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联储之辩

　　文/新浪财经专栏机构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本杰明·J·科恩（Benjamin J． Cohen）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货币权力：理解货币竞争》一书。

　　就像远方地平线上的暴风雨云一样，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正在不祥地积聚着。在美国，特朗普2017年大规模减税所带来的优惠力度已达顶峰，眼下正在迅速衰竭，而且并未催生原本承诺的投资热潮。在欧洲，如果英国在10月底脱离欧盟之前未能与之达成协议，这场正在上演的退欧闹剧就将带来严重的经济破坏作用甚至是混乱。而中国的增长已经出现了明显放缓。

　　潜伏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则是“关税侠”的贸易战，使得经济学家们忧虑经济衰退可能最快在明年就会到来。通常情况下，面临经济衰退的政府会首先关注货币政策，依靠央行降低利率以鼓励更多的借贷和支出。然而货币政策制定者一直使用的稳定市场工具似乎效力全失，如今也是考虑采用新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时候了。

　　十年前，全球急剧下调利率以避免大萧条重演。但在金融危机爆发11年后利率仍然未能实现反弹。所有发达经济体中的利率都处于历史低位——在瑞士，欧元区和日本甚至为负值。这意味着各主要央行在通常要求助于利率的情况下却几乎没有空间进行新的削减。

　　为此央行行长们开始呼吁财政政策制定者采取更多措施。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最近所说的那样，“把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可不是好事，更别说唯一手段了。”在实践中，增大财政政策的作用意味着在另一次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减税和支出增加将伴随着降息一起出现。

　　但这种手段存在一个问题：政治。大多数中央银行都是形式上独立的，因此也没有义务去听从民选官员的直接指令，但那些负责财政政策的人可就无法享受这等这等特权了。预算是由政客们制定的，而这些人关心的只是自身的连任前景。他们如何证明那些会增加公共债务的赤字融资型支出是正当的？他们就不怕被安上不负责任（甚至更糟糕）的骂名吗？

　　大多数专家如今都赞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2009年刺激计划在2008年后的复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即便如此民主党依然在2010年中期国会选举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果再次需要扩大财政政策，这些民选官员肯定会对潜在的反对声音心存警惕。

　　但如果财政政策能像货币政策那样被去政治化呢？一个拥有指定范围财政政策制定权的自治公共机构可以自由地积极应对经济波动。就跟独立的中央银行一样，一个“财联储”可以配备一批在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事的、不受政治所左右的专业人士。该机构最终依然会完全对民选官员负责，但却能比现在更快地做出关键预算决定。

　　可以肯定的是，新的授权机构几乎没有空间来获得额外的资金。毕竟预算中的大部分支出都是非自由支配或相对“粘性”，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启动或停止。然而在收入方面，这个“财联储”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的杠杆来实现很大作为。其首要目标是根据需要对税收预扣率和转移支付进行微调，就像中央银行对利率的做法一样。

　　在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时，政治当局将设定基本目标和参数，而民选官员将实施持续且积极的监督以确保该机构能负责任行事。但在其法定限度内，该机构将被授权去及时调整政府收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

　　潜在的调整范围可以作为年度预算过程的一部分来事先商定，好让“财联储”有权决定具体变化的规模和时间。或者只要立法机关不在指定时段内行使否决权，就可以给予该机构更大的自由去自行做出此类决定。无论如何，有许多方法能使民主问责制与非政治化的政策制定协调一致。

　　毋庸置疑，针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类反对意见也将降临在“财联储”身上。 不过代议制政府将某些关键领域决策委派给专业人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民主特权与技术官僚的存在必然性之间总是存在权衡，不同国家在这两个领域之间也会划分出各自不同的界限。

　　在美国，没有人质疑证券交易委员会或食品药品管理局等独立机构的合法性。因此也没有理由说自治财政机构不能以类似的方式运作。只要其授权受到严格限制并且其运作受到密切监督，“财联储”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理念。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