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天谌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际，来自美国、英国以及新西兰等7国83位百万富翁呼吁各自政府对他们增加税收，用于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和社会复苏与重建。不禁让人发问，富豪们是真的深明大义吗？增税最终买单的到底是谁？
税收问题是美国两党历年来经济政策冲突的核心，本文旨在通过剖析美国经济政策的发展历史，研判增税和减税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遗憾的是，共和党减税对于提振经济效用微弱，然而民主党增税恐怕也走不久。
向富人和巨头公司增税是今年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重要主张之一。拜登此前表示，当选后将推翻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的减税法案，将企业税税率由21%提高到28%。
拜登虽然言辞激进，但根据美国历届总统的习性来看，这不过是又一次为了争取选民而打嘴炮的表象罢了。
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参选时就曾打出“希望和改变“的旗号，但任期8年内有利普通民众的承诺大多没有落实，其中包括取消油气公司的特殊税务福利和漏洞，提高儿童保健，要求上市的金融合伙制公司支付公司税，对收入低于五万美元的老年人免征税，60亿美元建立国有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增加联邦癌症研究经费增加一倍等等，数十条承诺均未实现。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有识之士常年呼吁民主党上台，认为能够改变现状，使美国政府大幅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福利等领域，但至今还是泡影。因此，我们可以预判到，即使拜登今年当选，他提倡的增税等政策大概率也不会真正实施，即使实施力度也会大打折扣。政客在当选之前总是信誓旦旦，但在真正上台之后仍然受制于将他送上高位的富豪阶级，凡是伤害富人阶级利益、有利于民生的政策都难以推行。
退一步说，如果加税计划能够较好地落实，美国经济增长就能一往无前吗？答案是否定的。
短期来看，加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小贫富差距，再将税收投入到公共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教育等方面，以增加社会的整体需求，缓解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之间的矛盾。
但是，长期来看，根本问题还是未得解决——如果政府在民众压力下强行实施高税收，资本家便会因利润过低而拒绝生产，或者把公司转移到其他国家（如苹果等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利润转移海外、降低税率），大幅削减在本国的投资和雇佣，最终承担苦果的仍然是老百姓。当今北欧等高税收、高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都是依靠技术和市场垄断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榨取垄断利润，无法在全球复制。
加税没用，那共和党派特朗普政府主张的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没有促进作用呢？答案还是否定的。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在政治上主张小政府，以古典自由派保守主义闻名，放任经济周期顺其自然。政策上，柯立芝不仅降低税率，而且减少了国债。在他的总统任内，美国经历了经济急剧膨胀的“咆哮的二十年代”。但繁荣的背后却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隐患。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并达到顶峰，基尼指数一度超过50。1929年时，1%的人占有了23.9%的财富。空前的贫富差距，造成了空前的需求不足和空前的产能过剩，最终引发了1929年空前的大萧条。
直到后来美国在内忧外患下被迫向工人运动让步，1933年罗斯福上台实施“新政”，改善工人权益和福利，并借鉴苏联经验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美国的经济状况才开始好转。此外，罗斯福政府也推出了对华尔街的一系列限制法令，包括《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以规避风险。
尽管罗斯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指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前的国家干预和需求激增才将美国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二战后美国被迫“左转”，1965年美国政府宣布实施《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建立所谓福利社会，以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改善需求，从而进入了50到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
然而，到了1980年代，在苏联增长停滞的外部背景下，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自由市场派卷土重来。他们认为在苏联的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已无需对工人们有所让步，开始打击英美两国的工人运动，大幅削减福利，对国企进行私有化，给富人大幅减税。其结果是资本利润不断上升，工人时薪大幅下降，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有效需求更加不足，社会矛盾更加凸显。
特朗普则是早就被证失败的“里根经济学”的延续者。2018年开始实行的30年来最大幅度的减税政策，使大型公司减税后利润大幅提升，股票价格得以提振，但对于实际经济中的投资和雇佣提振效果微弱，且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近年来美国面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最激烈的社会矛盾，消费需求增长低迷，经济发展也在2020年再度陷入深度困局。
总而言之，短期来看，在美国向富人增税能够暂时缓解社会矛盾，将多收的税用于政府公共福利投资等地方，利用财富再分配的方式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但是，长期来看，向富人增税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富人便会选择减少投资和雇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仍然受到抑制，那么推动美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本文作者介绍：AICPA/CFA持证候选人，曾供职于毕马威资产管理部，纽约对冲基金宏观分析师。毕业于维克森林大学会计、历史系双学位，经济系辅修学位。)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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