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应该怎样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中运行，一些学者建议进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才能释放生产和需求侧的经济增长潜力；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体制改革远水解不近渴，应当进行宏观总量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才能将中国经济增长从向低速下行拉起、支撑和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对此，笔者将开一专栏，写一系列短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对策。今天发出之四。
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体制改革远水不解近渴，应当进行总量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才能将中国经济增长从中低速下行拉起，并支撑和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笔者认为，财政货币政策强刺激效果微弱、负作用大和后果不良。讨论应当百花齐放、决策需要格外慎重。笔者认为，中国40多年来经济增长每个短期的下行转为上行，都由改革开放启动。而目前稳定住增长，并在未来保持一个理想的速度，除改革之外，再没有其他主要的动力可用。
经济形势向好，反弹仍显乏力
2023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GDP增长率为5.5%，说明经济形势在疫情之后正在向好恢复。然而，笔者觉得反弹仍不理想。一是纵向比较，2020上半年疫情最严重时GDP增长为0.9%，2021上半年疫情还没有结束，GDP增长高达12.7%，反弹了11.8个百分点。2022年上半年GDP增长2.5%，但疫情结束的2023年上半年GDP增长5.5%，同比反弹幅度却只有3个百分点。
二是统计局发言人也解释了宏观向好但市场企业家庭微观还冷的“温差”，但这种宏观数据与微观实际感受的温差确实存在。如就业方面，整个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青年人的失业率6月到达了历史最高点21.3%，在城镇和农村隐形失业率上升。生产方面，疫情后产能恢复受债务链脆弱缠绕、一些产业和企业向外转移、外部生产订单减少、国内生产销售遇需求不足困难。收入方面，从各方面汇集的数据看，无论是公务事业企业单位员工工资、奖金和其他收入水平都在下降，嘀嘀、快递、送餐和城市其他临工收入由于竞争加剧水平也在下降，而新招聘大学生毕业员工工资从过去的月8000元左右下降到5000元，甚至3000元。居民需求方面，上半年总消费支出179620亿元，占上半年GDP比例30.29%，民生福利支出5%左右，二者分别比国际平均水平55%—65%水平和15%—20%水平差距较大，。
另外，从笔者及从生产法、收入法和需求法三方面进行了粗略的匡算，各方法因素分变量与结果总量之间，三法GDP及其来源核算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出入。
而从国民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和风险看，需求方面，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趋于饱和，国有企业投资因资本有机构成太高对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作用微乎其微，出口近两月负增长并且其恢复的不确定性太大，民营企业投资增长除了观望还有市场需求前景也不确定，居民消费还是要决定于创业就业好转、改革财富溢值而获得理想的收入，短期内除了财政发钱，增加支出的能力受限。
而生产方面，一是需求不足、价格低迷、外部订单不确定、生产过剩情况下，投资者除了预期和信心方面的顾虑外，扩大和更新生产投资的决策，产品能不能销售出去，不能不是首要的考量。
二是占非金融经营性社会904万亿元总资本39.8%的国有企业，其资本平均净利润率水平2022年进一步下降，只有0.86%，损失的净增加值在16.7万亿元左右。就算资本净利润率每年想方设法提高1个百分点，一年也会获得3.6万亿元新增GDP。但是，国有企业改革20年来总是不到位，进展也不确定。
三是由于户籍管制等体制阻碍，淤积在低生产率、少就业机会和低收入水平领域的农村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分别在2.3亿和1.6亿；由于行政计划、规划和用途管制等配置和管理土地，农业和建设领域的土地闲置浪费很严重。宅地和耕地三权分置并无市场化配置的作用，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还留在文件层面；城镇不论是什么样的建设用地，只有交给土地部门，再由其行政垄断拍卖，才可能重新配置，但自愿交出的不多。而且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各地城镇和农村五常有零星的折违。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疫情后的计划管理似乎更加强化。体制性闲置浪费土地盘活给增长加力，好像遥遥无期。
现在传统的房地产经济在回落，而城乡还存在着大规模的土地和房屋，其被禁止交易，或者不能交易，就不能定价和无法抵押，属于自然经济时代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其三权分置改革是一个进步，但其仍然无法通过交易定价，土地和房屋仍然不是完全的资产，也就没有如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形成那样的财富溢值增长潜能。
至于提高人力素质，可能会对增长促进有一定的作用，但还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创新有新的动能，根据琼斯和菲斯佩奇的研究，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个在1%左右并平缓的曲线；而观察格罗宁根大学计算的数据，各头部创新型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数十年的增长率在0.5%—0.1%之间。并从长周期看，其增长幅度呈微弱下降的趋势。
可以看出，未来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国内外需求侧，还是生产潜能方面，还包括资产化财富溢值领域，都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和体制禁锢，并且看不到新的潜能在何处。
回看历史：三次增长上行均为改革启动并非政策刺激
如前所述，一些学术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都有一想当然的看法，即中国短期经济增长下行一定要由财政赤字，或者货币宽松，或者财政货币组合经济政策刺激来扩张加以扭转。中国自己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有过三个大的从下行到上行转折。没有一次是通过或者主要通过财政或货币扩张政策刺激所致。
见表1所示，70年代中后期， 1976年时GDP增长为-1.4%，1977年全要素生产率（文中所有表格简写为TFP）增长为-1.97%，对外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处于封闭状态，内部国民经济陷入了危境。1978-1998年间，还是计划管理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的资源配置体制，财政量入为出、货币计划供应，谈不上有宏观经济政策。这一阶段高增长的启动和持续，动力主要来源于承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实施农村联产承包、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城镇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开计划外市场、资金供给拨改贷、职工实施计件工资奖金制等改革，提高了要素利用的效率。经济启动上行和推动高速增长，动力几乎全部来自于体制转轨—要素市场化改革对生产力的释放。
可以看到，随着改革酝酿、未来预期和转轨启动，1977和1978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7.6%和11.7%，最高的1984年时达到15.2%，1978-1988年GDP平均增长速度为10.22%。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4.15%，除了广义技术进步外，其中改革释放潜能，提高生产效率，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为3.71%，分别占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增长的89.4%和36.3%。
随着潜能被前中期各项改革的逐步释放、进入三年特殊时期及其外部原因等，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4.67%，1990年GDP增长速度降低到了3.9%，国民经济陷入了增长的低俗。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1991年开始大讨论，1992年及以后，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阐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个体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民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确定改革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并决定不因短期特殊原因闭关锁国，而更是向外商外资和国际市场扩大开放。如表2所示，讨论预期和改革落实迅速将国民经济从下行态势拉起，1991年和1992年增长分别加快到9.3%和14.2%的速度。1991—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6.2%。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历史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状况最好的5年。其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1991年迅速从紊乱中恢复反弹。1991-1997年间，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为4.3%，占GDP增长部分的37.4%。不仅短期内拉起了增长速度，并且支撑了7年GDP增长11.5%的高速度。
实现经济从低速向高速转折的这一时期，也没有财政货币政策强刺激扩张。
1997年全球经济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影响，1998和1999两年GDP增长分别下行到7.8%和7.7%，其中季度最低时降低到了6%左右。而且其中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前10年平均3.58%的增长率，到2011年下降为1.17%。但是，如表3所示，一是加入WTO预期和正式加入，二是1998年城镇住宅体制改革启动和2000年改革完毕，并且土地出让竞价试点改革开始并推广，使2000和2001两年经济增长分别加速到8.3%和9.1%，加入WTO后的2007年最高达到14.2%，2001-201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55%。从1997到2001年增长动力数据看，赤字率在1%到2%之间，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只起了配角的作用。
这一时期增长上行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改革开放：一是20世纪最后几年，中国为了加入WTO，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对不符合WTO规则和中国加入WTO承诺的，分别予以废止或修订。实际是对各方面与国际市场经济不接轨的体制，进行了全方位并大力度的改革。从供给方面测算，要素配置改善全要素生产率1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76%。二是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零到市场价溢值TFP年平均增长2.81%，直接以生产法计入增加值的土地资产化零到市场价溢值年平均增速为1.17%。改革开放形成的新增长动力占到这10年经济增长的42.1%。
经历和数据证明，改革是远水，其解不了经济增长急需走出下行的近渴。这种想象性的观点，根本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实践说明，改革不仅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可解扭转增长下行之近渴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源泉。
未来推进中高速增长舍改革无其他主动力可寻
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鲜明地建议，中国目前“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结构性改革上，而是应该将所有精力都放在财政刺激上以保持经济的运转。”我认为，这种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负作用很大、后果不良，将会贻误时机，带来更加严重的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体制和形势与日本当年不同的是：（1）后者是宏观调控加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前者是宏观调控加计划行政与市场经济二元体制；（2）后者是因资产价格暴跌导致资产债务表失衡，前者是大量的城乡土地和农村宅院住房根本就没有进入资产负债表；（3）后者财政刺激流量通过采购和福利支出进入民营企业和居民家庭“收入—支出”循环，前者财政和货币政策注入的流动性主要进入国企和金融体系之中；（4）后者是市场失灵，造成流动性不足，政府用扩张性经济政策注入加以纠正；前者生产和需求潜能禁锢在要素配置、是否是资产、人口迁移、资产交易收入、住宅垄断供给、福利支出等体制扭曲之中，用总量性政策根本无疏通和释放的作用。因此，在中国目前体制下，需要非常小心的是，辜朝明先生的对策，无法改善和解决最基础的“经济低迷—青年失业率高—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消费需求不足”这一关联的循环梗阻问题。
因此，在没有完成计划行政-市场经济二元体制并存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彻底并转之前，如果说这是中国1978年以来第四次经济放缓向增长上行的转折，还是要温故而知新，通过大力度改革加以启动。
市场经济国家，需求不足，流动性缺乏，其增长的潜能在于补充流动性。因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有扭转增长乏力的作用。而中国目前二元体制扭曲，既是增长乏力的原因，而其禁锢在扭曲中的生产、需求和不动产财富化的体制性剩余，又是未来增长的潜能。它之所以能够短期内启动增长上行，原因在于改革是对体制闸口的打开，是对禁锢的一种释放。重大的体制改革，往往有爆发式的动力。
如表4所示，未来15年中，从生产侧看，大力度地推进城乡劳动力、国企资本和城乡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大力进行放开城乡土地和农村宅院住房交易定价资产化的改革，大力实施调水增地发展战略，可以分别带来1.91%、1.19%和0.42%的新增长潜能。着眼于均衡增长，需求侧也需要大力度的改革，农村土地和住宅成为农民家庭的财产，可交易可定价，收入归家庭，集体提留，政府收税；所有的城市和乡村放开人口迁移的户籍管制，提供公平的教育医疗服务；放开个人建房、合作建房、房地产商开发提供，政府购买开商房对常住流动人口提供廉租房，住宅和居住供给多元化；政府民生福利支出比例从目前占GDP的5%左右逐步提高到15%以上。居民消费支出比从目前的28%左右提升到55%左右，加政府转移支付，居民总消费占GDP比例提高到70%左右。
因为问题击鼓传花、体制多年积弊、利益需要调整和转轨难度加大，没有大力度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减轻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扭转增长使其上行的可能较小。可喜的是，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意识到诸多问题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和实施调水增地等有为发展战略来化解。笔者的信心是，路途需要攻坚克难，前景依然无限光明。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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