在全球一千家银行的前30家里将近一半是中资银行，我们民生银行排在28位，前面的一二三四名如工农中建，招行也排的比较靠前。所以，中国银行业经过改革开放40年实力也比较强了。还有第四个是能力，包括我们这些中资的咨询机构，包括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这样的智库，一二十年前中国的智库没有今天这个水平，看到麦肯锡，看到高盛的时候必须仰视很久。基于这四力到今天应该是可以开放，而且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赢得这场竞争。第二需要有完善、透明的法律体系和权威、高效的执法能力为保障。 第三，需要不同部门的充分动员和配合。2001年加入WTO，为什么我们国家能够安然度过，而且形成了竞争力，不仅没有被冲垮，还做成了世界第一，跟90年代我们国家入世长达十几年的谈判，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思想方面的准备。我在国开行的时候90年代末刚做副处长，当时思考加入WTO对金融业的影响和对策，我写的是加入WTO对国开行的影响和对策。准备很充分就能很好的应对，也不能什么都没准备好就把门打开，也不行。 第四，需要保持足够的政策自由度，预留一些空间。国内可有一点保护。 第五，避免落入国际分工陷阱。马来西亚、泰国有一个阶段也是很开放，但是外资一撤，对外资依赖特别大，没有自己的自主性，这样国民经济也是会受损。所以，在开放过程中，开放固然好，还要考虑逐步推进。 第六，对一个大国来说，构建开放经济体需要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争取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接受。“一带一路”就是特别好的战略，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机遇，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的价值观，以亚投行为标志，争取志同道合国家的参与。 第七，货币国际化是大国构建开放经济体的重要内容。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在推动中国的开放过程中有重要的意义。从国际上多个国家开放的经验教训，这7条是需要在开放过程中，也不是一开就好，开放是大的方向，过程中需要基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第五章主要谈了构建开放经济体的新的战略，总的方向要从外向到开放，过去80年代都是谈发展“外向型经济”，现在是一个走向开放型经济，总的目标就是要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前面提到国际经验的时候也提到需要很多的准备，这些准备的过程就是调整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好经济各方面、各个主体，包括北大也好，民生银行，国开行也好，都要做好相关的准备。怎么准备推进？就是改革，凡是不适应开放要求的，不适应自贸区要求的，该改的要改。美国方面这次中美谈判也是要求我们国家做一些结构性改革，改是必须的，但是如何改，用什么步骤适应这个开放的要求，是需要思考的。 总的目标，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促进国际国内要素的有序流动，资源的高度配合和市场的深度融合。同时要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的优势，要有这种能力，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这两个良性互动。战略布局方面，要主动出击，多方突破，由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单一的自贸区向粤港澳、广东自贸区现在也在推进东北、西安方向的。 第二，第三批自贸区的扩散，同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去引进来比较多，现在要加快走出去。第三，与有关国家商签投资协定。 第五方面，加快自贸区的建设，像海南自贸区过一段儿也会有更大举措的从关税到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扩大内陆的沿边开放，除了海上开放还要沿边的开放，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外资外储的运用，境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等多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国际贸易方面可以采取很多具体措施，包括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人才的培养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从国内层面、地区层面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汇率制度的改革，也是需要很好的去思考的。 中国“一带一路”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我们也构建新的体制，以自贸区谈判为契机促进改革，以美国、欧洲、日本投资协定的签订推动纡子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扩大内戮沿边开放为契机完善口岸的管理机制。 第六章我们主要是分析了，刚才是从战略重点方向，从管理体制方面，从国际上来看，管理体制就指各国政府为了适应开放的要求应该怎么做。美国是综合运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两只手，社会福利的水平也是要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英国方面政府职能的方案也要系统设计，稳步推进，讲究实际效果。 日本的管理体制也是注重广泛的集中民智，综合反映各方面的要求，注重与法治建设相结合，这些国家在开放方面，包括ODA对外援助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国家下一步推进开放都有相关的启示。包括人才的机制，怎么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 最后一章基于前面分析的欧美日这些国家从政府层面、管理体制方面推进开放的经验，我们中国下一步适应这种开放型经济体的构建，应该构建一个什么体制，体制进行了思考，我们觉得要建立我们国家适应于开放型经济体需要的依赖的成本、产能、资金三种能力，这三种是根本。与此对应的建立三个平台，包括实体经济的平台，还有国家开发署，这个建议是几年前写的，2018年3月的新的一届政府已经设立了国际开发署，还有新的金融体系平台，美国也有一个国际开发署，同时构建新的金融体系的平台。 五位一体包括基础设施平台、金融体系平台、实体经济平台，同时要以国际人才开发平台为引领，因为没有人才这些都是没法做的，事情都需要人来做。在整个过程中，还要有一个风险防范和管理的平台。 具体来看，基础设施开发平台我们主要建议要通过与相关的国家构建这种基础设施发展公司，借鉴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苏州工业园区就是跨国合作的一个典范，以前在国开行时研发了很久，跨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公司，把世行的资金，各方面的资金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才能实现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共赢。 我们觉得需要构建一组开发银行，并做了系统设计。最近我们在给吉林省做咨询的时候，在那个报告也提到，建议在长春设一个中国东北亚合作开发银行，比如在南宁一个中国东盟合作开发银行，以亚投行和相关的国家金砖银行世行，与有关区域性的政府合作打造一个国际性的合作开发银行的一个体系。比如在西安能不能设一个中国新丝路合作开发银行，昆明设一个中国南亚国家的合作开发银行，非洲坦桑尼日利亚、东非、南非设立一组，把当地国家的力量吸引过来，把他们的利益捆在一起，也分散了风险，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完善的金融平台也很关键。 前面提到基础设施要合作共赢的平台，金融供给方面，融资方面不能光是我们国开行，光是民生银行，还有亚投行，单方面风险很高，必须发挥当地的作用。以此为基础，同时推进国内中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 第四打造实体经济平台，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国际合作方面向更远的区域推进全方位的合作才能很好的实现。金融也好，基础设施也好，最终都是要为其他的中小企业、制造业在当地发展走出去业务来做基础的。 人才平台方面也可以依托相关的既有短期的培训计划，也有依托学校机构的培训平台，打造多方面的开放型的人才，引进机制和防止人才流失相结合。 金融风险也好，实体经济，大家经常会在媒体上听到哪个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损失很大，时不时有这种新闻报道出来，很重要的一点，如何防范这种风险，就需要从政府推进风险管理的政府层面要推进相关的基础设施制度建设。同时，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实体本身也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政府、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多方进行结合，形成一个有效防范风险的整体的机制。 我就给大家汇报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一共七章，我们很期待我们国家能够在继续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打造全面开放经济体的进程，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星实业不断的推向进步。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新商帮CEO、新商帮商学院院长任欢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任欢：各位专家、学者、嘉宾，大家下午好！今天很荣幸来参加华夏新供给研究院新书的发布，包括上午的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对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讲，我们对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是特别关注的，因为这完全会决定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容易有产出的地方，并且一定要符合国家整体的战略。所以，我今天再次感谢华夏新供给研究院的邀请，也谢谢各位专家。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新商帮。新商帮成立的初衷也是希望像民间的这些智库，特别优秀的经济学家，能把他研究的成果带给更多的企业，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一些智力上的支持。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企业，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缺资金的，我们也是不缺人的，我们更不缺的就是勤奋努力，但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在整个世界的商业舞台上影响力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的？ 我一直在和国外的同事在沟通交流，为什么美国的一些企业，美国人很少会提“996”，但在整个商业的舞台中，在核心关键的高科技领域永远都是国外的企业。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 对于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战略制定是特别关键的，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经济下行的周期内，国内很多企业再拼勤奋努力，再拼资金已经不行了，我们一定要重新设计整个商业模式。如何设定商业模式？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提的很多理论和概念对企业构建短期、中期、长期的战略规划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企业的发展一定要配合国家整体的战略布局，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为很多的企业家带来一些特别好的启发。 新商帮也是希望未来可以更多的参与到华夏新供给研究院，包括以后在座的各位嘉宾在整个商业领域我们也希望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最后，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大卖，能给更多的企业家带来智慧上的启迪。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企业管理出版社社长孙庆生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孙庆生：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这本著作的出版方代表，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向社会隆重发布推广这本重要的著作。 我代表企业管理出版社向本书的隆重发布表示祝贺，向这本书的作者黄剑辉先生等表示祝贺和感谢，向参与组织这次发布会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和新商帮商学院表示感谢！ 借这个机会我从出版方的角度介绍一下这本书，还有这套书，再向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出版社的简单的情况。 首先，关于这本书。几年前，我们出版社副总编聂无逸博士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以及贾康等领导和专家反复酝酿、沟通、策划，在贾康先生等一批中国经济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企业管理出版社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联合推出了“走向2049的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丛书”，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今天新出版的这本书就是这套丛书的其中一本重要的著作。《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一书以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理论框架和中国2049战略研究方法为抓手，以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出发点，深入剖析当前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背景与现实意义，在借鉴国外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富有启示性的战略思维与体制框架。 这本著作反映了研究专家、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阔的思维视野，相信这本重要的著作必将产生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关于这套书。这套丛书由刘明康、刘世锦同志任学术顾问，洪崎、贾康、黄剑辉同志任丛书主编，是由一批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组成研究团队合作者队伍，历经四五年的潜心研究，共同打造成的研究成果。这套丛书是国内第一套跨越30年以上的系统性规划研究，既填补了经济学术研究的空白，又填补了学术图书的空白，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彰显了共和国开拓进取的时代主旋律，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和广阔深厚的学术洞察力，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我们在做这套书的选题论证和市场调研过程中，感受到这套书巨大的社会价值。这套书与一般图书的选题项目不一样，一般的图书选题都要做一次选题论证，这本书做了两次选题论证，一次选题论证可以出版这套书，第二次选题论证可以参加国家出版基金的申报工作，当时选题论证的时候，这个项目是唯一没有异议的，大家一直以为这套书有很多的社会价值。 这套书是企业管理出版社重点打造的精品项目，到今年年底基本上可以出全，现在大部分已经出来了。我们很荣幸能作为这套书的出版发行与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开展良好的合作，并做好出版服务工作。在此，我要感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感谢参与这套丛书的规划、研究和创作的所有专家学者。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加大图书馆馆配和市场运作力度，以及加强公益、赠阅等形式向社会大力推广这本书和这套书。让这套书体现出它应有的社会价值。 第三，关于企业管理出版社，我在这里向各位专家和朋友介绍一下。企业管理出版社是国务院国资委主管，中国企业联合会主办的一家中央部委出版社，是一家由国务院出资，财政部作为国有资产监管的中央文化企业，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管理类专业出版社，40多年来，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了包括《中国企业管理本科全书》等大量的管理类、经济类专业书，既有学术专著，又有教材，还有大量的面向市场的书，国内第一本《资本运营论》也是我们出版社出的，当时发行了几十万，当时荣登国内畅销书年度排行榜；还有特朗普《做生意的艺术》也是我们出的，是1991年出版的，卖的也不错；还有《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样的畅销书，当时卖了一百多万册。 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将来有什么研究成果需要我们做出版服务的，我们一定会做好服务。今天带来我们一位年轻的编辑部主任，郑亮同志。以后大家有什么出版的服务工作可以直接跟郑亮主任交流沟通，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最后，祝愿今天的新书有出色的社会表现和市场表现，祝愿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健康快乐。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王广宇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广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欢迎大家参加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企业管理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新书发布会。在座各位有不少是我们研究院的老朋友，也有不少新的朋友，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研究院。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2013年成立的一家民间智库，秉承着“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理念，积极的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在供给经济学领域方面，这5年多的时间做了一些探索。在贾康首席、剑辉院长的带领下，研究院在供给经济学理论、在政策建议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形成了供给经济学在国内研究推广的态势。 其次，我们也积极的启动一些重大课题，包括研究院的另外一个平台——中国养老金融论坛，中国是人口大国，很快要变成老年人口大国，养老问题会是一个重要但是当前又不太受重视的话题。养老金融这个课题在过去四五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连续出版了第五年的中国养老金融蓝皮书，也在业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我们还有一个课题就是2049课题，从2014年开始启动，今年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当时的“十三五”规划还没有完全出台，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大多数都是以五年为单位做五年规划，很少有规划可以贯穿更长时间，看到更长周期，讨论在更长时间变量之下整个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包括各个产业、国家经济体制会发展到什么水平。所以，这项研究贯穿五年的时间，我们形成了一个总的报告《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的中国》去年出版了。 我们最近把这些书推广到各个地方，比如甘肃和其他省份的一些版本推出，也受到各地领导的重视。今天的这本书《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总体也属于2049战略的一本新书，今天这个机会是祝贺这本新书的出版。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除了做学术研究，我们积极的还在做一些社会活动，包括今天上午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每年有四场，还有各种各样内部的闭门研讨会，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每年开不少场，五年累计开过上百场学术研讨会，在推广供给经济学，推动中国在40年改革开放之后走向进一步深化，能够创新体制，使得制度供给这样的新改革措施贯穿到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不遗余力的在做事情。 今天的新书《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既贯穿了剑辉他们团队之前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包含了这些年在新供给这个平台上探讨的一些成果。今天这个时代，谈“开放”这个理念特别的重要，想一想我们40年的改革开放，核心词大家更多谈的改革，但想来想去，改革和开放是同样重要的，开放可能在很长时间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自然而然认为改革就是开放，改革的内容就是开放。 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觉得开放特别重要呢？因为今天的世界其实是个开放的世界，首先经过三四百年的工业革命之后，今天的时代处于真正的新一场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非常难得的看到，各项核心技术在今天各期叠加都到了一个新的实用、应用的时代。 比如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也并非特别新的技术，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现，大数据技术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物联网技术也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互联网是1960年开始出现的技术，但是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会非常惊奇的看到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边缘计算、区块链这样的技术同时成熟进入可以应用的阶段，包括5G这样的技术同时成熟进入应用阶段，我们的社会进入深刻的科技改变。 今天社会中的任何经济形态，任何经济主体，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没办法脱离开科学技术。在今天这个时代，科技已经把世界真正变成了平的。如果要改变开放的理念，在今天的科技时代是没办法发展的。 另外大家也意识到今天各个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各个经济体也变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不光以贸易的形态存在国家和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交流，金融、外汇，资本项下的流动，使得各个经济体彻底变成了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业态，金融体系完全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 去年以来，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政策大大领先于其他领域，上个礼拜取消了外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在中国的持股比例。因为技术的开放，因为金融体系的开放，各个国家开放经济的策略已经不能遏制，也不能改变，总结中国过去40年发展的基础上，未来怎么更长远的发展，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 这本书里提了非常好的整个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总体的战略规划，以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的战略，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以对外开放来引领国内的经济发展。多个方面都有很多的真知灼见，我想这也是跟新供给的学术理想、学术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借这个机会祝贺这本新书的出版，向新书出版中做出贡献的研究院的专家、同事，包括出版署的孙社长和编辑，向各位媒体界的朋友表示感谢，再次邀请大家以后多支持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各项活动。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甘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冯科，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证券日报常务副总编辑董少鹏出席“中国房地产走势前瞻”圆桌讨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剑担任主持。[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出席并以《加快构建包容可持续的住房供给体系》为题发表演讲。 许小乐呼吁加快建立一个包容性、可持续的住房供给体系。第一，坚持包容性的原则，这需要关注城市里两亿的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未来市场的可持续问题”。 第二，坚持可持续的原则，“今天不是要通过新增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是要盘活存量，把租和购两者之间打通，鼓励人们买房子并用来出租”。 第三，坚持市场化的原则。“政府要向市场赋能，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提供多样化的，满足多元需求的住房产品。我们认为，中国未来住房不是要学新加坡，而是要学德国和日本。新加坡的模式90%是组屋，类似我们的经济适用房，供给主体单一。德国和日本战后政府通过信贷和税收减免的方式鼓励大量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NGO建房子，很好地解决了住房问题。中国发展租赁也好，发展保障性住房也好，一定要坚持市场主导的原则做”。 第四，政府中性原则。不能以人为方式抑制房价适应需求，而是不打压，不刺激，让市场需求自然释放。 “建立包容性、可持续住房体系的几个关键举措，第一要发挥市场力量，补足租赁市场不足的短板。第二，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许小乐说。 谢谢大家。 以下为演讲实录： 许小乐：首先感谢新供给研究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今天主要讲中国住房的AB点。 什么叫AB点？A点是我们今天在哪里，B点是我们将来要去到的地方，以及我们怎么从A点到B点。今天会议的题目叫“居者有其屋”，但另一个关键词叫“住有所居”，这两个只是提法不同吗？到底B点是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还是我们要让每个想住房子的人有一个合适的居所？这是住房发展方向的差异。 因此，我们从中国70年的住房转型发展历史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住房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拐点。我们从住房政策目标框架理解这个事情。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阶段，整个住房的制度设计都需要遵循民生保障、促进增长、金融安全这三个目标，因为住房本身具有三个不可分割功能。 第一是增长功能，住房在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任何时间都是一个宏观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当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依靠房地产，但是怎么依赖我们还得看到其他的约束。第一，民生的约束，房价涨得过高了，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没办法获得体面的住房，政府保障民生问题需要考虑房价的可支付性。第二，风险问题，过去通过金融的方式鼓励大家买房，房地产是发展起来了，但是金融风险高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面临这政策约束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中国房地产今天正处于一个从增量时代向存量时代转移的过程中。我们今天住房已经达到了一个总体均衡的水平，今天人均住房面积40平左右，同时户均住房套数在1.06-1.09左右，意味着从总量上来看中国已经告别了住房短缺的问题，进入住房的结构调整和品质改善的时代。这个判断非常重要，意味着我们不能以过去增量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去解决今天存在的存量的问题。 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今天的A点是怎么实现的？二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二战后德国、日本都面临大量的住房短缺，其他国家在民生方面建设公共住房，特别是在战后市场还没启动起来的时候，政府的目的是激活市场，对私人企业开展一些补贴或者贷款的方式促进市场的供给。在增长方面，也是更加看重房地产对整个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的作用。第三，在金融风险方面，美国和其他国家也会通过金融手段增加开发供给和提高购买力，但是过度的依赖金融也造成了美国日本两次大的金融危机。 一些经济学家用的人口、经济增长这套市场的模型来观察和解释中国的房价问题，实际上大家可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中国住房70年发展是一个转型增长的模式，这是其他国家里不具备的。 我国从1949年到1976年是一个福利分房时代，这种方式结果就是高补贴及高短缺。到改革开放之前人均住房面积比1949年还要低，原因是我们的供给体系没有激发市场的活力。这套方式走不下去，我们不得不转向了市场模式，包括存量公房私有以及新建商品住房，形成了第一批有房群体和无房群体。1998年之后我们迎来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快速增长。2008年之后又是一个新的分水岭，我们进入了资产化的十年。 过去10年，以金融推动住房自有率的政策使土地、金融和住房三个系统不断耦合，相互缠绕。国家也一直在做调控，但是这个调控是有周期的。调控的目标在民生、增长和防风险目标之间不断发生迁移。这种调控只能控制周期问题，却不能解决结构性矛盾。 因此，A点核心的问题是住房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结构转移的矛盾非常大，第一是核心城市住房可支付的问题，特别是广大的流动人口，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既买不起房，同时也面临一个越来越租不起房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住房杠杆率过去以加杠杆、提高住房自有率的情况下，杠杆率非常高了，北京、深圳一些城市家庭的偿债收入比是非常高的。从住房历史演变看，导致今天这种状况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一个是住房制度转型导致的分配效益，第二个是过度市场化导致的住房差距过大，第三，土地供给制度不仅没有跟需求相结合，反而人为制造了稀缺，让住房的资产化更加严峻。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金融加杠杆或财政补贴都会转嫁成为房价。 我们过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存在很大偏差。第一是我们试图以产权型的保障方式去保障低收入人群，但产权性的保障方式内在固有的矛盾解决不了，最后只能成为补贴转移的工具。第二，对市场租赁的重视程度和发展是严重不足。第三，试图以行政管控的方式让房价适应购买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因此，我们需要加快建立一个包容性可持续的住房供给体系。 第一，我们坚持包容性的原则，我们需要关注城市里两亿的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未来市场的可持续问题。因为今天没有刚需进入的情况下，换房市场也换不动，整个市场会陷入自我遏制的状态。 第二，可持续的原则，今天不是要通过新增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是要盘活存量，把租和购两者之间打通，鼓励人们买房子并用来出租。 第三，坚持市场化原则，我们要调整过去过度依赖市场的情况，但是保障并不意味着一定由政府做，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向市场赋能，是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提供多样化的，满足多元需求的住房产品。我们认为，中国未来住房不是要学新加坡，而是要学德国和日本。新加坡的模式90%是组屋，类似我们的经济适用房，供给主体单一。德国和日本战后政府通过信贷和税收减免的方式鼓励大量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NGO建房子，很好地解决了住房问题。中国发展租赁也好，发展保障性住房也好，一定要坚持市场主导的原则做。 第四，政府中性原则。我们不能以人为方式抑制房价适应需求，而是不打压，不刺激，让市场需求自然释放。 建立包容性、可持续住房体系的几个关键举措，第一要发挥市场力量，补足租赁市场不足的短板。第二，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今天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在结构性的，主要在低收入购房人群。这个情况下如果要发挥房地产稳增长作用，只有允许和鼓励改善型换房需求释放，通过以旧换新维持房地产开发投资稳定增长。这可能是目前形势下唯一一条通道。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招商银行研究院副总经理谭海鸣出席并以《行动的勇气——202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为题发表演讲。 谭海鸣表示，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GDP增速只有6%，已经到了今年经济增速目标的下限。往后，无论是从人口性长周期看，还是从贸易性中周期看，抑或是从明年的短周期看，经济潜在增速还会向下，各方面风险上升，需要果断行动，增开支、降成本、添动能。 对于GDP的预测，他提出，中性情境下，明年GDP增速为6.1%，但是这需要降准3次，LPR利率降低35bp，财政赤字率提升到3.0%，专项债发行规模提高到3.2万亿元。审慎情形下，需要降准4次，LPR降低45bp，赤字率提升到3.2%，专项债发行规模扩大到3.5万亿元，方能实现6.0%的增速。乐观情形下，GDP增速可以提升到6.2%，而且此时只需要降准两次，LPR降低20bp，赤字率稍微提升到2.9%，专项债发行3.0万元。 “在这三种情形下，我们均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可控，年均汇率水平分别为7.15，7.25和和7.0”，他说。 此外，在谈到人口长周期时，他引述《老龄化、人口迁移、金融杠杆与经济长周期》称，模型模拟分析显示，受老龄化影响，2021-2030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明显下台阶。2021-2025年房价普跌，2026-2030年有所恢复；经历了下跌后，一线城市房价还能创新高，二线城市房价还能回归2020年水平，三四线城市则回不到2020年前的好时光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谭海鸣：今天的议题是房地产改革，前面各位专家、老师已经描绘了大的蓝图，下面我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参加讨论。我汇报的题目的《行动的勇气——202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 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GDP增速只有6%，已经到了今年经济增速目标的下限。往后，无论是从人口性长周期看，还是从贸易性中周期看，抑或是从明年的短周期看，经济潜在增速还会向下，各方面风险上升，需要果断行动，增开支、降成本、添动能。房地产方面，房住不炒，棚改缩量，房地产投资下行，需要中性的、分城施策的房地产政策。 长周期看，全球都在老去，中国速度第一。新供给旗下的养老金融论坛在2016年发布了CAFF50宏观模型《老龄化、人口迁移、金融杠杆与经济长周期》，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长周期走势进行了展望。 文章回顾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历史经验。发现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经济增速下台阶，人口在不同层级的城市间“潮汐”流动，推动区域经济分化。模型模拟分析显示，受老龄化影响，2021-2030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明显下台阶。2021-2025年房价普跌，2026-2030年有所恢复；经历了下跌后，一线城市房价还能创新高，二线城市房价还能回归2020年水平，三四线城市则回不到2020年前的好时光了。 中周期看，全球贸易周期性下行，除了贸易摩擦的影响之外，更根本的原因是全球经济普遍下行。IMF、美联储、欧央行均认为经济将下行。IMF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未来五年，美国、欧元区、中国三大经济体的增速均下行。 从OECD领先指标看，中期内全球经济仍然低迷。全球经济的龙头美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拉低住宅建造支出增速。另外，美国核心CPI已经持续低于2%目标，在未来一段时间也难以改善。美国就业的绝对人数看似很好，但就业人口的增速已经在下降。 分细项看，美国新增就业中医护人员比例上升很快，制造业、建筑业等“实体经济”就业比例下滑。当前全球市场都关注美国国债收益率利差倒挂现象，担心下一步陷入经济衰退，美国股市高位大幅下跌，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冲击。 从贸易周期看，全球的龙头还是美国。美国进口PMI指数增速驱动日本出口增速起伏，而日本-韩国-中国形成一个亚洲出口的“涟漪”，三国出口增速高度相关，日韩领先中国一到两个月。因此，当美国经济减速，也会带动全球贸易周期的下滑。IMF的研究表明，2017年，全球贸易连续超预期，驱动全球经济超预期；2019年则相反。 长周期和中周期均向下，从短周期看明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更是同时面临压力。我们预计明年GDP能够实现6.1%的增速，但这是以宏观政策“稳增长”为前提的。 这是我们对2020年经济数据的预测。中性情境下，GDP增6.1%，但是这需要降准3次，LPR利率降低35bp，财政赤字率提升到3.0%，专项债发行规模提高到3.2万亿元。审慎情形下，需要降准4次，LPR降低45bp，赤字率提升到3.2%，专项债发行规模扩大到3.5万亿元，方能实现6.0%的增速。乐观情形下，GDP增速可以提升到6.2%，而且此时只需要降准两次，LPR降低20bp，赤字率稍微提升到2.9%，专项债发行3.0万元。在这三种情形下，我们均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可控，年均汇率水平分别为7.15，7.25和和7.0。 房地产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轮的房地产的下行周期比前几轮都长，“房住不炒”已经发挥了作用。初步测算，棚改货币化退潮拖累房地产销售增速9.3个百分点，拖累房地产投资增速4.6个百分点，山东、贵州、河南、陕西、黑龙江、山西等地区的三四线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在这种背景下，“房住不炒”，但是“要买”，需要中性的、分城施策的房地产政策。一方面，这些有风险的城市，需要拉动房地产的消费才能稳定市场，稳定税收，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对那些风险暂时不大的城市来说，连续的下行周期可能已经接近底部，在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利率下行背景下，有望反弹。 全球经济下行，陷入“存量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经济态势优于至少不大幅落后其他主要国家，是国民信心的基础，是全球资本对中国信心的基础，是人民币汇率稳定、跨境资本流动稳定的基础。为此，必须勇于行动，但行动有前提。 首先，对外部门仍有承受力，为我们采取行动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虽然面临贸易摩擦压力，但是我们的产品还有竞争力。我们把中国输美的11大产品（占比45%）的替代率测算了一下，平均为46.5%，也就是不到一半，这减缓了我们的压力。我们输美产品，有明显的“头部效应”。我们计算了中国输美的500亿、2000亿和3000亿清单的加权平均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4.4%、45.9%和66.5%。关税加至3000亿清单时，美国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找到替代品了。而且，加征关税中消费品比例越来越高，美国民众需要承受消费价格上升的压力，这为我们谈判增加了筹码。 伴随着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明显贬值。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亚洲主要货币，会发现贬值是个“集体行为”。我们现在的汇率弹性，已经超过了新加坡元，离日元也不远了。从技术上看，人民币汇率贬值到7.15附近时，已经明显超调，汇率套利机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作用。总的来看，这一轮汇率贬值过程中跨境资金流动比较稳定，沪深港通代表的短端资金流动已经由负转正。从2015年以来的贬值周期来看，人民币贬值幅度在全球主要货币中处于中游，是一个“中庸”的货币。往后，我们可以平常的心态看待人民币汇率，并不用太担心汇率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外部冲击不足虑后，我们眼光向内。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专项债还可以发行更多。国企分红的比例还可以提高，用来支持公共财政。中央和地方预算稳定基金也可以形成开支的资金来源。货币政策还有放松空间。降准、降息都是可以采用的方法。过去两年每次春节前都降准，2020年春节提前，下一次降准可能就在今年12月。降息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企业信贷需求。支持实体经济。 十五年前，我们从发行央票置换正回购，到直接发行央票收回流动性，进一步全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政策层层收紧。同时实施了汇改，放开了存款利率下限。今天，我们的政策正在逐步放松，汇率和利率弹性也明显提升。历史就是今天的一面镜子。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我们从来不缺乏勇气。 我们还要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半导体、5G和物联网、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是我们新的发展机遇。我们是个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动力电池的每千瓦时的单位成本，即将跌破0.75元，这是电车全面超越油车的开始，这个革命将首先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大规模的电车应用场景。另外，我们5G的场景也是全球最丰富的。这是我们短期果断保增长的底气。因为我们今天的行动，不是挥霍无度，也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保留明天的火种，期待未来的燎原之势。[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蔡琛出席并以《居者有其屋的财税思考》为题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马蔡琛：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北京大学向大家学习。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个命题作文，会议主题中有句话“居者有其屋”，我本人其实是搞财政学的，所以，直接就把主语和定语组合了一下，有了这么个题目——居者有其屋的财税思考。 我这些年会议发言开篇加的小节目叫历史上的今天，35年前的今天，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篇的时候，洪崎董事长讲到莫干山精神，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很多贡献都体现在这一决定之中。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日子来回顾和展望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居者有其屋，我查了一下到底哪来的。有人说是《孟子》里面说的，结果有人查看后发现，孟子没说过这话。我先从“有”字说起，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过，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反是什么？有人说循环往复，有人说相反，对立面。看来有还是生于无。到底有和无什么关系？居者有其屋的“有”是指完整意义上的产权，还是你有个地方住，这是不太一样的两个概念，怎么界定这个“有”是很重要的。 关于房价问题，一些特殊现象是不是需要剔除，比如北上广深这些地方的房价未必代表整个的房价趋势。是否需要考虑把一些特殊样本剔除掉再讨论房价问题。 再一个，我们要回到1994年的税制改革，实际这套税制是在1993年宏观调控背景下推出的，当时已经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问题。于是设置一个土地增值税，这个税实际就上是房地产暴利税，最高边际税率60%，采用四级超率累进税率。譬如，开发一个楼盘投进去一个亿，最后卖了七亿，七亿减一亿毛利六亿，大概算下来土地增值税要交3.5亿。但后来这个税没有发挥好预期作用。 再说说个人所得税，有一个财产转让所得的税目，按照卖出价减掉买入价乘以20%的税率，简单说一套房100万买的，涨到500万卖了，赚了400万，乘以20%，交80万的个人所得税。这是税法的规定。实际操作中却按照你的卖价500万乘1%只交5万块钱个税。个人所得税又没能发挥它相应的调节功能。 关于房产税能否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地方政府的英文是Local government，其实是基层政府的意思，不能机械的译成地方政府。也就是说房产税只能作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而不能是包含、省、县、乡的四个层级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们还需要思考的是，房产税是个定额税还是从价税？是否应该规定免税面积？是应该叫房产税还是物业税？是否可以考虑将现行物业费改造成物业税或者房产税？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以上是我的发言，敬请大家批评指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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