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很多富人靠牺牲他人利益赚钱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 安格斯·迪顿，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南加州大学首席经济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及国际事务学教授

　　过去50年来美国的实际（去除通胀因素后）工资中位数水平一直停滞不前。最近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美国，富人其实是靠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变得更加富有。

诺奖得主：很多富人靠牺牲他人利益赚钱

　　不平等已经成为2016~2017年民粹主义全面进攻的罪魁祸首。但不平等究竟是什么，它在抑制/鼓励增长，又或破坏民主方面又发挥了什么作用？不平等会通过促使人们自杀或“死于绝望”来伤人性命吗？或者说不平等是否是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的必要之恶？

　　这些都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但坦白说没有一个是特别有用，可以回答，甚至是良好表述的。与其说不平等是某些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结果。其中有些进程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有些甚至是非常糟糕的。只有把好的东西从坏的（以及糟糕的）中区分出来，我们才能理解不平等，并知道该如何行事。

　　此外，不平等和不公平是不一样的；而在我看来，正是后者在当今的富裕国家激起了如此多的政治动荡。一些导致不平等的进程被广泛认为是公平的，而其他则显然极不公平，并成为了愤怒和不满情绪的合法性来源。

　　就前者而言，反对创新者通过引入有利于全人类的产品或服务来发财致富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某些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是发端于1750年左右的工业和医疗卫生革命的结果。最初这些进程只能使西北欧的一些国家受益，但自那以后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都得到了改善。由这些进步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都是有益和公平的，也是体现总体进步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方面，通过贿赂国家机关以换取特殊关照的行为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活该被怨恨的。许多美国人——比欧洲更多——会自动自觉地把资本家或市场结果视为公平的，而政府行为则是武断而不公正的。他们会反对那些由政府或大学赞助的，似乎有利于少数族裔或移民等特定群体的项目。

　　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美国人会反对被他们视为代表少数族裔，移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精英阶层的民主党。但导致公众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去50年来美国的实际（去除通胀因素后）工资中位数水平一直停滞不前。

　　针对中位收入与最高收入之间的差异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而且很有必要去搞清楚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第一个原因将其归因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这类客观且不可阻挡的进程，这些进程削弱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价值，同时偏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第二个解释则更让人不寒而栗。它认为中等收入停滞实际上是顶层阶级收入和财富增长的直接结果。照这种说法，富人其实是靠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变得更加富有。

　　最近的研究表明，第二种说法（至少在美国）是有点道理的。虽然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打破了传统的工作安排，可至少这两个进程都有潜力使所有人受益，但它们未能令大众受益的事实表明：富人把好处都留给了自己。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来确定究竟是哪些政策和进程在何种程度上压抑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工资，但下文列出了一个初步的清单：

　　首先，医疗融资对工资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由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健康保险都是由雇主提供，因此劳动者的薪金基本上都转化了医疗行业的利润和高薪。美国每年在过度医疗支出上浪费1万亿美元 （相当于每个家庭大约8000美元） ，比其他富裕国家更多，得到的却是比几乎所有国家都差的健康成果。欧洲几种融资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省下这些资金，但是采用其中任何一种都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激烈抵制。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经济体中的许多经济部门都在逐渐出现市场整合。例如由于医院兼并，医疗价格快速上涨，但是尽管护士短缺现象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医院工资却没有增长。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可能是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一个因素，毕竟通过寻租和垄断获得利润比创新和投资更容易。

　　另一个问题是，美国联邦最低工资目前为每小时7.25美元，自2009年7月以来就没有提高过。尽管拥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但由于那些富有企业和捐助者左右了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总是困难重重。

　　更糟糕的是，目前有超过20%的劳动者受到非竞争性条款的限制，从而压抑了他们的还价能力，进而降低了工资水平。类似的，美国有28个州都制定了多部所谓的“工作权利”法，禁止那些可能要求工人加入工会或支付工会会费的集体谈判安排。结果企业与消费者或工人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多地通过仲裁来在法庭外解决——这是一个对企业极为有利的进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外包——不仅在国外，在美国境内也存在——企业越来越多地用独立承包商取代付薪或全职员工。那些曾经作为知名企业一份子的餐饮服务员和清洁维护人员现在都变成了各类“XXX服务公司”的雇员。这些公司都处于竞争激烈的低工资行业，只能提供极其微薄的收益，也绝少有晋升的机会。

　　所得税抵免政策提高了许多低收入美国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但因为只有工作的人才能享受该政策，所以反过来给工资带来了下行压力，而类似基本收入金这类无条件福利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低技术移民也会造成工资问题，尽管这是有争议的。人们常说移民干的其实是美国人不想干的工作。但是这样的表述如果不涉及工资就毫无意义，因为无法相信低技能美国人的工资会在没有低技术移民流入的情况下一直保持低水平。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迪克（Dani Rodrik）20年前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使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具弹性。所以即使全球化并未不直接压低工资，也增加了劳动者加薪的难度。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股票市场不仅奖励创新，还鼓励从劳动所得流向资本所得的再分配。这反映在企业利润相对GDP的比例上，在工资中位数陷入停滞的同一时期这一比例从20%上升到了25%，倘若把高管工资计为利润而非工资，上升的幅度还会更大。

　　我们初步清单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肆取消监管的时期。尽管存在一些隐藏重大丑闻但瑕不掩瑜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如今正受到威胁，引入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2010年《多德 -弗兰克法案》也遭到了冲击。此外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希望取消那项要求货币经理人必须基于客户最佳利益行事的规定。当前提出的所有放松管制“改革”都将以牺牲劳动者和消费者为代价来为资本牟利。

　　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的裁决也是如此。例如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中就偏帮了那些有钱美国人甚至企业，允许他们动用几乎无限的金钱来支持候选人并设计出有利于自身的立法和监管结果。

　　如果这个关于工资中位数停滞和高管工资上涨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不平等时代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失调非源自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和技术变革。

　　广泛分享的进步可以通过专门设计有利于消费者和工人的政策来实现。这些政策甚至不需要涵盖许多劳动者反对的再分配税。相反，它们可以把重点放在鼓励竞争并遏制寻租行为的措施之上。

　　通过正确的政策，资本主义民主就可以有利于每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有钱人。我们不需要废除资本主义，也不需要将特定生产资料国有化，但确实需要让竞争的力量再次服务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