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鄂生表示，金融科技正在重构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务之间的逻辑，使得很多新兴业态游离于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监管与创新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伴而生。[详情]
李东荣指出，金融科技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金融科技也将给国际金融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详情]
黄益平指出，想要真正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首先需要放弃一些行政性的思维，同时，对于个别企业在特定时期，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政策性金融手段给予扶持。[详情]
朱隽指出，金融科技的发展将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将加剧金融业的竞争，使市场对利率的反应更加灵敏，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详情]
徐忠指出，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拓展产品范围降低成本，提高对客户的便利性。然而，尽管有这些潜在的收益，同时竞争也可能对现有的金融机构运行造成压力，并侵蚀其资本的实力，尤其会使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面临更大的风险，这可能增加金融稳定的风险。[详情]
何东指出，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对央行危机的处置能力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便利，而不是带来更大的困难。[详情]
瑞士市场监督管理局董事会副主席Marlene Amstad表示，监管需要适应金融科技的未来，既要知道如何监管这些新的金融部门参与方，也要使用这些新的技术进行监管。[详情]
Marius Jurgilas表示，立陶宛可以成为中国科技金融公司通向欧洲的门户，中小型企业和电子商务公司都可以通过立陶宛作为门户进入欧洲。[详情]
向江旭表示，如果决定采用一个AI技术在金融行业应用，一定要跟业务部门紧密配合，找出业务的痛点，而不是说设立一个AI实验室，找一帮科学家关起门来搞出一个神秘的算法解决很多的问题。[详情]
Erik H.B． Feyen表示，金融科技可以深化金融市场的机遇，特别是可以推动普惠包容的增长、减贫，提高财富的分享。[详情]
范文仲表示，融资是普惠的一个方面，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们现在谈论的很多普惠问题以及解决方式，可能都是希望从一些机构的层面、政策措施的层面解决融资问题。但仔细想一想，金融普惠，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多的不是机构的问题，是机制的问题。[详情]
黄浩表示，只有金融科技才能使普惠成为可能。除了政策，只有机制特别是促进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充分合作的机制才能使普惠真正的走向深入。[详情]
张旭阳表示，金融科技在连接、认知、安全、提升效率等四个方面帮助普惠金融提高效率。[详情]
张适时表示，小微企业主很物质的讲，包括一些不良嗜好是风险，传统的过程只能通过走访邻里、打电话、面对面聊的去感受，后来发现，在整个数据科技的过程中，由于今时今日大量人在互联网上留下大量的数据，这个就可以得到解决，核心的风险点得到了解决，信用的风险更多还是这个人本质上偿还的能力。[详情]
诸位嘉宾在“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专题会议上进行圆桌讨论。[详情]
王信表示，未来，应该增强金融科技人才的储备，加强和金融科技企业（包括商业银行等）有效地对话和沟通，尽可能地按照互利共赢、竞争选优的原则组织相关的金融机构，共同开展金融科技相关的研发。[详情]
孙天琦指出，从实际工作来看，Fintech的发展能够冲破市场壁垒，能够更加迅速地跨境提供金融服务，行为监管迫切需要加强国际的监管政策的协调。[详情]
许慎指出，对于区块链，我们是很客观、公正地看这样的技术，也希望在实践当中理解它的效能、效应，同时，也是彻底的拥抱它。我们不认为在新的技术发展和传统的金融领域会有很强烈的冲突。[详情]
诸位嘉宾在“监管科技与金融风险防范”专题会议上进行圆桌讨论。[详情]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对大技术公司金融业务监管应实时介入 每经记者 张寿林 每经编辑 陈 星 近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金融城（CFCITY）联合主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上，CF40成员、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针对金融科技发展中几个重要问题发表演讲，指出了大技术公司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 大技术公司在处理数据方面有其优势，可能会把一些原本属于关系型的贷款转向交易型贷款，但同时，由于模型、算法、模式的相似性，会带来同质化竞争，并带来顺周期的问题。 可能扭曲合作关系 大技术公司平台对客户的黏性有助于控制客户的信用风险，因为客户一旦违约，就有可能被平台排除在外，从而丧失从平台获利的便利性，本质上是通过客户与平台之间的重复博弈来抑制客户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徐忠指出，大技术公司相对客户强势地位，有可能扭曲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他说，最近一些调研发现，电商平台有不断拉长应付账款周期、加剧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电商平台的收费项目也会加大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可能非正常地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为电商平台的金融业务创造需求。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小微企业可能落入电商平台的金融陷阱。 大技术公司数据挖掘的效率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徐忠关注。更多的数据有助于改进信用评估的效率，但大技术公司过度采集客户数据的时候，有可能侵犯客户的隐私。比如说前一段时间，Facebook的数据泄密事件就显示了这种可能性。中国在2016~2017年现金贷高速增长期间，出现了借款人信息买卖的情况。一些技术公司利用技术优势抢占市场，并将用户数据在不同产品条线混用，也加大了隐私保护的难度。 近期，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在中国很受关注。在法律层面，使用商业活动产生的信息特别是那些涉及保密业务的信息内容，可能使使用者面临法律风险。因此，在采集和使用大数据时，应注意数据主权权益的保护并进行相应的脱敏处理。此外，如果将客户个人信息用于信用评估时，可能影响信贷的公平性，有一些指标（比如性别、地域、职业等）可能对客户的还款能力有解释力，但根据这些指标进行放贷，会涉及到对某些人群的歧视。 避免相关风险演变 徐忠还对大技术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不公平监管的影响作了观察。大型技术公司涉足金融领域，一方面与其在平台、技术、客户和数据方面的优势有关，另外也与受到的监管比较宽松有关。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大技术公司可与金融机构形成比较好的互补关系。在支付、资产管理等领域，大技术公司可能与金融机构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并可能因为监管标准的不统一而享有不平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对大技术公司金融业务监管应实时介入，以避免相关风险从小到不值得关注演变到大而不能忽视。 另需提及的是，因为有很大的网络效应，金融科技公司的进入可能造成更高程度的市场集中，特别是一些非传统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徐忠注意到，平台型的信息公司如果市场运营失败或者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更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比如2016年5月，在杭州一处光纤被挖坏，大量的支付宝用户无法登陆；2018年9月，日本北海道地震引发大规模断网断电，使得很多的居民面临着无法支付的问题。同时，如果金融机构高度依赖云计算等第三方数据服务，也会增加外部性的风险。尽管云计算服务尚未被用于银行的核心业务模块，但如果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使用云服务处理关键业务，云服务一旦发生中断，将对使用这些服务的金融机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云服务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一旦受到了网络攻击，也可能形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徐忠还提醒，经营模式、算法的趋同，也会形成市场的大起大落风险。原来的债券市场是场外市场，是分层的，通过核心交易商和交易商再与客户进行交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子交易平台产生，金融市场扁平化了。一方面提高了效率，交易之间的利差收窄了，但另一方面，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出现问题时，就出现羊群效应。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会使得利差一下子扩大很大。是不是传统的分层交易模式不好？是不是电子交易平台更好？怎么样处理好这样的关系？他指出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详情]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解决民企融资难需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力 每经记者 张寿林 每经编辑 陈 星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但到底为何如此突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作了较为系统的观察。 黄益平在近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金融城（CFCITY）联合主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上指出，要真正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首先需要放弃一些行政性的思维，行政性的手段在短期是可用的，但不是帮助我们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办法。 为什么这么说？黄益平指出，对于大部分民营企业来说，首先是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能从正规市场融到资，既使是利率上浮其实也不是那么贵。但是从正规市场融不到资，只好到非正规市场，这时融资成本就很高。 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两个问题 黄益平认为，中国的金融可以看成是两部分，一个是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一个是民间借贷、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非正规市场。 现在假定这两个市场的参与者之间没有本质性的质量差异，这两个市场的利率最后应该是均衡的，也就是说是统一的。如果不是统一的，就会导致套利，最后推动两个市场走向统一的利率，这是简单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在中国是不成立的，原因是正规部门融资，如果只有一部分人能融到资，另外一部分人融不到资，通常情况下银行会偏好大企业、国有企业，所以更多的民营企业给挤出去了。 黄益平的结论是，融资难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上述这种现象加剧了。民营企业推出去了，有的企业还是需要融资、发展，怎么办？他们只好转向民间借贷等，直接结果就是利率进一步提高。 所以说，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两个问题。对于大部分民营企业来说，首先是融资难的问题。黄益平指出，如果能从正规市场融到资，既使利率上浮其实也不是那么贵。但是从正规市场融不到资，只好到非正规市场，这个时候的融资成本就很高。 那么为什么最近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黄益平认为，部分可能是因为我们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客观上导致了非正规部门金融交易萎缩。但这些措施又是十分必要的。 从市场化的思路入手 按照这一思路，黄益平提出，真正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首先要靠市场化的手段。要求银行贷多少，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下是能执行的，但是应该让银行自己作出商业决策。有的银行擅长做这样的业务，有的银行擅长做那样的业务，最后谁来做？关键看它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利率不能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所以，如果利率不够灵活，比如我们要求所有的贷款利率都在基准贷款利率附近，金融机构给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贷款是没有好处的，因为金融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是成本要覆盖风险。民营企业本身的特征就是规模小、不确定性大、风险比较高，你要向它提供金融服务，你的成本就应该提高。这就要求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在正规部门可以增加很多对民营企业的服务。人为地把利率给压下去，反而会减少对民营企业的服务。所以，真正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首先要从市场化的思路入手，让市场来配置金融资源。 黄益平表示，进一步看，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有很多本来不错的企业由于流动性压力等出现了各种问题，政策对这样的一些企业提供短期或者长期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需要对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政策性支持，这个责任应该交给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承担。[详情]
原标题：多位监管人士发声警惕大型科技公司风险，金融科技公司将戴监管紧箍咒，防止影响金融稳定 【相关新闻】 徐忠：大科技公司涉足金融的挑战 孙璐璐 金融科技大发展的当下，其“双刃剑”效应愈发明显。众人夸赞好处的同时，反思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当监管部门官员开始关注金融科技的负面效应时，或许意味着金融科技公司也将被戴上金融监管的“紧箍咒”。 上周末，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金融城联合主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上，来自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前央行副行长李东荣三位资深监管专业人士齐发声反思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体系发展带来的挑战。 他们普遍认为，技术的外部性和规模效应容易催生大型的科技公司（即Big Tech），其凭借技术优势和品牌效应吸引了大量的客户，一方面为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提供了机遇、引入了竞争，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但另一方面，金融科技（Fintech）也让金融面临挑战，如信用风险、系统性风险，还会带来新的信息安全风险，以及原来没有面临过的监管套利风险，从而威胁金融稳定。 金融科技跨境监管套利需引起高度关注 近年来，不少大型科技公司进军金融业，全面开展金融业务。在国内有阿里和腾讯，国际上有亚马逊和苹果等。国际金融组织普遍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为金融业带来了创新，如果把它们应用于信贷市场，能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新的资金来源，有助于提高金融业的效益和质量，同时促进普惠金融；但另一方面，Fintech也让金融面临挑战，如信用风险、系统性风险，还会带来新的信息安全风险，以及原来没有面临过的监管套利风险，从而威胁金融稳定。因此，各国际机构纷纷建议，在监管方面应适应创新的需求，主要体现为加强对金融科技实体及其活动的监管，强化风险监测，强化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减少监管套利。 朱隽也表示，大型科技公司的发展被普遍认为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挑战：监管套利、不平等竞争、社会分配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 具体来说，在监管套利方面，由于监管的不充分，Fintech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这一问题，虽然它也像传统金融机构一样提供期限转换、信用转换等服务，但并不像传统银行业一样，需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等监管要求。正是由于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享有不平等的监管待遇，从而产生监管套利，获得竞争优势。 李东荣就认为，金融科技给国际金融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数字鸿沟、监管套利、风险外溢。其中，不同国家的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环境有所不同，金融风险判断和管控能力也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在金融发展优先的政策导向下，可能会引发监管竞次问题，在这个实践中，一些打着金融科技创新旗号的机构，从强监管国家地区迁往相对宽松的监管洼地的情况并不少见，金融科技跨境监管套利的问题需引起各国高度重视。 Big Tech正逐步确立垄断地位，造成不平等竞争 Big Tech以其背靠的技术和大数据的支撑，可以在短时间内广泛涉足金融领域，这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竞争。监管人士认为，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正逐步确立垄断地位，甚至成为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扭曲市场的合作关系。 朱隽认为，在不平等竞争方面，从长远看，金融科技的发展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引导，反而会降低效率，加剧不平问题。大型科技公司确立垄断地位同时，财富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或少数公司的手中，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从而带来潜在的社会和政策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至少一半可以归结于科技行业发展的结果。 徐忠也表示，Big Tech涉足金融领域，一方面与其在平台、技术、客户和数据方面的优势有关，另外也因为受到的监管比较宽松有关。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大技术公司可与金融机构形成比较好的互补关系。在支付、资产管理等领域，大技术公司可能与金融机构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并可能因为监管标准的不统一而享有不平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对大技术公司金融业务监管应实时介入，以避免相关风险从小到不值得关注演变到大而不能忽视，甚至大而不能倒。 “科技行业天生具有赢者通吃的属性，伴随着其不断壮大，可能会形成寡头垄断，反而不利于竞争，导致行业的效力下降。”朱隽称。 徐忠也举例指出，一些大技术公司的强势地位正在扭曲合作关系。最近一些调研发现，电商平台有不断拉长应付账款周期，加剧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电商平台的收费项目也会加大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可能非正常的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为电商平台的金融业务创造需求。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小微企业可能落入电商平台的金融陷阱。 对金融稳定产生深刻影响 金融科技的发展会对金融稳定产生深刻影响。朱隽称，金融科技提供的金融产品规模效益明显，其大型科技公司具有大而不能倒的性质，为金融机构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同时，还在发挥金融机构的潜在作用，其平台越来越具有系统重要性。但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一般由于经验不足，面临市场冲击时可能会出现羊群效应，放大金融体系的周期性。另外，Big Tech公司一般实行混业经营，个别公司已经具备控股集团特征，增加了跨风险、跨市场、跨领域传播的可能性。如果这些企业长期游离在监管之外，也不受金融安全网保护，一旦出现问题，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徐忠同样指出，金融科技的渗透和竞争，可能会使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被侵蚀，面临更大的风险，这可能增加金融稳定的风险。因为有很大的网络效应，金融科技公司的进入可能造成更高程度的市场集中，例如在云服务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一旦受到网络攻击，也可能形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经营模式、算法的趋同，也会形成市场的大起大落风险。债券市场从过去的场外市场转变为越来越多的电子交易后，提高效率的同时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就会出现羊群效应，在危机的时候，会使得利差一下子扩大很大。如何处理好电子交易和传统分层交易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金融科技发展将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朱隽表示，货币政策传导方面，金融科技发展将加剧金融业的竞争，使市场对利率的反应更加灵敏，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是随着技术进步，无形资产占公司资产比重不断上升，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在货币政策目标方面，金融科技也可能通过算法技术及时调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使价格变化更加频繁，从而对通胀带来一定的影响。 受上述挑战影响，李东荣认为，各国应共同推动全球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依托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平台，加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评估与风险监测，统筹的解决跨境监管竞次和监管套利的问题。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合作，探索建立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信息共享、风险联动应对、危机处置和制度安排。同时，推进国际标准建设，可以考虑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组织总体的框架下，以金融基础设施联通、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科技风险防控为切入点，不断地提审各国金融科技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17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金融城联合举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今日召开，诸位嘉宾在“监管科技与金融风险防范”专题会议上进行圆桌讨论。 以下为圆桌实录： 主持人李文红：问一下王信局长，觉得您对金融科技的研究非常深入和广泛，可不可以再谈一下您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主要会带来哪些风险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王信：题目比较大，我试着回答一下。 第一个风险就是对于新进入金融服务的新进入者的监管不足带来的风险。因为随着数字化、金融科技的发展，很多科技企业同样可以提供金融的服务，使得新的进入者和传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的进入者监管部门还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足够的知识进行监管，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对新的进入者和现有的金融机构，应该要适用同样的监管规则，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个风险是新的进入者对传统的市场参与者，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在支付等领域，传统金融服务的提供者面临着新的进入者的很大挑战，一些不能完全做好准备的金融记过，尤其是资本实力比较差一点的金融机构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从而带来风险。 第三个风险可能是来自于网络安全等方面，因为以后很多的都会在网络上进行。不少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强调要高度关注网络安全以及相关可能的风险。 第四个风险可能是普遍的，因为我们在金融市场上会受情绪化很重要的影响，但公众或者很多的市场参与者对金融科技以及新兴的业态和服务没有充分了解，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可能会更容易陷入恐慌，从而带来系统性的风险。 第五，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因为用新的进入者进入，有新的业态，传统所习惯的金融服务以及在信贷领域的商业模式、信贷质量等可能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样对于宏观经济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比较大的风险也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主持人李文红：现在国际组织都在高度关注这些新的问题、新的风险，在加强跟踪和研究。刚才王信局长觉得我问的问题太大了，所以我问孙司长一个小一点的问题，可不可以再前面系统地介绍一下在跨境监管合作方面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孙天琦：刚才讲Fintech数字金融的背景下跨境突破市场壁垒越来越容易，迫切需要行为监管跨境合作。行为监管是打击内幕交易、垄断、欺诈，促进信息披露，规范催收、广告行为，反洗钱、反避税，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信息跨境等等。需要关注Fintech违法违规行为以及风险的跨境扩散，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扩散，因为这些国家的司法体系、监管体系不太健全，更容易给这些国家造成一些冲击。最近大家知道的，像东南亚，我国国内互联网金融整治过程中，国内一些企业跑到了东南亚，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具体行为监管合作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监管规则和标准的统一。从两个角度来讲，一是准入，我们工作中发现，各个国家的准入标准千差万别，我国内禁止的业务，我们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到英国、澳大利亚可以拿到牌照，搞一个网站给中国人提供服务。拿到英国澳大利亚牌照以后发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监管非常严，又跑到如塞浦路斯等一些小国家拿牌照，因为那些国家的日常监管很宽松。所以很多企业成立很多的子公司，不同的子公司拿不同的牌照，一个集团下面有很多种的各国金融牌照，各种金融牌照监管尺度还不一样。然后通过网站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所以，准入要统一，否则，在准入门槛地的国家拿到牌照，就通过数字平台给全球提供金融服务。在准入的环节要强调一点：网络数字世界似乎是没有国界的，但是金融牌照必须要有国界。另外，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体系的构建上也要尽快的规则统一。 二、推进打击跨境违法违规金融活动的合作，监管合作和司法合作。可以推动实际操作的MOU、MMOU。 三、国际组织，比如G20、IMF、BIS，都可以在促进行为监管合作交流、出台规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对我们国家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在Fintech发展过程中，金融监管空白短期肯定会存在，要尽可能的把这个空白最早的填补。不能说出现问题，问六个部门，六个部门都说跟我没有关系，牌照不是我发的，不归我管。功能监管要真正落地。 五、跨国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的大企业一定要发挥在国际规则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些企业一定不能仅仅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一定要站在经营整个行业的高度考虑问题，对行业内、市场上出现的问题，绝对不能坐视不管，不能到最后彻底整治时，才抱怨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汤。 主持人李文红：能不能再请许慎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在实验中碰到了哪些障碍，有哪些失败的案例，是怎么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的？ 许慎：首先先回应一下孙司长刚才提到的行为监控，行为监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做的知识图谱本身也是对于行为监管的一个解决方案。特别是知识图谱在很多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包括国际知名互联网金融领域本身是用来做反洗钱非常有效的技术手段。 刚才主持人问到我们在实验当中的遇到的问题，我们实验室做很多的实验，可能大家都看到了成功，没有看到失败，很可能失败的很多，成功的很少。像我们一个传统机构在拥抱一个新的科技、新的概念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和问题是行业的意识问题。今天上午最后一位嘉宾宜信CTO讲到，AI在传统金融行业应用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好业务的期望。其实这是双向的，最本质是管理好业务对于技术的理解。可能我说的客观一点，昨天和今天的论坛我都参加了，我们大会的主题叫Fintech，我们在讲Fintech的时候，讲Tech的部分很少，要么在讲自己的业务，要么是把Fintech和Regtech当成一个新的模式来看怎么讲这个话题。 港交所为什么创建实验室？我们考虑到将来会有很多的Fintech公司和Regtech在我们那里上市，也有可能我们将来也会承担起一些需要监管的职能。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要加强对于Fintech和Regtech的理解，创新实验室在做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业务，对于新技术错误的认知或者错误的期望。 举例，比如讲人工智能，业务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无所不能，所以基本上在讲一个话题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能不能立刻帮我们实现？我更具体一点，比如一个聊天机器人，希望把很简单的法则可以告诉投资者，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期权怎么交易，期货怎么交易，交易时段是什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很重要的问题，是两个方面错误的理解，第一个妥协的理解，觉得我放一个聊天机器人，很快自动就可以理解用户所问的所有问题，实际上这是不正确、不客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训练这个聊天机器人，把一些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作为样本数据输入到人工智能里，而且还要分清楚他的意图和他所问的问题的实体。介绍到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的业务立刻张大嘴了，说你不是人工智能吗？人工智能应该可以自动理解所有的语言，但其实不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在这里面就需要一个技术人员或者人工智能的产品经理能够有效跟业务的合作伙伴坐在一起，仔细分清楚，哪些东西是有效问题，哪些东西是无效的问题。 人工智能的能力在哪里？通过训练30个样本，人工智能可能就理解到300个不同的问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是人工智能最主要要起到的效果，所以它离不开训练。 另外一个大趋势错误的理解是什么？我们在讲聊天机器人，当然之前一些技术公司已经做到这一步，聊天机器人可以自己组装出档案出来提供给提问者。所以我们的一些业务同事认为，我的聊天机器人是不是会自己去互联网上学习，自己找到相应匹配的答案？实际上，坦白来讲，聊天机器人现在这个阶段的智能程度比较有限，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智能的理解问题，一方面是智能的组装答案。现在人工智能在智能理解问题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对于智能的组装档案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作为监管机构或者商业机构对于任何给出的答案都要付非常强烈的责任。基本上，人工智能要用一个归类的方案，把很多种甚至无限多种的不同问问题的方法有限归类，再具体到某一个标准型的答案提供给用户。所以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管理好业务对于新的技术的理解，管理好他到新的技术的认知，管理好他对新的技术的期望，从而有效地管理好业务的预期以及管理层的预期，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不光是沟通的艺术，也是管理的艺术，更重要的是，弥合技术和业务之间的缝隙的艺术。 主持人李文红：谢谢各位嘉宾这么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下面是提问环节。 提问：想问孙司长一个问题，因为今天的研讨主题是监管和金融风险，我的问题是金融危机。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由目前金融模式类生。从1998年到2008年以及2018年，国内国外或多或少经历了金融动荡或者风波。金融科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使目前的金融产品更加复杂，而且会让整个监管的难度加大，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形式下，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可能会加快，不知道孙司长对这个观点有什么想法？ 孙天琦：技术的发展肯定有它的两面性、双刃剑，您刚才说的那一派的观点看主要看到了它对风险的放大，对监管的冲击等等一些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技术的发展也使监管部门数据更加丰富，对很多金融产品、金融活动的可视化、可跟踪、穿透的可能性更多，使监管能力也能够提高。要平衡好创新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而言，关键是监管不能滞后金融创新太多。类似于过去从牛车到汽车，从蒸汽火车到电气火车，再到高铁，高速度带来了不同于牛车的风险，也带来了不同于牛车的收益，飞机上天以后速度更高，风险也有了新的特点，整个的过程中管理规则在变化、进化。 提问：我来自清华大学，提问港交所的许总，您刚才介绍金融知识图谱在金融风险当中的应用，可不可以简单介绍金融知识图谱在金融投资领域，比如客户价值的发现、上市公司的价值等各方面在营销类、市场类的应用？ 许慎：港交所本身不是投资机构，但我们最近在看一个领域和投资者有关系。我们作为创新实验室很大的一个职能是要参与到一些创新的社区，包含创业公司。我们见到很多关于投研、投顾把人工智能应用进去的创业公司。首先知识图谱一般在投研领域用的比较多，这里面涉及到股权结构、投资人的背景，特别是大陆的一些公司走的比较靠前，有不同的应用方向。但我大概的一个总结分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是偏重于数据清洗，这一大流派的创业公司一般用知识图谱，很强的能力是他们有一些背景，从万德数据出来的从业人员对于数据梳理很有经验，所以他们能够有效地先用爬虫技术，不光是趴上市公司的公告股权结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把一些工商注册的数据汇总起来，你会发现，他们的知识图谱很有特点，不光有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同时还有非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甚至还可以细分出不同的行业。这样的公司就属于数据清洗的领域和方向。另一个方向技术含量会比较高，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有很多技术公司的背景，甚至有微软研究院的人，大陆类似于人工智能黄埔军校，同时也有Google、Face book的背景，他们出来会更多的应用于智能挖掘的手段，和我们探索的方向很类似，能够把大量的金融咨询，包含上市公告、新闻里面结构化的信息挖出来，同时在搜索的时候，他是把知识图谱应用到搜索当中，比如说我今天搜索一个公司，不光搜索出这个公司的内容，同时还可以把这个公司相应的股权结构相关人员的信息也搜索出来。我们自身也在做这方面领域的探索。 刚才讲到我们在做人工智能两大方向的应用，第一个是舆情监控，同时现在还有知识图谱。下一步我们会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现在监控舆情时只是直接监控CP的信息，如果和知识图谱结合起来，不光可以监控CP的信息，同时还可以监控CP相关主要持股人的行业信息。这样你会发现，这些信息一出现会有很强的连带效应，而最大的金融风险就是雪崩效应，一家出问题，会有一些连带的效应。人工智能在这个领域将来可以探索的方向和潜力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内地有很多很好的创业公司在这个方面都有一些积极的探索和使用。 主持人李文红：时间关系，提问到此结束！按照主办方的要求，需要我做一个总结，我谈三点体会，因为我从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基本上参与了一天半的讨论地谈一下在一天半的过程中我的一些体会和新的认识。 第一，我感觉在金融和科技融合的过程中，是把监管者和机构更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既包括金融机构，也包括非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科创企业。这两天我们了解到，不同的国家在监管沙盒等监管方面的做法存在一些差异，但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你监管沙盒的实质是什么，最重要的共同点是让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以及科技企业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更深入地探讨，使得监管者更多的了解机构新的业务模式，使机构更多的了解现在的监管框架、监管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机构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进一步申请金融牌照，监管者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是不是要给这个申请者发放相关的牌照。所以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相互加深理解的国家，监管者了解业务模式，机构了解监管的框架。 所以我们也感谢CF40论坛和北京大学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第二，感觉到技术中立原则对监管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你对相同的业务一定要适用相同的监管标准，这样才能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才能确保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有序惊蜇环境。我这两天最深的体会，我们国内最近谈监管沙盒谈的特别多，基本上每一篇关于金融科技的文章都会呼吁要在中国引入监管沙盒，我也想问各个文章的作者，你所呼吁的监管沙盒大家是英式的还是港式的还是新加坡式的监管沙盒，所以在金融领域要穿透业务实质实施监管。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时，也要透过一个名称看它的业务实质，比如瑞士的理事给我们介绍瑞士的监管沙盒和英国的监管沙盒存在非常本质的区别，瑞士的监管沙盒指的是，如果说一个机构所收到的存款少于100万瑞郎，可以免于监管的要求。而在英国的监管沙盒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大家呼吁要在中国引入监管沙盒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试点也就是一个中国监管沙盒的做法？ 刚才那位女士也问到，是不是监管沙盒要在国际上统一？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监管的实践，没有必要在这个领域内大家一定要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在讨论他的监管沙盒的时候，他的实质是什么。所以我认为，任何事情都要按照实质去理解、把握。 第三，在金融科技的发展过程中，机器和技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人的作用永远是超过机器和技术的做法，人怎么理解这些技术？在理解这个技术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制度、机制和文化来却把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技术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能防范相关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人的判断，Judgment是非常重要，而好的Judgment需要长期的支持和经验的积累，需要大家相互的探讨，也需要数据的支持。 这就是我这两天的体会，不能算是总结。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演讲嘉宾！ 主持人王海明：感谢各位，明年的金融科技（北京）峰会再见！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港交所创新实验室联席主管许慎 新浪财经讯 11月17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金融城联合举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今日召开，港交所创新实验室联席主管许慎在“监管科技与金融风险防范”的专题会议上发表演讲，许慎指出，对于区块链，我们是很客观、公正地看这样的技术，也希望在实践当中理解它的效能、效应，同时，也是彻底的拥抱它。我们不认为在新的技术发展和传统的金融领域会有很强烈的冲突。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李文红：最后请许慎先生分享他在港交所创新实验室的一些实践案例、经验和体会。 许慎：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个峰会。先简单介绍一下创新实验室。前面几位嘉宾讲到，他们部门的名字都和我们有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我们最重要的特点是叫实验室，顾名思义，我们会跟注重实际的实践和实验的层面。所以，我想先从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意义探索方法论的角度来介绍一下港交所的思路。 一般一个新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创新来讲有两个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宏观的战略，各个部门配合去支持。另一种方式是从业务的前线找到具体的应用场景，根据具体的问题入手来看，能够用什么样的新科技或者新方法和理念，要么提高效率，要么做以前不能做到的东西。港交所的思路基本上是两者皆有。 创新实验室是在这个战略层面上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能够帮助整个港交所从认识技术、理解技术的角度有一个宏观的大的战略，但同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找到具体的一些应用场景，能够快速有效地把新的一些技术和理念应用起来，能够迅速地得到一些反馈和机制。 今天特别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做的一些简单的尝试，也欢迎大家探讨过去遇到的一些障碍或者经验、教训。既然称之为实验室，肯定是有成功，也有失败。 第一个领域是在区块链。港交所关注区块链的时间很长，我加入港交所之前就在关注，最早关注是因为区块链当时的口号太吓人，说要颠覆传统金融，特别是要去中心化，颠覆交易所。当然一路走下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学习，现在我个人的感觉，至少现在知名的加密货币本身的交易所绝大部分还是中心化的交易所。但我们在关注的过程当中也认识到，区块链本身的确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它也能够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在香港有一个平台，我们在区块链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合作，特别是针对于南北向资金领域的合作，希望借助于区块链技术本身的特点解决交易清结算方面的问题，提升它的效率，特别是实现“T+0”的要求。这表明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对于区块链，我们是很客观、公正地看这样的技术，也希望在实践当中理解它的效能、效应，同时，也是彻底的拥抱它。我们不认为在新的技术发展和传统的金融领域会有很强烈的冲突。 对于区块链本身来讲，看的不仅是区块链，还做了很多的工作，甚至在区块链上的应用，更关注于实现区块链底层的技术，这些底层的技术能够为交易的市场、传统的金融业务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启发和思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把区块链当成一种现象来研究。 最近，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BCH大战，非常热闹。对于这样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监管是什么样的启迪和启发？相信在座的同事有所关注。 第二个领域是人工智能/AI。对于人工智能来讲，这个词很大，意义也很大，像我前面讲到的，一方面，各个国家不同的金融机构有不同的人工智能战略。我们在理解人工智能的同时选择了几个领域去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实践，涉及到比较多的，第一个是自然语言处理。我们在做自然语言处理时有很多方面的应用，一方面作为交易所，我们有大量的文本需要审计，包含上市的文档前后的一致性以及这些文档、公告对于实际市场当中发生的事件是否能够有相互的匹配和对应。在这里面，如果花人工一个个看，效率相对比较低。人工智能自然语言的处理在这里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把非结构化的文本变成结构化的，能够把里面的实际财务数字从长篇大论当中有效提取出来，同时还可以做到前后的比对。对这样的文档的梳理有一些很细节的挑战，特别是包含表格的一些梳理，因为表格的行和行、列和列之间都有它的逻辑关系。同时还涉及到有边界表格、无边界表格、跨页表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处理。 另外，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小的尝试，舆情监控。舆情监控对于我们来讲，是对上市公司、合伙人舆情的监控，但我们在实践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之前有一些讨论，市面上有很多的公司都在做类似的舆情监控，别人做的舆情监控我们是否可以直接拿来主义为监控所用？大家在探索的时候会发现，人工智能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处于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的阶段，依靠大量的数据处理和数据培训。 但是在监管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和一般的证券行业不太一样的定义。因为证券投资做舆情监控时会关注流动性比较高，或者有选择性自己比较擅长板块的企业有目的的去监控，这个时候监控的重点和处理的问题就不太一样了。但对于交易所来讲，所有的上市公司都需要一视同仁，我们对于所有的CP都需要一视同仁，这里面包含一些大公司，同时也包含一些流动性很低的小公司。大公司的监控往往不是大问题，往往是小公司或者中小公司的监控，是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可能平时出现的新闻很少，而他们的新闻又很难上一些主流的媒体，而是上一些非主流但是专业性很高的媒体，如果用传统的人工监控，这样的工作是很难办成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方法去监控。 这就涉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为什么要考虑监管科技？我们在采用监管科技时的评判思路是什么？一般的科技有两个大方向，要么提升效率，要么做到以前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对于舆情监控的领域，特别是监管，人工智能带来最大的革命性的改变很可能是完成了人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几千家上市公司，每家上市公司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不同的信息时，如何监管、监控？人工智能的标准基本上可以做到同时监控上百家舆情的信息，24×7不间断的监控。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监控的准确度和覆盖率的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手段不断地提高。 第三个领域，最近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测试效果，就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结合的技术，叫知识图谱。简单来讲，知识图谱就是把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属性放在非传统的图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的表示，同时也进行可视化的展示。但最重要的，知识图谱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计算方法，去发现实体和实体之间关联、关系所具备的一些可能的风险特征，而这些风险特征可能是靠传统的技术很难有效发现和计算出来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知识图谱开始的时间很短，基本上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个初步的探索，在这个知识图谱里，基本上有两万多个节点，三十多万个关系，三百多万条属性。一方面是可视化，可以看到很强的关联关系。另外是风险模型，比如我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东，同时又是另外一个公司的股东，我把上市公司的股票抵押给另一个公司，这是很有意思的三角关系。之前我们想到的数字，两万个节点，三十多万条关系，三百多万个属性，在这当中，如何找出三个点的关系出来？有多少种排列组合？这可能是天文数字。 我们再进一步说。因为我持股的时候可以通过代理持股，可以由一级代理，可以有二级代理。如果靠传统的手段，把这样的关系发现出来是非常难的，你的计算资源非常庞大，而且可能永远算不完，这就需要引入知识图谱上新的计算方法：图计算。在这个图计算的应用当中，我们已经至少可以把三个点的关系有效发觉出来，速度非常快。而且也帮助风控部门有效监管到可能市场中潜在的风险，之前已经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可能，结果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上市公司，减少了风险的有效抵押。 第四个领域，聊天机器人。希望通过聊天机器人能够提供24×7投资者的教育。 第五个领域，数据。对于监管来讲，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也关注到，数据真正有效为监控部门所用，对于数据多样性的要求非常高。而现在的领域中还存在着很多的数据孤岛，怎么样做到有效风控，既能够起到有效数据的关联，同时又能够保护好数据的隐私，这是非常值得探索的话题，也需要很大层面的行业合作。 我对于我们的大会将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期望，我们不仅在讨论实际的技术和场景，是不是也能够增强一些行业互动的效果，是不是有可能建一些产业针对于具体领域的联盟，大家能够共同交流这些技术，甚至交流某些领域的数据，可以更有效实现一些监管职能。谢谢！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 新浪财经讯 11月17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金融城联合举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今日召开，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在“监管科技与金融风险防范”的专题会议上发表演讲，孙天琦指出，从实际工作来看，Fintech的发展能够冲破市场壁垒，能够更加迅速地跨境提供金融服务，行为监管迫切需要加强国际的监管政策的协调。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李文红：接下来请外汇局孙司长。 孙天琦：和大家交流几点： 第一，传统金融安全网面对Fintech的发展需要升级和扩展。传统金融安全网有三支柱：微观审慎监管、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我认为，从Fintech的发展和美国次贷危机金融业的发展和一些教训来看，金融安全网应该扩展到四支柱，除去刚才讲大的三支柱，应该加上行为监管。Fintech发展过程中，微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怎么建立？行为监管的框架怎么建立？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怎么面对Fintech的快速发展？比如具有非常重要的系统重要性机构的Fintech企业有没有必要覆盖、如何监管等等。 第二，传统金融安全网有三支柱，现在要扩展第四支柱——行为监管。传统的监管者更喜欢微观审慎监管，一般比较容易忽视行为监管。这也是导致次贷危机重要的诱因之一，所以在危机之后，美国成立了消保局，英国成立了FSA。 从国内来看，更需要强调日常的行为监管。国内监管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看：“在促发展、准入管理上都很积极，有人管、甚至抢着管；出问题后的后事料理有人不想管，不乐意管，但是也得管；问题在日常行为监管都想避而远之，一推了事，监管远远不够”。这也是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监管方都想把麻烦的日常监管推给别人，层层的推，推不出去了，就推给地方。很多地方政府也没有专业的金融监管力量的积累，有的试图推回给中央，更多的只能是层层往下推：省一级推给省会和地市，省会和地市又推给县区，重大群体性事件出来后才会重视，表现为事后、被动的运动式整顿，周而复始，教训深刻。标志之一：各个监管部门都不想沾投诉工作的忽视，麻烦。 相互推来推去，反映出功能监管在国内要真正落地还是非常艰难的。 第三，从实际工作来看，Fintech的发展能够冲破市场壁垒，能够更加迅速地跨境提供金融服务，行为监管迫切需要加强国际的监管政策的协调。举例，比如企业从澳大利亚监管部门拿到了金融牌照，他在澳大利亚违规，澳大利亚的监管部门是可以处罚他的。但如果这个企业搞了一个网站，通过网站给中国的消费者提供服务违规了，谁来管？对澳大利亚监管部门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个违规不发生在澳大利亚境内，对咱们监管部门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找人都找不到，只能看到这个网站，在中国他线下没有商业存在。迫切需要国际上的金融监管合作。最近澳大利亚监管部门也找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些企业或者咱们的企业在澳大利亚注册以后，也找澳大利亚的监管部门说，我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这样那样的批准，现在到澳大利亚拿到钱想干这个那个的，他们不清楚，也想找我们。也问我们哪些业务、哪些产品在中国是非法、禁止的，他们也可以给他们的持牌机构一个警示。 先跟大家交流这些，谢谢大家！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 新浪财经讯 11月17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金融城联合举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今日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在“监管科技与金融风险防范”的专题会议上发表演讲，王信表示，未来，应该增强金融科技人才的储备，加强和金融科技企业（包括商业银行等）有效地对话和沟通，尽可能地按照互利共赢、竞争选优的原则组织相关的金融机构，共同开展金融科技相关的研发。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李文红：进入第二个专题研讨，主题是监管科技与金融风险的防范。我们都知道，现在科技与金融的融合程度在不断地加深，金融科技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既有积极的作用，也会带来一些潜在风险和监管的挑战。一方面，金融科技的使用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但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也可能会增加机构的合规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和操作风险以及其他的风险。在宏观层面，有可能会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关联程度和顺周期性。所以，对单体的机构来说，应该及时识别金融科技的使用可能会带来的新的风险，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对监管当局来说，应该密切跟踪研究金融科技的使用会对金融的业务模式和金融稳定所带来的影响，也要及时不断地改进我们的监管框架。同时监管机构自身也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使用，不断地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所以，这个是我们讨论部分的主题。 今天很荣幸请到五位研讨嘉宾。 第一位来自于英格兰银行的Cordelia Kafetz，他是英格兰银行金融科技中心的负责人，金融科技中心主要是负责分析在金融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使金融科技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又能够确保维护金融的稳定，如何缓解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如何鼓励银行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开展金融创新。之前他在英格兰银行的未来货币部门工作，负责分析虚拟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以及未来货币对金融业的影响。 第二位研讨嘉宾是Katherine Browne，来自于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目前是金融行为监管局的领先战略企业参与和创新咨询部门的负责人。之前他在FSA工作过，曾经领导过一个保险监管团队。在加入英国金融服务之前也是一位金融从业人员。 第三位研讨嘉宾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在王信局长加入货币金银局之前是南昌银行中心支行的行长，再之前担任过人民银行驻法兰克代表处的代表，总行研究局担任过副局长，研究所副所长等等。王信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之前曾经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经济学硕士和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学士。 第四位研讨嘉宾是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先生，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助理，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以及外汇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司长。 第五位研讨嘉宾是许慎先生，许慎先生是在2016年加入了香港交易所，担任港交所创新实验室的联合主管。之前他曾经在美国微软公司任职长达10年的时间，在2014年百度任职负责金融平台的设计以及研发，也曾担任过浅海联合交易中心金融科技部的主管。 王信：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今天下午的会议，谈到金融科技，谈到对货币的影响，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央行数字货币，但是我今天重点想讲的是在传统实物现金领域上，金融科技、监管科技可能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当然，这些应用前景只是我个人初步的设想，还需要进一步和专家们一起探讨。可能有几个领域是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实行的。 第一，在现金的统计和相关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现金服务领域的非现场监管数据的报送。刚才英格兰银行同事谈到他们利用金融科技，更加便捷地使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报送数据，我觉得非常有参考的价值。虽然大家感觉到现金在日常使用中越来越少，但是它的总量还是高达7万亿人民币，而且每年还在净增长，尽管波动非常大。相当于全世界现金1/5，如果对全世界现金相关统计没有很好的把握，将很不利于相关的监管和服务。现在在现金的统计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比如我们对流通中的现金的结构还没有准确的把握，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要求金融机构报送现金的相关统计以及相关商业银行、非商业银行的统计数据，怎么用金融科技（比如API）等先进的技术使得商业银行相关的金融机构更加边界的报送数据，从而减少他们相关的监管负担，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都是在网络上进行，所以对于数据的安全、网络的攻击等，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比如我们可以考虑建设现金业务监管的云平台，建设相关的数据库，将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监管贯穿于整个的监管流程。 第二，内部的管理，比如在发行库的管理，因为我们要储存大量的发行基金，在全国有大量的现金发行库，我们的库里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直接接触现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考虑使用生物识别等技术，可能会使我们在发行库管理、人力管理方面走出一个新的路子。而且相关的数据基本上是在内部使用，所以这个数据的安全性相对于开放的网络空间的数据保护要简易的多。 第三，大额现金管理。如果大家到国外去会发现，国外对大额现金的管理非常严，但是在中国大额现金是非常普遍使用的，比如很多企业还是用现金来发工资，很多的小微企业还是大量用现金进行交易。大量使用现金的结果可能就会造成逃偷税和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中国需要借鉴国际的经验，加强大额现金的管理，比如在比较合理的限额之上，大额现金的使用、银行的存取以及特殊行业大额现金的使用，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和分析，从中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在这些方面，我想金融科技或者监管科技同样也有用武之地。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要求银行和现金处理的单位，比如企业等，记录现金的冠字号码，相当于人的身份证一样。通过记录现钞的冠字号码，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大数据的分析，解析这个交易的行为。就有利于我们更加便利的发现大额现金的流通使用规律，抑制违法犯罪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用现者的信息，所以对使用现金的人的隐私的保护等也要引起高度重视。 未来在监管部门或者中央银行更好的利用金融科技或者监管科技推动相关的监管工作，现在对于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应该增强金融科技人才的储备，加强和金融科技企业（包括商业银行等）有效地对话和沟通，尽可能地按照互利共赢、竞争选优的原则组织相关的金融机构，共同开展金融科技相关的研发。 第四，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对技术、设备、供应商等加强风险的管控。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17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金融城联合举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今日召开，诸位嘉宾在“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专题会议上进行圆桌讨论。 以下为圆桌实录： 主持人张承惠：张总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怎么样通过细分市场找到他的经营重点，也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一直在很多的场合说，中国的金融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唯独有两样是世界领先的，第一是绿色金融，第二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的金融科技。我对这两点坚信不疑。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会议开始动摇了我的信心，我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金融科技发展上努力地下工夫，都花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金融科技。虽然刚才世行的专家说，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是领军人物，但我们这种领军的地位会不会被很快的超越？我现在有这样的担心。特别是最近时期以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频发，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的监管在加严，甚至有的人一说起P2P，就认为这个行业都是骗子。在这样大的氛围之下，我的问题是，如何平衡技术创新和风险防控的关系？什么是最有效率、最恰当的金融科技的监管模式？不一定回答的非常全面，希望五位嘉宾从各自的角度能够给我们一点启发。 张旭阳：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过去几年在大的环境背景下，发展是比较快的，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中国的科技是不是还会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我觉得这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抱有希望的，首先金融科技作为依赖的基础技术，它在中国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不管是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其他的基础发展，不仅有商业模式应用，其实也有基础技术的拓展，包括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以及加密算法等等。如何平衡监管效率和监管发展？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用户保护。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怎么做，也是下一步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欧盟最近推出GDPR，中国未来和数据方面怎么平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 第二，对金融过程中持牌的考虑。做金融业务就要持牌，持牌的目的在于使得有能力的人进入这个市场，成为这个市场的行家。但我觉得持牌应该有考虑，不同的金融科技类别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我们对小额贷款公司，因为它是不吸收公众存款，用股东的借款、股东的资本金以及机构组织者的钱进行放贷，对于有限持牌机构的监管方式方法应该有别于全牌的金融机构。有些金融业态面向公众，不管是销售还是银行业务，需要强监管，有资本冲突的考虑，也有可能人员条件素质的考虑。我希望对不同的金融业态考虑经营外部性有不同的金融监管安排。包括我们有金融科技方面的创新，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加强监管的态势。 第三，监管科技的发展。随着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所依赖的底层数据、底层商业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相应的监管也需要有一些跟进，一方面应该掌握更好的数据，从更广的数据监管金融业态的业务，另外也有所创新。比如以前讲KYC，对投资者的风险评估一般要求线下进行风险评估，但随着投资者越来越线上化，有更多的纬度衡量一个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包括生物识别技术的更好的发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风险评估完全可以在线上进行。所以我觉得，怎么通过监管科技的发展，适应或者跟上金融科技、普惠金融发展的脚步，也是在监管创新很重要的着眼点。 范文仲：这个问题很深刻，我想很多人觉得中国怎么一下子就走在了金融创新的最前沿，可能心里有点打鼓，咱们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个人的观点，中国在金融创新上，并不总是抄袭者，如果你在一个更长的历史纬度看中国的金融发展史，中国经常在金融创新上走在全球的前列，尤其在支付方面。其实金融科技是一个新词，但是金融科技自古有之，比如说冶金术，有了冶金术最早发明了中国的铜币、金属币促进了中国的贸易发展。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造纸术发明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世界上最早的官方汇兑票据叫飞钱，在唐朝的西安有一个机构叫进奏院，不但承担迎来送往的职能，还有金融职能，就是这样一个官方的汇兑。中国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所以我们在储值上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中国文化中有金融创新的基因并不为奇。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这样的创新能不能持续，我个人觉得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其实我们的机会非常大，一方面我们有历史，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这一轮科技创新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发生了改变，农业革命可能是土地，工业革命可能是能源，作为争夺对象，这一轮是数据，数据已经成为全球最核心的经济资源。而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市场，其实是最大的数据来源。就像沙特一样，类似于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在不断的应用场景发展算力、算法的演进，相当于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炼油能力。所以中国向这方面创新往前走的机会很大。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风险，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吃过的亏特别多，我们虽然在科技创新上走到了前面，但是由于只是技术上单兵突进，尽管我们的印刷术很好，但没有一个金融管理制度货币管理制度，由于当初被朝廷利用筹措军队，导致发行准备金的制度完全崩溃，成为了一次金融危机。所以几个朝代轮回，中国的纸币反而落后了西方六百年。在金融创新上不是技术单兵突进，我们现在也不要过度追求技术人员占企业的比例，这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在金融的创新上有四个要素，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是前行的引导力，还有引论、数理、概率论、统计学都非常重要，在组织方面有制度契约，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契约制度保证平等交易的进行，西方的金融交易走在了前面。另外还有金融组织，像商会，包括商业模式等。理论、技术、制度、组织的均衡推进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金融创新稳健的走在前面。 中国现在有非常大的机遇，历史上也有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吃过非常大的教训，在未来一定要吸取教训，这样中国的金融创新之路才能够平衡发展。 黄浩：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一两年参加了国际的一些同行交流，比如说“310”国际同行给了很多的肯定，我们的金融科技是不是真的在世界前列？作为从业者，没有太考虑过这个事，未来能不能保持？也没有考虑。对于蚂蚁金服网商银行来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从宏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很具体的问题出发解决一些痛点，比如说这个远程交易过不去，所以有了支付宝。比如说老百姓的钱放在里面没有办法获得收益，所以有了余额宝。比如几百万的小商家得不到信贷支持，我们到处找银行想合作看能不能提供贷款，发现银行原来的模式不能提供贷款，所以逼着我们搞出来阿里小贷提供贷款。快捷支付也是这样的，快捷支付的出现也是阿里巴巴最早做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支付成功率很低，基于银行的网关100笔交易只有50笔可以成功，另外50笔是失败的，跳转不过去，我们想能不能有一个电话号码就让他支付成功？于是搞出了一个快捷支付。当然，不管是蚂蚁金服，中国很多的互联网公司和银行在这方面，几年的探索，不经意间就出来了很多的服务，似乎走在了前列。 硬币的另一面，在这几年的创新之中，我相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要通过我的监管让中国的金融科技走在世界的最前面，其实也不是。我们这几年和金融监管沟通过程中，我自己感觉，很多监管的专家和官员是非常专业和包容的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好产品？这个产品对老百姓好不好，风险是否可控。这种非常务实、有弹性和专业的监管态度帮助中国过去这几年的创新出来了。 我自己从创业者的角度，无论是监管者还是创新者，我们都没有考虑过怎么样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不经意间取得了一些成绩。所以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的感觉是，如果这个机制可以持续下去，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上创业者的智慧和勤奋，同时给他们最后的包容，控制住底线的风险，我觉得是大有可为的。 主持人张承惠：黄行长讲的非常好，给我一个启发，刻意做的事情往往不一定成功，但是你不刻意追求那个目标，最后可能恰恰达到了这样的结果。 张适时：关于创新和分享，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观点。在我们思考做某一个业务之前，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可创新的？在我们看来应该思考这个业务与社会是不是共赢，也就是是不是有正外部性。因为我们知道，金融业务想赚钱，某种程度上是有收益的，这个业务是不是有正外部性决定能不能长。 前几年在整个金融创新领域有两个被停止了，一个是最早的校园贷，校园贷本身是有盈利性的业务，但对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所以后来被叫停。还有一个是去年57号文被叫停的现金贷，本质上来讲是纯金融科技、零技术干预的信贷产品，但由于它的利率过高带来的社会问题远远大于在这个过程里所创造的企业内部的效益，于是在去年57号文下来之后被叫停。但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领域，从支付到保险以及到小微企业贷款创新的过程中，他慢慢被认可、被坚持下来，所以在我们看来，思考一个事情是不是适合创新或者适合突破的过程中，在这个纬度上，与社会是否共赢，是否有正外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关于监管，P2P行业监管目前肯定还是处在一个很敏感的时间点，但是，我们在反思，在过去这些年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有更明确的监管，一定是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P2P行业发展之初是在2013年之后经历了几年快速发展，但我们看到，2015年年底开始，让更少从业者无序进入的过程中，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整个行业的时间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进化。我们也相信，伴随着进一步明朗的过程中，让行业再一次淘汰的过程中，也会预示着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觉得，以更明确的监管如果能更有效的尽早落地，对这个行业是更有帮助的。 主持人张承惠：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忘记说，张适时张总的公司在P2P行业里是典型的头部企业，排在第四到第五位之间。从优秀的企业角度来说，他们是欢迎监管的，并不是惧怕监管。 时间关系，我的问题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下面有请台下的各位嘉宾提问。 提问：非常感谢各位的介绍，我的问题很简单，你必须要找出一个事情是影响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假如说明天圣诞节，中国的监管部门可以帮你解决一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 张适时：目前整个监管P2P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会完成整个的自查整改，我们觉得，行业肯定会有风险，而且在今年年底之前因此会完成整个行业的自查整改。一个很重要的点，当监管了解情况之后，还是蛮希望能够对于好企业和差企业能够政策并重。因为现在引导企业的有序推出肯定是监管的重点，在同样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同时通过了解并且发现这些好企业的过程中，能够引导好企业的有序发展，在我们看来这两者并重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黄浩：前两天中国的国家领导提到这个问题，中国的移动支付为什么会走在世界的前列？一样的，我们对一些事情看的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会比较包容。但是，反过来就会带来一些问题，正是因为这些包容，也是过去一段时间有些暴雷风险出来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市场总是逐利的，逐利的市场中，一些好的创意、好的企业家会生产出好的产品，一些疯狂的人或者一些不把用户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人，他们可能生产出错误甚至是害人的产品。 所以，这里我要给监管一个建议，我觉得是不左也不是右，我们不是对所有的互联网Fintech采取绝对的包容或者绝对的管制，而是基于对业务深度的把握进行更细的专业化的管理。实际上在这个行业中，过去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大环境下，这个行业里每一个从业者都是有压力的。五年前讲互联网金融每个人都很光荣，所以北京市有一栋大楼叫互联网金融大厦，但是今天互联网金融大厦里面的公司大部分都搬走了，他们更愿意搬到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大楼。今天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互联网金融的从业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实际上大家干的还是互联网金融的事情，但每个人都说自己做的是Fintech，这就是金融科技。五年前同样的话题，标题是互联网助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我的感受是很奇妙的。 所以我的想法是应该有一个既严谨又专业又宽松的氛围，让每一个好的Fintech有信心有序前行，也让那些胡作非为的人不敢在这个行业里继续胡作非为。 主持人张承惠：谢谢黄行长。我的第一个理解是海明同志下一次应该改成互联网金融论坛，不要再隐讳地说金融科技，这是对CF40的提议。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黄行长和度小满的张总。今天早上有不少的同事以及人民银行领导对金融科技做一些评论的时候都提到了大的金融科技企业以及大的科技企业有可能会发生一种现象——赢者通吃，您这两家背后的生态企业非常大，可以说是行业中的赢者了。你们两位怎么看赢者通吃可能出现的现象？以及你们两位是不是认为各自都是赢者？能够把大海中的小鱼都吃掉，最后两个大鲨鱼可能还会再进行火拼。 主持人张承惠：这是很好的问题，你提出了我的问题。 张旭阳：因为我和黄行长都是从金融机构转身到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科技企业的，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金融科技或者金融当中不存在赢者通吃的现象，因为我们做金融业务都有一个能力边界和杠杆率的边界。可以看到，工商银行是所谓的宇宙第一大行，但他的资产规模23万亿、25万亿，占整个银行资产规模1/10左右。如果另外一个行业，比如说娱乐、视频、外卖可能会存在赢者通吃的情况，但金融确实有杠杆和能力边界。大企业有适度范围。 金融永远是最强的第二场景，服务于不同的第一场景。任何细分领域，你只要有足够强的核心竞争力或者有和客户更好的适配能力，都会活的很好。金融科技服务于金融企业，服务于金融业务，也会存在一样的现象，我总是有一个能力服务的边界范围，我总是有一个我所覆盖不到的细分市场。因此我觉得在整个金融生态领域当中，有一个不同层次、不同能力的参与者共同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强的现象。 但确实背后有一个数据的问题，因为整个金融科技以数据获取、认知、储存、加工的能力，对数据的处理和延展能力，包括数据的获得和处理能力，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偏好或者不同的能力范围。因此，在数据的层次防止垄断的产生，在数据的层次做好隐私保护，在数据的层次防止可能的数据断崖，这是需要监管考虑的事情。这个生态完全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黄浩：我们觉得很费解，在互联网公司还在苦苦为生存努力，甚至还在亏损的时候，大家担心我们赢者通吃。这个担心由何而来？分享几个数字，余额宝刚刚出现是2013年，大家担心余额宝颠覆整个中国银行的存款业务，五年之后，余额宝只有那么一点点规模，甚至整个中国的基金把所有的货币基金加在一块儿只有那么一点点的规模，这五年整个中国的资管行业发展到七八十万亿甚至一百万亿，在这十年，银行理财从零干到三十万亿，余额宝只有那么一点点。刚才我们讲了网商银行做了1200万的小微企业，好像还不错，还有其他的一些同业，人人贷也做了一些，我们加在一起的信贷余额，所有的Fintech公司信贷余额总量应该达不到信贷总量的1%，所有行业的负债业务加在一起的总量我相信也达不到整个中国的金融行业的负债总量的2%、3%，应该是达不到的。在他们自己的业务快速增长的时候，中国的银行业、基金业、证券业、保险业在过去五年里也保持着飞速的增长和创新。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这背后我们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深入。 今天，蚂蚁金服的每一个金融业务都不是自己的业务，余额宝背后是包括天弘基金在内的超过十家的基金公司提供资管服务，为老百姓一万多亿的资金提供资产管理的服务。花呗、借呗以及小额企业的网商贷背后也是数十家的金融机构在提供联合的风控和信贷服务。在这个合作中间，不仅每一个金融机构都得到了自己的客户、收入和利润，同时也在增强自己的获客能力和风控能力。 所以在我看来，如何说这是竞合的格局，今天越来越多的走向了合。竞有没有？当然有，没有这一点竞，我们的合也不会更加健康。放眼未来5-10年，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之间深度融合的格局这个大势不可阻挡。未来再看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你会发现，金融机构的负债表随着这种合作会越来越大而健康、而结实。像我们这样的蚂蚁金服的资产负债表是非常非常小的，今天网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只有400多亿，当我说的时候所有人都笑，但我觉得比400多亿很光荣的是我身后已经有数十家强大的银行和我一起合作，共同用联合贷款、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服务了1200家小微企业，这些业务最后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在他的贷款里、投资里，每一家企业各得其所。我认为这是中国Fintech的未来，不存在赢者通吃，是大家共赢。 主持人张承惠：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大鲨鱼，甚至也不承认自己是小鲨鱼。现在业界有一个词用的比较多，叫聚合，他们可能更愿意认为自己是一个聚合平台、聚合体，黄行长是否同意我的说法，他们可能会更多的用科技力量把来自不同金融机构、不同市场主体的资源整合起来，为小额企业、普惠金融服务。当然，有一点还是要说明，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五年前，金融业界的相当高层的人士讨论互联网金融的时候，他们用很轻蔑的口吻说，那是远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说明对金融风险不构成压力，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现在说的更多的是金融科技公司怎么样对传统的金融模式、传统的业务模式产生某种冲击，甚至是可能会带来颠覆式的影响。所以，我想提问者有提问者的角度，回答者有回答者的立场，但是他们都有道理。 提问：提一个问题给范董事长，角色转换感受如何？感觉听您介绍北京金控也要做普惠金融，我在想，科技创新推动普惠金融需要技术、人才、创新，您看您左手边的三位跟您都不一样，人家是市场化的公司，您这样一个国有体制下的公司，说做普惠金融是喊喊口号完成政治任务还是真的要做？如果真做怎么做？ 范文仲：这个问题非常尖锐，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我们做普惠金融更多的是想做一些金融的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是具有社会公益性的。就像我介绍到的，现在金融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数据已经成为核心的经济资源。就像我们现在炼发电或者石油一些核心重要的基础设施，一些公益性的企业未来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但这些企业不光是以市值、赚钱为目的，更多的来提供资源分配的效率为目的。作为这样一个转型，从监管到一个企业有两方面的感触。 一是我觉得我们有优势，我们可能能更加平衡的看待这样一个创新。很多人更多的感受到前台的变化，支付日益的快捷，现在金融的借贷覆盖面在迅速上升，但其实所有金融的进步背后都需要大量的风险管理制度的支撑。其实在千百年来，人类的风险契约制度、货币理论、货币发行管理规定是日益复杂，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前面的变化，后面体系的变化也需要进行。所以我们也觉得，金融光靠创新是一个方面，风险、制度也要跟上，包括监管科技的创新。现在金融机构是大数据机构，未来的监管机构又何尝不是？未来的监管机构也会变成大数据的一些平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未来都面临同样的挑战，都将会面临这样信息革命的冲击，都需要利用先进的技术。 二是企业的定位。我们经常会觉得企业是服务于股东的定位。但其实金融是从个人的私利出发，最终的目标是通过私利的市场化的平衡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边界，就是帕累托的最优边界，支付纬度是通过商品交换促进了大家微观效用的提升；他在借贷跨时间的纬度是通过把资源从生产效益低的个体转移到生产效益高的个体。在这个领域中，资产规模多大没有太大的意义，现在到底是多少万亿或者我的市值是多大都没有意义。因为金融本身就是建立在信息基础上，今天大家说资产一万亿，明天说值一块钱，像雷曼一样一块钱不值，这都是非常快速的。金融的企业真正要做到的是改变我们商业的模式，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就像当年交易所出来、有限责任公司出来，是航海大发现，意义是一样的。我们更多要解决的像黄行长那样，不是为一个大的机构体系，而是为老百姓，比如说在山区，他能不能买到国外的商品，一个大的工程建设风险很高能不能融到资，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能不能像国人一样消费，这些才是金融企业需要做到的。 所以不管是民营还是国企，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是服务百姓生活，因为只有服务百姓生活才有客户，提高客户的体验，这样你才会有竞争力。其次我们服务城市发展，有城市发展才有场景，才有数据来源。然后是服务国家战略，因为服务国家你才知道方向，才有机遇。当然，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一样的，在未来都是要科技驱动、面向未来，我们要打造一个智慧的金融体系。我想这是今天在座所有机构的共同想法，北京金控也是一个创业企业，所以面临着未来很大的挑战。 主持人张承惠：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在座的任何问题都问不倒他。按照议程，是我做一两分钟的总结，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讨论有点“冷落”Erik H.B． Feyen先生，所以把这个时间交给他，请他讲一讲对我们这个讨论的体会。 Erik H.B． Feyen：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刚才讲到了非常重要的和监管、风险机遇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作为一个行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竞争。从国际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的原则是新的公司做新的业务时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比如说数据的风险、安全性的风险、网络的风险，这些需要我们关注。作为监管者，必须要能够把这些风险和创新进行很好的平衡。 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些产品、创新、新的公司能够准入到这个市场，但进入了这个市场之后，他们必须按照规则来办事。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巴塞尔、FSB等所有的机构都在问这些问题，很多人都在想，如何能够平衡风险和创新，这是很难做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支付是影响面最广的一种科技金融，如何进行监管取决于国家现在金融科技发展的情况，然后进行选择。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减少风险。我们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科技征信以及按照比例来监管，这些都是我们在监管过程中必须要思考的原则性的问题。 同时，监管者自己也用了大数据以及监管科技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过渡。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很多的政府都有经验。 希望我总结的还不错。 主持人张承惠：总结的非常好。最后感谢台上的五位嘉宾，也感谢下面各位嘉宾的认真聆听以及积极的参与，这个时段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友信金服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张适时 新浪财经讯 11月17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金融城联合举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今日召开，友信金服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张适时在“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专题会议上发表演讲，张适时表示，小微企业主很物质的讲，包括一些不良嗜好是风险，传统的过程只能通过走访邻里、打电话、面对面聊的去感受，后来发现，在整个数据科技的过程中，由于今时今日大量人在互联网上留下大量的数据，这个就可以得到解决，核心的风险点得到了解决，信用的风险更多还是这个人本质上偿还的能力。 于是乎，在整个领域探索过程中，我们觉得这是风险可控、背后有隐性属性的业务，于是我们在过去几年或者过去八年的时间里在这个领域长期坚持下来。在我们公司有上千万的小微企业主的申请，最终对近百万的小微企业主提供600亿的贷款，这个数字对很大的机构来讲不是很大，但我们觉得还是蛮庆幸的，因为觉得通过自己的创意深入到这个过程中，还是感觉到自己实实在在为中国小微企业主贡献一份力量。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张承惠：他的发言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点是他再一次强调，度小满金融公司是一个科技公司，没有强调它的金融色彩，强调的是科技色彩。第二点，他描绘了一个前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未来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金融科技公司。我相信，这个远景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实现，是不太远的远景。再一次感谢。 下面有请最年轻的张总发言。 张适时：刚才都是来自于大机构的，大家用很大的资源看待整个的金融科技。我想跟大家从创业者从零到一的实践的过程看，怎么发掘这些小企业难的问题，以及我们所做的尝试以及解决方案。 在整个央行定义小微企业的过程中，会认为500万以内是普惠金融领域。在我们看来，在过往的时间里，500万仅仅是一个区间，我们会把500万往下拆成三段是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当然在过往的过程中也做过相应的尝试。第一段是从500万到100万的区间，小微企业三年之后存活率是10%。本质上不是通过1%、2%的风险或者定价差异能够解决的，一定是解决了某些点的外增性或者某些点的额外风控才能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在100万到500万的区间过程中，基本上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办法很有限。我们认为有两种解决方案，市场上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通过房地产、房屋抵押的征信。第二种是保理机构做的供应链的贷款。第三是大家尝试过最后没有正向结论的（联报）机制。在100万到500万区间，我们认为金融科技或者数据化，起码我们能解决的是有限的。 之后我们往下探，探到20万-100万的区间，在国际上更多解决小微企业贷款的过程中用的是信贷人的机制。在2011年时，人人贷还没有那么数据化、科技化的过程中，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当时有一笔贷款，这个人在北京的良乡租了一片地，他把这片地划分成很多的小格子租给在当地捡垃圾的人，他的收入非常稳定。白天捡垃圾，晚上回来就住在这里面。每天的收入是什么？是这些人按时交租金。贷款的过程中怎么做？当时是我自己开车去到良乡，跟他聊，聊完之后看收入证明，看之后知道是可靠的，真实性很高，当时拿了几个麻袋的收据、发票，我看到了一笔一笔的七毛、两块钱的收据发票，确认是真实的，此外还去周围问了他的邻里对他的评价，很正面，还看到他家里的小孩，小孩在上学，看到家里的家庭条件还不错，于是当时这笔贷款给了50万，一年期，定价可能没有很低，最后他很好的还上了。在这样一个贷款的过程中，如果用数据化看，他的征信报告上房贷有一次逾期，相信在座的很多金融机构有一次逾期就不会贷，但当时贷下来了。当时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想把这些垃圾做一个加工厂，把价值能够提高。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11-2012年尝试这个案例的过程中是成功的，但这个问题我们后来发现无法通过数据化解决，这件事情的成功依赖于本身的专业度，并不依赖于数据度，于是在2013年我们放弃了这个客户群体。 再往下探，探到1-20万的领域，发现这个领域里有另外的价值，为什么？发现在这个领域里，虽然小微企业的存活率是有挑战的，但他做的事情可能是更小以服务业为主的领域。同时，当一个人借500万、1000万还不起这个人就完了，但如果这个人借10万、15万或者8万的金额，当他逾期了之后，贷款时间是2-3年，平均每个月还2000-3000，他逾期了之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或者家庭的工作弥补把这些钱还上。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本质上征信是什么？是这个人背后长远的一些工作能力作为这件事情的征信，而不是企业本身。我们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点的，于是往下扎，在扎的过程中认为商业模式的有效性可以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重要的是普惠，这些人借这么多钱是普惠吗？后来发现其实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在做大买卖的过程中，做几千万买卖的过程中，本质上是资本驱动的，他每差一个点的资金成本对这个买卖的差异很大的，但一个做小本经营的过程中，本质上更多的是个人劳动力驱动的业务，不会把自己的劳动力算在重要的生产要素里，本质上这是核心生产要素。我们发现这个核心生产要素是核心资本不核心的过程中，这个人承担了较高的利率，比如说20%多的利率中，实际上对他的影响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这是第一点，我们认为他是普惠，我们认为拿到这笔钱到底把他害了还是让他有更好的发展？本质上对他还是有帮助的。 第二是风险可控的问题，为什么这帮人的需求在历史上没有很好的被解决？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人有一个隐性的风险。小微企业主很物质的讲，包括一些不良嗜好是风险，传统的过程只能通过走访邻里、打电话、面对面聊的去感受，后来发现，在整个数据科技的过程中，由于今时今日大量人在互联网上留下大量的数据，这个就可以得到解决，核心的风险点得到了解决，信用的风险更多还是这个人本质上偿还的能力。于是乎，在整个领域探索过程中，我们觉得这是风险可控、背后有隐性属性的业务，于是我们在过去几年或者过去八年的时间里在这个领域长期坚持下来。在我们公司有上千万的小微企业主的申请，最终对近百万的小微企业主提供600亿的贷款，这个数字对很大的机构来讲不是很大，但我们觉得还是蛮庆幸的，因为觉得通过自己的创意深入到这个过程中，还是感觉到自己实实在在为中国小微企业主贡献一份力量。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度小满金融副总裁张旭阳 新浪财经讯 11月17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金融城联合举办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今日召开，度小满金融副总裁张旭阳在“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专题会议上发表演讲，张旭阳表示，金融科技在连接、认知、安全、提升效率等四个方面帮助普惠金融提高效率。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张承惠：谢谢黄行长，黄行长以网商银行说明金融科技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机制的重要性。我觉得网商银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整合不同金融机构和不同大数据公司的平台，所以他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下面有请张总作发言。我先提一个问题，你们原来叫百度金融，为什么改成度小满金融？ 张旭阳：度小满金融是今年4月份正式推出，我们也和蚂蚁金服一样，今年完成了百度金融从百度的分拆，还是集成了百度在技术上的优势，也是希望更加信息态的做业务。度是源于百度的度，小满是一个节气，因为正好赶上小满节气，同时小满也代表了很多美好的意义，中国有一句话，“人生最好是小满，花未全开月半圆”。不断在金融科技之路上探索，与我们的合作伙伴达到共赢的目的。度小满作为金融科技公司希望与金融机构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模式，共同推动金融科技普惠的发展。 今天的主题是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的发展，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急，很多事情需要水到渠成。普惠金融发展不仅依赖于金融科技对它的支撑，也依赖于科技对整个经营模式、商业模式的改变。如果没有科技的助推，本身很多的商业模式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科技无从发力。举例，普惠金融以前对商业银行来讲是很难做的板块，但随着我们个人金融行为越来越数字化的存在，每个人的消费在线上展现的时候，数据不断的积累从而达到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分析人的信用等级、信用状况。现在可以看到，消费金融、个人零售金融完全在线上展开，极大的降低了成本。普惠金融也是一样，随着下一步中小企业经济活动更多现场化、数字化的存在，一样会助推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会助推金融科技，数据不断的增强，帮助我们发现更好的金融服务模式。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而言，在四个方面帮助我们提升效率。 一、连接。线上实际上打通最后一公里。 二、认知。特别是人工智能对金融科技不断助力，不管是画像还是了解一个人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程度，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特别是通过设备、机器认知的风险。 三、安全。不管是云计算还是分布式计算，有更好的分布式计算能力，也有更好的数据储存、加工的能力，提供更好的安全舆论环境。 四、提升效率。包括度小满金融使用在线机器人，使用超大规模的关系网络，都提升了我们处理信息、解决安全问题很好的效力提升能力。 这些最后达到一个可能，使我们在更广的纬度服务于金融需求者的可能性。 对普惠金融而言还有两点需要辩证看，一个是普。普惠金融很大的一个目的在于我们去扩大金融的覆盖面和复杂程度，但我相信，这个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普，肯定还需要我们适度提供金融服务，而不是过大去扩大金融杠杆。普惠金融也是一样，希望通过数据服务、信息服务，使得金融需求者获得恰如其分的服务，而不是过多的投资。二是惠，金融有一个本质是金融风险收益的对等性，这个惠也不是无限的，不管是收益率还是成本的降低，而是我们所服务对象的金融风险相适度的成本补偿，这样商业模式才能持续。 最后可能需要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可以参与到这种生态当中去。我一直在讲，未来没有一个所谓的金融科技公司或者金融科技行业，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参与者可能都是金融科技公司，都是互联网金融提供者。不管是大行还是小行的金融公司还是其他的金融机构，也越来越成为我们金融科技很重要的参与群体。希望在大家群策群力的过程中，发挥大数据、机器学习以及其他金融科技的基础构成，整个金融科技的业态会越来越健康，发展也会越来越稳健，谢谢！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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