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采访对象：拉古兰·G·拉贾，曾于2013~2016年间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世界报业辛迪加：去年3月，您曾指出像新冠疫情这种规模的危机至少会引发两种直接经济冲击：对生产和需求面的。就美国而言，当前的健康和经济危机已被政治危机所放大，而近期的高潮则是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在这一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拜登总统“在不引发阶级战争的情况下推进合理政策以解决无产阶层（precariat）所面临问题”的机会？
拉古兰·G·拉贾：我认为拜登政府有机会解决无产阶层的问题并因此赢得部分不满者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开出一张巨额支票来实现民主党进步派的所有幻想（比如免除学生贷款），而这确实意味着与明智的共和党人坐下来，共同制定可以解决留守社区所面临挑战的两党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提供普遍的互联网接入，为那些在疫情期间落下学业的人提供补习，以及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医疗服务。
世界报业辛迪加：在批评现代货币理论时，您写道：“一个政府仅仅确保有能力支付利息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证明自身和及其继任者能够偿还本金。”因为只有当投资者确信“政府当前和未来的税收收入（扣除关键支出）足以偿还其累积债务时，他们才会购买新的债务。”对于美国这个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来说这种风险有多严重？对债务可持续性和未来通胀的担忧应该如何被纳入拜登政府的近期议程，看似包括在新冠危机期间对“贫困和弱势家庭”的大力支持？
拉贾：我不认为美国已经接近其债务上限，但能花钱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花钱。如果前几代人都在遭遇经济衰退时给自己开出巨额支票，那么我们的境况早就不允许去减轻当前危机所带来的痛苦了。同样我们也不应贸然挥霍从而削弱自身以及子孙后代应对未来紧急状况的能力。
这意味着要确定优先事项。我肯定会把在新冠危机期间“支持贫困和弱势家庭”放在待办清单的前列。同理，如果社交隔离规则阻碍了某些经济部门和国家的复苏，那么延长失业保险支付也是合理的。
但我不确定是否需要持续向那些未受疫情伤害的家庭发送支票。鉴于积压储蓄的量级，我同意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观点，即（增加公共债务的）额外非针对性转移支付不太可能有用。
世界报业辛迪加：去年8月美国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公布了制定美国货币政策的新办法。美联储现在会以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通胀率为目标，这就可以允许通胀率在疲软期后高于2%。美联储发布新办法之后的各项讨论是否推进了您“打破围绕中央银行的神秘感”并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可（以及不可）实现目标的认知的推荐目标？
拉贾：美联储当然已经努力在与更广泛的公众沟通。问题是根据不同的状况，它达成某些目标（比如提振金融市场）的容易度会比另一些目标（比如促进实体经济活动）更高。此外美联储永远不能承认自己手里缺乏政策工具，因为这将给央行带来巨大压力，迫使后者持续拿出一些举措来提振经济并弥补其他可能更有效政策的缺失。这种压力可能会导致一些长远来看可能会适得其反的行动，比如美联储（以及其他央行）的宽松政策就推高了全球的资产价格。事情如何能在美联储不被其释放的力量所绑架的情况下收场？这很难说。
世界报业辛迪加：2016年，您在担任国际清算银行副主席时主张制定一套新的货币规则以“防止央行的国内任务凌驾于一国的国际责任之上”。在您看来，“不良溢出效应小的政策应该被评为‘绿色’；只能短期使用的政策可以被评为‘橙色’；而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避免的政策则是‘红色’。” 在新冠病毒危机各大中央行是否实施了您会归为“红色”的政策？那些您担心的“橙色”政策会否会被维持过长时间？
拉贾：中央银行故意采取“红色”政策的情况很少，它们更有可能执行“橙色”政策，这种政策会产生一些不利的溢出效应，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例如储备货币国中央银行创造的极端宽松融资条件促使大量资金进入高风险资产，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资产。
在新兴市场于疫情爆发初期遭遇资本外逃时，它们欢迎这些逆转资本外流的宽松政策。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巨量资本回流了进来。但这些国家中如今很多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因为储备货币国央行发出的任何货币政策收紧信号都可能引发另一场资本外流海啸，正如2013年美联储表示将着手缩减资产购买时所引发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那样。
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能指望储备货币国央行永远坚持宽松政策。同时储备货币国央行必须认识到其政策立场的任何变化都将对新兴市场产生重大溢出效应。而它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溢出效应就会越大。谁说制定政策很容易的？
世界报业辛迪加：2005年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一次知名经济学家会议上，您曾警告说不可持续的银行操作和高风险金融工具可能导致经济崩溃。由于听众的情绪受到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鼓舞，您的论文受到了冷遇。但时隔不到3年您的警告就应验了。自那以后经济学家对风险的认知是否有所提升？哪些行动可以进一步提升这种认知？
拉贾：就像军队将领一样，我们经济学家会学习如何打好上一场战争，然后再把这些经验应用到下一场战争上——有时可能不太适用。如今我们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把握也比2005年时更好。但是风险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尤其是因为我们已经采取行动限制与银行有关的风险。在新冠病毒危机之后我们将需要研究导致杠杆率增加的政策，尤其是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中以及由这些实体实施的政策。
世界报业辛迪加：您在2010年出版的《断层线：隐藏的裂痕是如何依然威胁世界经济的》一书中警告说，改革并未解决导致2008年崩溃的潜在收入不平等和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的问题。十多年后新冠病毒危机有可能因小企业连串破产而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状况，包括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我们最迫切需要什么改革来防止这种结果以及一个危机的“厄运循环”？
拉贾：这个问题也同样没有什么简单答案。在贫困和弱势社区很难开办新的企业，就算是小微企业也很艰难；现存企业有时也是社区本已薄弱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让这些企业倒闭的社会成本可能很高。有鉴于此，政策制定者应更优先考虑保护这些社区中的企业。
然而一般来说对小企业提供无限期支持并不是一个好主意。那么最明智的政策或许是政府放任那些必须关闭的企业倒闭，为其工人提供失业保险支持，并确保在经济回暖时提供足够的融资信贷以便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以及其他企业家——能够东山再起。
世界报业辛迪加：作为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您成功地控制了通胀，大幅减少了经常账户赤字，扭转了卢比的崩溃态势，稳定了国内经济，从而说服外国投资者重返印度。如果您在当前的危机中担任同样的职务，哪些措施会是您首先要做的，您希望政府采取哪些配套措施？
拉贾：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对印度央行的近期政策发表评论。但我要指出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将是清理企业部门并确保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本重组，否则金融困局将继续阻碍增长。
世界报业辛迪加：在您2019年出版的《第三根支柱：市场和国家是如何抛弃社区的》一书中，您写道，“社会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社区和个人被赋权去应对当今的经济和技术破坏效应。疫情及其对工作和生活模式的影响——其中一些可能会被证明是持久的——会如何影响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诸如远程办公的快速推广或者一些高技能专业人士离开城市中心区是否会触发一种新的平衡，还是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和不平等？
拉贾：我认为在任意地方工作的可能性可以为在任何特定国家拓展经济活动创造机会——前提是广泛提供网络宽带接入等设施。这可以减少基于地域的不平等状况，而这正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更宏观来说当前的疫情凸显了许多使用科技的新方法，比如远程教育。政策制定者应该将这些事态发展纳入他们的“更佳重建”战略中。
拉贾的推荐阅读书目：
《无赖俱乐部》（The Rotters’ Club）、《封闭式圈子》（The Closed Circle）和《中部英格兰》（Middle England）。
作者：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e）
这三部曲提供了自1970年代以来英国生活的迷人一瞥，并以导致英国脱欧的复杂情感收尾。
《两宫间》（Palace Walk）
作者：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
作为“开罗三部曲”的第一卷，这本耐人寻味的小说让读者沉浸在一个英国殖民时代埃及的专制族长家庭生活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但不可能是最后一次。
《枪岛》（Gun Island）
作者：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
我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它将历史、气候变化和移民以一种新颖有趣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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