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郝倩
“追星锦鲤”李雪琴有一次在脱口秀说了她离开了北京回铁岭的事，自嘲“很多人知道后特别惊讶，那个表情，就好像不是我从北京回到了铁岭，而是我本来可以跟吴亦凡结婚，结果后来选择了跟王建国私奔。”
如离开北京的李雪琴一般，超级城市给年轻人所带来的压力和困惑都是相似的。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也在离开巴黎——这个国际时尚之都，被誉为全球最浪漫的大都市。巴黎人的冲动甚至让伦敦都感觉到一丝凉意。在巴黎人想离开的理由中，房价是决定因素，却又不仅仅因为房价。新冠疫情不是很多人离开巴黎的原因，却是让超级城市各种劣势得以暴露的导火索，让很多人的移居计划最终得以施行。
一场疫情，让很多巴黎人想通了一件事，就是他们要换的不是城市，是人生。
——那些搬出巴黎的公司
故事从一家名为LiveMentor的创业培训公司说起。
这家巴黎的互联网创新公司年轻的创始人普埃托（Anaïs Prétot）把公司的一部分从巴黎迁到法国南部艾克斯-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她相信这样会给员工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是一家雇员平均年龄都在25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公司。为了鼓励员工跟着公司一起搬走，公司给员工提出优厚条件，即随着公司一起搬到南法，公司负担搬家的费用；要么仍在巴黎公司工作，但办公空间会比以前小一些。甚至一些员工可以选择完全“远程办公”，这就更无所谓他们住在哪里，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生活。之后迅速就有一些年轻员工退了巴黎的租约，预备随着公司去一个新的地方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巴黎与艾克斯-普罗旺斯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法国的心脏，后者不过是个风景如画的后花园。
搬家后，一位年轻员工租一个45平方米的公寓每月的租金不过600欧元，是巴黎郊区的一半，这些员工可以步行几分钟去上班，不用每天花两个多小时上下班通勤。这还没算上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蓝天白云，新鲜的蔬菜瓜果和直线提升的生活质量。
如果说疫情前人们的生活被工作绑架，那么在以后，远程办公的机会将越来越多，让人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可选项。
在过去几个月，已经不止一家公司有迁出首都去地方的想法。这些公司从巴黎搬到波尔多，里昂，南特，在搬出后都如愿扩大了地盘。根据专门服务于企业外迁的创新公司Utily的统计数据，他们所收到的要从巴黎搬家至其他城市的预约翻番。在这些有意愿搬出大巴黎的公司中，最终只有不到三成真的开始行动，搬出大巴黎的公司高层以千禧一代为主。
其他一些法国大中城市已经开始野心十足地加大宣传，抢人抢投资抢公司。他们卖的不是房和旅游，或是工作机会，而更多像是在兜售一种人生梦想。
西到波尔多，东到里昂，北到诺曼底，南到蒙特利埃，从购房，找工作到各种优惠政策，巴黎人就像是夏季假期期间一般抢手。这些真诚的需求甚至造就了一个“巴黎，我要离开你”（Paris je te quitte）的中介机构。这个中介机构以及网站在几年不过是个博客，分享巴黎人离开巴黎的故事，之后基于年轻人要在其他地区生活就业的真实需求增加了招工广告，以及提供一些培训的服务。这些无心插柳的尝试最终能够绿茵成片，成了互联网界网红。
该机构曾在2月份和5月份分别针对是否想快速离开巴黎做了两次市调。2月份（疫情禁足前）想离开的受调研人比例为38%：5月份该比例增长至54%。这其中大多数人脑海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城市，他们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我要搬走”。
“巴黎我离开你”的联合创始人斯蒙（Kelly Simon）表示，即使“禁足”早已过去，但他们网站的流量依然只增不减，同时她认为，在远程办公越来越普遍，后疫情时代办公的灵活性更将刺激更多的巴黎人离开。甚至在他们的市调中，48%的受调研人群表示他们并不会等待公司搬走，以此改变生活，相反的，他们希望尽快离开巴黎，主动改变生活。
——当超级城市与向往的生活渐行渐远
在三四月份法国禁足期间，有45万巴黎人逃离首都在外面“禁足”，这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即使巴黎的文化积淀，工作机会，社交环境以及教育环境依然令人垂涎，却再也无法让他们实现“向往的生活”。
“我再也不想两个人在一个面积只有45平方米小公寓里面被禁足两个月。”朱利安对我说。32岁的朱利安生于法国西南部图卢兹，在巴黎读完大学之后就留了下来。这位月薪大概四五千欧元的工薪族4年前花了40多万欧元（约320万人民币）在巴黎19区买了一套一室一厅，为此担了24万欧元（近2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当初，他是真想在巴黎扎下根来，做足他这个巴黎人的戏码。19区并不是巴黎的高尚社区，却是居住密度最高的新兴社区之一。这个区内有巴黎面积第五大绿地的肖蒙山丘公园（Buttes-Chaumont），乘坐公共交通到主城区半个多小时左右的路程不算过分。同时，相比其他主城区板块1万欧元/平方米的均价，这里起码可以找到9000欧元/平方米，甚至更低一些的房源。所以，在过去一二十年前，这里一直是巴黎房价涨幅最高的地区之一。
朱利安原以为他作为“巴黎人”的生活就将这样一直这样云淡风轻地走下去，但随着感情的稳定，他对巴黎的爱开始成为某种不安。
在禁足期间，朱利安女友怀孕。有天晚上，他站在那个只够两个人站的小露台上，一时间竟迷失了生活的方向。
朱利安的一位朋友最近正在抛售他52平方米的小两房公寓，这间公寓在过去10年已经卖过三次：第一次是2012年的37.4万欧元；三年后卖出45.8万欧元，一年后再出手就变成近50万欧元。现在类似奥斯曼风格的小公寓均价早就轻松超过1.1万欧元/平方米。甚至就算是挂出1.1万欧元的售价，也很少会有卖家抛售。19区隔壁的93区即使在治安上口碑欠佳，一个40多平方米的公寓大概均价也快达到一万欧元/平方米。
假如朱利安接下来结婚生子，他可能会需要一个两房。要升级到一个80平方米以上，起码有个大阳台的两房公寓，要么承担2500欧元的月租，要么承受超过70万欧元的售价。这些都远远超出他的支付上限。所谓的“以租养房”，在租房税高企，处处都是税费壁垒的法国，更不是一个有利选项。
朱利安梦想中那有绿树，有花园和儿女绕膝的生活图景大概这辈子也不可能在巴黎实现。他基本无路可退，除非退到巴黎郊外，或是彻底离开。
“我最近在考虑我在巴黎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住在这么一个拮据的小空间，每天上下班挤地铁么？最近我已经开始看房子，我想搬到巴黎周边的小城市，甚至直接迁回图卢兹生活也未尝不可。我的工资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至少可以负担一个大房子。”
朱利安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同事已经确定离开巴黎，这个单身女孩是在“禁足”之后迅速做出这个决定。短短几周后，她在南法的马赛找到了新工作，彻底与巴黎再见。
类似的，我还有一位在巴黎生活的朋友自从禁足以来，也一直在思考他们家的未来。他们一家四口，有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儿，却住着五六十平方米的“社会住房”，每月租金还要支付几百欧元。住房周边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差强人意，禁足期间孩子们更是无处可去。她有三四十万欧元的存款，可这个存款加上银行可能批准的贷款额度，在巴黎主城区依然很难买下一个哪怕只有70平方米的公寓。
“只有离开巴黎主城区，到那些需要坐火车的郊区地段，才可能买下一栋小房子，或是大公寓。但那些地方要进巴黎，都需要大概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配套设施也堪忧。例如，若是到迪尼斯乐园那种偏僻之地，就可以换到大房子。可无论对于我还是我先生，若还要继续在巴黎工作，这种早出晚归的生活都将同样痛苦。”
“禁足的日子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生活的每一天都很重要的，但眼下不是我向往的生活。我和先生商量要去真正的’农村’买房子，或者直接搬到一个海边的城市，那也是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她对我说。
郝倩 http://weibo.com/haoqianlondon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工作十余年，从社会新闻到财经新闻，从上海到伦敦，从第一财经日报到新浪财经。)
责任编辑：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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