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刘元春
我们当下的政策需要重新定位，要利用一些预调和微调来对冲即将到来的一系列冲击，特别是来自外部的冲击。
7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人大国发院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并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他表示，首先，我们一定要从战略上认识当前的时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外部贸易战和内部攻坚战叠加的时刻，这必然使我们进入到一个艰难期。
第二，今年二季度，市场上的很多波动实际上是贸易战和攻坚战所产生的一种提前释放。面对市场上的动荡以及金融危机到来的传言，我们不要过分的恐慌，现在风险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刘元春称，数据显示，1-6月，债券市场违约30多起，涉及金融300多亿；股票市场出现大股东质押、平仓等现象，股市从3300多点一直下挫到2700多点，蒸发一万多亿。
另外，房市在严控的同时，三四线城市房价还在持续上涨，并出现了一手房和二手房价格倒挂的现象。人民币也出现持续贬值的压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3-6.8的波动区间。再加上今年半年报中，M2仅有8%，社会融资总额存量已经破纪录的跌破9.8%。
“整个楼市、房市、汇市的数据都令人感到心惊动魄，因此出现近来央行和财政部之间的互怼、互相推卸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个互怼并没有必要，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艰难期，出现的市场动荡和风险释放是正常的现象。”刘元春解释说，如果把当前的很多参数与2015年的参数对比，毫无疑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前的金融市场完全是可控的，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
刘元春进一步举例说，按照目前测算，大股东的质押水平占整个股市总规模10%左右，其中，除去国有企业，民营性的上市公司主要占到50%-60%左右，这两者的杠杆率再加上新股发行2-3倍的杠杆，目前金融的杠杆并没有2015年时场内场外的杠杆率高，横向比较也是如此。
但是，为什么人们的感觉是危机即将到来？
刘元春表示，这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金融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出现资金紧张，局部的短板破裂，局部风险的空前释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我们过去在资本市场中塑造的故事，比如在创业板上，在IPO中创造的神话，都被击破了。”刘元春说，过去我们老说自己多么厉害，通过技术的进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现在技术瓶颈效应完全显现，过去中国资本市场所建立的一个虚假的基础被击破了。
并且，中国的债务累积效应开始在减化。过去这些年总体的债务率还在下降，企业的杠杆率已经缓和，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下降了近2个点。但是刘元春强调，负债率的衡量有很多方法，从不同侧面会有不同的累积效应，目前最重要的累积效应是还本付息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整个融资的40%，这个规模已经很大了。
“如果再按照过去这种对流动性监管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他解释说，我们在流动性监控上，一些基础参数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我们依然在刻舟求剑，导致中性的货币政策不中性了。
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积极。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说财政不努力，而是目前在几大因素的同时挤压下，政府的行为模式，政府官员的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原来我们希望在一个新的政治中心里面，政府官员的行为应该调整。
但是在调整中出现了一些不同：一、党和国家机构、中央机关都等着方案的出台；二、整个债务问责制度上升到新的高度；三、传统项目的储备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刘元春表示，最后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会发现，政府的财政是增加的，但是居民的储蓄存款和企业的存款是下降的。今年1-6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4%，财政支出同比增长8%点多，收入的增长比支出增长要高2个百分点，同时政府的财政存款还增加了几百亿。因此，大家就想不明白。
他强调，目前我们面临的攻坚战，正处于从供给制结构性改革向我们基础性、引领性改革全面过度的时期，整个供给从以治标为主的改革向以治本为主的改革进行转变。
“实际上金融主体的行为、政府行为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基础行为发生的变化导致原来很多决策者对于一些政策的叠加效益，政策的不对称效益的估计不足。”刘元春说，中国政策一出来都是层层叠加的，我们原来在进行决策时就要估计叠加效应有多大，同时，一些政策也出现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对称效应，现在这种不对称效应在被放大，并且在不断强化。
“中国真正的攻坚期到了，真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点，一些基础参数发生了变化。”刘元春强调，比如，8%的M2增速与10.3%的名义GDP的增速不匹配，8%左右的财政支出与10.3%名义GDP增长也不匹配。
“目前，我们对于政策的调控变化估计不足，导致市场出现了怨声载道的声音。”刘元春说道。
比如，在上一次的大股东质押中，整个股票市场出现了变化，当时三个部门同时发言，说大股东质押没问题。随后就有人指出，这相当于火灾发生报警时，消防局正在播全市没有任何地方发生火灾的广告。这使得在火灾现场的人会觉得消防不会出现，他们唯一的安全道路只剩下跳楼。
最后，刘元春认为，我们当下的政策需要重新定位，要利用一些预调和微调来对冲即将到来的一系列冲击，特别是来自外部的冲击。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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