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阿罗教授追思 李俊杰/文 两天前，惊悉恩师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教授在美国加州过世，沉痛不已。阿罗是美国当代经济学大师，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1989到1994年在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和法律博士学位，从1990年开始到毕业一直担任阿罗教授的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 RA），他也是我经济学的博士导师。 我刚到斯坦福的时候，虽然经济系、商学院和胡佛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群星璀璨，但得过诺贝尔奖的还只有阿罗一位。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比尔·夏普（Bill Sharpe）、麦克·斯班斯（Mike Spence）等人当时都在斯坦福，我也上过前两位的课，不过他们拿诺奖则是后来的事了。尽管阿罗教授在经济学界地位崇高，他的个性却非常谦和低调，平时与同事和学生交流大家都叫他Ken。斯坦福校园很大，许多学生喜欢骑自行车代步，只是教授这么做的很少，Ken就是其中一个，我也多次看到他在校园里戴着头盔骑车的身影。 早在到斯坦福之前，阿罗教授的名字对我已是如雷贯耳。博士一年级课程里对他的三大贡献，社会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都有涉及，尤其对后两者更是做了深入的探讨。我始终认为，这三大贡献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他获诺奖，一人作出三大贡献，在这点上他堪比爱因斯坦。于是，我在1990年得知他的RA职位有空缺，就带着有点朝圣的心情，决定去尝试一下。 我们第一次见面具体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和各种文件论文，书架上、桌上、椅子上乃至地上，到处都是。在以后几年里我们在他办公室的无数次见面都是这样，进出需要跨过地上的书，我往往还要把书从椅子上挪开才有座位。第一次见面时，他也让我叫他Ken。只是那时我到美国不久，再加上心里的敬仰，所以总觉得叫Prof． Arrow更顺口些，过了很久才把Ken叫顺口。 幸运的是，我被录用了。我当时酷爱金庸小说，进入阿罗师门后就颇以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崇高“江湖辈分”沾沾自喜。阿罗桃李满天下，John Harsanyi、Mike Spence、Eric Maskin、Roger Myerson等“师兄”后来纷纷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总觉得与有荣焉。 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阿罗与德布鲁（Debreu）合作完成的一般均衡理论可谓是基石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它把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洞察用精确的数学语言和逻辑表述出来。与传统经济学的思辨语言不同，这种数学表述同时还揭示了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有效实现资源分配的前提条件，包括在信息、生产曲线、竞争、外部性等方面的假设。而当代经济学后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在某些个假设不成立的条件下经济运行的规律。 如果说阿罗与德布鲁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者，阿罗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则是开创性的。如上所述，一般均衡理论指出了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备、一致的信息。信息经济学则是研究在这个前提不成立的情况下的市场运作状况，以及有什么办法可以促进市场更有效地运作。这个领域在二十世纪后期乃至现在，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这一切与阿罗的奠基性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阿罗对经济学所有的贡献中，最显示其天才的是社会选择理论和以他名字命名的“阿罗不可能定律”（Arrow Impossibility Theorem）。根据阿罗不可能定律，不存在一个机制能够把三个以上个体的偏好加总为集体偏好，并且使得这个加总后的集体偏好还符合一些看似基本的性质。以常见的多数票表决机制为例，如果用来加总三个或更多的人对于三个以上状态的偏好，将无法保证所得的偏好具有传递性（transitivity），或者说如果对于A、B、C三个状态采用多数票表决制，可能出现A与B相比更偏好B，B与C相比更偏好C，但C与A相比则更偏好A。 如果说阿罗对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是经济学研究沿着既有轨迹的推进，他的社会选择理论则更像是横空出世的神来之笔，甚至一时难以为人接受，在授予他博士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曾遭受冷遇。我曾经问他，怎么会想到去研究这个问题（当时的我正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而烦恼）。Ken说，科学史上有些贡献是许多人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不断努力后应运而生的结果，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可能就属于这种类型，即使没有他，估计也会有其他人在差不多同样的时点作出；但社会选择理论则不同，如果没有他，也许过三四十年也没有人来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谦和中流露出几分自得，令人心折。 在斯坦福的几年里，繁重的学业之外，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工作之余与Ken闲聊。Ken知识面极广，有一种dry sense of humor，谈话时思路恣意跳跃，结合几十年的个人经历与历史背景，丰富的智慧与人生感悟信手拈来。能够如此亲身领略最高境界大脑的运转，至今回想起来仍倍感幸运。Ken曾多次跟我说起他二战期间在美国空军里做天气预测的经历，那段时间磨炼了他的数学和统计学功力。有一次话题自然延伸到了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图灵（Turin）等人的类似经历，以及盟军二战中的研究工作对战后科技发展的影响。这让我再次意识到面前的是一个可以与冯*诺依曼、图灵比肩的思想巨人，虽然他的谦和有时会让人下意识地忘记这点。 闲谈中，Ken还不时会讲起与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 1915-2009）、希克斯（John Hicks， 1904-1989）、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等经济学先贤的交往和学术讨论，他们研究的最初出发点和想要回答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工作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每当那些时刻，我就好像在金庸小说里听人讲前辈高手故事那样，神往不已。 Ken，愿您在天堂中与老友们再聚，继续您们的智者对话吧。 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和法律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并购与投资研究所副所长及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著有《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一书[详情]

　　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等方面的贡献，使他成为20世纪后半叶对经济学理论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新浪美股 北京时间23日下午英国《金融时报》讯 刚去世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是一位经济学巨擘。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始于近70年前，直至生命尽头依然活跃在经济学领域。例如，他与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就后者的不平等观点展开辩论，主张我们应更关注消费上的不平等，而非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 1972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他51岁，是（迄今）这一奖项最年轻的得主。《华盛顿邮报》在讣告中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博弈学家奥曼（Robert Aumann）的话说，“在20世纪后半叶，（阿罗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绝对超过其他任何人”。 要明白为何这不是夸张，想想阿罗在刚刚30岁的时候做出的两个影响深远的贡献吧：一个是著名的关于集体选择的“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另一个是关于所有市场同时实现供需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这两大贡献不仅本身见解卓越，而且还开启了至今仍未穷尽的经济学研究。 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说，阿罗帮助发展了一种数学模型，让经济学从一次研究一个市场，到理解一种商品或服务市场的供需平衡如何取决于其他所有商品或服务市场的供需平衡。他的部分研究帮助确定了，在一个由自由竞争个体组成的社会里，实现所有市场同时“均衡”（供需相等）的稳定均衡状态的条件。他的另一部分研究重述了早先对此类均衡状态对个体福利影响的理解。两个“基本福利经济学定理”是：第一，如果此类竞争性均衡存在，那就是帕累托有效的（Pareto efficient，除非某个人的境况变坏、否则任何人的境况都不可能变好的情况）；第二，如果初始收入的分配合适，就可以通过竞争市场均衡实现任何商品和服务的帕累托有效配置。 表面看来，这为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现实中，它同样是干预、监管和再分配的理论依据。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说过，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是“革命者的指南”，因为它鼓励将市场竞争与可能的激进再分配结合起来。 用阿罗自己的话来说，他把“一般均衡视为私人企业和公共规划及监管共同实现的一种理想状态…对我来说，根据完全合理的新古典理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通过确定实现竞争性一般均衡所需的条件，阿罗开辟了一条分析道路，分析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条件未能满足时，政策可以做什么。 这些条件确实未能满足。较不现实的条件包括，存在这样一个金融市场，它可以在任何时间点，交易（或保护）收入和财富免遭所有可能的不确定性。此类市场明显的不完全性，促使阿罗在从金融定价理论到气候变化的众多领域做出了贡献。另一个不可能的条件是，市场参与者拥有同样广泛程度的知识（“对称信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纯粹依赖市场提供医疗服务为什么无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阿罗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医疗经济学文章中有力阐述了这一观点。 他的另一大早期贡献，即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的贡献，具有永恒的重要性。1951年，阿罗证明，在逻辑上不可能加总个人对社会选项的排序，并同时满足基本的一致性标准—除了一种情况：服从一个人、也即独裁者的偏好。这一发现让进行一种普遍努力的人们惊恐无比，这种普遍努力是，要么制定最优的经济规划，要么证明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但这是一种有启发性的理论。 接下来的几十年，出现了基于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的其他研究结果。其中包括通过关注有关个人偏好的其他事实，摆脱该定理预示的不一致性，例如关注个人对一种社会选项相对另一种社会选项偏好的相对强度，而不只是他们对两种社会选项的排序。这使得阿罗亦有所贡献的成本效益分析（偏好的相对强度以货币支付意愿衡量）等理论得以发展。这还促进了其他不可能定理的发现，例如森证明，从逻辑上来说，社会选项的个人排序的加总，是不可能既在经济上有效，又同时满足对个人选择的基本自由容忍度的。 这类发现 — 即在集体选择中，以及在效率和自由等价值观之间，存在固有的逻辑矛盾，其意义是深远的，而且远超过狭义的经济问题。这类发现意味着，“人民的意愿”非常复杂，这与英国退欧公投在英国当前政治中的影响密切相关。阿罗之后最伟大的社会选择理论家森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哀叹“对国家偏好的真正含义存在一种轻率的想法”。 如果说阿罗的伟大遗产值得我们珍视，就绝不应在政治辩论和政策制定中出现这种轻率。     译者/何黎[详情]

　　唐涯：阿罗的经济学王国 唐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肯尼斯·阿罗（KennethJ.Arrow）去世了。 这个名字对于所有经济学专业学生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 第一次见到阿罗的名字，是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不确定性下的选择（Choice under uncertainty）。当时只觉得生涩拗口。这么多年回过头再琢磨他的“不可能性定理”，才感到什么叫大道至简。 在假设存在两个以上的选项、有两个以上不同偏好的人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阿罗证明了一个令人讶异又沮丧的结论：在每个社会成员有特定偏好的情况下，不可能找出一个在逻辑上个人偏好与全社会偏好不矛盾的选择；换句话说，在社会选择中，不存在使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决定。 这个理论并不复杂，但是在现实世界里无比强大：公司的投资方案、政府的政策选择……任何公共选择都脱离不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逻辑。最有趣的一个现实应用应该是去年年底的美国大选，当众多的社会成员有不同偏好而社会又具有多种备选方案的时候，民主投票不可能得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你看，现实中特朗普不就在巨大的争议中摇摇晃晃地继续着自己的“走钢丝”总统之路，而美利坚从东到西的抗议也不绝于耳吗？ 除了社会选择理论，让阿罗在经济学殿堂里封神的是“一般均衡”理论。阿罗曾经对这个概念做过非常精妙的解释：经济体的运行是复杂的，和人体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30年代，由于得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家庭在热能或能源的消费上，从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也降低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水准。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涉及复杂的化学程序，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到达的观光地区，开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这里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而这些后续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这是个伟大的充满思辨的观察结果。严格地说，阿罗不是一般均衡理论的缔造者，他和另一个学者（吉拉德·德布鲁）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基于19世纪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的思想证明和求解了一般均衡，后来他们的研究成果被称为Arrow-Debreu一般均衡，这个理论也为阿罗摘下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从学术上看，一般均衡理论的伟大毋庸置疑。他对于框架性地理解复杂经济现象，将具象世界抽象化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也成为了经济学走向数理化、工具化的一个划时代标志，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无远弗届。比如在金融学里，Arrow-Debreusecurity（阿罗证券）就是资产定价理论的基础——金融资产的当前价格可以分解成未来不同状态下回报的价格，所以在市场完备的假设下，用无套利条件，所有的证券都可以用测度变化、风险中性定价（或者其他满足无套利条件测度）。这是整个资产定价理论的基本原理，也是很多金融衍生品定价的基石。 一般均衡如此重要，几乎成了经济学的代名词。萨缪尔森说，一只鹦鹉学会“供给、需求”可以当经济学家，在阿罗之后，我们还得加上“一般均衡”四个字——供给、需求、一般均衡，真正算得上经济学帝国的《葵花宝典》。但不要忘记的是，“一般均衡”是个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理论概念，它的实质是提出一个理解现实的“benchmark（标杆）”，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分析经济现象的变化过程。尤其当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加上政治博弈、人文背景、社会制度甚至偶然的突发事件等，都使得在现实的复杂世界里“求解”一般均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经济学帝国对“一般均衡”的迷恋让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 我一直觉得，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是远高于优秀学术论文写作的艺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论文中求解的“一般均衡”，无论假设多么完美，仍然很难模拟出真实世界的复杂动态。而政策不管是否考虑到了“全局”，其实施却是真正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的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是个很有趣的例子。在学术模型里，我们很难考虑到这样的“一般均衡”——农村土地承包制部分解决了代理问题，农民有了激励，吃饱了饭，开始有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有了盈余，然后劳动力开始被解放，有了乡镇企业（后来民营企业的前身之一），农民开始进城，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特定时代背景下，特定人群（教育程度、年龄结构等），甚至特定的领导者思路，都将决定这个“均衡”的走向和稳定性。世界的复杂与不确定性，也由此可见一斑。而一个现实的反面例子，应该算是奥巴马政府的医保改革政策吧。 因为前提容易被忽略，伟大的理论总有被轻易滥用的风险——凯恩斯、科斯、阿罗，经济学帝国的巨轮接下去会往哪个方向驶去？我想，答案仍在风中飘。[详情]

　　悼念经济学大师阿罗：愿天堂有一般均衡 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陈永伟 从物理意义上讲，我和肯尼斯·阿罗只有过一次交集。那是2009年，时年88岁的阿罗应邀来华，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可持续性与财富的度量”的演说。在朝圣的人海中，不期和他迎面相遇。我战战兢兢地问了声好，这位慈祥的老人礼貌地向我回了一句问候。尽管只是一个礼节性的问候，但这一次见面依然让我这个年轻学子激动了许久——那个人是阿罗啊！对，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阿罗！以前只在教科书上看到，没想到竟然见到了真人！ 转眼之间，这个瞬间已经过去了8年。尽管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那种对大师的盲目崇拜之情早已消逝，但是今天一早听到阿罗辞世的噩耗，我仍禁不住心头一颤。扪心自问，尽管在物理上，我仅仅和阿罗有过一次迎面，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学习者，我在精神上又何曾走出过阿罗的身影呢？ 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阿罗太重要了！ 学习微观理论的人，一定会学到一般均衡理论，这是现代经济学的一块基石。尽管亚当·斯密、瓦尔拉斯等先贤早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但是这一思想的相关证明是到阿罗和德布鲁才完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工作，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就不稳固。 学习公共选择理论的人，一定难以忘记阿罗不可能定理。究竟“程序民主”能否保证“实质民主”？阿罗给出的回答是，在一些条件下并不能！这一看似离经叛道的见解，在学界激起了无数的涟漪。离开了这个开创性贡献，阿玛蒂亚·森等大师的成名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强调的是，阿罗不可能定理是构筑在一系列严格假设上的，有很多人用它来论证民主的无效，这一点并不正确。萨缪尔森曾打趣说，“如果说世界上真正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只有12个有所夸张的话，那么说世界上懂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人不到12个倒是事实。”） 学习增长理论的人，一定会对罗默的“技术外溢”模型和卢卡斯的“干中学”模型记忆犹新。但事实上，这两个模型的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阿罗。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没有阿罗的奠基，那么几十年后的内生增长理论就难以发展。 学习金融学的人，一定会学习资产定价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根基，就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框架。如果没有这一框架，那么现代金融学很难成其为一门科学。 学习组织理论的人，很难绕过阿罗的那本《组织的极限》。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讲透了人们为什么要通过组织进行资源分配、怎样进行资源分配的道理。 学习卫生经济学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篇著名的《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这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才为卫生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了根据。（顺便说一句，在这篇论文中，阿罗还提出了“道德风险”这个词，这个概念成为了后来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 阿罗的贡献，还有很多很多。尽管我已列出了以上长长的一串文字，但仍然不能保证这能完全刻画阿罗的贡献。因为，在经济学中，阿罗是无处不在的！他正像空气，如果没有了他，现代经济学就不会有活力！ 听在斯坦福的朋友说，在不久前，还经常能在学校看到阿罗。他的办公室门口还挂着广告说“我要招助研，我要做研究”。这种生命不息、开拓不止的精神，是多么令人佩服！不过，据说由于大家都认为阿罗年已老迈，很难做出新东西，所以那个招聘迟迟无人应聘。这种英雄迟暮之感，又是多么多么令人感叹！现在，大师去了天堂，我想，他一定能在天堂找到合适的助研，一起继续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吧！ 大师走好！愿天堂有一般均衡！ （本文来源：财新网，作者为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陈永伟）[详情]

　　【纪念】专访肯尼斯·阿罗 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题记 2月22日，斯坦福大学官网发布了阿罗辞世的讣闻，并致以哀悼，“我们这样铭记他，不仅作为一位传奇的学者，也作为一位谦逊而光辉的人物，令人倍感亲切，而又满怀敬意。”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他95年的人生历程中，开创了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社会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风险承担、库存理论、医疗经济学，以及信息和革新的经济学。他也是首先发现学习曲线的经济学家之一。 2009年 ，阿罗曾来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了题为“可持续性与财富的度量”的演讲。本文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老师对他的专访。 一、阿罗的学术贡献 问题：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在社会选择、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您觉得您在这些领域中的工作哪个更为重要？ 阿罗：我认为社会选择理论是最重要的。其次，我认为是关于医疗经济学的几篇论文。当然，可能很多人并不会想到这一点。其实不单单是医疗问题，这其中的关键点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医疗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中最本质的问题是，当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医生知道的信息比病人多。病人无法判断医生是否会给他好好看病。除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病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也非常重要。病人得病的具体情形医生和病人了解的信息都比保险公司多，因此存在对医疗资源过渡使用的倾向。保险公司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再分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我不想就此细细展开讲。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不只属于医疗产业，在金融管制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经济体系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一些情形下，它不怎么重要。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它很重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就是市场失灵。在我之后，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的第三个贡献是一般均衡理论，当然并不只是存在性定理。这是让我非常骄傲的地方，但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存在性定理是由我和德布鲁证明出来的。虽然这是一项很很艰难的经验性工作，但是却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式来讲明了什么是一般均衡理论。与以往的人相比，我们只是用更清晰的方式来说明一般均衡理论。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原创性工作，因为想法早就有了。事实上，有四、五位经济学家都在这个方面做过工作。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关于这三个贡献，我就想说这么多。 问题：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医疗卫生的经济学，您怎么看待当前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 阿罗：我的第一选择并不是现在讨论中的方案中的任何一个。它应该是一个单一支付体系，就像在欧洲那样。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道德风险问题，怎么能够控制成本呢？这其中的困难并不是现有方案是不完美的，而是成本太巨大了。医疗成本在每一个国家都在迅速上升，在美国尤其严重。美国有17%的国民收入都用在了医疗支出上。在我当年写医疗经济学的论文时，这一比例仅有4%。现在美国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加拿大现在是11%。这一比例都在上升，但它不能这样一直上升。一个国家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花在医疗支出上。当然你可以说医疗带给我的效用比其它东西都要大，这样如果我们把所有钱都花在上面也不是完全荒谬的。有一种理论说，在美国生命的价值是600万美元。这实际上是用来计算空气污染管制的。这些管制的经济成本你可以计算出来。那么什么是医疗带来的收益呢？你可以说我们有了更好的健康，降低了死亡率。这其实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你可以看到由长寿带来的好处，相对于其他东西，医疗并不是一件很坏的投资。但我不认为这里面有富有说服力的逻辑。医疗护理不是由市场供给的，人们需要交税。然而，税收会产生扭曲，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社会上存在对反对高税率的呼声。但即使存在这种呼声，医疗护理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来提供。 二、医疗问题 问题：中国也正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这其中很重要的争论是政府和市场所各自应当扮演的角色。您怎么看待这个争论？ 阿罗：这里面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与经济思考相对的。支付不起医疗服务的人们就不应该获得服务。如果你买不起奔驰车，那么你可以去买便宜的车。如果你买不起房子，你可以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你吃不起肉，你可以吃菜。但我们对待医疗服务却完全不一样。其实历史上并不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疗服务可以发挥很大的角色。即使在美国，人们也不否认。所以我们有一种针对退休人群的医疗保障，即Medicare。这是针对所有退休人群的，包括富人。另外，我们还有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障，Medicaid。这是州政府的部分负担。大多数州现在很大开支都花在了Medicaid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花费相当巨大。它正在挤压州立大学。州立大学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州政府的财政开支很大比例用于Medicaid，使得州立大学的经费大大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做出选择。然而没有人建议取消Medicaid，即使是共和党人。这里面有对支持穷人的一种承诺。当你观察医疗服务的使用时，你会发现它是与收入无关的。美国医疗服务的消费量几乎是与收入无法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提出了社会化义务的模式。 第二种想法来自于我的论文，即由于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医疗保险不能很好的运转。这会花掉很大的成本。一个希望是政府能够采取管制，或者说定量配给。英国就是这样做的，英国是在保持医疗成本低水平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英国的医疗服务是由政府操作的，大多数地方政府经营医疗保险，而药物则有私人公司生产提供。 还有其他理由来控制医疗成本。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学里的一些医生，他们比较了美国不同地区，发现有的地区人均医疗花费是其他地区的两倍之多，但产出并没有很大差别。所以这里存在很大的浪费。但很大的困难是我们无法区分哪些花费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由于每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你不可以在外面强加一些东西。但我认为还是有些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加强医疗计划间的竞争。在很多国家，比如荷兰、以色列和德国，都有竞争性的医疗计划。很多专家都认为，在美国，一些医疗计划要远好于另外一些计划。而且我认为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新程序、新药物、新手术程序和新设施都有公平的评估，评估它们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这个小组可以说，我们买不起这个。当然这种方式可能有点粗糙，其中一个困难是，医生们也并不真正知道成本是多少。而且成本也是在经常变化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在一时可以行得通，其他时候未必行得通。你可以把成千个医生召集在一起有效工作，可以收集一些中央信息，以此作为支付的基础。我认为总成本是一件严重的事情。由于存在对高税收的反对，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累积性的财政赤字。这构成了国家的负债。显然，这是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的。 三、气候变迁 问题：现在我想跟您探探气候变化的问题。您是否觉得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变暖？ 阿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人类所导致的。当然也存在自然循环，但还有其它因素。这是非常容易回答的。我在二战服役时曾经研究过气象学，相当于气象学的硕士课程。教授说由于工业革命，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比以前大大增加了。相比于六七十年前，现在的工厂更多，因此碳的负担更重了。我们有石油、天然气和煤，它们都含有碳。我们的工厂、房屋供暖和汽车燃烧掉了很多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当碳遇到氧被燃烧时，就产生了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大气中。也是那位教授说全球气候将会变暖。这是我在1942年接触到的。25年之后，我听到很多人开始担心全球变暖。这里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准确测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地面上的东西，比如格陵兰岛的冰罩。仔细探索就能得到证据。不管怎样，证据是非常显著的。从19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观察到冰川在慢慢减少。在阿拉斯加州有个地方叫冰川湾。冰川进入到海中，开始破碎并成为漂浮在海上的冰山。人们对比了1880年和现在的照片，发现这个地方的冰川大大减少了。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令人震惊的发现。所以我认为毫无疑问全球变暖是由于人为因素。这是绝对的。当然你会发现有些波动，有些地方变暖了，有些地方变冷了。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虽然热带风暴的数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它们的强度越来越大。关于水温我们并没有很强的证据，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水温的确切记录。但很少人怀疑海水温度一直在上升，这导致了有更强能量的热带风暴出现。于是我们就有了卡特里娜。 问题：面对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国要在经济增长和减少碳的排放之间做出权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对区域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我不清楚中国会受到多大损害。当然中国肯定会从限制全球变暖中获益。因为各个地区间差别很大，很多人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但是从全球来看，如果中国跟其他地区一样，它将1%的GDP用于限制全球变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逐步从煤炭转移到核能和太阳能。在斯坦恩的报告基础上，我做过一些计算。花费1%的GDP应该是可以的。虽然短期内会使中国算是掉1%的GDP增长率，但长期来看中国会获益。我也不觉得损失掉1%的GDP算是很高的成本。美国现在在向这个方向慢慢努力。现在国会有很多类似的议案。其中一些版本的议案很可能会通过，包括一个碳交易系统的议案。我觉得现在中国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因为中国现在时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四、中国经济增长 问题：让我们继续讨论中国的问题。你将在周一演讲可持续性的问题。您是否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阿罗：中国处在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上，它可以吸收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中国现在的生产率仍然低于美国，所以可以继续引进技术来缩小这个差距。当然，不能完全依赖技术引进，但是，中国应当向美国学习。我觉得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间比日本还要长，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增长记录。中国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容易的东西已经慢慢被用光了，未来将会遇到越来越难的问题。我不能再说具体的细节，因为我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且我觉得不会有人知道。 中国已经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因此好处很难继续得到维持。由于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国将会遇到很多问题，而且是相当长期的困难。但原则上，中国可以继续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毫不怀疑，中国应当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这必将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中国可以将更多人移民到沿海地区，这方面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不清楚中国怎样才能继续保持8%以上的年增长率。但是，或许你们是更清楚。 问题：您提到劳动力迁移的问题。您是否认为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点？ 阿罗：我觉得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城市化并不一定是继续扩大现有城市的规模，也可以是建设新的城市。而美国正是后一种情形。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小城市。纽约的人口并不比它50年前多多少。人们并不选择移居到纽约，而是依据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德克萨斯、亚拉巴马或者亚利桑那。亚利桑那的人口已经增长了很多很多。如果回溯到1930年代，洛杉矶只有很少地人口，但现在它是一个大城市。在美国，有一万人口的城市，也有20万人口的城市。我现在住的地方在旧金山的南边，但60年前我搬到那的时候，这还是一个能产出高质量水果的农场。这个地方的人口增长很快。在这一地区，San Jose并不是特别有名，但它现在实际上要比旧金山还要大。很多社区，包括硅谷，都有大量的人口。 所以我的答案是中国不一定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模式。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城市化带动的，大城市使得有各种想法的人得以相互交流。我觉得上海和北京都在越来越大，中国应当发展新的城市。 采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老师，翻译：马光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详情]

　　经济学诺奖最年轻获奖者肯尼斯·阿罗在美逝世，享年95岁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综合报道 来源：澎湃新闻 2月22日，斯坦福大学官网发布了阿罗辞世的讣闻，并致以哀悼，“我们这样铭记他，不仅作为一位传奇的学者，也作为一位谦逊而光辉的人物，令人倍感亲切，而又满怀敬意。”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他95年的人生历程中，开创了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社会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风险承担、库存理论、医疗经济学，以及信息和革新的经济学。他也是首先发现学习曲线的经济学家之一。  1972年，阿罗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因一般均衡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时年51岁的阿罗成为了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大学任教期间，还教导出了四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生。  阿罗出生于一个罗马尼亚的移民家庭，父母在1900年左右抵达美国，他回忆父亲家境贫寒，母亲的家人则是勤奋而业绩平平的商人，“家父年轻之时，经营事业可说一帆风顺，因此我10岁之前生活非常舒适，而更重要的是，家里有许多好书。后来，经济大恐慌使家父的事业一败涂地，大概有十年的光景，我们的家境是一贫如洗。”  阿罗在学生时代，最喜爱数学和数理统计学，却因为经济窘迫，最终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二战爆发前夕，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理统计学研究生时已身无分文，是经济系为他提供了补助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这段经历：“你们都是经济学家—为什么我不能转向出价最高者？”  阿罗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受业于统计学大师霍泰林（Harold Hotelling）门下。霍泰林的正式职位隶属于经济系，也写过若干在经济理论上相当有分量的报告。“我在修习他的数理统计时，了解自己已找到了专长所在”。  转入经济系后，阿罗曾懊恼，他希望做出的博士论文“符合老师的期望，同时为自己做件不平凡的事”。但他中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四年，作废了许多研究构想，“看来全都是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但这一切终于累积成他的第一项重要成就——社会选择理论。  阿罗观察到，大企业的决策应该要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而股东对未来的状况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的投资方案中作选择时，每一位股东会因为不同的预期，做出不同的选择。阿罗为此设计出了做出选择的机制，并在其他领域也可以应用。  而阿罗接触到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则是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的老师瓦德那里。“我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得知一般均衡存在与否这个有待解开的问题。不过还记得我曾问过瓦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阿罗曾举过一个一般均衡理论的例子：30年代，由于得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家庭在热能或能源的消费上，从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也降低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水准。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涉及复杂的化学程序，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达的观光地区，开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这里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而这些后续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因此各项商品的价格，是由解一大组方程式而求出的，每一条方程式都代表个别商品市场上的供给等于需求。阿罗提出的疑问则是：这些方程式是否必然有单一解存在？  他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于求解这些方程式，和发展一般均衡理论上。  阿罗研究经济学理论，却尤为关注经济学相关的现实问题，乃至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他的研究工作涵盖从气候变化到发展中经济体药品补贴的各个领域。他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首批撰稿人之一，该委员会负责提供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权威评估结果。  福特基金会邀请阿罗从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医疗保健。他首先对有关的实证文献作了一番整理，发现当时针对这项高额的财务风险所承作的保险相当不足。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部门的保险，在当时都已有大幅的扩张。但要达到充分的保险还存有障碍。对医疗保健支出提供的保险会诱发过度消费，导致支出超过实际必要的所需。  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期间，阿罗有四名学生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是：约翰 海萨尼（JohnHarsanyi，1994 年）、迈克尔 斯宾塞（Michael Spence ，2001年）、埃里克 马斯金（EricMaskin）和罗格 梅尔森（Roger Myerson，2007年）。  斯宾塞在他的诺贝尔获奖自传中回忆道，阿罗的学生们都对他心存敬畏。“描述肯 阿罗对20 世纪下叶经济学的贡献，几乎相当于描述这一时期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过程。” [详情]

　　诺奖得主阿罗自述：我几乎无书不读 上次在日本，诺斯去世，这次在东京，听到是阿罗去世。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1921年8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去世。 经济学学生，基本都了解阿罗在一般均衡方面的研究，他在1972年也主要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但是阿罗的意义不止于此，他甚至自己谦虚地说没有自己的投入，一般均衡理论不至于有什么不同。阿罗做了不少开创新研究，在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沟通经济学方面颇多探索。 在这篇自述中，我们不仅知道阿罗的成长和历程，也可以看出他的深邃以及谦逊。同时，他也表现出对经济思想史的浓厚兴趣，可惜这样有思想有范式的大学者已经不多。本文选自伯烈特·史宾斯所编的《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一书中，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 徐瑾经济人 我的研究历程 剖析自己并不是令人舒坦的事。一方面企图全力表现自我最佳的一面，一方又担心名不副实，两者之间的分寸实在不易拿捏。在此，我愿意矢志追随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位卓越的真象追求者的训示，这是他在也许是唯一一次表现得过度谦虚时所说的话：“我亲爱的华生，我绝对不能同意将所谓谦虚与其他的美德并列。服膺逻辑思维的人，对所有的事都应该实事求是，贬抑自己与自我夸大，同样都是背离了真理。” 回忆的盲点 我们在回顾时，并不能宣称对自己的一生无所不知。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知识积累，我都不敢说自己完全了解曾经影响过我的所有力量。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各位就可以发现，我目前仍然无法重建自己的思想与兴趣在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因素。当重新阅读以前所写的学术论文时，我偶尔会察觉到自己的记忆多少有一些错误。其实，参与这一系列演讲的主讲者，都被要求担任他们自己的历史学者或传记作家；然而，就像所有的历史学者或是传记作家一样，他们偶尔也会犯错。如果这些回忆能够和文献记录相互印证，就应该值得信赖。否则，诸如主讲者个人单独与闻之事，只能视为不尽完美可信的证据。 我一直对经济思想史有浓厚的兴趣。过去几年也教授这门课程。我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新观念的发展中，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的个人成长历史与阶级背景是重要的因素。然而，实际的状况并非如此。以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相当成功的生意人，或许说他是高明的股票投机客更为恰当；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则从小就被严父培养为知识分子。尽管两人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经济理论却非常近似。无可讳言的，教育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影响程度愈来愈深远，因为今天的经济学，和其他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一样，早已成为一项专业的学问。再者，个人的才智与兴趣，也可能影响经济学的专攻方向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似乎没有证据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人格特质，会在他所引介的新观念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因此，我接下来只对个人的出生背景作简要的介绍。我父母双方的家庭皆是外国移民，在1900年左右来到美国，并在纽约安定下来。双亲来自贫穷的家庭，而母亲的家庭则是勤奋而业绩平平的商人。他们两人都非常聪明，家母是高中毕业，家父则是大专毕业。家父年轻之时，经营事业可说一帆风顺，因此我10岁之前生活非常舒适，而更重要的是，家里有许多好书。后来，经济大恐慌使家父的事业一败涂地，大概有十年的光景，我们的家境是一贫如洗。 我在年幼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资赋优异。我几乎无书不读，并且渴望将自己的理解加以系统化。举历史为例，在我的想法里头，历史并不仅仅是一日期与一些生动的故事，我将之视为一个序列，从一个事件中不断产生下一个事件。这种秩序感在我高中与大学的阶段逐渐成型，导致我对数学与数理逻辑产生浓厚兴趣。 由统计学入手 整体来说，我在小学及中学表现优秀。到了大学，由于家境贫寒，我仅能选择纽约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就读。该校自1847年以来，就受纽约市政府补助而不收学杂费。迫于经济因素而不得不来此就读的优秀学生，可以说比比皆是，因此学生的平均素质相当高。在师资方面，一般来说都能胜任其职，有些更是相当杰出。老师们均以育英才作为职责，我从中获益颇多。因为担心失业，我选修了一些较实用的课程，例如高中教学、保险精算以及统计学等作为辅修的学科，毕竟我有兴趣的数学与逻辑等较抽象的科目，对就业的助益不大。没有料到，修习统计学却对我个人经济学的生涯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透过文献附注中提及的资料来源，使我对快速发展中的数理统计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数理统计学为统计实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带来了全面性的改变。1940年我大学毕业后，无法在高中谋得教职，于是决定进入研究所攻读统计。当时统计学还未成为独立的科系，教授数理统计课程的地方也是凤毛磷角。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统计学大师霍泰林（Harold Hotelling）门下。霍泰林的正式职位是隶属于经济系，也写过若干在经济理论上相当有分量的报告。我在修习他的数理统计时，了解自己已找到了专长所在。 当时，霍泰林乃至整个经济系都曾给我有力的精神支持，然而，除了霍泰林以外，并没有人对经济理论投入多大的关注，这一点倒是满令人讶异。当时，经济系把重点摆在实证面与制度面的分析，而系里的支持就表现在最具体也最必要的方式上——提供高额的奖助学金。在这种背景下，我学习经济理论的方法，也和学习其他很多学间相同，是透过阅读而来的。就我个人的状况，我相信自修远比上课听讲有效。在经济学的领域使用数学作为工具虽然说由来已久，但当时仍只局限于少数的一批人。透过精挑细选的阅读，我能选择自己的老师，而且还的确选得很好呢！ 我虽然成绩优秀，但自感原创力不足。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发生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一篇博士论文受到认可，有种种可能的情况，不过当时我在意的，是符合老师的期望，同时为自己做件不平凡的事。然而，这种责任感不但没有带来激励作用，反而有破坏性的效果。此外，四年的服役经验虽然有趣，又更耽搁了个人实现抱负的决心。我放弃了一系列中途告吹的研究构想，看来全都是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但最后却终于累积成社会选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oice），也就是我第一项重要的成就。 开创社会选择理论 接下来，我要将这项贡献的源起作比较明确的交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呈现一般性经济思想如何与我个人的专长产生互动。社会选择和后面会提到我的其他研究领域有一项显著的不同之处，它可说是全新的课题，先前几乎没有人分析过。那些其他领域已经见诸文献上相当程度的讨论，我的角色只是引进新的分析方法或提供新的观点，但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提出，而我也作了部分解答。 比较先进的经济理论学者都主张，各种架构中的经济行为，都系在有限的选择方案中从事本质上理性的抉择。例如，家计单位从不同种类的财货组合中作选择，这些组合乃是它们在当前的物价水准以及可支配所得下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而厂商方面，除了在固定的产出水准下就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作出选择，也要在不同的生产水准间作出选择。认为选择行为是理性的经济学者，诸如霍特霖、希克斯以及萨缪尔森等都认为，对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选择者可以排列先后顺序。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可能方案中，不论是技术上可行的各种生产方式，或是家计单位在预算限制下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从事选择的人都会从中选出顺位最高的方案。 当我们说这些选择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列顺序时，其涵义相当明确。第一，任何两组选择方案都可以相互比较，选择的人可能会偏好其一，或对两者的喜好程度一致。第二，方案的排列顺序有一贯性。假设有A、B、c三种方案，如果对A的喜好大于B，而B又大于C则我们会认为A与C比较时，必然是A较受青睐。这项特性称为递移性（transitivity）。 虽然这项选择理论最初是用于经济分析，但显然在许多其他领域也都可以应用。霍泰林、冯·诺依曼、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熊彼特（Josenh Schumpeter），都曾主张将这套理论应用到政治选择方面，像是对选择候选人的选择以及对法案的选择等等。投票可视为将个别选民对候选人或其政见的偏好加总，而汇集为所谓的社会选择。 我最初是在经济架构之中面对这个问题。我观察到，大企业并不是个人，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要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可以确定的是，股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是取决于未来的营运状况，而股东对未来的状况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的投资方案中作选择时，每一位股东都会各自根据对利润的预期而排列各项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不同的股东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因此他们排列出来的投资方案顺序自然可能大异其趣。我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是采用由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规则。假如有A与B两种投资政策，被选上的必定是大多数股权所支持的一种。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大部分都会碰到两种以上的选择方案。为了简单说明起见，假设有A、B、C三项方案。最自然的作法，就从三者当中选出一个大多数股东认为优于其他两者的方案。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所考虑的是公司政策，我们也许可以说，该公司能把所有的投资方案排列顺序，再选出最好的一项。然而，由于公司的决策不外是反映股东的想法，公司所排出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按照个别股东所排列的顺序而建构出来的。假如大部分的股权都支持第一案，而反对第二案，我们可以说公司偏好第一案。 投票的悖论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种令人困扰的现象。A受到的支持度高于B，而B又高于C，但A和C相比较时，反而是C的支持度比A略胜一筹。换句话说，多数决投票（majorityvoting），并不一定会具备我刚才提到的递移性。 在此以选择为例来说明，假如有A、B、C、三位候选人，同时也有三位选民。第一位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是A优于B，B又优于C。我们假设个别选民对候选人的顺序排列存在递移性，则第一位选民偏好是A优于c。假设第二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B优于C，C又优于A，因此他对B的喜好应胜于A。而第三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C优于A，A又优于B。那么对第一位选举人和第三位选民而言，都是A优于B，因此在实行多数决的情况下，A和B之间的选择将是由A获选。同样地，第一位和第二位选民都认为B优于C。如果递移性存在，则A应该会胜过C。但实际的状况是，第二位及第三位选民却都较偏好C而不是A，所以产生无递移性（intransitivity），有时也称为投票的悖论（Paradox of voting）。当然，这种无法递移的特性不必然会产生，而要看投票人的偏好而定。重点是，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pairwise majority voting）制度，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能产生出一个排列顺序。 我认为这样的观察一定也有其他人作过，事实上，我好像曾在哪里听到过。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是否的确听过。但不管如何，这种想法确实使我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转而投入其他的课题。 大约一年后，我又不经意地注意到投票的问题。我发现，在某些特殊但非完全不自然的条件下，我先前发现的投票的矛盾可能不会发生。我认为这值得撰文探讨。但我在着手之际看到一本期刊，发现其中有篇英国经济学者布拉克（Duncan Black）的文章，提出了和我相同的想法。其实布拉克和我所发现的结果，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来随时都可能被提出，而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几乎在同时想到，这点巧合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解释。 对科学研究者而言，率先有所发现是一项激励，反之，结果若可预知，则令人泄气。因此，我再度放弃有关投票行为的研究，转而探讨一些重要但较不具吸引力的课题，不过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我偶然被问到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中足以显示，这方面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新研究。当时，新的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被应用到军事与外交的冲突上。在这项应用中，国家被视为理性的行为者。然而，既然国家是由偏好顺序不同的个人所集结而成，那么上述的观点如何能成立呢？因为根据个人先前所作的研究，如果采用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那么根据人民的偏好顺序，不一定能导出整个国家的优先顺序。 由个人偏好到社会选择 是否可能找出其他的方法加总个人的偏好顺序，以形成社会的偏好顺序？也就是说，在不同方案间所作的选择具有递移性。经过数周深入的思考，我总算对这个问题找到了清楚的解答。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顺序而产生社会选择，而且社会选择也符合某些非常自然的条件，总会存在一些个人偏好顺序，让社会选择不具递移性，就像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 由于受过逻辑的训练，我能清晰地阐述问题，避免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不过，我并没有使用到任何高深的数理逻辑概念。 这项研究成果迅速引起各方注意。另外一项附带的收获，是我由一些人士来函得知了早期相关的文献。事实上，多数决投票的矛盾，早在1785年就已由法国人孔多塞侯爵（Marquis du Condorcet）提出！但尔后就不见后续探讨的文献。大约在1860年时，有人曾考虑到投票的矛盾，一面对如何在牛津办理选举提出建议，不过，这些建议方案并未出版。当时一位名为道奇森（Charles L.Dodgson）的数学家曾宣扬过这些方案。道奇森为同事之女爱丽丝·李戴尔（Alice Lidell）写了著名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只是在出版时用了卡罗尔（Lewis Carroll）为笔名。已出版的社会选择报告中，唯一堪称重要的一篇刊登于1882年一本鲜为人知的澳洲期刊上。就我个人的了解，几乎没有其他研究主题像社会选择这样历史间断而零散。 但后来的情势却完全改观，相关文献之多，几乎可用爆炸来形容。最近的一份综述，虽然不刻意强调资料搜集的完整性，仍然列出了600篇以上的参考文献，甚至出现了一本完全探讨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相关议题的期刊。 社会选择理论与经济选择理论的平行发展相当重要，但它与过去的研究则甚少直接关联。至于个人另外的两项贡献，与当前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又有不同的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中之一是有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这项理论所演绎的观点看似简单，却不易了解。在经济体系内，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我们且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30年代，由于得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家庭在热能或能源的消费上，从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也降低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水准。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涉及复杂的化学程序，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达的观光地区，开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这里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而这些后续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上面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任何一项产品的需求是受到所有产品价格的影响——包括劳力与资本服务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与利润。同样地，任何一项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力或资本的供给，也是受到所有商品价格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各种产品与劳务目前的价格水准呢？在经济学上常用的假说就是均衡（equilibrum）的概念。现行的价格，就是使市场上供给等于需求的价格。这样的假说，就像经济学里头许多其他的假说，或自然科学的假说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准，但是却是非常有用的近似说法。如果和那些过分夸大均衡存在的人比起来，把这种近似说法完全弃置不顾反倒更背离真实。 经济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1874年率先提出较完整的架构。不过，当时要运用此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仍有困难，而且数学训练不足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直到30年代，经济学界才重拾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其中又以希克斯所作的精辟阐释与推展居功至伟。本人有幸于1972年与他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 但是，还有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一般均衡理论主张，各项商品的价格，是由解一大组方程式而求出的，每一条方程式都代表个别商品市场上的供给等于需求。然而，这些方程式是否必然有单一解存在？假如没有，那么一般均衡理论不可能永远为真。事实上，大概在1932年，一些德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方程式不一定有一个有意义的解。维也纳的银行家史列辛格（Karl Schlesinger）在大学时主修经济学，之后也一直对经济学的发展相当关注，他认为前述的困难主要是源于某项细微的误解，其实一般均衡的存在应该可以证明。他聘请瓦德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瓦德提出一般均衡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解释）存在的证明。事实上，对照后来的相关研究，他们设定的条件似乎太过严苛。即使如此，整个证明的过程仍是相当困难的。 为一般均衡求解 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浩劫也影响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史列辛格原本坚信奥地利不致沦入希特勒的魔掌，等到噩梦成真，他随即自杀身亡。而瓦德则逃过此劫，并且来到了美国，他的兴趣领域也转移到数理统计。他正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我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得知一般均衡存在与否这个有待解开的问题。不过还记得我曾问过瓦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既然他在数学上的能力远胜于我，我听了自然觉得很泄气。 由于某一领域的发展而促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发展，在科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时，赛局理论正迅速发展。数学家纳什（John Nash）证明的一项理论，在我看来与竞争性均衡存在与否的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我借用并修正纳什所发展的数学工具，终于能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界定一般均衡的方程式组将会有解。 其实，这里头并不只是数学的问题而已，还牵涉到怎样更清楚地说明一般均衡系统。正如史列辛格已经做过的部分努力，我们有必要将所作的假设更进一步地弄清，在这项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 从前面的说明，大家应当可以了解，能证明均衡的存在，是因为经济学及数学这两门学科的理论不断进步发展，而我当然也不是唯一提出证明的学者。事实上，就在我着手撰写研究成果之际，我得知德布鲁（Gerard Debreu）——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独立地获得基本上相同的研究成果。于是，我们决定联合发表研究结果。就在我们的论文公诸于世之前，第三位经济学家麦肯锡（Lionel McKenzie）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走的是类似的但不完全一样的路线。 在科学的世界里，重复发现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原因也大同小异。由不同动机所带动的相关领域发展，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发展既然公诸于大众，所以各方学者都能加以运用，重复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一项新的发现，能够成为第一位发现者或是济身首批发现者之列，当然颇令人满足。不过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说，即使没有我的投入，显然它的发展也不致有什么不同。 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尽管一般均衡的存在理论看来相当抽象化及数学化，但日后却变得相当有用。除了促成一般均衡理论在特定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也让大家对所谓“一般均衡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是体认到，某一项特定的经济变动将会造成比最初变动更为深远的影响。斯卡夫（Herbert Scarf）更指出，如果把证明的方法作适当的修正，可以找出如何实地求出一般均衡系统的解。此一方法已经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政策问题上：关税、公司所得税、社会福利措施的改变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 接下来，我要说明个人的第三项贡献，即针对不同经济主体（economic agents）的信息差异，探讨其经济上的意义。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源自思考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是医疗组织的问题；但研究的奠基则靠我对数理统计的研究，还有早期从事风险承担经济学（economics of risk bearing）的理论研究，再加上其他学者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我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不像前面的两项那样偏向具体明确的技术性成就，而是提出新的观点，将经济理论重新界定。 条件性合约 一般均衡理论和绝大部分1950年前发展的经济理论一样，都假定所有的经济主体均在确定的情况下运作。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庭、厂商、投资人等，都正确无误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或至少是看来如此。因此我们假设，生产者都知道在特定的投入下，将会有多少的产出；而投资人也知道他们计划出售的商品在未来的价格水准如何。 在此，我并非暗示经济学者都是如此愚蠢，以致不了解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不晓得这种状况。事实上，有些文献即清楚地指出，许多经济行为只有在假设经济个体已充分了解确定性的存在，才能有合理的解释。例如，投资人持有多元的投资组合以及购买保险等。然而，将不确定性与标准经济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加以整合的通论仍然付诸阙加。对此我逐引介了条件性合约（contingent contracts）概念，意指当某种可能的情况发生时，提供特定财货或金钱的合约。我所说明的，是所有能意识到的风险都可以保险。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勾勒轮廓，后续扩大及深入的研究则是由戴布鲁来接手。这个观念本身虽简单，却谈得上是创见。 该项研究已经成为一项标准的分析工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条件性合约可视为理想体系的蓝本，可用于与真实世界有关风险承担与风险转移的方法相互比较。很显然地，从实证的观点来看，真实世界中风险转移的机会，并不像我模型中所预测的那么多。在一开始时，我找不出特别的原因来解释这样的差异。 多年之后，总算豁然开朗。当时，福特基金会邀请我从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医疗保健。我首先对有关的实证文献作了一番整理。根据我的理论背景，我发现当时针对这项高额的财务风险所承作的保险相当不足。事实上，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部门的保险，在当时都已有大幅的扩张。不过，我很快了解到，要达到充分的保险还存有障碍。对医疗保健支出提供的保险会诱发过度消费，导致支出超过实际必要的所需。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原则？以保险来应付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并没有充分反应实际状况，也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不确定性。被保险人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了解，当然比保险人（保险公司）来得深入。每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在任何经济体系内都是一项关键因素，并非只限于医疗保险。 第一标题 再举佃农这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假如地主雇用某人在农场上工作，该名农工在所得固定的情况下，缺乏诱因全力以赴。假如地主对该名工人的工作情况完全掌握，自然可以据此来指挥工人。但是，要取得这样充分的信息，地主势必得花费相当精力亲自督导监控。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地主和农工双方将有不同的信息，生产将无法充分发挥效率。另一种极端的作法，则是把土地以固定的金额出租，那么就可以给工人（在本例为佃农）非常大的诱因。但是，不要忘记农业也是一高风险的事业，最贫穷的农人可能根本无法承受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分成（sharecropping）这种折衷的形式才会兴起。这种方式削弱而非消灭工作的诱因，承担了部分而非全部的风险。类似的观念也可沿用到健康保险上，大部分的健康保险都有所谓的共同保险（coinsurance），将风险作部分分摊，但病人仍多少有节约的诱因。 这项研究的主旨可以很扼要地说明如下：信息的差异性普遍存在于经济体系里头，导致了无效率，也促使我们透过合约的安排或非正式的共识，对信息不足的一方施以保护。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偏向概念性而非技术性的，所发展的理论也是集体多人的努力而形成的。 我已经尽最大的可能，用清楚浅显的说法，来报告我过去一些研究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些都和其他人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成果相互关联。不只科学的领域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也正是一个合作的世界。为了学术上的荣誉与成就，或是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竞争；但追根究底，让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乃是我们由以往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无数先例中所学习到的知识。 近年我的主要著作： 新著《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2017年2月，预售中） 《有时》文艺随笔（2016） 《印钞者：中央银行如何制造与救赎金融危机》（2016） 《凯恩斯的中国聚会》（2015） 《中国经济怎么了》（2013） 《危机与转型——对话思想者》（2009）[详情]

　　据斯坦福大学官网的最新消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之一肯尼斯• J• 阿罗（Kenneth J． Arrow）已于美国时间2月21日去世，享年95岁。以下是他主要学术贡献。 社会选择论 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阿罗提出的，而且阿罗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做出了创新性的解答。 比较先进的经济理论学者都主张，各种架构中的经济行为，都是在有限的选择方案中从事本质上理性的抉择。例如，家庭从不同种类的财货组合中做选择，这些组合乃是它们在当前的物价水准以及可支配所得下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而厂商方面，除了在固定的产出水准下就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做出选择，也要在不同的生产水准间做出选择。认为选择行为是理性行为的经济学者，诸如霍特林、希克斯以及萨缪尔森等都认为，对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选择者可以排列先后顺序。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可能方案中，不论是技术上可行的各种生产方式，还是家庭在预算限制下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从事选择的人都会从中选出顺序最高的方案。 当我们说这些选择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列顺序时，其涵义相当明确。第一，任何两组选择方案都可以相互比较，选择的人可能会偏爱其一，或对两者的喜好程度一致。第二，方案的排列顺序有一贯性。假设有A、B、C三种方案，如果对A的喜好大于B，而B又大于C，则我们会认为A与C比较时，必然是A较受青睐。这项特性称为传递性。 虽然这项选择理论最初是用于经济分析，但显然在许多其他领域也都可以应用。霍特林、冯·诺依曼、摩根斯坦以及熊彼特，都曾主张将这套理论应用到政治选择方面，如对候选人的选择以及对法案的选择等等。投票可视为将个别选民对候选人或其政见的偏好加总，而汇集为所谓的社会选择。 阿罗最初是在经济架构之中面对这个问题的。阿罗观察到，大企业并不是个人，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要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可以确定的是，股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取决于未来的营运状况，而股东对未来的状况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的投资方案中做选择时，每一位股东都会各自根据对利润的预期而排列各项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不同的股东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因此他们排列出来的投资方案顺序自然可能大相径庭。阿罗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是采用由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规则。假如有A与B两种投资政策，被选上的必定是大多数股东所支持的一种。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碰到两种以上的选择方案。为了简单说明起见，假设有A、B、C三项方案。最自然的做法，就从三者当中选出一个大多数股东认为优于其他两者的方案。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所考虑的是公司政策，我们也许可以说，该公司能把所有的投资方案排列顺序，再选出最好的一项。然而，由于公司的决策不外是反映股东的想法，公司所排出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按照某些股东的偏好而建构出来的。假如大部分的股东都支持第一案，而反对第二案，就可以说公司偏好第一案。 投票悖论 后来阿罗发现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A受到的支持率高于B，而B又高于C，但A和C相比较时，反而是C的支持率比A略高。换句话说，多数决投票，并不一定会具备传递性。 在此以选举为例来说明，假如有A、B、C三位候选人，同时也有三位选民。第一位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是A优于B，B又优于C。我们假设个别选民对候选人的顺序排列存在传递性，则第一位选民偏好是A优于C。假设第二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B优于C，C又优于A，因此他对B的喜好应胜于A。而第三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C优于A，A又优于B。那么对第一位选举人和第三位选民而言，都是A优于B，因此在实行多数投票的情况下，A和B之间的选择将是由A获选。同样地，第一位和第二位选民都认为B优于C。如果传递性存在，则A应该会胜过C。但实际的状况是，第二位及第三位选民却都较偏好C而不是A，所以产生无传递性，有时也称为投票的矛盾。当然，这种无法传递的特性不必然会产生，而要看投票人的偏好而定。重点是，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制度，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能产生出一个排列顺序。 阿罗认为这样的观察一定也有其他人做过。但不管如何，这种想法确实使阿罗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转而投入其他的课题。 后来，阿罗又不经意地注意到投票的问题。阿罗发现，在某些特殊但非完全不自然的条件下，阿罗先前发现的投票的矛盾可能不会发生，阿罗认为这值得撰文探讨。但阿罗在着手之际看到一本期刊，发现其中有篇英国经济学者布拉克的文章，提出了和自己相同的想法。其实布拉克和阿罗所发现的结果，在过去的150年来随时都可能被提出，而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几乎在同时想到，这真有点巧合。 对科学研究者而言，率先发现是一项激励，反之，结果可预知，则令人泄气。因此，阿罗再度放弃有关投票行为的研究，转而探讨一些重要但较不具吸引力的课题，不过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阿罗偶然被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足以显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新研究。当时，新的赛局理论被应用到军事与外交的冲突上。在这项应用中，国家被视为理性的行为者。然而，既然国家是由偏好顺序不同的个人所集结而成，那么上述的观点如何能成立呢？因为根据个人先前所做的研究，如果采用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那么根据人们的偏好顺序，不一定能导出整个国家的优先顺序。 由个人偏好到社会选择 是否可能找出其他的方法加总个人的偏好顺序，以形成社会的偏好顺序呢？也就是说，在不同方案间所做的选择具有传递性。经过长久深入的思考，阿罗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顺序而产生社会选择，而且社会选择也符合某些非常自然的条件，总会存在一些个人偏好顺序，让社会选择不具传递性，就像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 由于受过逻辑的训练，阿罗能清晰地阐述问题，避免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不过，阿罗并没有使用到任何高深的数理逻辑概念。 这项研究成果迅速引起各方注意。另外一项附带的收获是阿罗由一些人士来函得知了早期相关的文献。事实上，多数决投票的矛盾，早在1785年就已由法国人孔多塞侯爵提出，但尔后就不见后续探讨的文献。大约在1860年时，有人曾考虑到投票的矛盾，对如何在牛津办理选举提出建议，不过，这些建议方案并未出版。当时一位名为道奇生的数学家曾宣扬过这些方案。 社会选择理论与经济选择理论的平行发展相当重要，但它与过去的研究则甚少直接关联。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 一般均衡理论所演绎的观点看似简单，却不易理解。在经济体系内，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这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得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家庭在能源的消费上，由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也降低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水准。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涉及复杂的化学过程，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达的观光地区，开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这里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而这些后续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上面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任何一项产品的需求是受到所有其他产品价格的影响——包括劳动力与资本服务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与利润。同样地，任何一项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动力或资本的供给，也是受到所有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各种产品与劳务目前的价格水准呢？在经济学上常用的假说就是均衡的概念。现行的价格，就是使市场上供给等于需求的价格。这样的假说，就像经济学里许多其他的假说或自然科学的假说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准，却是非常有用的近似说法。如果和那些过分夸大均衡存在的观点比起来，把这种近似说法完全弃置不顾反倒更背离真实。 经济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1874年率先提出的。不过，当时要运用此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仍有困难，而且数学训练不足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学界才重拾这项研究，其中又以希克斯所做的精辟阐释与推动居功至伟。阿罗于1972年与他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 但是，还有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一般均衡理论主张，各项商品的价格，是由解一大组方程式而求出的，每一条方程式都代表个别商品市场上的供给等于需求。然而，这些方程式是否必然有单一解存在？假如没有，那么一般均衡理论不可能永远为真。事实上，在1932年，一些德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方程式不一定有一个有意义的解释。维也纳的银行家史列辛格在大学时主修经济学，之后也一直对经济学的发展相当关注，他认为前述的困难主要是源于某项细微的误解，其实一般均衡的存在应该可以证明。他聘请瓦德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瓦德提出一般均衡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解释）存在的证明。事实上，对比后来的相关研究，他们设定的条件似乎太过苛刻。即使如此，整个证明的过程仍是相当困难的。 求解一般均衡 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浩劫也影响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史列辛格原本坚信奥地利不致沦入希特勒的魔掌，等到噩梦成真，他随即自杀身亡。而瓦德则逃过此劫，并且来到了美国，他的兴趣也转移到数理统计。他正是阿罗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阿罗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得知一般均衡存在与否这个有待解开的问题。阿罗曾问过瓦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由于某一领域的发展而促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发展，在科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时，赛局理论正迅速发展。数学家纳什证明的一项理论，就与竞争性均衡存在与否的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阿罗借用并修正纳什所发展的数学工具，终于能说明什么样的条件界定下的一般均衡的方程式组将会有解。 其实，这里头并不只是数学的问题而已，还牵涉到怎样更清楚地说明一般均衡系统。正如史列辛格已经做过的部分努力，有必要将所做的假设更进一步地弄清，在这项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 从前面的说明，大家应当可以了解，能证明均衡的存在，是因为经济学及数学这两门学科的理论不断进步发展，而阿罗当然也不是惟一提出证明的学者。事实上，就在阿罗着手撰写研究成果之际，阿罗得知德布鲁——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独立地获得基本上相同的研究成果。于是，他们决定联合发表研究结果。就在他们的论文公之于世之前，经济学家麦肯西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走的是类似的但不完全一样的路线。 在科学的世界里，重复发现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原因也大同小异。由不同动机所带动的相关领域发展，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发展既然公诸于大众，所以各方学者都能加以运用，重复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一项新的发现，能够成为第一位发现者或是跻身首批发现者之列，当然颇令人满足。不过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说，即使没有阿罗的投入，它的发展也不致有什么不同。 尽管一般均衡的存在理论看来相当抽象化及数学化，但日后却变得相当有用。除了促成一般均衡理论在特定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也让大家对所谓“一般均衡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是认识到，某一项特定的经济变动将会造成比最初变动更为深远的影响。史卡夫更指出，如果把证明的方法做适当的修正，可以找出如何实地求出一般均衡系统的解。这一方法已经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政策问题上：关税、公司所得税、社会福利措施的改变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详情]

　　据斯坦福大学官网的最新消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之一肯尼斯• J• 阿罗（Kenneth J． Arrow）已于美国时间2月21日去世，享年95岁。以下是他所获荣誉和重要著作。 荣誉 1957年，阿罗被推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哲学学会会员；同时，他也担任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以及经济计量学会、数理统计学会和美国统计学会会友。 1967年和1972年，阿罗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市大学荣获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71年，阿罗在维也纳大学被授予社会和经济科学名誉博士学位。 1956年，阿罗担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 1963年，担任管理科学学会会长。 1973至1974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重要著作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存货与生产的数学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ventory and Production），合著； 《公共投资、报酬率写最适财政政策》（Public investment，the Rate of Return，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 《风险承担理论论文集》（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与喀西（M.Kurz）合著； 《组织的极限》（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详情]

　　据斯坦福大学官网的最新消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之一肯尼斯• J• 阿罗（Kenneth J． Arrow）已于美国时间2月21日去世，享年95岁。以下是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贺辞。 第四届获奖者肯尼斯·阿罗——帕累托最优&不可能性定理 从一般均衡理论到福利理论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步，然而就在其中的几个瞬间，阿罗阐述了他的上述成就中有关福利经济的几个结论。阿罗归纳出了几个有关某种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这个定理，且证明在实物资本的研究与投资之间资源配置上存在非优性一般趋势。在阿罗对福利经济理论所作的多种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不可能性定理，按照这个定理，在个人偏好函数范围以外不可能编制社会福利函数。此外，阿罗在增长理论和决策理论也有重大建树。 ——197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详情]

　　 【推荐阅读】 肯尼斯•阿罗关于医疗卫生特殊性的理论及其发展的综述 一代经济学宗师肯尼斯·阿罗辞世 来源：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据斯坦福大学官网今天上午（北京时间）的最新消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之一肯尼斯• J• 阿罗（Kenneth J． Arrow）已于美国时间2月21日去世，享年95岁。 斯坦福官网讣告截图 R.I.P，阿罗…… 1972年，由于在一般均衡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成就，5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共同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第四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从那时起，阿罗成为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颁发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迄今无人超越。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贺词这样评价阿罗的贡献： “从一般均衡理论到福利理论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步，然而就在其中的几个瞬间，阿罗阐述了他的上述成就中有关福利经济的几个结论。阿罗归纳出了几个有关某种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这个定理，且证明在实物资本的研究与投资之间资源配置上存在非优性一般趋势。在阿罗对福利经济理论所作的多种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不可能性定理，按照这个定理，在个人偏好函数范围以外不可能编制社会福利函数。此外，阿罗在增长理论和决策理论也有重大建树。” 阿罗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任教，曾当选为经济计量学会、管理科学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和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1980年从大学退休后一直在胡佛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被公认为二战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对二战后世界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为后来整个经济学界理论和应用科学学者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肯尼斯• J． 阿罗 已故经济理论学家弗兰克• 哈恩（FrankHahn）曾援引莎士比亚对凯撒大帝的描述，称他的同事阿罗“‘如同一位巨人雄踞世界之巅’，几乎任何领域他都曾研究过并进行了根本上的改变。”以其名字命名的各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如阿罗—德布鲁模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阿罗证券等证实了哈恩的这一说法。 尽管阿罗最喜爱的是数学和数理统计学，但他最终由于经济原因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二战爆发前夕，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理统计学研究生时已身无分文，是经济系为他提供了补助金。 “出价最高者” 当时，经济学家哈罗德• 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负责教授多门统计学课程，并“讲授数理经济学课程”，阿罗说，他是“出于好奇”而选这门课程的。不过，正是这门课程让阿罗喜欢上了经济学，因此当他身无分文时，便向霍特林求助。霍特林告诉阿罗，他对数学系的补助金发放情况无法发挥影响力，但若阿罗转到经济系，他也许可以帮上忙。“于是，我就转到了经济系。大家对此都很惊讶。我就说，‘你们都是经济学家—为什么我不能转向出价最高者？’”在斯坦福大学办公室接受的最近一次采访中，阿罗如是回忆道。阿罗职业生涯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坦福大学度过的。 转到经济系后，阿罗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1972年，在他51岁时，阿罗与另外一名经济学家共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表彰了阿罗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希克斯（JohnHicks）在两个领域的工作，即“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旨在解释某个经济体中价格的确定方式，而福利理论旨在分析某个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的最佳配置方式。此外，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还指出，两位经济学家在其他领域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阿罗而言，这种评价非常中肯。他研究了当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掌握更多信息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揭示了经济活动是如何导致技术变革的，并在均衡分析中引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他还在种族歧视和医疗保健的经济学分析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在他首次开展的主要经济学分析，即其博士论文中，阿罗从根本上创立了“社会选择理论”这一全新领域，分析了个人偏好如何汇集为社会选择决策（如投票选举）。 几乎是尽一人之力，阿罗引入了数学严格性这一概念，同时在让经济学理论以数学为导向方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阿罗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罗于1921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市，其父母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大萧条”时期长大，期间发生的很多变化使其深受影响。他的父亲作为银行家的舒适安逸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全家也由于他父亲收入的起伏不定而经常搬家。“我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上过学，”阿罗回忆道。不过，全家最终回到纽约定居。在这里，他就读于一所三年制公立高中—汤森哈里斯高中（“每天多上一小时的课”）。也是在这里，他喜欢上了数学。1936年当他从这所高中毕业时，“那时候我们仍然很穷……于是，上大学的唯一选择”就是去读免收学费的纽约市立学院。 与经历过“大萧条”劫难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很担心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当时的问题是，我在哪里能找到一份有保障的工作？那时也确实有这样的工作，就是当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因此，他在大学主修的是数学和教育学，不过他发现教育学的课程“并不令人激动。” 数学教师之梦破灭 不过，如同几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阿罗的数学生涯并不顺利。由于1933 年通过了数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申请者太多，此后纽约就一直没再举办过此类考试。因此，阿罗说他决定“最好还是不要将一切赌注押在这份工作上。于是，我开始学统计学，并且对它产生了兴趣……刚好哥伦比亚大学是学习统计学的好地方。”当他1940 年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后，他的父亲借钱为他支付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学费，阿罗说，“我很快就被数学系录取了……但是我发现，数学家是瞧不起统计学的，我在此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时候，霍特林极力鼓励阿罗学习经济学。在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后，阿罗开始努力学习经济学。他学习了所有他有资格学习的课程，并在1941 年年底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不幸的是，二战开始了，他的学业也由此暂时中断。“很明显，我得去参军。” 于是，他没有被动地等待分配，而是决定主动寻找他感兴趣的事做。“我可以找到的最适宜的事就是预报天气了。”对于当时还是美国陆军旗下的美国空军来说，天气预报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 由于阿罗曾在纽约大学学过气象学，因此被分配到一个研究中心，其中一项工作是“验证怎样才是好的天气预报。”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怎么利用风力预报来指导飞机的飞行，使飞机能更好地利用风力？”将飞机从北美洲更为快速地调往欧洲地区，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节省燃油。阿罗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将飞机的燃油消耗降低20%。他从未劝说军方使用这一技术，但“我发现，自此以后这一技术已经在商业上得到了使用。”此外，他的研究工作也为1949年发表的论文《用于飞行计划的风力最佳利用》提供了基础。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次发表的论文刊载在《气象学杂志》上。 战争结束后，阿罗重返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事实上，在他还在军队服役时就已获得这笔奖学金，但由于战争的缘故一直为他保留到战后。他认为“我必须做点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只是没有自己原创的理论。” 1947 年，当阿罗还在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时，他加入了芝加哥大学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担任教师兼研究员。该委员会由美国商人阿尔弗雷德• 考尔斯（AlfredCowles）创办于1932 年，负责研究经济学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关系。在那里，阿罗遇到了同在此做研究工作的塞尔玛• 施韦策（SelmaSchweitzer）。1947 年，阿罗迎娶了塞尔玛，而后，塞尔玛又将阿罗引荐给统计学家M.A． 格斯奇科（M． A.Girchik），后者邀请阿罗在次年夏季到全球著名的政策智库兰德公司工作。“1948 年夏季，我的事业真正开始腾飞。” 在兰德，阿罗在与德国哲学家和未来学家奥拉夫•赫尔墨（OlafHelmer）的交流过程中受到启发，并撰写了有关社会选择理论的博士论文。由于这种理论很新，以至于他的博士生导师艾伯特• 哈特（AlbertHart）对阿罗所开展的研究一无所知。“但他对我很有信心……他说，‘哦，我对这个理论不清楚，不过我相信你，’”阿罗说道。 1951年，阿罗获得博士学位。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当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阿罗为社会选择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选择理论主要通过数学方法探讨了各种问题，如单个选民对候选人和各种问题的不同看法如何才能很好地体现在选举结果中。在如今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或可能性）定理”中，阿罗假定，当强加某些理性的公平性条件时，投票选举系统就不可能准确地体现社会偏好。主流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个人是理性的。其中一个推论就是，个人的偏好是具有可传递性的，比如，当选民喜欢史密斯胜过琼斯，而喜欢琼斯胜过威廉姆斯，那么他们就会喜欢史密斯胜过威廉姆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认为，当仅有四种理性的条件强加给三种或三种以上的选择上时，个人的理性偏好就不可能汇集成可保持决策传递性的社会偏好。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方法可确保个人偏好很好地形成社会偏好（如选举的获胜者）。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可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集体的决策过程，并制定良好的投票选举规则。 一帆风顺 完成博士论文对于阿罗的成功至关重要。“完成了有关社会选择的博士论文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扫清了前方的道路。” 阿罗将高等数学应用于一般均衡理论中。一般均衡理论最早可追溯至1874年，由经济学家莱昂• 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创建，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亚当•斯密的正确性。亚当• 斯密认为，很多经济参与者寻求推动自身的目标，并未造成混乱，而是由“无形的手”所引导，形成整个经济体范围内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相对有序的提供。 在经济学中，市场均衡是指使所有商品供需平衡的一整套价格。局部均衡分析在其他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某种商品的需求（或供应）视为其价格的函数。而一般均衡分析则将所有价格视为变量，并认为所有市场的供需平衡。例如，全球天然气市场的需求不仅可能依赖于其价格，还可能依赖于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价格，以及那些对能源市场不具有直接关系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甚至可能依赖于工资和利率水平。 1954年， 阿罗与法国经济学家杰拉德• 德布鲁（Gérard Debreu）共同建立了制定价格的一般条件，即在一个经济体中，各个商品的总供应量与总需求量保持平衡（现称之为“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莱昂内尔• 麦肯西（LionelMcKenzie）独立工作，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果。阿罗和德布鲁（1983 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借鉴了约翰•纳什（JohnNash）在博弈理论中的理念。当时，博弈理论是数学界的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旨在分析一个参与方的行动结果取决于其他参与方行动的竞争策略，纳什因此而荣获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后来的作品中，包括与里奥尼德• 赫维克兹（LeonidHurwicz）共同撰写的书籍中，阿罗分析了市场的稳定性以及价格本身如何进行调整来保持供需之间的平衡。 一般均衡理论导致众多理论和实证模型的建立，这些模型将经济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地纳入其中，包括那些将消费和生产要素纳为一体的模型。 此类一般均衡模型被应用于许多经济学领域。在公共财政和国际贸易中，这些模型可以评估各国因税收和关税政策调整将变得更为富裕还是更为贫穷。20世纪70 年代初，阿罗在斯坦福大学长期共事的同事约翰• 肖文（JohnShoven）以及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沃利（John Whalley）共同建立了有关美国经济的首个应用型一般均衡模型，评估税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模型应用于经济发展中，可评估出口行业的不断发展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水平。 一般均衡理论也大大地影响了现代人对宏观经济或整个经济发展的看法。经济学家力求从研究个人市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中发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将一般均衡作为其认为整个经济从根本上是处于均衡状态，而个人市场的价格和工资水平处于灵活变动状态这一看法的基础。均衡的偏离很快出清（自行分离）。凯恩斯或新凯恩斯学派也借鉴了一般均衡理论，但并不认可市场通常或很快出清（即达到均衡）的看法。他们认为，价格和工资的变动速度往往比较缓慢，可能让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从而为积极主动的财政和货币干预政策提供了理由。“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旨在分析宏观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变化和不稳定性。阿罗认为，宏观经济模型必须应对市场失衡的趋势，如同这些模型在“大萧条”时期用来应对长期失业状况一样。 福利突破 1951 年，在刚刚推出社会选择理论后，阿罗开始将高等数学应用于福利经济学领域。福利经济学关注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现象，即只有在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才可能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现象。“帕累托最优”是衡量某个经济体是否运转正常的一项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描述的是竞争性一般均衡导致资源的帕累托最佳配置的状况；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描述的则是通过竞争性均衡和资源的部分再配置可以实现某个经济体的所有帕累托最佳成果的状况。阿罗对这些定理进行了一般化处理，在当不需要或未能提供部分商品或服务时也可适用，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即经济学家所称作的“角点解”。 最初，一般均衡理论并不包括不确定性或风险要素。在难以防止市场风险的基础上，阿罗推出了“未定”商品的概念，将商品的物理特征与未来该商品将交付的状况两者联系在一起（比如，旱灾期间生产的小麦与丰收之年生产的小麦存在差异）。然后，阿罗提出了金融证券的概念，金融证券的偿付大小取决于当时的状态。这个所谓的“阿罗证券”理论成为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基石。按照“阿罗证券”理论，市场参与者可以减少其必须交易的商品数量。例如，农民可以达成在未来以某个特定价格出售小麦的合约，以防止小麦价格暴跌的风险。然后，这些期约可以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在期货市场上，参与方对价格的变化状况存在不同的预期。 经济学分析中的一个关键工具是生产函数，描述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可以共同产生多大的最终产出。各种增长理论认为，生产力增长（利用更少的投入形成某项具体的产出）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技术变革并非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外部的结果，尽管常识表明许多技术改进来自于经济活动。阿罗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有关“边干边学”的论文建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工人和企业通过自身的经验可以提高其生产力，同时这些部分知识可以为整个经济体带来效益。这种理论有助于解释某些现实情况，如各国之间的生产力长期存在巨大的差异。 阿罗在1963年发表的有关不确定性和医疗福利经济学的论文阐释了难以设计出一个良好运行的医疗市场的原因，是部分参与者比其他参与者了解的知识更多（如医生与患者在医疗知识方面的差距），同时该市场缺乏价格竞争。此外，阿罗验证了道德风险在医疗市场中的重要性。例如，拥有保险的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大。一个由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推选，这篇论文是美国经济学会旗舰刊物《美国经济评论》第一个百年中最有影响力的20 篇论文之一。 拓展至其他领域 在其他重大领域，阿罗与莫迪凯• 库尔茨（MordecaiKurz）共同制定了优化公共投资的方法。同时，阿罗分析了导致工作场所内外长期存在种族歧视现象的部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 阿罗对经济学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及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使得他的研究工作涵盖从气候变化到发展中经济体药品补贴的各个领域。他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首批撰稿人之一，该委员会负责提供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权威评估结果。 阿罗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工作绝大部分侧重于个人对未来可能发生何种情况的评估方式。在近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阿罗及其合作者认为，美国政府低估了碳的成本。奥巴马政府现利用碳成本作为限制发电厂碳排放这一计划的基础数据。 近年来，阿罗担任过一家医学院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支持向抗疟治疗提供补助，使这种治疗在低收入国家能够让患者负担得起。同时，阿罗也是“经济学者和平与安全”组织的创始理事。该组织致力于为应对世界各种挑战的非武力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除了1968—1979 年这11 年期间是在哈佛大学外，阿罗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坦福大学度过的。他于1949 年进入斯坦福大学任教，此后很快成为经济学、统计学和运筹学教授，并帮助斯坦福大学成为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数学的研究中心。 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期间，他有四名学生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是：约翰• 海萨尼（JohnHarsanyi，1994 年）、迈克尔• 斯宾塞（Michael Spence ，2001年）、埃里克• 马斯金（EricMaskin）和罗格• 梅尔森（Roger Myerson，2007年）。斯宾塞在他的诺贝尔获奖自传中回忆道，阿罗的学生们都对他心存敬畏。“描述肯• 阿罗对20 世纪下叶经济学的贡献，几乎相当于描述这一时期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过程。”阿罗此前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罗斯• 斯塔尔（RossStarr）进一步拓展了一般均衡理论。他回忆了所感受到的来自阿罗对学生深厚的感情。在电话采访中，斯塔尔说，“毫无疑问，阿罗的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总是把他的聪明才智和真知灼见与我们共享。” 同时，阿罗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非常著名的学者。阿罗的妹妹安妮塔• 萨默斯（AnitaSummers）现为美国宾州大学退休教授，安妮塔的已故丈夫罗伯特• 萨默斯（Robert Summers）也曾是一名经济学教授。阿罗的外甥劳伦斯• 萨默斯（LawrenceSummers）此前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为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而罗伯特• 萨默斯的已故兄长保罗• 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在1970 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公民。 阿罗的同事和学生对他在系研讨会上与众不同的表现记忆犹新。例如，在某个研讨会刚开始时，阿罗可能会看上去心不在焉，甚至似乎在打盹。突然间，他会将注意力转向黑板，仔细考虑几分钟报告人在黑板上所写的内容，然后彬彬有礼地指出报告人在推理中的致命错误。1991年，阿罗退休后仍然继续为学生提供指导，但不再授课。不过，他对自己的授课技巧总是一带而过。阿罗先前的部分学生还清楚地记得他通常会在黑板上几乎同时列出许多概念，手上则自始至终把粉笔抛上抛下，但粉笔从不落地，这确实是一大挑战。 最近几年，阿罗还经常骑自行车到学校，他以前的学生还记得他戴着自行车头盔，背包里还背着打气筒来上课的情景。 90余岁的高龄更加激发了他解决问题的灵感，一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不得不说，我就有些失去兴趣了。”正因如此，即便阿罗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建树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对自己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自豪。 在阿罗和德布鲁模型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其他几位研究者（包括已故的莱昂内尔• 麦肯西）也在研究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同样问题。“在某些方面……如果我没有做那方面的工作，可能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阿罗说。不过，没有其他人进行社会选择问题的研究，“因此，我对此深感自豪”。 附：什么是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是指，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结果。 该定理说明，依靠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要在各种个人偏好中选择出一个共同一致的顺序，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合理的公共产品决定只能来自于一个可以胜任的公共权力机关，要想借助于投票过程来达到协调一致的集体选择结果，一般是不可能的。 假设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个备选方案，有如下的偏好排序。 甲（a>b>c）；乙（b>c>a）；丙（c>a>b） 注：甲（a>b>c）代表——甲偏好a胜于b，又偏好b胜于c。 1、若取“a”、“b”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a>b）；乙（b>a）；丙（a>b）；社会次序偏好为（a>b） 2、若取“b”、“c”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b>c）；乙（b>c）：丙（c>b）：社会次序偏好为（b>c） 3、若取“a”、“c”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a>c）；乙（c>a）；丙（c>a）；社会次序偏好为（c>a） 于是得到三个社会偏好次序——_{a>b）、（b>c）、（c>a），其投票结果显示“社会偏好”有如下事实：社会偏好a胜于b、偏好b胜于c、偏好c胜于a。显而易见，这种所谓的“社会偏好次序”包含有内在的矛盾，即社会偏好a胜于c，而又认为a不如c！所以按照投票的大多数规则，不能得出合理的社会偏好次序。 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经受住了所有技术上的批评，其基本理论从来没有受到重大挑战，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于是该定理似乎成为规范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怎样综合社会个体的偏好，怎样在理论上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评价不同社会形态的方法，在当时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当然经过经济学界众多巨匠们的多年努力，目前该难题被逐步破解。 阿罗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是对福利经济学的革新，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长期的辩论，而且逐渐建立了独树一帜的地位。（本文综合自网络，主要部分来源于IMF《金融与发展》杂志）[详情]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华盛顿美国商会举行的“纪念科斯教授学术研讨会”会后接受新浪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前遇到的环境污染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虽然可能对当前经济增长不利，但从长远角度看应该以更强硬的态度面对解决。[详情]

　　推荐：肯尼斯•阿罗关于医疗卫生特殊性的理论及其发展的综述 来源：陈述那些事 题记：肯尼斯•阿罗教授自1963年发表《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后引起了学界持续的讨论和发展，他本人也进行了回应。从1963年的经典之作提出医疗卫生的特殊性，经济学研究和实践都在努力通过一些机制设计去克服或改善这些特殊性所导致的市场不能自然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或许是研究还不够，或许是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市场解决，分歧仍然存在，所以争论也仍然存在，要获得共识，首先要对这些问题有个共同的认识。这篇文章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卫生组组会的一篇读书报告，很好地综述了这一理论发展，推荐给大家。 肯尼斯•阿罗关于医疗卫生特殊性的理论及其发展的综述 作者：李玲 胡赟之 2011年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是医改近期五项重点任务中最为艰巨和复杂的，其改革成效对其他各项改革向纵深推进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公立医院改革至今还没有破题，公立医院趋利的机制体制还没有扭转。公立医院改革滞后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改革共识！ 新医改方案从酝酿，出台，实施迄今，始终伴随着观点的分歧和争论。早期的争论主要围绕“看病贵、看病难”的原因分析，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市场化过头还是市场化不够。后一阶段的纷争相对具体，从医疗卫生体制应当采取的模式，到财政投入应该投给供方还是需方、公立医院应当是行政附属机构还是独立法人以及如何构成医生的薪酬结构和解决以药养医等[1]。这些问题的背后，离不开对医疗服务基本特性的认识。谈到医疗服务，首先要回答的，是究竟有没有特殊性，如果有，是什么样的特殊性？再进一步，如何来通过机制创新解决特殊性所导致的特殊问题？学者们在第一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对特殊性内涵的答复则不尽相同。被迫代理[2]、非物质性[3]、信息不对称、以及属于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第一层次的消费品[4]都被认为是特殊性之所在。对特殊性的认识不同必然会导致在第三个问题上千差万别的方案，尽管承认医疗服务与一般商品如住宿、餐饮不同，但一些学者提出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仍应借鉴餐饮业的改革思路，通过市场化来提高资源动员的能力[5]。而与此同时，亦有学者指出，医疗行业的供给并不短缺，中国应当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6]。 现实中的争论终究会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思索。对医疗服务市场的经济学研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肯尼斯·阿罗教授在1963年发表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本文简要的回溯了这篇文章以及其发表后引发的一系列争论，并回顾了阿罗教授于2001年发表在《卫生政治、政策和法律期刊》的文章《关于反思的反思》，后者是阿罗教授针对质疑他1963年论文中某些观点的回应。 一、肯尼斯·阿罗及其对卫生经济学的贡献 肯尼斯·阿罗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等领域均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于196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医疗服务和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奠基性文献之一。2003年“非典”爆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公报以节选的方式转载了阿罗教授的这篇文章。 阿罗教授这篇论文的贡献不限于卫生经济学领域。论文的发表时间是在1963年，其时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还没有完善，而关于道德风险和竞争性保险市场的研究还没有开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对医疗服务市场如此深入的分析实非易事。尽管阿罗本人不是因为这篇文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篇文章的一些论点在稍后的年份中分别被拓展，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如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在1971年关于柠檬市场和逆向选择的研究，是基于这篇论文中提到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同样是2001年得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1976年关于竞争性保险市场及撇脂（cream-skimming）的研究，也是从这篇论文出发。因此，这篇文章不仅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也启发了其他相关领域以及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再次，笔者同样希望当前在中国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同时，也可以丰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当代经济学研究做出贡献。 二、医疗服务的特殊性 在1963年的论文里，阿罗教授认为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源于其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疾病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一旦生病并采取治疗，治疗效果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导致一系列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首先，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不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因为医疗服务只有在疾病发生时才能给人带来幸福感，足够多的收入可以确保人们免受食品短缺之苦，但不能保证人们避免疾病。 其次，由于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病人在享受医疗服务之前完全没法检测这一“商品”，在与医生的“交易”关系中，信任变得尤其重要，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因此，阿罗指出了一系列医生所应具有的，与商人不同的行为准则：（1）医生之间不应存在广告和公开的价格竞争。（2）医生提出的任何治疗建议应该与自利无关。（3）治疗需要根据病情确定，不受病人支付能力的影响。（4）医生看重的应该是正确的传达信息，而不是取悦病人。此外，阿罗主张应该由非营利医院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医疗服务偏离利润的动机，因为纯粹的现金关系是远远不够的。第（1）、（2）条本质上是对医院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否定，而（3）是将健康列为人的基本权利。遗憾的是，美国的医疗服务市场从1963至2001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01年的论文中阿罗指出，如今医生和药品的广告铺天盖地，营利性医院大行其道，即使非营利医院也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而这一切的根源，应该是美国以雇主导向的医疗保险体制[7]。 第三，由于医疗知识非常复杂，医生对治疗结果和治疗可能性掌握的信息必然大大超出患者，或者至少医患双方是这样认为的。在2001年的文章中，阿罗将这一过程正式的称为不对称信息、信任和效率。 第四，进入医疗行业受到执业许可的限制，这当然会限制供给，增加医疗服务的成本。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高昂的医疗教育的成本中，学生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政府的补贴基本上会导致过量的供给，且提高了进入者的平均质量。 第五，医疗服务行业众所周知的价格歧视，医生强烈支持按服务项目收费（fee for service），反对预付制（prepayment）。这里还有价格管制的问题，阿罗指出，如果医生发现自己总有空闲时间，医疗服务的价格可能会或明或暗的下降；如果医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满足需求，医疗服务的价格肯定会上升。换句话说，医疗服务的价格牵扯到隐性和显性价格固定的问题。隐性和显性价格固定的根源，其实可以用最简单的“收入=价格*数量”来表示。当价格名义上固定的时候，医生总是可以通过调节需求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也是价格竞争之所以不受欢迎的原因。 关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1963年的论文引发了一系列纷争，阿罗在2001年的论文中正式提出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的概念．而马克·保利、汉斯曼、韦斯布罗德等人与阿罗的观点不谋而合，医疗服务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们看待医疗服务的态度，即生病时对于服务提供方盈利动机的恐惧，这样的恐惧源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也只有在可以准确的衡量医院质量的前提下，才可以给予医疗服务提供者一定程度的趋利动机[8][9]。此外，医疗服务与一般商品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医疗服务是具有社会属性，因为一个人除了在乎自己，还在乎家人，邻居对于医疗服务的消费。换句话说，医疗服务具有公共品的属性[10]。（未完待续） -------------------------------------------------------------------------------- [1] 李玲：《健康强国——李玲话医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熊先军：《医疗服务的特殊性——被迫代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c14de010008ex.html。 [3] 张振杰：《浅议医疗服务的商品性及特殊性》，《北方经贸》2002年第7期。 [4] 汪丁丁：《医疗服务的特殊性》，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28393905.html。 [5] 周其仁：《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医改系列评论之三》，《经济观察报》2007年1月29日。 [6] 李玲：《中国应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中国与世界观察》2005年第1期。 [7] Arrow Kenneth， 2001． “Reflections on the Reflections”． Journal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Vol． 26， No． 5， pp． 1199． [8] Hansmann， H． 1980．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YaleLaw Journal， Vol． 89， pp． 835-901． [9] Weisbrod， B． 1977．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Lexington，MA： D． C． Heath． [10] Pauly Mark， 1988． “Is Medical Care Different？ Old Questions，New Answers”．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Vol． 13， No． 2， pp.227-23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医疗服务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比较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竞争性的市场可以达到帕累托意义的社会最优。尽管对于这一最优概念的价值判断仍有待商榷（因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公平性的考量），但这一篇中我们不妨接受关于社会最优的定义，来审视一下医疗服务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偏差以及所带来的后果。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完全竞争市场需要四条假设：所有的商品可以通过市场定价且产品同质，即具有完全替代性；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价格接收者；买卖双方具有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存在无穷的潜在的进入者，允许自由进入和退出。 首先，在医疗服务市场，并非所有的商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定价。明显的例子是传染病的扩散，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不仅有可能自己得病，而且有可能传染他人。在一个理想的价格体系下，不接种疫苗的人必须给那些健康受到威胁的人支付一定的费用，足以使得后者觉得得到足够的补偿；或者相应的其他人为了诱使不想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也必须支付一个费用，从而达到最优状态。不难看出，这样的价格体系并不可行。另一方面，很多商品事实上并不存在。疾病是相当大程度上一种不可预测的现象而许多人都愿意为转移疾病风险支付一定的费用，同时也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尽管如此，在不确定存在的时候设计充分区分各种风险的保单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不可以进行市场定价的商品，是初始的健康禀赋。一般均衡理论提到人们的初始禀赋往往指的是财富，但阿罗教授在开篇就指出，健康也是一个人重要的初始禀赋之一。诚然，人们在出生时的健康状况并不相同。但病人永远不可能通过市场购买，把健康人的健康禀赋据为己有。至于商品的完全替代性这一假设，阿罗并没有明确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点上医疗服务市场也不符合。人体机能本身存在异质性，即使得了完全相同的疾病，很多时候也不能采取同样的治疗方式。很多时候“对症下药”是不够的，还需“因人而异”。 其次，病人和医生，作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消费者和厂商，都不是价格接受者。广泛存在的价格歧视是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性之一。买卖双方具有完全和对称的信息更是不适用，医患双方均没有完全的信息，医生掌握的信息也远大于病患。 如前所述，医疗领域对竞争性行为的一个更显著偏离是它的进入限制。普遍认为进入限制了潜在的医生供给，有些学者对中国医疗行业现状的批评也集中于此[1]。阿罗指出，在评估进入限制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如下几个因素：（1）医疗服务的供给不仅包括数量，还包括质量，而额外的进入者通常质量较低。（2）为实现真正的竞争，应该取消政府的教育补贴，由医生承担所有的成本，包括医学教育。（3）教育费用的资本市场，是非常不完善的。考虑这三个因素之后，很难确定进入限制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供给。 阿罗认为，执照制度、美国医学会（AmericanMedical Association）对医院及其附属机构的管制，以及对于利润信号（如广告和私有化医院）的抑制等医疗服务市场上的独有的制度安排会增进了帕累托意义的社会效率。这一点成为这篇论文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很多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保守批评人士（left-wingcritics）认为，这些制度仅仅是整个医疗服务行业社会权力的一种掩饰（a cloak for theexercise of power by the medical profession），目的是最大化整个行业的利润，这种看法源于社会学理论中的功能主义，即认可社会组织存在的目的性。而阿罗在2001年的论文里对这些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强调非市场机构如政府和行业组织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在医疗服务市场上也不例外。强调利润最大化的观点在实证上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2]。实证上，从来没有任何研究证实这些组织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逻辑上，医疗服务提供者仅仅是社会中人数较小的一个群体，相比很多其他行业的垄断者他们并不富裕。在民主社会里面获取权力的群体需要足够多的人数或财富，而这两方面条件医疗行业均不具备。阿罗认为，医生的“权力”源于道义上的权威，而权威是源于病人对医生普遍信任的态度。这种信用关系的一种结果是，医生不能每时每刻都表现出自己收入最大化的目的，那种寸土必争讨价还价的行为，不仅从逻辑上，而从心理角度讲，是与信用关系不相容的。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阿罗明确的写到：利润最大化对医院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利润”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否认信任关系的信号。 -------------------------------------------------------------------------------- [1] 周其仁：《政府主导恰是问题所在》，《经济观察报》2007年2月5日。 [2] Arrow Kenneth， 2001． “Reflections on the Reflections”． Journal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Vol． 26， No． 5， pp． 120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医疗保险的问题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一个完备的市场上需要针对疾病风险和疾病治疗过程提供保险。凑巧的是，在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医改中很大的一个举措就是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中国实施了覆盖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奥巴马今年3月份签署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将使美国医保覆盖率从85%提高到95%。由于前述的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疗保险也不同于一般的保险，在其实施过程中将面临一系列特殊的问题。 道德风险。大范围的医疗保险增加了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为此许多医疗保险采取很多控制办法，如共付制等。道德风险的问题会因医生的趋利动机而加重，他们会开更多的昂贵药品和治疗，且病人往往表示欢迎。如果医生可以充当保险公司利益的控制代理人，医疗保险的费用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控制。换句话说，将保方和供方合二为一是控制费用的最佳模式。在中国，这一观点也被已被正式提出[1]。 管理成本。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最重要的包括经济学术语中常用的销售成本，即佣金和购置成本。在1958年美国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中，各种管理费用的支出占了个人保险全部保费收入的51.6%，而在集体保险项目中这些费用只占9.5%。这意味着保险的提供，除了风险覆盖的范围之外，还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特点。这个结论支持提供大范围的保险计划，特别是实行强制保险，而反对竞争性的商业保险体制。而在新一轮医改中，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借鉴美国的思路，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2]。 不对等的分摊风险。理论上，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保险需要采取最大可能的风险歧视政策，对那些疾病高发群体应收取较高的保费，然而实证上却发现保险趋同而不是差异化的趋势，这样的结果形成一种从疾病的低发人群向高发人群的收入再分配。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这样的再分配无法维持下去，因为这样会出现歧视性的收取保费，并进行筛选的保险计划，而那些不实行歧视政策的保险计划将面临逆向选择的危险，这也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商业健康保险机构的撇脂（cream-skimming）行为。但这种非歧视的政策，可以被作为一种时间跨度更长的保险，而且等于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另外一层保险，也就是对他的基本健康状况的重大变化作了保。 五、信息革命 关于医疗服务市场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2001年的论文中阿罗提出，信息革命会带来新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信息技术极大的降低了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另一方面信息革命又会提供新的治病方案，使得治疗过程更加精确和可靠。阿罗认为，信息革命还可以给医疗服务市场带来更多的转变，而真正理解信息化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所发挥的作用仍然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然而，在2008年以来的一系列学术性和评论性文章里，有学者已经明确提出现代信息技术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为政府管理医院提供有效手段[3][4][5]。美国的退伍军人医院是信息化最好的体现。1995年起，他们花十年时间建立了包括病人信息、医院信息、财务信息、物流信息在内的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管理机制。管理人员在中心控制室可以实时监控各家医院的运行情况，同一种病一旦出现费用差别迥异便可以问责。信息的充分披露克服了传统市场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了计划手段和市场机制在信息空间的有机融合，是兼顾效率与成本的体现。 六、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帕累托意义上的社会最优，这里的帕累托意义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这一定理证明了完全竞争市场所带来的社会效率，成为经济学家笃信自由市场的信条。因此，在医改的过程中套用“市场化”的思路不足为奇。值得警醒的是，真实世界中基本上找不到理论所假定的完全市场，各色的市场失灵可能需要其他社会组织的介入。肯尼斯·阿罗1963年论文的主要贡献，就是通过比较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来探讨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所带来的影响。 正如阿罗在2001年指出的，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是市场严重失灵的领域。各个国家的医改均是朝着如何解决市场失灵的方向努力。而中国的医改仍然在基本问题上争论不休，从最初的“市场派”与“政府派”之争，到后来的“买服务”与“办服务”之争，都代表着对医疗卫生市场完全不同的认知。现实的争论会归结到理论层面的探讨，而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时候我们过于自信在经济领域的成就，无视医疗卫生的特殊性，忽视了现有理论所已经提出的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仔细阅读经典文献会给改革者和评论者带来新的启示。[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逝世 享年95岁；凭借“一般均衡”获得1972年诺贝尔奖；多项理论在现代经济学得以应用 一个属于经济学界的名字昨日刷屏各大媒体网站和社交平台，他就是肯尼斯·阿罗。2月22日，斯坦福大学官网宣布，肯尼斯·阿罗于美国当地时间2月21日逝世，享年95岁。 这位头顶“史上最年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光环的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一代宗师，连同“一般均衡理论”为世人熟知。 因对“一般均衡”理论的突出贡献，1972年，肯尼斯·阿罗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共同获得了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时年51岁的阿罗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外，他在大学任教期间，还教导出了四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生。 在学界看来，阿罗在上世纪70年代完善和发展了一般均衡理论之后，也对现代经济实践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出身“寒门”】 19岁大学毕业，对数理逻辑兴趣浓厚 1921年，阿罗出生于一个罗马尼亚的移民家庭，父母在1900年左右抵达美国，并在纽约安定下来。 在阿罗的自传体文章《我的研究历程》中他这样写道，“家父年轻之时，经营事业可说一帆风顺，因此我10岁之前生活非常舒适，而更重要的是，家里有许多好书。后来，经济大恐慌使家父的事业一败涂地，大概有十年的光景，我们的家境是一贫如洗。” 阿罗回忆道，在年幼的时候，他就被认为是天赋优异。“我几乎无书不读，并且渴望将自己的理解加以系统化”。 在阿罗的想法中，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日期与一些生动的故事，他将之视为一个序列，从一个事件中不断产生下一个事件。这种秩序感在阿罗高中与大学的阶段逐渐成型，导致他对数学与数理逻辑产生浓厚兴趣。 在大学阶段，由于家境贫寒，他仅能选择不收学杂费的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就读，不过迫于经济因素而不得不来此就读的优秀学生比比皆是，因此学生的平均素质相当高。 由于父亲生意的失败，阿罗十分担心失业，因此，他在大学时选修了一些较实用的课程，例如高中教学、保险精算以及统计学等作为辅修的学科。“没有料到，修习统计学却对我个人经济学的生涯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说。 正是在大学时对快速发展中的数理统计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才为阿罗的统计实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带来了全面性的改变。 1940年，阿罗大学毕业后无法在高中谋得教职，于是决定进入研究所攻读统计。当时统计学还未成为独立的科系，教授数理统计课程的地方也是凤毛麟角。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统计学大师霍泰林（Harold Hotelling）门下。1941年，阿罗从这里毕业，获得数学硕士学位。 【阿罗与中国】 曾建议中国大力治理环境污染 2010年6月17日，当时在哈佛大学求学的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和几个中国访问学者拜访了肯尼斯·阿罗教授。昨日他撰文回忆阿罗时称，阿罗曾谈及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价格优势，他认为，这种优势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冲击。 昨日，聂辉华对新京报记者回忆称：“会面的地方在斯坦福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会议室，当时阿罗已经89岁，见面时佝偻着腰，但是聊天的时候，思维敏捷，语速飞快。” 聂辉华说，在会面的一个小时内，阿罗谈到中国制造的问题，其认为，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价格优势，源于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但是这种增长方式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冲击。 阿罗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制造强国，就需要创新。创新强调的是从不确定性中发现机会，但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太过于强调确定性的知识，这样的教育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他建议，加强创新，中国需要改革教育制度。 据聂辉华回忆，阿罗还提到，中国应该加大力度治理环境污染。 2015年6月，阿罗在重庆出席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时曾做了主题为“人类纪元的环境问题：价值、理性与公平”的主题演讲。 阿罗在演讲中称，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有一位瑞士科学家做过相关研究，但过去局部的环境问题，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即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如今已经演变称全球性问题，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 2009年，阿罗到访北京时表示，中国花费1%的GDP来用于限制全球变暖应该是可行的。虽然短期内会使中国损失掉1%的GDP增长率，但长期来看中国会获益。我也不觉得损失掉1%的GDP算是很高的成本。 2015年4月，阿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表示，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从着眼于未来方面考虑，中国政府当下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对于目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可能产生的“大城市病”等问题。阿罗在2009年到访北京时表示，城市化并不一定是继续扩大现有城市的规模，上海和北京都在越来越大，中国应当发展新的城市。 ■ 生平 ●1921年 阿罗出生于美国纽约市。 ●1940年 阿罗从纽约市教育学院毕业，获得社会科学学士。次年6月获得数学硕士学位。 ●1949年 阿罗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 ●1953年 阿罗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1968年曾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1972年 阿罗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51岁的年龄也是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年轻的。 ●1980年 阿罗从大学退休，仍从事研究工作。 ■ 学术亮点 用数学破解“一般均衡理论” 让阿罗在经济学殿堂里封神的是“一般均衡理论”。他也正是凭借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成就摘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1874年率先提出的。阿罗的成就则在于用数学的角度证明和求解了一般均衡。 美国学者保罗·萨缪尔森曾表示，“一只鹦鹉学会‘供给、需求’可以当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助理教授唐涯昨日撰文称，在阿罗之后，我们还得加上一般均衡四个字——供给、需求、一般均衡。” 唐涯在文章中称，从学术上看，一般均衡理论的伟大毋庸置疑。他对于框架性地理解复杂经济现象，将具象世界抽象化起到提纲契领的作用。 唐涯说，在金融学里，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的“阿罗-德布鲁证券”（Arrow-Debreu security）就是资产定价理论的基础，金融资产的当前价格可以分解成未来不同状态下回报的价格，所以在市场完备的假设下，用无套利条件，所有的证券都可以用测度变化，风险中性定价（或者其他满足无套利条件测度）。这是很多金融衍生品定价的基石。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金彧 朱星[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