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伍超明
建议靠创新解决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问题，培育扩大内需市场减弱国际循环弱化带来的需求侧冲击，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降低制造业成本。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分化日渐加剧，社会撕裂现象明显增加，如起源于法国并席卷欧洲的“黄马甲”运动、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以及近期美国总统选举背后反映出的民意大分化等等，似乎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就是全球贫富差距的拉大，中产阶层在萎缩，社会收入结构特征由“梭型”向“哑铃型”转变，中产阶层衔接高低收入群体两端的桥梁沟通作用和纽带效应弱化，导致社会撕裂现象增加。
扩大中产阶层规模，正成为全球共识。如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即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达到8亿人口规模；在“十四五”期间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曾在今年3月《外交》杂志上发文指出，中产阶级是美国最大的财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必须加强中产阶级力量，要为中产阶级制定外交政策。
如何壮大中产阶层规模，方法多样，但发展制造业也正在成为共识。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在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主张要采取措施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在国外制造的产品要在美国国内生产，其目的除了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外，增加吸纳就业能力也是重要目的之一。
制造业和中产阶层稳定有何关系，与社会撕裂在逻辑上有何联系？国际经验教训对中国稳定制造业比重又有何借鉴意义，这是本文要分析的问题。
一、当前国际乱象的背后：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挥之不去
（一）国际乱象：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兴起
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大缓和，多边合作协议层出不穷，促进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全球化进入高速扩张期。从1960年到2008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比重从16.6%增长到51.4%（见图1），反映各国在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进程受阻减缓，全球各国生效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条款与日俱增，如美国生效的贸易保护条款由2007年的251项增至2018年的472项（见图2），在此期间美国与中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不断。
在经济逆全球化冲击下，国际经济贸易合作面临挑战，各国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放缓。如2019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已较2007年下降3.7个百分点至1.6%，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后由升转降（见图1）；全球移民数量由2006~2010年平均每年增长2.9%降至2016~2019年平均每年增长2.2%（见图3）。
2． 政治逆全球化：“脱钩”、“退群”现象愈演愈烈，民粹主义兴起
除经济上的逆全球化外，近年来政治逆全球化也持续发酵，民粹主义兴起。在欧洲，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使原本松散的欧盟遭遇分裂危机，且各国在难民接收、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也争论不休。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协定或国际组织（见图4）。在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舆论也将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归因于全球化。“美国优先”、“法国优先”、“意大利优先”、“巴西优先”等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抬头，全球政治局势逐渐转向保守与民粹。全球治理体系遭受空前冲击，治理赤字增加。
（二）国际乱象的背后，都有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子
为何近年来逆全球化加速？从经济学角度看，其根源性动因之一在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工作机会减少，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
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在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推动下，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加之战后百废待兴对工人需求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也随之提高，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全球收入分配趋于平等。如收入前1%群体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中产阶层群体（收入前10%~50%）收入占比上升并保持稳定；但进入1980年代后，全球收入结构开始由梭型向哑铃型转变，中产阶层收入占比明显下降，而富有阶层占比持续提升（见图5和6）。
1980年代以后全球贫富差距的再次扩大，部分原因与新一轮全球化加速过程中收入分配更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劳动力生产要素有关，在效率和公平中更倾向于前者。上世纪80年代随着生物、能源和信息通信等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加上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全球化快速发展，产业在全球转移进程加速，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传统产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在这一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中拥有资本和技术的阶层，由于资本和技术要素能跨国流动，分享了全球化带来高收益的好处，但拥有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群体，由于劳动力要素跨国流动性受限，不但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有限，还面临产业转移后失业的风险。因此，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均衡地惠及所有人，拥有大量资本的富有阶级成为最大赢家。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GDP增速虽然保持了高增长，1984年更是达到7.2%，创30年新高（见图7），但由于国内分配制度等问题，仍然没有改变收入两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见图8）。
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社会不平衡发展，为民粹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根据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ID），美国和巴西是收入差距较大的典型国家，其国内收入位于前1%的人口得到了超过20%的国民总收入（见图9），因此两国国内民粹主义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上任后便开始了一系列反全球化行为，强调本国利益至上，即使在疫情期间两国防疫表现不佳的情况下，也执意退出世卫组织。两位总统的政治基本盘主要为全球化下面临失业、收入减少等困境的本国中低收入人群，2020年的美国大选结果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支持者集中于沿海大城市，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来自内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见图10）。因此，近年来发生的逆全球化国际乱象，其实是全球化“输家”对全球化的反击，其根本原因还是收入分配不均衡。
二、制造业空心化对贫富差距拉大功不可没：来自美国的经验
尽管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但简单地将贫富差距拉大“甩锅”给全球化却有失偏颇。欧盟、日本等经济体长期主张全球化，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在2019年分别达到14.5%、4.6%，是全球第二、第四大贸易国，但全球化对这些经济体收入分配的影响，远没有同样是发达国家的美国那么大。如根据联合国2018年人类发展指数数据，日本是全球最为平等的国家，英国、德国等欧盟国家在社会平等方面也排名靠前（见图11），1980年代以后日本、德国、英国国内中产阶层收入比重，远高于美国，比重变化的平稳性，也远好于美国（见图5和6）。
为何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收入平等程度远好于美国，社会撕裂程度也远不及美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德国等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依然保持完好，制造业在本国GDP中的份额稳定。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薪酬也相对较高，是培育中产阶层的重要摇篮。不同于富有阶层，一般工薪阶层拥有资产较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较低，雇员报酬是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制造业的发展能为工薪阶层提供重要的收入保障，有利于社会收入差距的缩小。从美国的历史数据看，中产阶层和后90%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雇员报酬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高度相关（见图12和13），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4和0.87，表明雇员报酬对个人收入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下滑较快（见图14），尤其是美国自1980年代启动去工业化以来，制造业空心化明显。
虽然制造业是雇员报酬的重要来源，但美国在全球化的过程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占比上升等原因，出现制造业产业转移海外，导致制造业萎缩，加剧了美国社会撕裂，也为逆全球化思潮埋下隐患。美国自1980年代起雇员报酬在个人总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中制造业收入份额下降是雇员报酬占比降低的主要原因。2019年制造业雇员报酬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不足5%，较1980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见图15），同期雇员报酬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8个百分点，制造业萎缩对雇员报酬比重下降的贡献率为127%。
美国制造业雇员报酬占总收入比重的大幅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美国进入1980年代后启动去工业化进程，加上自动化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导致制造业就业人数见顶回落，尤其是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制造业人员规模缩减33.7%（见图16）。二是制造业平均时薪增速在1980年代里根改革后出现断崖式下滑（见图17），1970-1982年期间，美国制造业时薪年均增速达8.2%，而在1982年以后降至2.8%；且在1980年代之前，制造业的时薪增速高于全行业平均时薪增速，而在1980年代后情况则相反，制造业时薪增速不及全行业平均水平。
综上，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国内制造业比重的持续下降，引发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工资收入比重下滑，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造成美国中产阶层萎缩、低收入人群大量失业等问题，不仅抑制国内消费，还加剧社会撕裂现象，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引发逆全球化乱象。
三、中国现状：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必要性在提高
（一）制造业就业人数和比重下降迹象已现
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连续10年位居世界第一，主要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就业人数及其在就业中的比重也呈整体上升趋势（见图18）。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人数和比重先后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波动。第一次是1998年国企改革，制造业国企就业人数从1997年到2003年减少43%；第二次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人数和比重大幅攀升1倍左右；第三次2015年去产能，叠加国内产业升级转型、服务业占比上升和产能外迁至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制造业人数和比重出现见顶回落迹象。
根据历史数据，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大致领先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前10%~50%）收入份额5年左右（见图19），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变化预示后者在2020年之前持续处于上升阶段，即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占比逐步提高。但由于此后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趋缓并略有下降，预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占比有下行压力。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确实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二）国内制造业面临的困境
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制造业占比降低的主因，但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同样不容忽视，保持制造业基本稳定仍面临较大挑战。
一是中国制造业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有所弱化。金融危机后，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呈下行趋势（见图20）；与此同时，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2018年制造业每年人均劳动力成本超过一万美元，高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其他新兴经济体（见图21）。
二是全球化遭遇逆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存在缩短化的风险，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制造业向本土转移，将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形成一定制约。2015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份额有所放缓（见图22），疫后这一趋势如何变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三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日渐明显。2015-2018年，我国住宅商品房年化收益率达到8.6%，远高于股票、债券、基金、黄金等主要投资品，也高于同期各行业实体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如果加上投资商品房的杠杆率，那么商品房投资收益率会更高。正因为如此，房地产市场成为吸纳资金的黑洞，占用了大量社会资金，不利于社会创新，降低了生产效率，同时提高了社会成本和金融风险。据测算，2017年以来房地产投资与制造业投资的相关性明显下降，二者的滚动相关系数由正转负，尤其是与剔除房地产相关制造业后的制造业投资，两者滚动相关系数负值更大，负相关性更明显（见图23）。这意味着房地产投资增长不但不能促进制造业增长，反而起到抑制作用。
（三）稳定制造业比重是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重要举措之一
从全球历史经验看，保持制造业稳定发展，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和防止社会撕裂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国内具体国情看，作为吸纳就业人口近1亿的制造业大国，稳住国内制造业比重，对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供更高工资收入、增强消费潜能、扩大内需、缓解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等，战略意义更为明显。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未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目标，制造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2010年的一亿多人发展至2018年的四亿多（见图24），规模为全球之最，如果实现2035年经济总量目标，那么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倍增，突破8亿人口。
如何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除了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劳动生产率高的现代服务业外，制造业的稳定发展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建议从打破制造业掣肘的因素着手，一是要解决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阻断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趋势，部分消化成本上升的影响。加快创新应该是不二选择，以提高产品供给的国际竞争力，保持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基本稳定，但创新能力的提高是系统性工程，需久久为功。二是降低制造业成本，其中很重要的举措之一是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以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和企业的用地成本，从而降低社会成本。三是培育扩大内需市场，减弱国际循环弱化带来的需求侧冲击，畅通国内市场供需互动性。
(本文作者介绍：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财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逯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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