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新观点挑战凯恩斯：要削减政府支出而不是增税

　　文/专栏机构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在《紧缩：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没用》中，经济学家阿尔贝托·亚利西纳、卡尔洛·法韦罗和弗朗切斯科·吉亚瓦齐得出了一个大部分当代凯恩斯学派和进步派都会讨厌的核心结论。三位作者指出，当环境迫使一国采取财政紧缩时，削减政府支出在产出和就业方面的损失要小于增税。

　　读者应该知道，这绝非意识形态的谩骂。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针对16个发达经济体进行了前沿实证研究，得到了从单独分析某个国家或某个时期所无法发现的教训。《紧缩》是一项杰出的学术成就，它浸淫了数十年的研究功力，必将成为未来研究的试金石——不论是以此为基础的后续研究，还是试图推翻它的研究者。

　　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开宗明义，通过对“紧缩”一词的实际定义，便超越了大量关于紧缩的平庸之作。“紧缩，”他们写道，“表示一种大规模削减政府赤字和稳定政府债务的政策，其手段包括减支或增税，或双管齐下。”

　　如卷首语所示，这部书也许不是《安娜·卡列宁娜》或《白鲸记》。但与那些漫不经心地翻来覆去讨论“紧缩”一词，让其包罗从市场压力下的财政节约到延缓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策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

　　必须指出，吉亚瓦尼和我的论文导师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已故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Rüdiger Dornbusch），亚利西纳和我是哈佛大学的同事。

　　难话题，硬事实

　　尽管如此，我并不全盘赞同《紧缩》作者们的每一句话。首先，我认为本书应该就应对不可持续的债务的非正统方法，如减记、通胀和金融抑制等，进行更多讨论。我的哈佛同事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和我在我们的书《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中指出，这些选项对于不堪债务重负的国家来说，有时候会比财政节约更具吸引力，甚至很多发达经济体最近对它们的使用也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加普遍。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紧缩，尽管 某些记者和其他评论家经常这么做。

　　当然，你不可能在一部书中囊括所有问题，特别是你写书是为了进行高水平实证分析时。此外，在许多显著的例子中，负债经济体的决策者最想知道的是采取正统财政节约的最佳选项，然后才会考虑非正统手段。这就是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抛出来准备回答的问题。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紧缩”一次常被有争论地用作万能名词，几乎所有考虑政府预算约束相关的风险与现实的财政政策都可以归为紧缩。不幸的是，在当前反自由知识氛围中，仅仅提出主流进步派思想的替代品就会招致反紧缩思维警察。

　　因此，敬请放心，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胆敢指出，对于有着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时机和设计良好的财政节约有时会起到扩张之效，这便足以招徕口诛笔伐。事实上，他们“粗略地浏览数据”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丹麦和爱尔兰”和“20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加拿大和瑞典”就是如此。但是，亚利西纳因为在他的早前工作中所提出的类似观点，而受到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和政治学家马克·布利斯（t Mark Blyth）在《紧缩：一个危险思想的历史》（Austerity：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等人的大肆攻击。

　　教条主义者的聒噪

　　宏观经济问题天生复杂，这意味着明确地证明该领域的某个问题天生困难。我本人对于扩张性紧缩没有进行过严格的实证分析，对于这一问题没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出于同样的原因，克鲁格曼应该也没有）。尽管如此，我支持学者自由探索和表达观点、不因为他们敢于否定思维狭隘的凯恩斯主义观念而受到其他学者的人身攻击的权利。

　　凯恩斯主义刺激显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呼者甚众。但奇怪的是，教条主义者并不理会诸如次级按揭债务减记——如经济学家阿提夫·米安（Atif Mian）和阿米尔·苏菲（Amir Sufi）在他们的名著《债务屋》（House of Debt）中所提出的——和暂停通胀目标等当代思想。

　　更糟糕的是，任何不严格遵循教条主义者的政策方案的人，都会被立即攻击是“紧缩”支持者。比如，尽管很难弄清楚他的逻辑，但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将政府应该延长日益膨胀的债务的期限（从而降低长期再融资风险）的概念描述为支持“紧缩”。作为著名的凯恩斯传记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偶尔会忽视凯恩斯关于这一话题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莱因哈特曾经指出过这一点。

　　此外，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指出，2008年后的扩张性紧缩的一些最佳候选者，主要是意大利，最后并未做出尝试。与此同时，他们发现“通过紧缩改善情况的两个国家是爱尔兰和英国，”尽管爱尔兰存在巨大的银行问题。特别地，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从实证角度指出，英国增长从2011年的-1%（比欧盟平均水平低两个百分点）提高到2013年的3.5%（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四个百分点），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许多凯恩斯学派坚持认为英国会走向第二次衰退。

　　我怀疑，许多亚马逊评论者会仅仅看到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的书名就认定三位作者是新自由主义的暗黑领袖，为了紧缩而紧缩。但这就好比是说治疗流行病的医生就必须喜欢瘟疫。如果读者能够读到第二段，就会看到这一关键点：“如果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采取充分的财政政策，那么我们几乎不会需要紧缩。”

　　换句话说，当政府不遵循基本财政守则时，就有可能被迫陷入它们除了勒紧裤腰带之外别无他法的环境。“基本点，”作者们写道，“是紧缩措施有时候之所以必须，是因为过去的政策错误，或者过去的多重政策错误[……]和意料之外的负面冲击的综合作用。很幸运，后者相对偶发，因此，紧缩几乎永远是拜缺乏远见和相对税收收入的过度支出所赐。”

　　严格而冗长

　　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的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方法论贡献。它引入了一个16个发达经济体横跨20世纪70年代末到2014年的200个多年期紧缩计划。对于每一个例子，作者们都参照原始档案确定决策者的意图。此外，本书从多年期角度，而非逐年角度，评估每项计划的成败，而直到最近的文献中，逐年角度一直是惯例。而也许最重要的是，作者们对于因果问题的处理是非常严格的，控制了货币政策、去监管化和其他会影响到最终结果的因素。

　　事实上，在2011年，三位IMF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研究，批评了亚利西纳的早前的工作，认为扩张性紧缩的秘诀其实无非是低利率政策。但是，任何人只要对货币决策稍作了解，就会明白，除了少数安全港国家，在财政政策得到控制的时候保持低利率会容易得多。

　　到了这一步，博学的读者可能会怀疑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是否读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最近在美国经济学会的讲话。布兰查德支持未来增长几乎肯定足以覆盖未来利息支出的观点，暗示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远低于可能造成问题的水平，这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一思想的一个不太一致的版本是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其认为只要一国用本币发行债务，这些债务就永远不会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无论如何，支持这些观点的人其实都是在说“这次不一样”：降低债务-收入比的政策的必要性——远非《紧缩》一书中所考虑的减少赤字的政策——已是明日黄花。

　　等待另一只靴子落地

　　对于美国，存在严重的争论。美国对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尽管在全球产出方面，其主导地位日益衰落。一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对美国政府债务的全球需求极有可能将继续超出美国的增长。另一方面，我的同事艾曼努尔·法尔希（Emmanuel Farhi）和马特奥·马吉奥里（Matteo Maggiori）指出，长期来看，主导货币发行国比普遍认为的更加脆弱，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存在高筑债台和冒险的激励，而这可能导致负面全球外部性。

　　更重要的是，除了德国、瑞士和日本可能是例外，大部分国家在借贷时都不具备美国的“嚣张特权”。尽管这一事实被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所回避，但《紧缩》的三位意大利出生的作者显然没有这样做，他们都紧密跟踪过意大利宏观经济动荡数十年之久。

　　意大利是一个拥有无比财富和潜力的国家。但其债务-GDP之比超过130%，二十一世纪经济增长几乎为零，并陷入了剧烈的人口下跌。最糟糕的是，相较北欧国家，意大利避税和腐败现象极其严重，政府也频繁陷入几乎全方位的瘫痪。

　　在这样的背景下，毫不奇怪意大利同时也出现了周期性金融市场恐慌。如果全球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利率上升，意大利就有可能成为首批受害者，将整个欧元区拖入危机。但说英语的反紧缩经济学家们在将意大利的增长问题完全归咎于德国人和欧洲央行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世界而言，意大利是债务问题的规则而不是例外。

　　底线

　　《紧缩》在其他诸多方面也挑战了传统教条，在此难以一一列举。我希望日后阐述所有这些内容，但有两个例子值得强调。

　　首先，一个广泛的观点是，政府支出乘数在零利率区间内较大，这一主张受到理论界的强烈支持，也有一些实证证据。尽管如此，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发现，他们的主要结论在大部分样本国家的零利率区间同样成立。也就是说，基于支出的紧缩计划总是比基于升息的计划付出的产出代价更小。其次，作者们用整整一章内容挑战了一个流行的概念，即任何敢于采取紧缩计划的政客都会被赶下台。

　　经济学的实证结果总是不断地被再评估和精炼，因此，该领域的研究会如何展开你永远难以预测。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的话题是收入分配，三位作者没有对此做深入讨论，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数据严重不足。而（包括债务减记的）非正统政策比较仍然是一大贡献。

　　但任何突破性学术成就都有一个特点，即它会奠定日后研究的日程。亚利西纳、法韦罗和吉亚瓦齐写了一部根本上杜绝意识形态的著作，为财政节约政策的未来研究树立了榜样。毫无疑问，它将在未来多年里继续成为这类研究的标准，不管有多少左倾雄辩家试图诋毁它为大不敬。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