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斯·阿斯朗：特朗普的全球衰退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安德斯·阿斯朗（Anders Åslund），智库机构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就在不久之前的2月24日星期一，在股市高歌猛进逼近历史高位的大好形势下，世界却因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而被瞬间抛入了一场金融危机。自那以后各方领导人就一直在为本已恶劣的局势火上浇油：俄罗斯和沙特于3月6日爆发了油价大战，进一步动摇了全球市场；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1日的电视讲话中宣布从欧洲到美国的大部分航班停飞，又将危机推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也导致金融市场陷入了全面恐慌。

　　冠状病毒引发的增长放缓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恐慌双管齐下，意味着今年的全球衰退几成定局，但衰退或许很快会变成我们最不值得忧虑的问题。

　　正如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他的开创性著作《狂热，恐慌和崩溃：金融危机的历史》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金融崩溃在其演变和解决过程中都会遵循一个明确的逻辑。阿根廷和黎巴嫩两国自疫情爆发以后就出现了外债违约。随后而至的就是大型企业破产。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在劫难逃，但是崩溃常常会出现在某些意想不到的领域。

　　一旦遭遇几起规模较大的破产和主权债务违约，世界可能会像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那样面临流动性冻结。这种冻结通常会冲击那些使用本国货币的外围国家并致使其崩溃——人们只好去抢购美元和欧元。

　　尽管要在金融恐慌爆发后重振信心非常艰难，但2008年危机的解决措施也为当今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教益。虽然当年那场危机发端于金融部门（目前该部门的资本状况似乎大为改善），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也没有一场疫病大流行需要应对，但其中蕴含的基本教训是一样的。

　　遏制一场全球金融恐慌需要做到两点：开展国际政治合作和大量注入政府流动性（因为私营部门会囤积现金）。尽管2008年危机的解决方案当时看上去仿佛一塌糊涂，但事后看来却似乎相当理想。

　　在2008年时美国的政治领导人还拥有对全球发号施令的的声望。那年11月中旬小布什总统在华盛顿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也为全球协调一致解决危机拉开了帷幕。至关重要的是，会上一致通过的峰会宣言表示：“我们决心加强合作，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除了承诺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支持外，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还保证会维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迅速救助了一家又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尽管政策制定者的许多措施都是仓促出台且缺乏明确的指导原则，引来公众一片批评之声，但这些机构却很快稳定了下来。此外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也就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达成了一致。即便如此，对金融市场的破坏依然在雷曼兄弟倒闭后延续了半年之久，直到市场在2009年3月9日触底后方才告终。

　　但不幸的是，当今世界似乎没有能力去复制2008年的成功政策应对。首先是缺乏政治先决条件——特别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没有了具备有重要国内或国际声望的经济决策者。特朗普不但本人缺乏信誉，还损害了市场对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信心，而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则为人低调。

　　而国际影响力匮乏的问题也不仅发生在美国。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初来乍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是位政治权力遭削弱的跛脚鸭领导人，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国际地位不复以往，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则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脱欧上。

　　不过当前与2008年时最大的差异莫过于美国领导力的缺席。特朗普所表现的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拒绝听从专家建议的做派将使任何可靠的国际商讨和合作变得不可能，这意味着世界最快也得等到2021年1月才能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去解决当前危机。

　　而在金融方面，世界应对危机的手段可能不如2008年那么充足。尽管全球金融部门的状况似乎比12年前要好得多，但全球债务水平（相对GDP）却已创下了历史记录。尤其是美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正处于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还有幸拥有充足的财政空间，但腾挪起来却颇费些技巧。

　　无可否认，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是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迄今为止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们对此无力胜任。除非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否则我们完全有可能迎来一场漫长而严酷的全球衰退——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