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刘元春
目前部分国家的滞胀已经来临,全球滞胀的出现是大概率事件。人类历史上的高通胀一般与战争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瘟疫就像一场战争在供给和需求两端产生不对称的冲击。
对于全球经济所处的状态可以总结为疫情中期化,疫情救助的天量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俄乌冲突中期化,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大的供应链冲击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
全球经济现状导致“高成本时代到来”。“高成本时代到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人类即使摆脱新冠疫情这两年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病毒与人类共存,导致各类健康防护成本上升;第二,逆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创新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第三,《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直接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第四,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常态化,地缘政治恶化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第五,高债务与高利率带来的高还本付息;第六,劳动力紧缺与工资物价联动机制的出现。
不过,本轮全球滞胀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相比还是有不少差别,所以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从需求端来说,量化宽松的退出需要路径设计,财政赤字的收缩问题;从供给端来说,劳动力的市场和结构性改革需要关注;中长期成本问题需要国际协调,包括绿色转型成本,大宗商品成本,防务成本,供应链重构成本。
本轮滞胀也将对全球金融造成冲击,冲击主要表现为:利率将持续快速上升;汇率较大波动成为常态;各类债务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房地产价格以及相关资金链条存在疑虑;股票市场是否已经开始调整,后续是否在美国经济衰退中出现进一步的变化?
在各类债务的可持续问题上,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2020年全球债务总和为293万亿美元,全球债务总额约是GDP的3.6倍。2021年全球债务总额约是GDP的3.51倍,但是债务总额增长了10万亿美元,达到了30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美国国债的10倍。
其中,新兴经济国家和局部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较为严重,其总债务率达到207%,其中政府债务率达到64%,是过去30年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在本轮全球滞胀中有其特殊地位——超级供给能力,能源政策的前期布局,各类政策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调整及其弹性韧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滞胀是不是并不意味着中国滞胀?
在全球通货膨胀出现的同时,中国虽然面临价格和成本输入型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是有限的。从过去几年大宗商品的波动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市场在消化成本冲击上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在进口价格指数上涨15个百分点,原材料购买指数上涨10个百分点下,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一般也就上涨2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市场消化能力很强。
中国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不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因此,这不是很多人简单认为的通货膨胀来了,反而是有紧缩的压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背离?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超级供给能力,能够平衡物价上涨的因素。
在全球滞胀的过程,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是平衡全球滞胀的重要因素,同时全球滞胀也将给予中国经济转型再发力重要契机。
(本文作者介绍: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经济学博士,教授)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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