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顿：当代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安格斯·迪顿

　　随着家庭收入中位数基本停滞以及富人的财富份额不断增加，资本主义显然已经越来越不公平，也因此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忽然之间，资本主义好像是病了。那些敬重资本主义过往成就的明智者想要拯救它并不断提出各类诊断和补救措施。但他们的建议有时会与那些破坏系统的人重叠，使得传统的左右派区分变得毫无意义。

　　幸运的是，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拉古兰·G·拉贾（Raghuram G． Rajan）用他无与伦比的知识和经验来应对这一问题。在他的新书《第三根支柱：市场和国家是如何抛弃了社区》中，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滋生的癌症既不是“利维坦”（国家）也不是“巨兽”（市场）的失败，而是社区的破败，以致其无法再制衡前面这两个怪物。为此拉贾提出了一种“包容性的本地主义”以重建那些可以为人们提供自尊，社会地位和生存意义的社区。

　　拉贾的书，跟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那本《资本主义的未来》一样，都属于资本主义之友们日益流行的一种批评体裁。作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拉贾已经接受了它不再为了社会利益而运作的事实，并认为其必须重新受到控制。

　　《第三根支柱》一书引述了深刻的历史背景来解释当前的状况，但此书的最成功之处则在于回溯二战后的发展以解释为什么一切都在1970年前后开始分崩离析。在那以前世界一直在忙于复原和重建，经济增长也通过更新投资所采用的前沿技术而获得了额外的动力。

　　但自1970年以来趋势增长已经减速，并催生了我们当前的许多困难。纵观整个过程，政府除了不断承诺要恢复失落的战后天堂之外根本不知如何应对经济放缓。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能以加大政府借贷告终。欧洲精英们追求大陆统一，为的是阻止历史上反复发生的相互攻杀。然而在他们忙于捞取整合的明显好处时却将本国公民晾在了一边。从那以后他们才意识到是自己的傲慢引发了民众的复仇。

　　战后社会民主国家的成功削弱了市场对国家的缓和作用。根据拉贾的说法，欧美这些被削弱的行动者们无法应对即将降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导致普通人只能自求多福。企业不是出手帮助员工去应对冲击，而是借助员工的脆弱性来肥了股东和高管，导致情况变得更糟。

　　而这些人又是如此贪婪成性！随着家庭收入中位数基本停滞以及富人的财富份额不断增加，资本主义显然已经越来越不公平，也因此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为了应对这些反对者，巨兽们呼叫利维坦来保护自己，却不知道右翼民粹主义利维坦最终一定会吃掉巨兽。

　　拉贾的记述中有两点需要专门提出来。首先，虽然出现频率较低，但增长下降是导致当今社会和经济困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其次，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不幸后果并非技术变革的固有特性。相反正如拉贾所说，它们反映了“国家和市场都未能去调节市场。”虽然拉贾没有强调第二点，但该点给予了人们希望。这意味着信息通信技术并不会让我们注定陷入失业；开明的政策制定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拉贾对企业行为不端的描述非常清晰，而且从他这位知名商学院教授的笔下写出来则更具效力。从一开始，近乎绝对信条的股东至上主义原则就是以牺牲员工为代价来保护管理层，而用股票作为管理人员薪酬的做法则加剧了其恶劣影响。

　　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科利尔给出了一个来自英国的平行描述，讲述了他（和我）童年时期最受尊敬的英国企业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故事。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帝国化工工作，而该企业的使命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化工企业。”但在1990年代，帝国化工将其主要目标修改为增加股东价值。而在科利尔的讲述中正是这一改变摧毁了整个企业。

　　那么社区又是何种境况？美国曾经在公立教育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为提供拥有不同才能和经济背景的孩子们共同学习提供本地教育。而当基础教育出现不足时，社区开始为所有人提供进入中学就读的机会。

　　然而在大学学位是成功先决条件的今天，那些更有天赋的孩子转而在社区之外求学，最终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实现自我隔离，而那些天赋稍低的孩子则被那些好学区的高生活成本排斥在外。在他们光鲜亮丽的禁地中，那些成功者构建了一个精英体制，让他们的后代 ——也几乎只有他们的后代——取得成功。

　　科利尔也讲述了同样的英国往事，人才和国民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向伦敦集中，只留下那些充满沮丧和愤怒情绪的社区。然而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贾南·加内什（Janan Ganesh）指出的那样，这些都市精英如今都发现自己“和尸体绑在了一起”。

　　而拉贾则将精英体制视为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产物。但我怀疑这种状况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毕竟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早在1958年发表了其充满先见之明的反乌托邦著作《精英体制的崛起》。事实上科利尔和我都是最早那批英国精英的一份子。正如杨预测的那样，也是我们这群人为后代人开创了这个体系，同时不断颂扬它的美德。在我从小长大的苏格兰，当地的社区人才，知识分子，作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们都纷纷离开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或者直接放弃了对大型市场企业的抗争。我们都因此而变得更加渺小和匮乏。

　　像拉贾一样，我认为社区是精英少数群体占领市场和国家的牺牲品。但与他不同的是，我怀疑强大的当地社区或地方主义政策（无论是否具备包容性）究竟能否解决我们的困境。精英体制的神灵早已无法被收回魔瓶里了。

　　(本文作者介绍：Angus Deaton，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及国际事务名誉教授，著有《大逃亡：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